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改革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历朝历代都在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中外企业也在尝试着体制、模式改革，目的无外乎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可是，改革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迎来新变化的同时，也会动摇旧制度、旧思想的根基。因此，但凡进行改革，一定会产生阵痛，严重者甚至会引发“地震”。
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褚时健当然明白，要想“活得消停”点就不要触碰“改革”二字，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如果不谋划一种新的产供销体制，玉溪烟厂再引进多少台外国机器也一样没有大作为。
不过，改革要从哪儿开始呢？
褚时健经过冥思苦想，认定改革的前提是要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所以他将“包干”这个概念引入到生产中，在烟厂中推行了“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的政策，就好比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很快，玉溪卷烟厂上上下下都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职工们这才从“大帮哄”的陈旧观念中骤然苏醒：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有机会多赚钱。
除了在烟厂进行改革，褚时健还将最关键的一项措施落在了烟田上。当时，他向通海县的县长何兆寿提了一个建议：玉溪卷烟厂将给当地农民提供资金和化肥帮助他们改造烟田，同时建造水库和水管，不过，收上来的烟叶只能卖给玉溪卷烟厂。
虽然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霸王条款”的味道，但由于褚时健开的收购价格很高，而烟叶又是通海县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所以县长点头答应了，给了褚时健1700亩烟田。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通海县的烟田和玉溪卷烟厂结成了“利益同盟”，让他们紧密地绑在了一起。
这个政策，就是后来褚时健提出的那个著名理论——烟田是企业生产的第一车间。当然，关于烟草业的探索和发展，很多有识之士还仍在摸索之中。
对褚时健出钱帮助农民种烟草这件事，很多人觉得想不明白，认为这是赔本的买卖，然而褚时健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如果烤烟的品质退化了，就不可能有高档卷烟，与其冒着没有好原材料的风险去销售，还不如让农民集中精力把烟草弄好，这样烟厂的经济效益才能搞上去，国家也会增加一部分收入。
1985年，玉溪卷烟厂拿出50万元，指派专人和省烟科所一起来到玉溪和通海等地，帮助当地农民种植优质主料烟。不久，试验田中的上等烟叶质量比之前提高了10%。
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企厂长和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请给我们松绑》的文章，希望国家能够将实权交给他们，随后《人民日报》进行了全文转载。过了两个月，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明确了企业将会得到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
可以说，这是一次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有力撼动，也是国企改革历程中的一次关键性的突破。然而，具体到烟草行业中，很多落后的规章制度还是存在并影响着本行业的发展。比如，在1985年的时候，跟褚时健合作通海县实验烟田的中高端烟叶质量达到了91%的合格率，已经与国际标准别无二致。可是，就在他想进一步推广这种办法的时候，却遭到了玉溪郊区的反对。原来，在1983年颁发的《烟草管理条例》中明文规定，烟厂无权参与烟叶的收购和推广种植，只有烟草公司才有这个权利。
不过，由于褚时健早就和一些烟草公司打了招呼，所以他们也只能以事先商定好的价格将烟草卖给玉溪卷烟厂。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烟草公司和烟厂已经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了，更能反映出褚时健推行的这套实验田政策已经得到了烟草公司的认同。但是，褚时健上面的省市一级的烟草公司，却对他的这一系列做法表示极大的不满：这不是有着“僭越”之嫌吗？于是，一些领导在公开场合指责褚时健“放肆”。
按照规定，烟田从属于烟草公司，和烟厂是平级的，烟叶的生产是在烟草公司的领导之下，而烟厂的任务就是负责生产，无权插手烟田怎么去种烟，更不要说提供给人家资金和化肥了。所以，褚时健这种主动出击打造优质烟叶产地的做法，是超出职权范围对烟田“指手画脚”，是不能被上级所允许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褚时健虽然越权，但是人家当地的烟草公司没有告他的状，这是因为褚时健绕过了烟草公司，得到了通海县行政部门的首肯。而且，褚时健从他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回报给了烟田，所以烟草公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或许，这就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当然，褚时健的这种做法还是会引起和体制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烟草公司被架空这个事实，要知道，当时的烟草公司是整个计划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所以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大型会议上，很多人对褚时健的做法已经到了拍案而起的地步。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看到了这种“僭越”行为所带来的好处，玉溪卷烟厂收购到了优质的烟叶，而烟农的回报也比之前多多了。
1994年，褚时健在通海县召开的十连冠庆功会上说：“1993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香烟，每三条中就有一条是用通海县生产的优质烟叶卷制的。”正是这辉煌的成就，让烟草业的有关部门最终默许了褚时健的做法，他的“第一车间”得以保留。也正是这个举动得到认可之后，褚时健的思路再次打开了。
褚时健认为，产供销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环节，只有保持一条线不断档，才能让期间穿插的种种环节畅通无阻，然而当时的现状是：烟草公司负责烟叶生产，却不制造卷烟，烟厂生产卷烟却无权销售，烟草专卖局只管销售……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供销三个环节严重脱节，无论其中哪个部分出了岔子，都找不到直接的负责人，能找到的只是互相之间推诿责任。
鉴于这种不利局面，褚时健构想出了一种“三合一体制”：烟厂厂长兼有厂长和专卖局局长的双重身份，同时也是烟草公司经理，三个环节有机联合在一起，有利于进行指挥调度，这样也不会造成任何越权，而是全盘合在一处。
不难看出，褚时健的三合一体制，其实质是将烟草的质量放在了第一位，然后再去考虑销售的问题。不过，这个构想放在当时来看，的确迈出了很大的步子，它等同于漠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各环节的固定化管理，严重冲击了旧体制。
尽管褚时健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意思，但他还是大胆地将这个构想提了出来。对此，中央没有马上作出回应，而国内的其他烟草企业也持保留意见——谁也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了最后，还是云南省经过了认真的考察之后，决定试行一阶段看看。由此，玉溪成为了褚时健大胆设想的一块实验田。
纵观褚时健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不是在探索的路上，就是在路上不断地探索着。正是他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让他的人生不断趋近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