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
1920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前往突尼斯办事，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去。我立即表示同意。我们在3月出发，先到阿尔及尔。又沿海岸东行，抵达突尼斯市，再南行到苏萨；在苏萨，我朋友和我分手去办他的事去了。
我终于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非欧洲国家：这里不说欧洲语言，占上风的不是基督教观念，居住着截然不同的种族，一种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哲学在芸芸众生脸上打上了印记。我常常从外部观察一番欧洲人，观察一番被一种几乎是陌生的环境反映到他身上的他的形象。的确，我不懂阿拉伯语，深感遗憾；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观察本地人及其行为时就更加集中注意力。我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聆听我只字不懂的种种谈话。不过，我仔细观察本地人的手势，尤其是他们的表情；我观察他们和欧洲人说话时手势的细微变化，因而学会了用或多或少有别于以往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了解了离开自己原有环境之后的白种人。
欧洲人目睹的东方人的文静和冷漠，我觉得是一种面具，在这幅面具的后面，我感觉到了某种我所不能解释的不安，某种躁动。奇怪的是，我一踏上摩尔人的这块土地，就发觉有一种我自己无处索解的印象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着，这儿的土地有股怪味。这是一股血腥气味，似乎这儿的泥土里都浸透了鲜血。这片狭长的土地，我蓦地想到，已经承受过三种文明的冲击：迦太基文明、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明。技术时代对伊斯兰教徒会发生什么作用，还要拭目以待。
离开苏萨以后，我南下到了斯法克斯，又从那儿进入撒哈拉大沙漠，前往绿洲城市托泽尔。城市坐落在一片低矮的高地，在一片高原的边缘；高原脚下，稍带碱性的温泉泉水大量涌出，通过成千条小水渠灌溉了绿洲。高耸入云的椰枣树在头上形成绿阴的拱顶，下面生长的桃树、杏树和无花果树十分繁茂，果树下是一片碧绿茂密的紫花苜蓿。几只翠鸟像珍珠似的在万绿丛中飞来飞去。在较为清凉的绿阴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影徘徊徜徉，其中有很多热恋的伴侣，紧紧地互相拥抱，显然那是同性恋友情。我觉得骤然间回到了古典希腊时期：在古希腊，这种倾向构成了男人社会和以这种社会为基础的城邦国家的黏结剂。显然，在这里，男人只和男人说话，女人只和女人说话。能见到的女人很少，都像修女一样，戴着厚重的面纱。我见过几个不戴面纱的女人。翻译告诉我说，她们是妓女。大街上，一眼望去都是清一色的男人和儿童。
我的翻译证实了我的印象，即：同性恋普遍存在，被视为理所当然。他还立即向我求欢。这个单纯的人一定没有注意到，一股思想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脑际，突然澄清了我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被突然抛回到许多世纪以前天真烂漫得多的少年世界，那些少年们凭借他们一星半点的《古兰经》知识，正在逐渐脱离他们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种朦胧意识的原有状况，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自我存在，以面对来自北方的威胁而保卫自己。
我正沉湎于对这种静止的、古老的存在遐想之际，突然想到加速了的欧洲时间的象征物——我的怀表。无疑，这是阴沉沉地悬挂在这些毫无戒备的灵魂头上的一团黑云。骤然间，我觉得他们全像是狩猎的对象：这些野兽野鸟看不见猎人，但是隐隐约约地感到不安，嗅到了猎人的气息，而“猎人”就是时间这个上帝，他把依然最近似于永恒的延续的时间击成碎片，成为日、小时、分、秒。
从托泽尔，我依次来到了奈夫塔沙漠。清早，日出后不久，我和翻译就已上路。我们的坐骑是腿脚灵活的高大骡子，走得很快。走近绿洲时，一个身着白衣的人迎面走来。他神态傲慢，昂首而过，不向我们致意；他骑的黑骡子配的挽具箍着银条，布满银钉。他仪态高雅，给人印象颇深。这个人肯定没有怀表，更不用说手表；显然，他不自觉地保持着一贯的风采。他没有欧洲人那种抹不掉的几分傻气。的确，欧洲人都深信自己已经不是很久以前的自我，但是又不知道已经变成了什么人。他的表不断地告诉他，从“中世纪”以来，时间及其同义语“进步”已经暗暗地爬到他身上来，而且，毫无疑义，也从他身上撷取了一些因素。他不断地轻装旅行，速度稳步加快，走向形体不明的目标。他以自己幻影般的节节胜利，如轮船、铁路、飞机和火箭来补偿重量感的丧失与相应的不完备感，而这一切产品却剥夺了他的延续感，把他推进了速度和爆发性加速度的一种现实中去。
我们越深入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时间变得越慢，甚至有倒退之虞。冉冉升起、熠熠闪烁的热浪更大大地加重了我的梦幻境界。我们走到第一批棕榈树下，来到绿洲上的民居时，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和原来的一模一样，和它向来的样式一模一样。
翌日清晨，旅店门外各种陌生的喧闹声把我吵醒。店前有个大而宽阔的广场，昨天晚上还十分空荡，但是现在却挤满了人、骆驼、骡子和毛驴。骆驼呻吟着，高低快慢音调不一，表述着它们长期的怨怼，而驴子则野声野气长吼不已，与之竞赛。人人都十分兴奋，到处走动，粗声大气、指手画脚地呼喊。他们样子野蛮，却又相当机警。翻译解释说，那天是一个大节日，正在庆祝。几个沙漠部落昨天夜里来到，要为圣人干两天农活。圣人是穷人的救济官，在绿洲里拥有许多田地。人们到这儿来准备开辟一块新地，并相应地挖出水渠。
在广场另一端，突然扬起一团灰尘，一面绿旗展开，鼓声齐鸣。几百个面目凶悍、提着篮子和又短又宽的锄头的人列队而行，队首是一个姿态庄重的白胡子老人。他显示出无法模仿的自然的尊严，似乎已是百岁高龄。这就是圣人，坐骑是一匹白骡。男人们打着小鼓围着他跳舞。这是充满野性的兴奋、粗犷的吼叫、弥漫着尘土和热气的场面。大队人马狂热而威严地拥挤着走过，开入绿洲，俨然如奔赴战场。
我尾随着大队，谨慎地保持了一段距离，翻译没有鼓励我离他们更近一些。我们来到了“工作”地段。在这里，兴奋的气氛有增无减；人们正在打鼓，野蛮地呼喊，工地像一个遭到搅扰的蚂蚁窝；一切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男人们踏着鼓点搬那装满泥土的筐子；另一批人以狂癫的速度掘地，挖沟垒堰。穿过这兴奋狂乱的喧嚣场面，圣人骑着白骡缓步走过，显然是在赐予教导，连连作出已入老境的人那尊严、缓和、疲惫的手势。他所到之处，那匆忙、呼叫和节奏就立即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上，圣人的安然闲适的形象自然显得极为突出。到了傍晚，人群显然已经精疲力竭，很快倒在骆驼身边，立即进入梦乡。夜里，在狗群每晚必举行的浩大合唱之后，一切才完全归于沉寂。晨光熹微之时，报号人呼喊起来（他那声音总是深深地刺激着我），人们去做早祷。
这个场面对我不乏启示意义：这些人摆脱了他们的情感，经受了感召，将其存在置入某种情绪之中。他们的意识指导他们在空间的方位，传导来自外界的印象，而意识本身也受到了内部冲动和情感的刺激。但是，意识并不指向思考，自我几乎是没有自主权的。欧洲人的这类景况与此区别不大。但是，我们，归根结底，是更为复杂一些的。无论如何，欧洲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意志和明确的意向。我们所缺乏的是生活的强度。
我无意陷入这种原始气氛的魔力之中，但是在精神上依然受到了感染。在外部则表现为肠炎，病几天就已治好，药物是本地的大米汤和甘汞。
我心里充塞了很多问题，最后又回到了突尼斯市。我们登船前往马赛的前夜，我做了一个梦，我觉得这个梦总结了全部这些感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一直习惯于同时生活在两种境界之中，一个是意识境界，这个境界力求理解，但是达不到目的；另一个是潜意识境界，这个境界要求表达某种事物，但是其表述却不比梦幻更好。
我梦见我到了一个阿拉伯城市，就像在大部分这种城市中一样，城里有一个城堡。城市建筑在一个广阔的平原上，周围有城墙。城墙形状为方形，有四个城门。
城中的这个城堡周围环绕着一道很宽的护城河（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情况并非如此）。我站在通往马蹄形大门的水上木桥前面，门已敞开。我也很想看看城堡的内部，便迈步走上桥面。大约走了一半，有一位漂亮的黑皮肤阿拉伯青年男子向我迎面走来，颇有王公气派。我知道，这位披着白色连帽斗篷的青年是这城堡中的王子。一走到我面前，他就攻击我，要把我打倒。我们格斗起来，在扭打中，我们撞坏了扶手，扶手散开，我俩都掉在护城河水里。他竭力把我的头按下水去要淹死我。不行，我想，这太过分了。于是我把他的头按到了水下。我虽然这样做，可是心里却极为喜欢他；但是，我不想让他把我杀死。我也无意杀死他，我只想让他昏过去，不再扭打。
此时梦境骤变。他和我坐在城堡中心的一大间八角拱顶房子中间。房间是白色的，十分朴素、典雅。沿着浅色大理石墙摆着低矮的长沙发椅，我面前地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奶白羊皮纸上写着书法华丽的黑色字母。不是阿拉伯字母，我看倒像是西土耳其斯坦的维吾尔文；我曾见过吐鲁番摩尼教经文残片，所以熟悉。我不懂内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书”，是我写的。刚才和我扭打过的青年王子坐在我右面地板上。我对他说，既然我打败了他，他就必须读这本书。但是他拒不接受。我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以一种慈父般的善意和耐心迫使他读这本书。我明白，这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他屈服了。
在这个梦中，阿拉伯青年是那个骑骡从旁走过不打招呼的傲慢阿拉伯人的替身。作为城堡的居民，他是自性的化身，或者，自性的报信人或者使者。因为他从中走出的城堡是一个完美的曼荼罗：一个有四个大门、城墙为正方形的城堡。他要杀死我的企图是雅各与天使搏斗主旨的回声；用《圣经》的语言说，他像是上帝的天使，神的使者，因为他不认识人，所以要把人杀死。
实际上，天使的居留地应该在我身上。但是，他只懂得天使的真理，而对于人则一无所知。所以，他初见我时是我的敌人，但是，我没有让步，反抗了他。在梦的后半部，我是城堡的主人，他坐在我的脚下，不得不读书学习，以理解我的思想，或者，学习理解人。
显然，我同阿拉伯文化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这些比我们更接近生活的人不善反思，他们的情感特征向我们身上的历史积淀发生了启发性的影响，这些积淀我们刚刚克服，并留在身后，或者我们认为我们业已克服。这很像童年的天堂，我们想象我们是从那种天堂里走出的，但是，这个天堂，稍一戳刺，就会把新的挫折倾泻在我们身上。确实，我们对进步的崇拜迫使我们逃避过去越猛烈，就越有危险把对于未来的更为幼稚的梦幻强加于我们。
另一方面，童年的一种特性是，由于天真和非意识，它能比少年勾勒出更为完整的自性的形象，纯粹个性中完整的人的形象。因此，一个儿童或者原始人的眼光会在成年人、文明人心中唤起某种憧憬，这种憧憬与人格的某些未得满足的欲望和需求有联系，而这些欲望和需求，为了已被接受的人格面具，已被从完整的形象中删除了出去。
