1979年，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更是中国开始正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是残留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良风气。
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工厂中，工人丝毫没有工作的干劲，一是因为多干少干一个样，没有人会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二是因为来到厂里做工的人，并非喜欢这份工作，也不适合这份工作，而是奔着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的福利加入的。
可想而知，带着这样的思想观念，工厂里会是一番什么情景。据说，当时很多工厂的生产线上，都可以看到工人们在悠闲地聊天，有的还嗑着瓜子，基本上没有人积极地干活，如果问起他们的工厂一年有多少生产定额或是经济效益如何，竟然没几个人能回答上来。
显然，这就是大锅饭时代、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人植入的懒惰因子。工人已经不再把工作当成是改变命运的事，而仅仅是养家糊口、混日子的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更要命的是，工厂里有“世袭制度”，一个工人去世了，其子女就能马上接班代替，有的可能十几岁就上岗了。
由于经济效益普遍不好，所以中国的工厂很少涨工资，常常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当然这期间的物价上涨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即使涨了工资，增加点奖金，对工人积极性的刺激作用还是很小。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人能得到什么，而是他们不用付出什么就可以得到的思想意识和客观存在，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褚时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到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的，那是1979年的10月。
那时候，云南的烟叶在国内并不出名，一直都被埋没在荒山野岭之中。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让它有了些名气。
那是1953年，当时国家烟草主管部门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对国内主要产烟的地区进行评比，看看谁家的烟叶更好。当时，由于河南的烟叶比较出色，所以得到了100分的满分评定。结果，距离最远的云南代表在会议召开的第三天才赶到现场，而这时的评分鉴定早就结束了。没办法，云南的代表只好将费尽周折带来的烟叶堆在会议室门口。就在这时，当与会人员陆续出场之际，忽然看到了产自玉溪的“鸡油黄”烟叶，顿时被它光鲜的色泽吸引住了，来自全国的代表都惊呆了，于是又特地为云南烟叶重新进行了评定，最后得出了：色泽金黄、油润丰满、清香醇和的结论，给出了一个108分的分值！不言而喻，云南的烟叶超过了河南。
从这次大会之后，云南的烟草闻名全国，玉溪地区也一跃成为了“云烟之乡”。
1956年5月，经过国家农产品采购部门批准，经过云南省委决定，在玉溪城东的红塔山附近，玉溪烟叶复烤厂开始动工。由于当时的施工设备很差，施工条件也不好，所以在开山造地的时候，经常需要肩挑手抬，建立起了25000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前后共投入资金294.7万元，最终于1957年11月1日竣工，给玉溪地区不能加工烟叶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1959年，中国轻工部从一个名叫华美的上海私人卷烟厂调来30台卷烟机，一同跟过来的还有36位上海师傅。当时，为了提高卷烟的产量，不少工序都是徒手完成的。
1959年5月4日，玉溪卷烟厂正式宣告成立。在产出“人民公社”等卷烟之后，厂里的领导决定根据红塔山来命名一种香烟，这一款香烟除了底色是白色之外，上面的图案全部采用红色，红色的宝塔。红色的山头，红色云彩，目的就是为了突出那个红色的时代。当时，玉溪卷烟厂的一位领导表示，红色本身象征着革命，红塔是竖在山上的，经过几百年屹立不倒，因此打算将红塔山定位为一种高档香烟。
1959年10月，玉溪烟厂将新生产出来的红塔山香烟作为国庆10周年的贺礼献到了北京，那是一箱经过精挑细选的红塔山，上面写上了“送给毛主席”五个字，发到了中南海。至于毛主席究竟尝没尝到红塔山的味道或者给了它怎样的评价，这一切就再没有下文了。
1979年，褚时健一家四口来到了玉溪卷烟厂。到了这里之后，褚时健才发现这个烟厂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和当年他刚接手的曼蚌糖厂有的一拼：整个工厂制作水平粗陋，漫天都是灰蒙蒙的，待得久一点很容易感染上肺病，而且工资待遇也很低。相比之下，当时玉溪效益最好的厂子是化肥厂。褚时健还了解到，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量还不到30万箱，生产的红梅牌香烟，绝大部分根本卖不出去，只好堆在库房里任其腐烂变质。难怪当时职工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红梅红梅，先红后霉。”
褚时健很清楚，玉溪烟厂之所以变成这副样子，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的，因为它一直吃着大锅饭长大，经过了20年的发展，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就连使用的设备也是国外早就淘汰的破烂。用这样的家伙生产出来的香烟，能卖得出去才怪。
虽然褚时健在糖厂干了14年，但是像玉溪卷烟厂这样的大型企业，他还是第一次接触，缺乏相关的管理经验。不过褚时健认为，一个人的潜能是无穷尽的，只要将职工的干劲激发出来，推翻陈旧的管理机制，玉溪卷烟厂也会有改头换面的可能。
以人为本，人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是褚时健当时最清醒的一个认识。
为了充分了解这个半死不活的烟厂，褚时健开始了认真的走访调查。首先，他来到了厂房，发现那儿的生产环境相当恶劣，烟灰能把人呛得窒息掉，温度也很高，烤得人热汗直流，噪音也很大，吵得人脑子嗡嗡作响。工人的状况是：上班一身臭汗，下班一身脏灰。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工人得到的报酬也很低，每个月人均工资是30块钱。
随后，褚时健又来到了职工宿舍。发现一家三代人挤在一个仅有20多平米的小房子里；一个烟厂的老职工，家里的居住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却住着六七口人，褚时健当场就流出了眼泪。原来，这位老员工在文革期间备受折磨，没想到文革过去了，他家的生活境遇还是没有任何改变。就连孩子半夜去趟厕所，都只能摸着黑提心吊胆地到院子里。厨房也是公用的，邻居们轮流做饭。
最后，褚时健又来到了库房，发现当年生产的30万箱卷烟中有6万箱堆积在仓库里，原因是没有销售渠道。于是，褚时健不得不思考起来：为什么烟卖不出去呢？后来经过认真的调查他发现了原因。
一个是原料比较差，而且不对香烟进行分级，有时候一根烟切下来，头是空的，显得十分“山寨”，这样的烟能卖出去就怪了；二是管理制度存在问题，一盒烟应该是20根，结果出厂之后有的是17根，还有的是18根，甚至还有一条烟里只有9包的情况，一箱烟竟然能缺2条，谁进了这样的烟能不骂街呢？最可气的是，连原料煤灰都能装进烟里，这简直是闻所未闻！褚时健认为，市场不接受玉溪产的烟，是完全有道理的。
走了一大圈之后，褚时健思考的问题更多了，他认为工人们确实是在努力工作，也有奉献精神，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却不高，连起码的居住环境都保障不了。这时候他才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厂之长，他不仅肩负着带领烟厂改善经济效益的任务，也承担着带领员工脱贫致富的重任。褚时健认为，要想让大伙一门心思地跟他干，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善工人的待遇，这才能留得住他们的心，才能激活他们的潜能。
褚时健准备改写玉溪卷烟厂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