在前往非洲旅行，去寻找欧洲人环境之外的精神观察站过程中，我潜意识地想要找到在身为欧洲人的影响和压力下我那一部分已经变得不可见的人格。这一部分人格与我的自性处在潜意识的对立之中，我的确是企图将其压制下去的。为了遵从它的特性，它要把我变得潜意识（把我强行按下水去）以便杀死我；但是，我的目的是通过自知力，使它变得有意识，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暂订条约。阿拉伯人黝黑的脸色标志着他是一个“阴影”，但不是个人的阴影，而是种族的阴影，与我的人格面具没有联系，而是与我的人格整体，亦即自性，有联系。作为城堡的主人，他必须被看作是自性的一种阴影。大半是理性主义的欧洲人发现许多人性的东西自己都很生疏，他以此自豪，却不知道，这种理性是以牺牲他的活力为代价获取的，而他的人格的原始部分却因此被贬低成为一种或多或少的地下存在。
这个梦揭示出我与北非的接触是如何影响了我的。首先，危险就是，我的欧洲人意识会遭受到潜意识精神的出其不意的袭击。从意识上说，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相反，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优越，因为我时时刻刻想到了我那欧洲人的特质。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欧洲人身份，令我对与我本身气质如此不同的人们有某种观感，而且把我与他们完全区分开来。但是我对于自己身上这些潜意识力量的存在毫无准备，这些力量是坚定地站在这些陌生人方面的，因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冲突。我做的梦就以一蓄意谋杀的象征表现出了这个冲突。
这种干扰的真正性质，直到几年之后我在热带非洲逗留时才理解。事实上，这是“骨子里变黑”的一种迹象，这种精神危险威胁着在非洲的、断了根的欧洲人，其程度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办法”，在这类情况下，荷尔德林的这些话常常萦绕脑际。这种拯救就是我们在警告性梦的帮助之下把潜意识欲求提高到意识的能力。这些梦表明，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它不仅不消极地屈从于潜意识的影响，而且相反，它还冲向前去迎接这种影响，与阴影认同。正如对于童年的一般回忆可能突然以一种十分活跃的情绪控制住意识一样（我们觉得被全然推送到了原有的情景之中），这种看起来陌生而且完全不同的阿拉伯环境，唤醒了我们对显然已经完全忘却、却又十分明了的史前过去的原型意向的回忆。我们应时时记起被文明的成长掩盖的生命潜力，但是这种潜力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如果我们想要天真地重温它，那就无异于归返于野蛮时代。因此，我们宁愿忘记它。但是，如果它又以某种冲突的形式复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必须将其储存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并且相互测验这两种可能性，即：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因为，凡是显然已经丧失的东西，若无充分的理由，是不会复现的。在活的精神结构中，一切都不会以单纯的机械方式发生，每种现象都要适应整体的组织，与整体有关。也就是说，它是完全有目的的、有意义的。但是，意识没有整体观，一般不能理解这种意义。因此，我们暂时只能满足于注意到这种现象，并且希望将来的、或者进一步的研究会揭示出与自性阴影这种冲突的意义。无论如何，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理解这种原型意象感受的性质，对于历史上类似情况所知更少。不过，虽然当时我没有把握这个梦的全部意义，它却一直徘徊在我的记忆之中，同时我一直期待下一个机会，极欲重访非洲。这个愿望五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美国：村社印第安人（未发表手稿片断）
为了使用批评杠杆，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外部的支点，在心理学里尤其如此，因为资料的性质决定，在心理学中我们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比在任何其他学科中都多。例如，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机会从外界观察我们的民族，我们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民族特点呢？从外部观察意指从另外一个民族的观点来进行观察。为此，我们必须获取关于外国集体精神的充分的知识，在这一习得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构成民族偏见和民族特质的种种矛盾。凡是我们恼怒于他人的一切，都会促使我们了解自己。我了解英国，因为我是瑞士人，对英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我了解欧洲，了解我们最重大的问题，只因我是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某些方面感到不适。通过我和许多美国人的交往，通过我在美国的逗留、在美国的旅行，我获得了对欧洲人性格的许多深入了解；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最有用的，莫过于一度从摩天楼顶上远眺欧洲。我第一次从撒哈拉沙漠观察欧洲场景，周围是一种文明，这种文明与我们的关系和罗马古代对现代的关系多少是一样的；当时我渐渐意识到，甚至在美国，我仍然受到白种人文化意识的感染并囿于其中。于是我产生了一种愿望，通过细致观察一种水平更低的文化来进一步进行历史比较。
我第二次在美国旅行期间，和一群美国朋友访问了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即筑城村社。“城市”一语用在此处自然太大。实际上，他们建筑的都仅仅是小村庄而已；但是，他们层层叠起的拥挤房屋，正如他们的语言和整个习俗一样，含有“城市”这个词的含义。在那里，我第一次有幸和一个非欧洲人，也就是说和非白人谈话。他是印第安人村社的首领，年龄在40～50岁之间。他的名字是奥奇维艾·
比昂诺（意为“山湖”）。我和他谈话比和一个欧洲人谈话还顺利。当然，他沉湎于他的世界之中，正如一个欧洲人沉湎于自己的世界中一样；但是，欧洲人的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啊！在和欧洲人的谈话中，经常会遇到沙洲，即早已熟悉、却并不理解的事物；而和这个印第安人谈话时，船只却自由地驶向深沉而陌生的海域中去。同时，我们不知道哪种情况乐趣更多：发现新海岸，还是发现通向几乎被忘记的古老知识的新途径。
比昂诺说：“你看，白人个个看着都那么凶狠。他们的嘴唇薄，鼻子尖，满脸皱纹，奇形怪状。他们的眼睛直瞪瞪的，没完没了地寻找。他们在寻找什么呢？白人们时时刻刻要新东西；他们总是有事要干，从不安静。我们不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认为他们都是疯子。”
我问他为什么认为白人都是疯子。
“他们说他们是用脑袋想事情的。”他回答道。
“那是自然的。你用什么想事情呢？”我觉得奇怪，问他。
“我们用这个。”他指着心脏说。
我立即思索起来，思索了很长时间。有生以来，我觉得有人第一次为我勾画出了真正的白人的肖像。似乎到现在为止，我所见到的都仅仅是感伤的、经过美化的彩色图片。这个印第安人击中了我们的弱点，揭示了我们全都视而不见的真实。我觉得在我体内有某种莫名却又深刻地熟悉的东西，像无形的迷雾一样徐徐升起。从这团迷雾当中，一个一个的形象涌现出来：先是杀入高卢城镇的罗马军团，还有尤利乌斯·恺撒、西皮奥·阿弗利卡努斯和邦贝的线条分明的形象。在北海、在白尼罗河河岸，我都看见了罗马的雄鹰。接着，我看到了奥古斯丁把基督教的信条挑在矛尖上传送给不列颠人，和查理大帝强迫异教徒皈依的极其宏伟之举；其次是十字军烧杀劫掠的大队人马。我猛然醒悟，看到了关于十字军古老浪漫故事的空洞无物。接踵而来是哥伦布、科尔特斯和其他的征服者，他们带着火、刀剑、折磨手段和基督教义，甚至来到这些享受安宁、梦想着太阳神，即其天父的遥远村社里来。我也看到太平洋岛屿上的人被烧酒、梅毒和猩红热虐杀，这些病疫却都隐藏在传教士们强迫他们穿用的衣服之中。
够了。我们依据我们的观点大谈特谈的开发殖民地啦、向异教传教啦、传播文明啦，等等，还有另一副面目，这就是以凶残目光搜寻远处猎获物的食肉猛禽的面目，只配江洋大盗和拦路抢劫好汉们享有的面目。装饰我们武器外衣的全部雄鹰和猛兽形象，在我看来，都是我们真正本性的最佳心理代表。
比昂诺向我谈的其他事情深深扎入我的记忆之中。这些事情，在我看来，与我们会晤的特殊气氛配合默契，如果略去不提，这篇叙事就欠完整。我们谈话地点在主楼五层屋顶上。谈话频频中断，这时可以在其他各层屋顶上望见其他印第安人的形体，他们裹着羊毛毯，静观每日升入万里晴空的太阳。我们周围是一座座用土坯盖的低矮方形房屋，有奇特的梯子连接地面与屋顶，或者从屋顶到更高层房屋的屋顶（从前危险更多，所以入口多开在屋顶）。我们眼前是直达地平线的起伏的陶斯高原(约海拔7000英尺)，地平线上有几座锥形山峰（古代火山），高度超过1.2万英尺。我们身后有一条清澈明亮的小河潺潺流过房屋，对岸有一个红土坯房屋的村社，房屋层层叠起，通往居民点中心，颇为奇异，预示了中心为摩天楼的美国大城市的布局景观。沿江逆流而上行走约半小时处，拔起一座巨大而孤立的山，但没有名字。相传山顶出现云雾之日，人们就在那个方向消失，去完成神秘的仪礼。
村社的印第安人都极为沉默寡言，在涉及他们的宗教时，更是守口如瓶。他们的方针是对自己的宗教仪礼保守秘密，而且秘密受到了严格保护，所以，我觉得直接提问的尝试毫无希望。在此之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的秘密气氛；文明民族的各种宗教的种种情况，现在都可得悉，其圣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在这里，到处呈现出全部教友所熟悉的一派秘密气氛，白人无法得知一二。这一奇异情景令我稍微领略了古希腊埃留西斯的气氛，那座古城的秘密只为本国所知，从未外传。我理解了鲍桑尼亚斯或者希罗多德的感觉，他写道：“我没有获准道出那个神的名称。”我认为这不是神秘化，而是一种重大的秘密，泄露了它就可能导致一个社区或者个人的毁灭。保住这个秘密，村社印第安人就能保持自豪感和抗拒统治一切的白人的力量。这种秘密给印第安人带来了团结和统一，我相信，作为独特的社团，只要他们的秘密不被亵渎，村社就将会存在下去。
令我感到奇异的是这位印第安人谈到他的宗教观念时感情发生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近于宿命论者泰然自若的自我节制和尊严。但是，他一谈及关系到他的秘密的事物，他就陷入掩盖不住的令人惊奇的情绪，这个事实十分有助于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已经说过，直接提问一无所获。因此，在我想要了解本质事实的时候，我就发表一点试探性的评论，同时观察他的伴随着那些我所十分熟悉的动作而来的表情。如果我偶然提及什么紧要事物，他就保持沉默，或者作出模棱两可的回答，却又全然显示出深沉的激动，泪水频频充满眼眶。他们的宗教观念对他们来说不是理论（这的确必定是十分奇异的理论，竟促使一个男人流泪），而是事实，像相应的外部现实一样重要而激动人心。
我和比昂诺坐在屋顶上，赤热的太阳越升越高。他指着太阳说：“那不是我们的父亲在走动吗？还能有别的话可说吗？怎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神呢？没有太阳就什么也没有。”他的兴奋心情显然可感，而且越来越强烈；他费尽力气寻找词句，最后惊叹道：“单独的一个人在山里能做什么呢？没有太阳人连火也生不起来。”
我问他是不是想过，太阳可能是看不见的神造的一个火球。我的问题没有引起惊奇感，更不用说愤怒了。显然，问题并没有触动他，他甚至也不认为我的问题愚蠢。他的反应冷漠。我顿时觉得我碰到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他惟一的回答是：“太阳是神，谁都明白。”
虽然人人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太阳的巨大印象，但是，看到这些贤明而尊严的人在谈到太阳时竟受到威势强大的激情左右，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新奇而十分动人的经历。
又有一次，我站在河畔，仰望巍然屹立在这片高地上的几乎高6000英尺的山岭。我悠然想到，这是美洲大陆的屋脊，人们在这儿生活，面对着太阳，就像这些裹着毛毯站在村社最高屋顶上仰望太阳默然沉思的印第安人一样。忽然，一个深沉的声音，因为激情受到抑制而颤抖，从我身后对着我的左耳说：“你不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从这座山上来的吗？”一个年长的印第安人，穿着鹿皮鞋走到我身边，轻盈无声，向我提出这个天知道多么不着边际的问题。我远望一眼从山上飞流而下的河水，看到了造成这一结论的外部形象。显然，全部生命都来自这座山峰，因为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生命。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的问题中，我感觉到与“大山”一语有联系的一种正在涌起的情感，于是想到了关于在山上举行秘密仪式的故事。我回答道：“谁都明白你的话是真理。”
遗憾的是，谈话很快就被打断，我没有能够进一步深探水和山的象征意义。
我注意到，村社印第安人虽然不愿意谈论他们的宗教，却随时随地都激烈地谈论他们和美国人的关系。山湖说：“美国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自己安宁呢？他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跳舞？我们要把我们的青年人从学校里接回来送到基瓦（仪礼场地）去把我们的宗教教给他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制造困难？我们一点儿也没有伤害美国人呀！”沉默许久之后，他继续说：“美国人想要消灭我们的宗教。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安宁？我们做的事，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美国人的。是啊，是为了全世界。人人都能从中得到好处的。”
从他的兴奋情绪中我可以看出，他所指的是他们宗教中某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问他：“那么，你认为你们宗教所做的事情会造福于全世界了？”他极活跃地回答说：“当然，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于是，他庄重地指了指太阳。
我预感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近极为微妙的话题，即这个部落的秘密。他说：“说到底，我们是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民族，我们是太阳父亲的儿子，凭着我们的宗教，我们每天帮助父亲走过天空。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停止我们的宗教仪式，不出十年，太阳就不再升起。到那时候，就是茫茫黑夜了。”
此刻我顿时明白了每个印第安人的“尊严”，及其安然镇静神态的依据。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太阳之子的身份。他的生命具有宇宙意义，因为他协助天父及一切生命的保护者每日升降。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种种自我辩白、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生命的意义与此相比较，那么，我们就只能见出我们的贫乏。出自纯粹的嫉恨，对于印第安人的天真，我们只能报以微笑，不得不以我们的乖巧来装扮自己；否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多么贫乏，多么褴褛。知识没有使我们丰富起来；知识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神话世界，而我们原来凭之出生的权利是很熟悉这个世界的。
如果我们暂时放弃欧洲理性主义，置身于这个孤寂高原山间清新空气之中（高原一侧延展深入宽广的大陆草原，另一侧则通向太平洋），如果我们也把对于世界的翔实知识置于一旁，取代看来广阔无垠的地平线和对地平线之外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境界，我们就能够透彻理解村社印第安人的观点。“一切生命来源于这座大山”，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他也同样确信，他生活在无边无际的世界最靠近上帝的屋脊之上。他较之其他的人最先听到神祇的声音，他的仪礼会最先及于遥远的太阳。山峦的神性，耶和华在西奈的显灵，尼采在恩加庭所得到的灵感，这一切都是说同样的一种语言的。仪礼竟能够神奇地影响太阳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看来固然荒谬，但是，如果进一步审视一番，就不仅不是不合理性的，而且，对于我们，比最初设想的要熟悉得多。我们的基督教，像其他宗教一样，也掺合了这一观念，即：特殊的行动，或者某种行动能够影响上帝，例如某种仪式、祈祷，或者神所喜欢的美德。
人类的仪礼，是对于上帝施予人的行为的答复和反应；不仅如此，答复和反应还可能旨在“净化”，是一种奇幻的强制形式。人类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上帝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作出回答，能够作出某种重要事情回报上帝，这一切会引发出自豪感，因为这种行动把人类个人提高到了某种形而上因素的尊严程度。“上帝和我们”，即使这仅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含义，这种等同做法也是村社印第安人令人羡慕的安然静谧的底蕴。这样的人的的确确是适得其所的。
肯尼亚和乌干达
一切皆出自造物主之手。
——卢梭
我参观伦敦温勃利展览会的时候（1925年），那里对于英国统治下各部落的出色介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决定不久以后到热带非洲去旅行一次。
当年秋天，我和两个朋友，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美国人，启程前往蒙巴萨。我们乘的是沃尔曼轮船公司的一艘蒸汽轮船，同行的有许多前往非洲各殖民地岗位的英国青年。从船上的气氛判断，这些旅客不是去度假，而是去闯天下。自然，船上是一派轻松欢快，但是有种严肃的低调也很显然。事实上，甚至在我返航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些旅伴的命运。在后来的两个月之内，几个人在热带死去了。他们死于热带疟疾、细菌性痢疾和肺炎。死者之中，有一位青年还曾坐在我对面同桌进餐。另外一个是艾克利博士，以中非大猩猩保护委员会奠基人身份而闻名，这次旅行之前不久我还在纽约会见过他。
在我的记忆里，蒙巴萨是一个闷热的地方，住着欧洲人、印度人和黑人，周围是棕榈树和芒果树密林。景色极为优美，是一个天然港湾，城市上方高耸着一座葡萄牙风格的城堡。我们在蒙巴萨逗留了两天，傍晚乘窄轨火车前往内地的内罗毕，很快就沉浸在热带的夜晚之中。
在海岸平原上，我们经过了许多黑人村庄，人们围着小火堆闲谈。不久以后，火车开始爬坡。居民点已经没有，夜变成漆黑一团。气候逐渐凉爽，我随即入睡。旭日东升，白昼到来之际，我醒了。火车裹在一团红色尘埃之中，正在绕着一个陡峭的红色悬崖转弯。在我们上方一块峻峭岩石上，一个细高的黑褐色人一动不动地站着，倚着一根长矛，俯瞰着火车。他的身旁高高耸立着烛台形的仙人掌。
这一景象迷住了我，画面尽管全然陌生，超出我的经验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一种极为强烈的似曾相识情感。我觉得我已经感受过了这一瞬间，我从来都是理解这个同我只有时间距离的世界的。似乎此刻我正在返回我青年时代的土地，似乎我早就认识这个黑肤色的人，而他等待我已有5000年之久。
在荒莽的非洲旅行全程中，这一奇异体验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对于这种自古以来人所共知现象的认识，我能记起的还有仅仅一例。这就是我同我以前的上司，欧根·勃罗伊勒教授一起首次观察到了一种心理玄学现象。在此之前我曾想象，如果我见到这种奇幻现象我会瞠目结舌的。但是，这一现象一出现，我却不感奇怪；我觉得这完全合乎情理，视其为理所当然，因为我对它早已熟悉。
我不能断言，见到这个孤独黑肤猎人之时我的哪根心弦被拨动了。我只知道，千万年来，他的世界也一直是我的世界。
我感到有些茫然，于中午抵达内罗毕；该城海拔6000英尺。这里光线明亮耀眼，使我想起人们每逢从恩加廷谷地冬日的雾霭中走出时满目所见的那种强烈阳光。我感到惊奇的是，火车站上聚集的一群“工人”所戴的旧式灰色或白色滑雪帽我在恩加廷也见别人戴过，或者自己也戴过。这种帽子人人喜爱，因为上翘的帽边可以折下，像帽舌一样，在阿尔卑斯山中可以挡住寒风，在这里可以遮挡炽热。
我们常常从内罗毕乘一辆福特牌小车到阿泰平原去，那是一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地。站在一座低矮小山上，这片宽广热带草原气势磅礴的景象尽收眼底。在地平线边缘上，我们远远望见了大群大群的动物：小羚羊、大羚羊、角马、斑马、疣猪，等等。兽群一面吃草，一面点头，向前移动，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一样。除了一只猛禽的忧郁鸣叫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声音。这是永恒初始的寂静，世界是一向如此的，处于这种非存在的状态之中；在此之前，没有人出现并得知这是一个世界。我离开了伙伴向前走，直到看不见他们为止，在这里我品味了完全孑然一身的感受。我站在那里，我是悟觉到这是一个世界的第一个人，但是这第一人在当时并不明白是他首先真正地创造了它。
在这里，意识的宇宙意义对我来说变得极为清晰明确。炼丹术士们说：“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艺术使之完美。”人类、我，以一种不可见的创造活动提供给世界一种客观存在，因而把完美的印记打在世界上。我们通常把这一行为仅仅归结于造物主，却没有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异于把生命看作是一架设计精良的机器，它随着人类的精神毫无意义地向前发展，同时遵从着预知、先定的法则。在这样一种毫无意趣的钟表般的设想中，没有人的世界和上帝的戏剧，没有走向“新岸”的“新的一天”，而只有枯燥乏味的计算程序。我想起了我那位村社老朋友。他认为他的村社存在的理由一直在帮助他们的父亲太阳每天走过天空。我曾经羡慕过他，因为那种信仰有充分的意义，但我也一直寻觅我们自己的神话，可却毫无希望。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什么，而且理解得更为深刻：为了完成创造，人是必不可少的；人本身就是世界的第二个创造者，只有人才把客观的存在提供给世界；如果没有这种客观的存在，世界就不会被听到、被看见，只是在寂静中吃、生殖、死亡、点头，达亿万年，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黑夜之中继续下去，直至尚不可知的终结。人类意识创造了客观存在和意义，人类在伟大的存在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不可缺少的地位。
沿着正在建筑中的乌干达铁路，我们乘火车来到它临时的终端，第64站。工人们卸下了我们的装备。我坐在一个装杂物的大箱子上，里面装的是各种食品，每一种都够一个工人头顶搬运一次的：我点燃烟斗，默想着我们似乎已经到了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带的边缘，从这儿，只有羊肠小道延伸下去，穿过整个大陆。片刻之后，一位年长的英国人，显然是一位牧主，来和我谈话，他坐下，也掏出了烟斗。他问我们到哪儿去，我大致介绍了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地之后，他又问：“你们是第一次到非洲来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50年了。”
“是第一次，”我告诉他，“至少是非洲的这一地区。”
“那么，我给你一点忠告好吗？先生，你知道，这个地方不是人的地方，这是上帝的地方。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就坐下来，不必惊慌。”于是他站起来，再没有说一句话，就消失在我们周围拥挤忙乱的黑人人群之中。
他的话我听着有些意义，我竭力想象他说这话的心理状态。显然，这些话表现出了他的经验本质：在这里，人不是主宰，不可思议的设想才是。
我还没来得及理出头绪，两辆大卡车就要出发了。我们一组人连行李挤上去，足足有八个人，我们尽可能坐得稳些。以后几个小时，车一直颠簸，我不可能再思考。下一个居民点比我预想的要远得多：卡卡梅加，专区特派员驻地，也是非洲步兵守备小队司令部所在地，有一所医院，还有——说也奇怪——一座很小的精神病院。傍晚将至，而夜却已经突然到来。蓦地，一场热带暴风来临，雷电大作，大团乌云顷刻化为倾盆大雨，把我们浇得从头到脚湿透；每条小河也顿时变成汹涌的激流。
午夜之后半小时，天已转晴，我们到了卡卡梅加。我们全都精疲力竭，区特派员在客厅里用威士忌热情接待了我们。炉子里升起活泼可爱的火苗。优雅的客厅中间有一张大桌子，摆着英国杂志。这个地方真是和苏塞克斯乡间房屋一样。我疲惫不堪，全然不知自己是从现实转入梦境，还是从梦境转入了现实。后来，我们还得搭起帐篷，这是第一次。幸而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翌日清晨，我醒来觉得有些发烧，是轻度喉炎，只好卧床一天。因为这一病情，我认识了所谓的“脑膜炎鸟”，倒也值得纪念；这种奇特的小鸟能够正确地唱出一个音阶，但是漏掉最后一个音符，又从头唱起。一个人卧床听这歌声，神经真的被搅得要崩溃了。
香蕉园里另外一种鸟儿的鸣啭由两种最甜美、最优雅的笛声组成，结尾却伴随了第三个难听的讨厌的音符。“凡自然未能使之完美者……”。不过，“钟鸟”的歌声依然显示出一种纯粹的美。它鸣叫的时候，似乎有一阵钟声沿地平线飘荡。
第二天，在专区特派员协助下，我们集合了一队搬运工人，外加3名土著士兵作护卫。前往艾尔贡山的旅行开始了，地平线上1.4万英尺高的火山口壁很快映入了眼帘。大车通过较为干燥的、长着伞形阿拉伯橡胶树的草原。整个地区全密密麻麻布满了6～10英尺高的小圆土丘，那是旧的白蚁窝。
沿路有供旅客用的休息室——圆形草顶涂泥小屋，都敞开着，空无一物。夜晚，则在入口处挂灯，以防生人闯入。我们的厨师没有灯，可是，作为补偿，他一个人分得一间很小的草屋，对此他很满意。可是，随即又证明，这对他几乎是致命的。前一天·他在草屋前面宰了我们用五个乌干达先令买的一头羊，为我们的晚餐烹制了极为美味的燉羊肉。晚饭之后，我们正围着火坐着吸烟，忽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侧耳听去，一会儿像是熊吼，一会儿像是狗吠；接着，声音又变得尖厉，像是尖叫，又像歇斯底里的笑声。我第一个印象是：这好像是巴纳姆与贝利剧院的滑稽演出。可是，紧接着，场面变得咄咄逼人了：我们被一大群鬣狗团团包围住，鬣狗显然嗅到了羊血气味。它们上演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会，在火光照耀下，在高高的茅草丛中，它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虽然我们对鬣狗天性的知识相当翔实，据说它不会对人发动攻击，但是我们依然觉得不安全。突然，休息室屋后传来一阵令人胆寒的人的尖叫声。我们抄起武器（一支9毫米曼利契步枪和一支霰弹枪），对着草丛中间闪亮处连连射击几次。我们刚放完枪，厨师就惊恐万状地冲到我们中间，语焉不详地说，一只鬣狗窜进他的屋子，几乎把他咬死。宿营地一片混乱喧闹。这阵喧闹，看样子镇住了鬣狗，它们汪汪着退了场。搬运工们哈哈大笑好长一阵，后半夜很平静，再没有出现麻烦。第二天清晨，地方长官带着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来送礼。他恳请我们再逗留一天打野狗。他说，前一天，野狗把一个睡觉的老人拖走吃了。非洲真是一个神秘之地！
天亮时候，工人驻地又响起了哄堂大笑声，原来他们在表演昨晚的闹剧。一个人扮演正在睡觉的厨师，一个士兵扮演爬行的鬣狗，凑近厨师，想要咬他。这个活闹剧不知演出了多少次，观众都十分欣赏，笑声不绝。
从此以后，厨师得了个诨名：“肥狗”。我们三个白人也早已有了“商标”。我的朋友，那位英国人得名“红脖子”——在土人眼里，英国人都长着红脖子。美国人穿一身漂亮服装，外号是“花衣裳”。因为我当时已经有灰白头发（当时我50岁），我就是“老头儿”了，都说我已经100岁。在那些地方，上岁数的人很少见，我几乎没见过白头发的人。“老头儿”是尊称，这么称呼我，还因为我的身份是“布吉舒心理学考察队”队长，这是伦敦外事处强加的有名无实的称号。的确，我们访问过布吉舒人，但是，在艾尔贡人当中逗留的时间更长些。
最明显的是，黑人都表现出他们最善判断他人的性格。他们洞察一切的办法之一在于模仿才能。他们能够模仿人们的表达方式，标志各种意图和目的的手势、步态，而且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我还发觉他们对别人情感性质的理解也十分令人惊异。我常常抽出时间和他们闲谈，他们非常喜欢谈天。就这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这种半官方式的旅行好处很多，因为这样容易雇用搬运工，我们还获得了士兵护送队。护送队绝对不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要穿过不是白人管辖的地区。一个班长和两名士兵陪伴我们徒步旅行，前往艾尔贡山。
地形是向上的缓坡。第三纪熔岩断层标志渐渐增多。我们穿过大片大片茂密的丛林，那里长着高大的凤凰木，开着火焰般的红花。硕大的甲壳虫和色彩斑斓的更大的蝴蝶在林间空地和丛林边缘上翩翩起舞。我们深入灌木林的时候，好奇心大的猴子拨动着树枝。这是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不过，我们走过的大部分道路都是平坦的紫红色土壤的热带草原。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蜿蜒曲折、急转弯多的土路上前进。我们的行程路线把我们导入南迪地区，穿过南迪森林——这是一片面积可观的丛林。我们平安到达艾尔贡山脚下的休息室；几天以来，这座大山在我们的上方变得越来越高。在这里，只能沿着狭窄的小路向上攀登。我们受到了地方长官的迎接，他是土著大夫的儿子。他的坐骑是一匹小马——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见过的惟一一匹马。他告诉我们，他的部落属于马塞人，但是单独地生活在艾尔贡山坡上。
乌干达总督给我们的一封信早已送到这儿来，请我们保护一位取道苏丹返回埃及的英国女士。知道她会是位意气相投的旅伴，更不用说，总督对我们表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自然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我提出这一细节，是想指出某种原型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的细微方式。我们是三个男人，这纯粹是偶然的机遇。我曾请求过我另一个朋友和我们同行，那样就有了第四个人。但是情况不允许他接受我的请求。此事足以形成一个潜意识的、或者命定的群体，即三位一体的原型意象，需要第四个来补充完备，这一情况我们在这一原型意象的历史中一再见到。
既然机会不请自来，我自然欣然接受；我欢迎这位女士参加我们三个男人的小组。她吃苦耐劳，胆大心细，对于我们男人小组来说，证明是一个有用的平衡因素。小组里的一个人患了热带疟疾，情况严重，我们都很感激她运用了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护士的经验。
攀登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一块宽阔的林中空地，空地由一条明澈清凉的小溪一分为二，溪上还有一个约十英尺高的瀑布。瀑布下面的水池变成了我们的澡堂。我们的宿营地约在三百码以外，在一个平缓、干燥的山坡上，复有伞形橡胶树绿阴。附近，步行约十五分钟左右，有一个土人村庄，有几间茅屋和用一道荆棘篱笆围起来的小院。这个小村向我们提供了运水工：一个妇女和她的两个半大女儿，她们都全身赤裸，只配有贝壳制成的宽带。巧克力色褐色皮肤，十分漂亮，身材苗条，动作从容不迫，颇有贵族气派。每天早晨，她们从小溪走来，倾听她们脚镯铃铃作响，颇为悦耳；接着又见她们走出金黄色高茅草，为平衡头上顶着的水罐而拽曳的步态，也很悦目。她们装饰着脚镯、铜手镯和铜项圈，小圆管形的铜制或木制耳环。下唇都用骨片或铁钉穿孔。她们彬彬有礼，每逢见到我们总是羞怯而迷人地微笑。
只有一事我要简述一下，我没有和本地妇女说过话，虽然有人预料我会这样做。这儿和南欧一样，男人和男人说话，女人和女人说话。不然就意味着谈情说爱了。如果哪个白人乐于此道，就不仅有损名誉，而且要冒“背黑锅”的危险。我观察到几例，颇有训诫意义。我常常听到本地人评论一个白人：“他是坏人。”问他原因，回答总是：“他跟我们的女人睡觉。”
在艾尔贡人当中，男人们忙于喂养家畜和狩猎，女人们的工作则在香蕉园和白薯、高粱以及玉米地里。在一家人所住的圆形茅屋中，儿童、山羊和鸡也同住。她们的尊严和天性表现于她们在维持生计方面的作用；她们在经营管理中积极合作。妇女平等权利的概念是这种合作失去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原始社会是由一种潜意识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调节的，两种态度都得到了恰当的器重。如果发生紊乱，必须通过一种意识行为来调节，那么，这种潜意识秩序也就遭到破坏。
回忆一位向我介绍艾尔贡人家庭关系的重要人物，是件愉快的事。他是一个极为英俊的青年，名叫吉勃罗亚特，是部落酋长的儿子，文雅出众，我显然赢得了他的信任。当然，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雪茄，但他并不贪婪，不像其他人什么礼物都要。他时常来看望我，礼仪周全，向我讲述种种趣事。我觉得他有个什么念头，有某种他难于出口的请求。我们结识相当长时间之后，他开口请我去他家作客，此举令我惊奇，我知道他还没有结婚，双亲已经故去。他家指的是他姐姐的家，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个妻子，有四个小孩。吉勃罗亚特很想让我去访问她一次，让她有机会见我一面。显然，在他的生活中，她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我同意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交际方式能够稍稍深入了解本地人的家庭生活。
“女主人正在恭候，”——我们来到的时候，她走出来致意，十分自然大方。她是一个好看的中年妇女，就是说，大约有三十岁。除了必不可少的贝壳宽带之外，她还戴着手镯和脚镯，大长耳垂上挂着一些铜制装饰品，胸前配有某种小动物毛皮。她把四个小孩关在房里，小孩透过门缝张望，发出兴奋的咯咯笑声。在我的请求之下，她把他们放了出来，但是颇费了些时间他们才大着胆子走出。她的风度和她弟弟一样优雅，她弟弟因此举成功而满脸喜悦。
我们没有坐下，因为除了满是尘土的泥地之外，无处可坐，地上净是鸡屎和羊粪蛋儿。谈话不超出客厅里半家庭式的日常话题，不外是家庭、小孩、房子、菜园。大太太的家产和她接壤，有六个孩子。这位“大姐”的院子离她这儿有八十码。大约在两个妇女茅屋的中间，有一个三角形的顶端，是她们的丈夫的茅屋所在地，在这间茅屋后面约五十码处，有一小间茅屋为大太太长子占用。两个女人各有各的田地。我的女主人显然为她自己的一块地感到骄傲。
我感觉到，她那仪态中显示的信心和泰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对自己的完整的认同，她的个人世界是由孩子、房屋、小家畜、土地组成，外加最后的、但不是最小的一项，即她那并非不引人注目的体态。她只是偶尔地提到丈夫。看来他是有时候在这儿，有时候不在这儿。目前，他正在某个不知道的地方逗留。我的女主人显然毫无问题是坚定性的化身，是丈夫的依凭。看来，问题不在于他在或者不在那里，而在于她是否能够保持她的完整，为赶着畜群跋山涉水的丈夫提供一个地磁中心。这些“淳朴的”灵魂心中的活动是非意识的，因此是不知的，我们只能从“先进的”欧洲分辨法的比较证明中这样推断。
我怀疑，白人妇女的日益男性化是否与其自然完整性（土地、孩子、家畜、自己的房屋、火炉）的消失有关，对于白人妇女的日益贫困化这是否是一种补偿；男人的女性化是否是进一步的后果。制度越合理，性别的差异就越模糊。同性恋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巨大的。这部分地是母亲情结的后果，部分地是一种目的性现象（防止人口增殖）。
我的同伴和我都十分有幸接触了非洲世界，及其难以置信的美和同样难以置信的苦难。我的营地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插曲之一。我享受过仍然是一片原始土地的“神性和平”。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和其他动物”（希罗多德）。在我和一切魔鬼之母的欧洲之间，横亘着几千英里。在这里，各种魔鬼对我可谓鞭长莫及，这里没有电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信件，没有来客。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解放，自由自在地归返到了原始的宽阔天地。
每天早晨，我们很容易和本地人闲谈，他们整天蹲在我们营地上观看我们做事，兴趣长久不衰。我的工人领队易卜拉欣教导了我谈天的仪式。所有的男人（女人从不走近）都必须席地而坐。易卜拉欣为我找到部落酋长的四腿红木小凳让我坐。然后我开始发言，提出谈天程序。本地人都能说一种还算过得去的洋泾浜斯瓦希利语；我也努力说这种语言，充分利用了一本小字典。这本小书是他们不断赞美的对象。我的词汇量有限，说话非得简单不可。谈话常常像是一种有意思的猜谜游戏，因此，这样的闲谈大受欢迎。闲谈很少多于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因为人们露出倦意，做出戏剧性的手势说：“唉，我们累坏啰。”
我当然对本地人的梦很感兴趣，但是，起初，我无法让他们把梦讲给我听。我送给他们都很想得到的小礼物，如雪茄、火柴、图钉，等等，但还无济于事。我不能充分解释他们为什么羞于讲述梦中所见。我猜想是因为恐惧和不信任。众所周知，黑人怕照相。他们担心给他们照相的人要夺走他们的灵魂，可能也同样害怕别人如果知道他们的梦就会加害于他们。不过，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有一本释梦书，旅途中每天都要翻阅。如果对书上的解释有怀疑，他们就要向我求教。他们称我是“知书人”，因为我有《古兰经》的知识。他们认定，我是一个隐蔽的伊斯兰教徒。
有一次，我们和本地的一位老医生谈话。他穿着一件蓝色猴皮做的华丽斗篷，贵重而值得炫耀。我问起他的梦，他顿时泪水满眶，回答说：“古时候，医生们都做梦，知道会不会发生战争或者瘟疫，是不是要下雨，应该把牲口群往哪儿赶。”他的祖父也做过梦。可是，自从白人来到非洲，他说，谁也不再做梦了。不再需要梦了，因为英国人知道一切！
他的回答向我表明，医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启发本地人的神圣声音已经不再需要，因为“英国人知道得更多”。在过去，医生曾经和众神或者命运的力量洽谈，并给人以忠告。医生曾发挥过巨大影响，正像古希腊阿波罗神庙女祭司的话具有最高的权威一样。现在，医生的权威已被专区特派员的权威取代。生命的价值现在完全属于这个世界，而且，在我看来，在黑人意识到自然力量的重要性之前，这仅仅是一个时间和黑人种族活力的问题。
这位医生绝不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人，而仅仅是一个有些胆小怕事的老人而已。对于一个已遭破坏的、过时的、无法复原的世界日益加剧的解体局面来说，他是一个活的见证。
在许多场合下，我把谈话引向神功，特别是仪式和礼节。在这方面，我只得到了一个见证。在村里一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一座空茅屋前，我看见了一块方圆几码的地方扫得很清洁。其中心放着一个贝壳带子、耳环、各种陶片和一把掘地木棍。我们能够打听到的全部解释是：一个女人曾在这间茅屋里死去。关于殡葬却只字未提。
在闲谈中，人们以相当强调的语气告诉我，他们西边的邻村人是“坏人”。如果那儿有人死了，下一个村子就得到通知；晚上，遗体被放在两个村子中界点上。邻村把各种各样的礼品送到同一个地点，到了早晨，遗体就不知去向。言下之意是另一个村子的人吞食了死者。他们说，这种事在艾尔贡人中间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他们的死者遗体是放置在灌木丛中的，让鬣狗在夜间去处置。我们的确没有发现过埋葬死人的任何迹象。
但是，我听说，人死了以后，遗体要放在茅屋中间地面上。医生绕着遗体走动，把碗中的奶泼在地面上，口中念念有词：“阿伊克·
阿迪斯塔，阿迪斯塔·阿伊克！”
我从早些时候的一次记忆犹新的谈话中理解了这些词的意义。那次闲谈结束时，一位老人突然说：“早晨，太阳一升起，我们就走出茅屋，把唾沫吐在两只手里，对着太阳举起双手。”我请他表演，并且准确解释这种仪式。他们把双手放在嘴的前面，啐上唾液，或用力吹气，然后把手掌向上对着太阳。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往手里吹气或吐唾液。他们说：“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虽然没有得到解释，但我已明白：他们的确仅仅知道他们这样做了，而不理会做了什么。他们自己看不到这种行为的意义。但是，我们也遵从我们所不理解的礼式，比如为圣诞树点蜡烛，藏起复活节彩蛋，等等。
老人又说，这是一切民族的真正宗教，全部凯维伦多人、全部布干达人、登山远望目光所及和无限遥远地方的全部民族，都崇拜“阿迪斯塔”，亦即初升的太阳。只有此刻，太阳才是上帝。紫红色西边天上初升的金色弯月也是上帝。只有此刻才是，其他时刻都不是。
显然，艾尔贡人仪式的意义是：在太阳初升时刻向太阳神顶礼膜拜。献礼如果是唾沫，那是因为在本地人眼里唾沫是一种含有人的魔力、愈合伤口的力量、奇幻和生命力的物质。如果是吹气的话，那是因为它是“罗勃”，即阿拉伯语的“卢赫”，希伯莱语的“卢阿赫”，希腊语的“普纽马”，意义均为风和灵魂。因此，这个动作的意思是：我向上帝献出我活的心灵。这里不用言语的、表演出来的祈祷，用文字译出大意或许是：“上帝啊，我把灵魂寄托在你的手中。”
除了“阿迪斯塔”之外，我们还听说，艾尔贡人也崇敬阿伊克，即居住在地上的神灵，一种魔鬼。他是恐惧制造者，是潜伏着等待夜间行路人的冷风。老人以口哨吹出北欧灾神洛基的旋律，生动表现出阿伊克在高而神秘的灌木草丛中爬行的状貌。
总之，人们认为，造物主把一切创造得都很好，很美。他本身则超越了善和恶。他是美的，他所创造的一切也是美的。
我问：“但是那些咬死你们家畜的凶恶野兽呢？”他们说：“狮子好，美。”“你们那些可怕的疾病呢？”他们说：“你躺在太阳光里，那就好。”
这种乐观主义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很快发现，在下午六点钟，这种乐观主义骤然消失，从日落时起，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了，那是阿伊克的世界，即恶、危险和恐惧的世界。乐观主义哲学让位于对鬼魂的恐惧和旨在保护自己不受恶的祸害的离奇仪式。黎明时分，乐观主义复又归返，没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在尼罗河发源地，我发现了奥西里斯神两个侍者霍卢斯和塞特这种埃及古代观念的提示物，这是一种令人深为激动的感受。显然，这是非洲的一种原始经验，它随着尼罗河的圣水而涌向地中海海岸区域；这就是阿迪斯塔，即初升的太阳，和霍卢斯一样的光明原理；是阿伊克，即恐惧的散布者——黑暗的原理。在为死者所做的简单祭礼中，医生的话和他泼洒的奶把对立的两者结合了起来；他同时对这两种原理作出祭献，这两种原理从其开始统治之时起，就具有同等的效力和意义，这是夜与昼的统治，各自延续12小时。但是，重要的是时刻，随着热带地区昼夜典型的突发性，每当旭日第一道光芒像箭一样射出，夜就转化成为充满生命的光明。
这一纬度的日出现象，每天都再次令我惊奇不已。日出的壮观不在于太阳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而在于升起后的景象。我养成了搬出营地小凳，在黎明之前坐在伞形阿拉伯橡胶树下的习惯。在我面前，在一条小山谷谷底，有一条深绿色、几乎是黑绿色的丛林条带，而山谷对面高地的边缘则巍然高耸其上。最初，明暗对比极为强烈。其后，物体显出轮廓，沐浴在亮光之中，旋即，整个山谷似乎充满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而上部的地平线则变成一片雪白，银光闪烁。越益强烈的光线似乎渗入了物体的结构，物体的光辉从内部焕发出来，直至最后闪耀出光辉，像一块一块的彩色玻璃一样。一切都变成了火焰般的水晶体。钟鸟的欢歌从地平线上响起。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置身于寺庙殿堂之中。这是一天之中最神圣的一小时。我观赏这一盛景，或者，饱尝这种永恒的迷醉，无限快慰。
在我的观察地点，有一个陡峭的岩壁住着大狒狒。每天清晨，它们都几乎纹丝不动地静坐在岩壁边缘上，面对着太阳，而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在森林中漫游、喧闹、尖叫，喋喋不休。像我一样，它们似乎也正在等待日出。它们令我回忆起埃及阿布·辛贝尔神庙中做出顶礼姿势的大狒狒。他们说的都是一件事实：从远古时代起，人就对这位黑暗中发出万丈光芒来拯救世界的大神礼拜。
在那时候，我明白了，从天地初创时候起心灵里就一直怀有对光明的欲求和一种走出原始黑暗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浩大的夜晚来临，一切都显出了深深沮丧的情调，每一个心灵都被一种对光明的不可言状的渴望所攫获。这种紧张的感觉可以在原始人的眼睛里见出，也可以在动物的眼睛里见出。动物的眼睛里有一种悲哀，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悲哀是与动物的灵魂有联系，还是出自那种仍然是潜意识的存在向我们说话的深刻的信息。这种悲哀也反映了非洲的情绪，对其种种孤寂的感受。这种原始性的黑暗是一种母性的神秘。清晨太阳的诞生对本地人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意义，原因也就在此。光明到来的那一瞬间就是上帝。那一瞬间带来了补偿和慰藉。说太阳是上帝，就等于模糊并且忘记了那一瞬间的原型经验。“灵魂在外徘徊的夜现在已经过去，我们很高兴。”本地人会这样说，但是这已经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了。实际上，与自然界黑夜完全不同的一种黑暗仍在大地上游荡。这种精神的原始黑夜，今天和亿万年来一直是一样的。对光明的渴望就是对意识的渴望。
我们在艾尔贡山的愉快逗留临近尾声。我们收起帐篷，心情沉重，默念着一定再来。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体验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欣悦。在那以后，在卡卡梅加附近发现了黄金，采矿开始，毛毛运动在这些清白无辜而又友好的本地人中间兴起，而我们也经受了从文明梦中的骤然觉醒。
我们沿着艾尔贡山南坡继续徒步旅行。景色特点渐渐变了。平原的边缘上耸立起盖满浓密热带森林的更高的山峦。居民的肤色更黑，身躯更笨重而高大，缺乏马塞人的优雅丰姿。我们进入了布吉舒地区，在布南巴利的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些时候。它的位置海拔很高，我们饱览了宽广的尼罗河谷地美景。从那里，我们又到了姆巴拉，在姆巴拉乘两辆福特牌汽车前往维多利亚湖畔的金贾。我们把行李装上一列窄轨铁路火车车厢，列车每两个星期开往基奥加湖一次。我们登上一艘锅炉烧木柴的蹼轮轮船，经过几次事故以后，才到达马辛迪港。到了那里改乘一辆卡车到了马辛迪市。该市坐落在一块分开了基奥加湖和阿尔伯特尼安查的高地上。
在从阿尔伯特湖到苏丹境内勒贾夫路上的一个村子里，我们有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地方长官，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带着随从来看望我们。在我所见过的非洲人当中，他们的肤色最黑。这一伙人有点令人捉摸不定。尼木累人的首领给了我们三个本地人护兵，但是我察觉到，他们和我们的工人并不融洽。他们三个人一共才有三夹步枪子弹。因而，他们来，不过是政府的一种象征性姿态而已。
首领提议，他在晚上跳舞，我欣然同意。我希望这场舞会显示出他们的友好。到了晚上，我们都很困倦，突然听见鼓号齐鸣，旋即来了约六十个人，雄赳赳的全身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投枪、木棒和刀剑。跟在他们后面不远，依次而来的有女人和儿童，母亲们还背着婴儿。显然这是一次盛大的社交性集会。虽然酷暑难当，温度在华氏93度（摄氏34度）左右徘徊，还是点起大堆篝火，妇女和儿童在火堆周围围成了一个圆圈。男人们在外围又组成了一个圈；我以往就见过一群暴烈的大象这样排列。面对这一人多势众的场面，我真不知道是高兴好，还是担心好。我环顾四周，寻找我们的工人和政府派的士兵——营地上却没有他们的踪影！为表示友善，我把雪茄、火柴和别针分赠众人。男人合唱队开始唱歌，全是强劲有力的战歌，倒也不算不和谐，同时开始摇摆双腿。女人和儿童围绕着火堆欢欣跳跃，男人们跳着舞向前进，挥动着武器，接着后退，然后伴随着野性的歌唱、鼓声和号角声再趋步向前。
这是粗犷而富有刺激性的场面，沐浴在红亮的火光和奇幻的月色之中。我的英国朋友和我也迈出步子，混杂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我挥舞起犀牛鞭，这是我仅有的武器，和他们一起跳起来。从他们红光焕发的脸上，我看出他们是准许我们加入的。他们的热情猛然倍增，男女老幼全都跺着脚，大唱大吼，汗如雨下。舞蹈和鼓声的节奏渐渐加快起来。
在有这种音乐伴奏的舞蹈中，本地人很容易陷入名副其实的着魔状态。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快到深夜11点钟的时候，他们兴奋得快要出格了，突然，整个局面变得十分奇特。跳舞的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野人，我开始担心该怎么收场。我向首领做手势，意指已到结束时刻，他和他的部落应该睡觉。但是他还要“再来一个”。
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乡，萨拉辛的一位表哥，曾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探险，在这类的舞蹈中曾经误中投偏的长矛。所以，尽管首领请求延长，我还是把人招呼到一起，分发雪茄，并做出睡觉的手势。接着，我发出威胁，挥舞犀牛鞭，但同时作出笑声，又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语言，使用瑞士德语冲他们大骂起来，说舞跳够了，他们必须睡觉。我的愤怒在本地人看来显然有几分佯装，但是看来却发生了效用。人群又发出笑声，蹦着跳着向四面八方散去，消失在黑夜之中。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听得见他们在远处兴高采烈的呼吼声和击鼓声。寂静终于来临，我们也累得腰酸腿疼，立即入睡。
我们的徒步旅行在尼罗河畔的勒贾夫结束了。在这里，我们把行李装上一艘在勒贾夫停泊的蹼轮蒸汽轮船，水位太浅，停泊相当勉强。此时此刻，我强烈感受到了我所经历的一切给我造成的精神负担。千思万绪在我脑海里翻腾不已，我越来越清醒而痛苦地认识到，我消化新印象的能力已经快到了极限。要做的事，是重温我的观感和体验，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凡是值得记录的，我都作了记录。
整个旅途中，我做的梦都顽固地遵循着忽略非洲的策略。这些梦单单展现了家乡的情景；这样看来，梦似乎旨在说明（姑且把这些潜意识过程人格化到这个程度），这次非洲之行不是真实的，而是症状性、或者象征性的行为。就连旅途中印象最深的事件，也被严格地排除在我的梦之外。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只梦见了一位黑人。他的面容我十分熟悉，但是我回忆了很长时间才能确定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最后终于想起来了，这是美国田纳西州查塔努加的理发师！一个美国黑人。我梦见他正拿着一把大得出奇的又热又红的烫发火剪放在我头上，要把我的头发理成短发卷，也就是说，理成黑人头发。我甚至感到头皮热得发痛，结果给吓醒了。
我认为这个梦是来自潜意识的警告，提醒我原始事物是一种危险。但那个时候，我明显地接近于“踏上归途”。我正患沙蝇热，病症可能降低了我的精神抵御能力。为了显示黑人对我的威胁，我的潜意识引发了我对12年以前我在美国的黑人理发师的回忆，以防备眼下的黑人。
我的梦景中这一番奇异行为正如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记录的一种现象。战场上的士兵梦见战争比梦见家园的场合少得多。军队精神病医师认为有一条基本原理，即：如果士兵梦见太多的战争场面，就应该把他撤离前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已不再具有反抗外界印象的心理机能。
与我卷入非洲的严酷环境情况相同，在我的梦境中，也成功地保存下来一条内部界限。梦境所及，全是我的私人问题。我从这一情况所能得出的结论是：我的欧洲人人格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保持完整。
令我惊奇的是，我渐渐猜测到，我这次非洲探险有一种秘密的目的，即逃避欧洲及其错综复杂的问题，甚至以留在非洲为代价；许多人在我之前是这么办的，而且，就在此刻，也有许多人正在这么办。这次旅行显示出它本身很难算是对于原始心理的研究（“布吉舒心理考察队”，缩写是B. P. E. ，杂物箱上的黑色字母！），而是对于一个令人困惑问题的探讨，即：在非洲的荒野之中，心理学家荣格会怎么样？虽然在知识方面我有研究欧洲人对原始条件的反应的意象，这个问题却是我一向力求回避的。我渐渐明确的是，这种研究与其说是一项客观的科学项目，不如说是严格的个人性项目，任何深入研究的尝试都触动了我自己心理的每个可能存在的痛点。我曾不得不承认，促使我决定旅行的几乎不是温勃利展览会，而是欧洲的气氛对我来说太过沉重这一事实。
我就是在这种思绪中沿尼罗河顺流而下，向北、向欧洲，向着未来奔赴的。航行到喀土穆结束，再往北就是埃及了。这样，我就实现了我的愿望和计划：不是从西面，不是从欧洲和希腊方面，而是从南面，从尼罗河河源地接近又一文化地域。我对埃及文化中复杂的亚洲因素的兴趣不如对含米特人对它的贡献的兴趣大。沿着尼罗河的地理流向，亦即时间的前进，我在这一点上有所发现。在这方面，我最重大的启发是在艾尔贡人中间发现了霍卢斯原理。那整个的情节，其全部含义，在我于埃及南大门见到阿布·辛贝尔神庙的犬面狒狒雕像时，又骤然浮现脑际。
霍卢斯神话是关于神性光明新生的古老故事。这个神话必定是在人类文化，亦即意识，首次把人从史前时代的黑暗中解放出来之后开始世代相传的。因而，从非洲的心脏向埃及的旅行，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一种有关光明的诞生的戏剧。这一戏剧是和我、和我的心理密切相联的。我理解了这一点，但又觉得没有能力以文字详细阐述。旅行之前，我不知道非洲会给我何种馈赠，但是令人满意的回答、填充空白的经验，就在这里。对于我来说，这要比任何民族学的成果，任何武器、陶器或者猎获物的收藏更有价值。我曾想要知道非洲会对我发生什么影响，我如愿以偿。
印度
133 从印度返回之后，荣格在《亚洲》杂志（纽约，1939年1月和2月号）上撰文两篇：《印度的梦幻世界》和《印度能教给我们什么》。两文收入《转变中的文明》。——原注
1938年，我的印度之行，并不是我自己计划安排的。决定是在应印度的英国政府邀请参加加尔各答大学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时作出的。
在那以前，我读过有关印度哲学和宗教史的许多书籍，对东方智慧的价值深信不疑。但是，为了得出我自己的结论，我必须旅行，而我自己却还像消毒瓶中的人体标本一样。印度对我发生的作用，像一个梦一样，因为我依然还在寻求自我，寻求对我自己来说是特有的真实。
当时我正忙于精细研究炼丹术哲学，这次旅行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我对此项研究极为热衷，所以我携带了1602年版的《炼丹术大全》，其中包含了格拉尔都斯·多尔奈乌斯的重要著述。在旅途中，我从头到尾研读了这部著作。因此，属于欧洲思想根基层次的这份材料，经常与我对欧洲以外思维方式和文化印象取得平衡。两者都源于对潜意识的原本精神经验，因而产生了同样的、类似的，或至少是可比拟的顿悟。
印度让我首次体验到了一种生疏的、有高度差异的文化。统领我中部非洲之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因素，文化并没占主导地位。至于北非，我在那里曾有机会和一位有能力用语言表述他们文化的人谈话。而在印度，我则有机会和印度思想的代表人物谈话，并把印度思想方式和欧洲思想方式加以比较。我曾和迈索尔的马哈拉贾的宗教师S.苏勃拉马尼雅·伊埃尔多次谈话，我是他的客人；也和其他许多人说过，可惜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另一方面，我竭力避免了一切的所谓“圣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必须满足自己的真实，不从他人那里接受我自己不能独立取得的东西。我如果尝试向圣人学习，接受他们的真理，我便觉得那无异于盗窃。即使在欧洲，我也不能借用东方学说，我必须从我自身形成我的生命，从我的内在存在告知我的，或者自然带给我的一切来形成我的生命。
在印度，我主要关注的是恶的心理性质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印度精神生活一部分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又以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它。在和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的谈话中，我对这一事实的印象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加强，即：这些人善于在不“丢脸”的情况下把所谓的“恶”同化。在西方，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对于东方人来说，品德问题看来并不像对于我们那样占有首要地位。对于东方人来说，善与恶包含在自然之中，意义深远，而且，在不同的程度上，就是同一事物。
我看到，印度的神性所包含的恶与善一样多。基督徒追求善而屈服于恶；印度人觉得超脱了善与恶，并且力求通过沉思或瑜伽来实现这个境界。我的反驳见解是，如果承认这种态度，那么，无论善还是恶，都不会具有真正的界线，而这就造成了某种淤滞。人们并不确实相信恶，也不真正相信善。因而，善与恶最多被视为我的善或者我的恶，被视为任何在我看来是善或者恶的事物；这一情况向我们提出的论据是既奇异又真实：印度的神性缺乏善恶观，或者因为矛盾负担太重而需要超脱，即脱离对立物，脱离万事。
印度人的目标不是道德的完善，而是超脱的境界。他希望脱离自然。为此目的，他在沉思中寻求无形与空的境界。而另一方面，我则希望坚持活生生地观察自然与精神形象的境界。我既不想脱离人，也不想脱离我自己和自然；因为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最伟大的奇迹。自然，即精神与生命，在我看来就像是毫不隐蔽的神性；舍此我还有什么欲求？对我来说，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它的存在，而不在于它不存在或不复存在。
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不顾一切代价的超脱。我不能够超脱我所不具备、我没有做过或经验过的一切。对我来说，真正的超脱实现之日，正是我做完我能完成的一切、我全心全意献身某事、并且最大限度地参与某事之时。如果我半途而废，实际上我就是肢解了我的精神的相应的部分。当然，如果我不能投入某种经验，那大概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但是，那样一来，我就要被迫承认我缺乏能力，而且必须明白我很可能忽略了完成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样，由于我明确承认我能力不足，我就补偿了缺乏积极行动的理由。
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过他的情欲的炼狱，就等于从来没有战胜这些情欲。因而，情欲就寓于近邻，任何时候，一场大火都可能从中窜出，殃及这个人的房屋。任何时候，如果我们放任、弃置、忘记过多的东西，那么，我们所忽略的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可能更为猛烈地卷土重来。
在康纳拉克（奥里萨邦），我遇到了一位梵学学者，他彬彬有礼地提出要陪我去参观一座神庙和大神系列。有一座塔，从塔基到塔顶全部布满了做工精细的淫猥雕刻。对于这个奇异特殊的事实我们谈论了很久，他解释说这是达到心灵净化的一种手段。我表示反对，指了指一群青年农民，他们艳羡这些交合表演，停步不前，看得瞠目结舌。我说，这些青年男子此时此刻未必感受到什么净化，更可能的是脑子里充塞了种种性欲联想。他回答道：“但是，关键不在这里。如果他们不完成他们的羯磨，又怎么能够受到净化呢？这些明明白白的淫猥形象的目的正是唤醒人们认识自己的法，不然这些潜意识的小伙子们会把法忘记的。”
我认为，谈论青年男人像非发情期的动物那样忘记他们的性欲，是一个奇特的见解。可是，这位圣贤却坚持认为青年男子像动物一样是潜意识的，的确需要及时的告诫。他还说，为此目的，他们步入殿内以前，外面的装饰就提醒他们想着法；如果他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法而完成了羯磨，他们就不能受到净化。
我们进入神庙殿门时，我的同伴指着两名“女引诱者”，那是两个舞女的雕像，都显示诱惑性的臀部曲线，微笑着迎接每一位来访者。他说：“你看见这两个舞女了吧？她们的含义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不适用于像你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意识，这类事是不在话下的。但是，对这些农民小伙子们，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和告诫。”
我们离开大殿之后沿一条林伽小巷走时，他突然说：“你瞧见这些石头了吗？你明白它们的意义吗？我要告诉你一个重大秘密。”我感到奇怪，因为我想，每个儿童都看得出来这些石雕的阴茎形象。但是他极为严肃地凑到我的耳根轻声说：“这些石头是男人的阴部。”我原以为他会告诉我这些石雕指的是湿婆。我惊愕地望着他，但是他只是傲然地点点头，好像是说：“是啊，就是如此。就凭你们欧洲人那种无知，你是断然想不出这个道理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海因里希
·齐默尔，他兴致勃勃地惊叫：“我到底听到了关于印度的真实情况，也算换个口味啦！”
我参观佛讲经的桑奇佛塔时候，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每当我遇到我还意识不到其意义的一件事、一个人或者一个思想时，这种波动就会涌现。这些佛塔建筑在一座小石山上，走过一条铺在绿草地中间的、令人喜爱的大石阶的小路，就可以到达山的顶峰。佛塔都是陵墓或者圣器储存所，半圆形，像两个大碗倒扣叠落在一起，就像释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经》中的描述那样。英国人以最崇敬的精神完成了修复工作。这些建筑物中最高大的一个有围墙环绕，围墙有四个精致的门。走进一座门后向左拐，再踏上一条顺时针方向的环佛塔的圆道，佛像就在四个方位基点处矗立。走完一圈之后，就进入方向一样的更高的第二圈。展现眼前的平原远景，佛塔本身，庙宇的废墟，这片圣地的孤寂宁静等等令我神迷。我离开了伙伴，沉湎在这个地方的主导气氛之中。
片刻之后，我听见有节奏的锣声由远及近。一批日本朝圣者列队上来，一个跟着一个，每个人都敲一面小锣。他们奏出古老的“莲花里的珍珠，神啊！”祷词的节奏，锣点正好敲在“神啊！”一词上。在佛塔外，他们低低鞠躬，然后入门。进门之后，又在佛像前鞠躬，伴随着合唱般的圣歌。他们走完了两周圆道，在每尊佛像面前唱出一曲颂歌。我注视着他们，我的神思和灵魂也和他们在一起，在沉默中不由得对他们深感谢意，他们的到来奇迹般地抒发了我那无以言表的情感。
我强烈的激动心情表明，对我来说，桑奇山是某种中心。佛教的一个新的侧面在那里向我展现出来。我捕捉到了作为自性现实的佛的生命，自性展现出来，希求有人格的生命。对于佛来说，自性是高于一切神的，自性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代表了人类经验的整体和世界的本质。自性包含了固有存在方面及其可知性方面这二者，舍此世界就不存在。佛见到并且把握了人类意识的宇宙开辟性尊严；因此，他清楚地看到，如果人熄灭了这种光明，世界就沉沦于无。叔本华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也承认了这一点，或者在于他能自己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基督像佛一样，也是自性的体现，不过含义完全不同。两者都旨在征服现世：佛是出自理性的顿悟，而基督则是命里早已注定的牺牲者。在基督教中，痛苦更多，而在佛教中，则所见所做的更多。两种途径都正确，但是印度人认为佛是更为完善的人。他是一种历史性的人格，因此易于为人理解。而基督既是历史的人，又是神，因此，理解起来就困难得多。究其根底，甚至对于他自己他都不是易解的，他只知道他必须牺牲自己，而且这一途径是从内心施加于他的。他的牺牲像一种命运的行为一样发生在他身上。佛则享尽天年，寿终而大行归西，而基督作为基督进行的活动，则大约不多于一年。
后来，佛教和基督教一样，经历了变迁：佛变成了自性发展的形象，变成了人所效仿的楷模。他自己实际上也教导说，通过跳出轮回，每个人都可以彻悟，可以变成佛。同样，在基督教中，基督是一个榜样，是每个基督教徒的完整人格，寓于他心中。但是，历史的潮流导向效法基督，个人并不选取自己的通向完整的道路，而只是力图模仿基督所走的道路。在东方，同样，历史潮流导向对佛的虔诚模仿。佛应成为模仿的楷模一事本身就是对他的观念的一种削弱，正如对基督的效仿是基督思想演变中命定的停滞先兆一样。正如佛因为他的顿悟而比婆罗门诸神先进一样，基督也对犹太人呼吁：“你们是神。”（《约翰福音》）但是，人们没有能够理解他的所指。所以，我们发现，所谓的基督教西方，不仅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反而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消灭我们所具有的世界的可能性134。
134 关于效法基督问题，参见《心理学与炼丹术》第一部。
印度的阿拉哈巴德、贝纳勒斯和加尔各答授予我三个名誉博士头衔，三个城市代表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和英属印度的医学和科学界。这当然很好，但稍显过分，我所需要的是休闲。我住医院十天，因而得到了休闲：后来在加尔各答我患痢疾病倒。在有如汹涌大海般的印象之中，这是一个安然舒适的岛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之地，以静观万事及其令人愕然的杂沓喧嚣。
返回旅馆之际，我的健康状况尚属勉强，我做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梦，记述如下。我和我的一大批苏黎世友人和熟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大概是在英格兰南部外海上吧。岛屿很小，几乎无人居住。岛屿狭窄，是约二十英里长的一小片土地，南北走向。岛屿南端沿岸上有一座中世纪城堡。我们这一组观光者站在它的庭院中间。我们面前高高竖起一座堂皇的楼塔，透过大门可见石阶梯。我们设法细看，只能望见石阶上有一个圆柱厅室。厅室有微弱烛光照明。我明白了，这是圣杯城堡，而且当晚要举行那“圣杯庆典”。这条消息显得具有某种神秘性质，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位酷似毛姆森的德国教授对此一无所知。我和他兴致勃勃地谈过话，对于他的学识和有光泽的智慧印象颇深。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惶惑：他经常谈论死亡的过去，并且旁征博引地讲述英国与圣杯故事及法国渊源的关系问题。显然他没有认识到这个传说的意义及其活生生的体现，而我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两个方面。还有，他似乎没有认清我们的直接的现实环境，因为他那姿态好像是在教室里对着学生讲课。我想请他注意环境的特殊性，但纯属徒劳。他没有看见阶梯，或者厅室里的喜庆光辉。
我环顾四周，有点束手无策，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座很高的城堡的墙旁边。墙的下半部布满了装饰的格子，不是普通木头的，而是黑铁的，还精巧地铸成了葡萄藤，有叶子、卷须和葡萄串，十分逼真。在横枝上，中间有六英尺空白，上面有很小的房屋，也是铁制，像鸟笼一样。突然，我看见叶子抖动起来；起初，像是老鼠的走动，但我立即又清晰见到一个铁制有蹄的小精灵从一间小屋钻进另一间。我很诧异，对教授说：“喂，你看那个，你……。”
就在此刻，景象中断，梦境骤变。我们，还是原来一批人，但是少了教授，到了城堡之外，置身于一片没有树木的、光秃岩石景色之中。我知道还有事，因为圣杯还不在城堡中，当晚还要举行庆典。据说圣杯在海岛北端，藏在一座无人居住的小屋之中，那是那里惟一的房子。我们之中有六人动身前往，徒步北上。
我们长途跋涉几个小时之后，到了海岛最狭窄的部分，我发现原来海岛由一道海水一分为二。海峡最窄处，海水只有约一百码宽。太阳已经落山，夜已降临。我们疲惫不堪，就地宿营。这一地区荒无人迹，一片萧瑟，极目远望，没有大树，没有灌木，只有草丛和岩石。没有桥，也没有船。天气很冷，我的同伴都已连连入睡。我思索着怎么办，结论是我必须一个人游泳穿过海峡去取圣杯。我脱去了外衣。这时候我醒了。
这种本质上是欧洲人的梦境出现的当时，我还几乎没有摆脱强烈深广的印度印象。大约十年前，我就已经发现，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圣杯神话还是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尽管对于这个传统故事已经积累了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我理解这个诗意的神话和炼丹术对于这惟一真实、惟一妙方、惟一石头的论述两者之间的相符情况之后，这个事实给我的印象愈加真切。白昼所遗忘的神话黑夜继续叙述，被意识贬低成平庸和可笑琐屑之物的强大形象重又受到诗人的承认，又在预言中复活；因此，这些形体也能够“变换形式”，受到善于思考的人的承认。过去的伟大形象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已经消亡；它们只是变换了名称而已。“小而轻，力无穷”，隐身的卡比尔进入了新屋。
这个梦猛烈地扫除了我对印度的强烈印象，又把我推回到了长时间受到忽略的对西方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在以往表现为对于圣杯的求索和对哲人之石的探寻。我被从印度世界中拖出，并受到了提示：印度不是我的研究任务，而只是推动我达到我的目标的一部分途径而已，但显然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个梦似乎在问我：“你想要在印度做什么？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同伴寻求救世主吧，这是你的急需。你的状况岌岌可危，你正面临毁坏千百年来所建树的一切的直接危险。”
锡兰135 ，我旅行的最后一段，给我的印象不同于印度。它已经具有某种南海风情，有几分像天堂，人们在此莫不流连忘返。科伦坡是一个忙碌的国际港口，每天五六点钟之间，万里无云的天空总要骤然下一场倾盆大雨。我们很快离开该城，深入丘陵的内地。古老的皇城康堤裹在一层薄雾之中，低温潮湿的气候促使花草树木生长繁茂。佛牙寺虽小，却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魅力。我在寺中藏经室中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与僧人谈话，观瞻刻在银叶上的佛经。
135 即斯里兰卡。
在这里，我目睹了一次难以忘怀的晚祷。青年男女把大堆大堆的茉莉花撒在祭坛前面，同时轻声吟唱。我想他们是在向佛祈祷，但是陪同我的僧人解释说，“不是，佛已经不在了，佛已圆寂，我们不能再对他祈祷。他们的唱词是：‘今生像美丽的花一样短暂。愿提婆同我共享这一奉献的福祉。”
仪式的引子是一小时的击鼓，在印度寺庙中所说的侍候厅进行。鼓手有五位，方形大厅四角每角站立一位，第五位，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中间。他独奏，是一个十分端庄的鼓手。他上身赤裸，深褐色的躯体闪闪发光，佩戴着红花圈，穿着白色长裙，扎着白头巾，双臂上有闪光的镯子。他迈步走向金佛，背着双面鼓去“献乐”。他以躯体和手臂的优美动作，独自敲鼓，鼓音音调奇特，但在艺术上却很完美。我观看他的后背，他站在摆满小油灯的门前。鼓声是腹部和后腹的古老语言，腹部不是“祈祷”，而是促发思绪流露。因此不是对不存在的佛的崇拜，而是已被唤醒的人所完成的自我救度的许多行为之一。
初春季节，我踏上了回国的旅途，脑海里各种印象过多过盛，不想下船去孟买观光，而埋头阅读拉丁文版炼丹术著作。但是，印度并非没有给我留下印记；印度所留下的路径，从一种无限引向了另外一种无限。
拉文纳和罗马
甚至在1913年我第一次访问拉文纳的时候，加拉·普拉希达的陵墓在我看来就很有意义，非常引人入胜。20年后，第二次参观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在加拉·普拉希达陵墓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情绪，内心又一次受到震动。我是和一位熟人去的，我仍然从陵墓直接进入了正教洗礼室。
在这里，首先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室内弥漫的柔和的蓝光；不过，我对此不觉得奇异。我不想说明光源何在，这种没有明显光源的奇幻光线没有令我感到诧异。我之所以感觉惊奇，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参观时所见到的窗户现在换成了四幅很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画，极为优美，但是，看来我已完全忘记了这些画。我发觉自己记忆力很不可靠，感到气馁。南面窗上的镶嵌画表现了约旦河的洗礼式；北面窗上的第二幅，是以色列的孩子们渡过红海。东面窗上的第三幅，在记忆中很快模糊了。很可能是纳曼在约旦正被洗去麻风病；我的藏书中有一本梅里安古版《圣经》，书中有一幅同一题材插画，很像这幅镶嵌画。洗礼室西窗上的第四幅镶嵌画给人印象最深。我们是最后观赏这一幅的，内容是基督向沉没于波浪之中的彼得伸出一只手。我们在画前伫立至少20分钟，讨论洗礼的原有仪式，特别是它奇异的古老观念：其起源与死亡的真正危险有关。这种习俗常与灭顶之灾有联系，因而用以表示有关死与再生的原型意象观念。洗礼原本是名副其实的水中没顶，至少暗示出淹死的危险。
我对彼得落水镶嵌画的记忆最为真切，而且每个细节至今还历历在目：蓝色的海水，片片的镶嵌玻璃，彼得和基督嘴里吐出的对话，当时，我曾试图探索话的意义。离开洗礼厅之后，我立即去阿里纳里去买这些镶嵌画的照片，可是没有找到。时间很紧，因为参观短暂，我只好把采买一事推后。我想可以从苏黎世订购。
回家之后，我托一位去拉文纳的熟人代购。他没有能够找到，因为他发现我所描述的镶嵌画并不存在。
在此期间，我在一次讨论会上谈论了洗礼的渊源概念，并借机提到在正教洗礼所见到的镶嵌画136。 这些画我至今记忆犹新。和我一起去过那里的女士从来就不相信她“亲眼见过的”东西竟不存在。
136 1932年坦特拉瑜伽讨论会。
我们都知道，要确定两个人是否、在什么程度上同时见过同一事物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在这件事上，我可以肯定说我和她都看到的主要轮廓至少是一样的。
在拉文纳的感受是我一生中最奇幻的经历之一。几乎无法索解。在关于加拉·普拉希达皇后（公元450年逝世）故事中的一个情节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有一次，在极恶劣的天气中，她在严冬暴风雪中从拜占庭前往拉文纳，她发誓，如果她能够平安抵达，她就建造一座教堂，画出海上的惊险。她没有忘记誓言，在拉文纳建造了圣乔万尼教堂，并且用镶嵌画加以装饰。在中世纪早期，圣乔万尼教堂及其镶嵌画被大火烧毁；但是，在米兰的安勃罗西安纳教堂仍然可以看到表现加拉·普拉希达乘船的草图。
从我第一次参观起，我个人就一直受到加拉·普拉希达形象的感染，而且感叹她这样一位有教养、有条不紊的妇女怎么能够在一个野蛮成性的王储身边生活。她的陵墓，在我看来，是一份最后的遗产，我从中能够窥见她的人格。她的命运和她整个的存在，对我都是活生生的存在；从她的强劲性格看，她就是我的女性意向的恰当体现137。
137 荣格把这一幻景解释为通过潜意识达到暂时性新创造，来源于他对原型意象起源的观念。这一具体显现的直接原因，在他看来，在于他的女性意向对加拉·普拉希达的投射。——原注
一个男人的女性意向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作为潜意识的人格化，它可返归到史前史，并且体现出过去的内容。它向个人提供了他应该知道的关于史前史的那些因素。对于个人来说，女性意向就是过去存在过、至今仍然存在于他身上的全部生命。把自己与它相比，我总觉得我自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野蛮人一样，像一个从无中跳跃而出的造物，既无过去，也无将来。
在我和女性意向的交流过程中，我的确已经与我所见到的在镶嵌画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危险有过一次小接触。我已经接近于灭顶之灾。我遇到了彼得的境遇，他曾呼救，并且被耶稣拯救。法老大军的命运也可能曾是我的命运。像彼得，也像纳曼一样，我没有受到伤害，各种潜意识内容的整合为我的人格完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人把以往潜意识的内含与意识整合之时，他心中所发生的事是几乎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只能体验。这是一种无须讨论的主观境界；我们对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有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一事实不能够怀疑，怀疑也没有意义。同样，我们对于他人也怀有一种特定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就我们所知，能够消除全部这些印象和见解之间差异的更高权威是不存在的。作为这种整合的结果的变化是否会发生，变化是什么性质，仍然是一个主观信仰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实不能用科学办法来检验，因此，在正规的世界中没有地位。然而，这依然是一个在实际中非常重要、后果繁多的事实。无论如何，现实主义的心理治疗医生和对心理治疗感兴趣的心理学家都不能忽略这种事实。
我在拉文纳洗礼所经历过这番感受之后，确实理解了有些内在的事物看起来是外在的，而某些外在事物也可能是内在的。洗礼所的真正的围墙，我的肉眼肯定已经看到，但是又被某种完全不同的形象所遮蔽，而这一形象是和没有变化的洗礼圣水盆一样完全真实的。但在那一瞬间，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我的情况并非惟一只有此类情形。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形，就不由自主地认真对待——比对待听到或读到的情况更认真。一般说来，对于这类的传闻轶事，人们都马上会想到与该神秘遭遇有不解之缘的形形色色的解释。我所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确立有关潜意识的任何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潜意识经历许多许多的感受。
我毕生旅行不多。我一直想前往罗马，但是，我觉得我的确不配享有这座城市可能给予我的印象。庞培城就已经足够，它的印象已经几乎超过了我的接受能力。我是在通过1910～1912年的研究获得对古典古代心理学的某些见地之后才前去庞培的。1912年，我乘船从热那亚前往那不勒斯。船只接近罗马所在纬度时，我站在船栏旁。罗马城就坐落在那里，这是古代文化的传播中心，包容在基督教世纪和西方中世纪的错综根基之中，如今依然烟光缭绕。古典古代世界的辉煌灿烂和残酷无情依然存在。
我一向钦佩那些本来可以去比如巴黎或伦敦但却去了罗马的人。当然，罗马和其他类似的古城可以从美学上领略一番，但是，如果那里依然弥漫的灵魂在你每走一步都要影响你至深的存在，如果一堵墙或者一根柱子的残躯都以一种立即可以辨别的面目凝望着你，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甚至在庞培，以往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也会展现出来，出乎意料的事物也变得有意识，问题也会被提出，而这些问题却是我所无能为力加以解决的。
在我的垂暮之年，1949年，我想要补上这一课，但是在买票时突然昏倒。此后，前往罗马的种种计划，便被一劳永逸地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