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来世，关于死后生活，我要作的叙述完全是回忆，是我所感知过的形象和一直令我不安的思想。这些回忆也以某种方式成为我的著作的基础；因为我的著作基本上只是对关于“今世”和“来世”相互作用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新尝试。但是，迄今我还没有明确写过死后的生活；如果要这样，我就必须找到我的种种见解的依据，可是，我没有办法这样作。还是听其自然吧。现在我来表明我的见解。
甚至现在，我也仅仅能够讲故事，讲“神话故事”。也许，人只有在接近死亡时才能得到谈论此题的必不可少的睿智。这倒也并不是说我希望我们有死后的生活。事实上，我宁愿不去抱有这类观念。不过，我必须申明，为了忠实于实际情况，虽然我并不希望，而且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作为，但是这类的思想却在我内心辗转盘桓。我不能断言，这些观点是真是假，但是我知道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如果我不出于某种偏见将其压制，是可以表述出来的。偏见常常损害和挫伤全部精神生活现象。因为我对精神生活所知甚少，我觉得我不能凭借专门的知识来加以陈述。批判理性主义以及许多其他的神话概念，显然已经消除了有关死后生活的观念。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现在许多人几乎都把自己与自己的意识等同了起来，而且想象他们怎样理解自己，自己就是怎样的人。但是，凡是对心理学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理解这种知识是多么有限。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时代病，它们妄称对一切问题都能提供答案。但是，我们现在的有限知识认为不可能，从而加以排除的许多知识，却还有待发现。我们的时空观念仅仅具有近似的价值，因此还存在着或大或小偏差的广阔余地。鉴于这一情况，我对涉及精神的奇异神话十分注意，同时细心观察我所遇到的种种事件，而无论其适宜于我的理论要求与否。
遗憾的是，人的神话方面现今屡遭排斥。人不能再创造寓言。结果，人的所失颇多；因为谈论不可思议的事物既重要又有益。这种谈论犹如坐在壁炉旁边、叼着烟斗说一个引人入胜的鬼的故事一样。
关于死后的生活的神话或者故事的真正含义，这些故事背后是一种什么现实，我们自然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能说明，除了这些故事作为神、人同形同性映射所具有的不可怀疑的价值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因而，我们必须明确，对于超出我们理解范围之外的事物，我们是没有可能确认的。
我们不能想象由全然不同的法律维系的另一个世界，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形成了我们的思想方式，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的精神条件。我们严格地受到了我们先天结构的限制，因此，我们的全部存在和思维把我们束缚于我们的世界。当然，神话的人要求“超越这一切”，而科学的人则不允许这一切。对于智慧来说，我的一切神话论述都是无谓的思辨。但是，对于情绪来说，这是一种治愈性的、有价值的活动；它可以给予存在以一种我们不想消除的声音。世上没有我们必须消除这一声音的充分理由。
心理玄学认为，死者显示自己——或者为鬼，或借以他物——死者传达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的事物，这在科学上都是对来世颇有价值的证明。但是，即使存在着证据充足的这类情况，这样一个问题也依然存在：鬼魂或声音是否可与死者认同，是否是一种精神的投射；所描述的事物是否的确来自死者，或者是否来自可能存在于潜意识中存在的知识。
141 关于潜意识中的“绝对的知识”，参见“共时性：一种非因果关系的连接原理”，载《精神的结构和动力学》。——原注
姑且不管关于这些事物的确实性的理论争辩，我们不应忘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为他们的生活超出现今存在之外还会无限延续，是有重大意义的。他们会生活得更为敏感，感觉更为良好，更觉心地坦然。人们会有数百年的、无法测算的一段时间供自己支配。那么，这种现时的无意义的疯狂冲闯还有什么目的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人就不追求永恒，一想到坐在一团云块上弹竖琴要弹一万年就惊恐不堪！也有一些人在生活中多遭坎坷，或者对自己的存在痛感厌倦，就宁愿彻底断绝存在。但是，就大多数人而言，长生的问题甚为紧迫，甚为直接，而且无法根除，所以，我们必须作出努力，提出某种见解。可是，怎么提出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凭借潜意识，比如梦，向我们提供的启示。我们一般都弃置这些启示，因为我们深信这一问题无法回答。针对这种可以理解的怀疑主义，我提出以下考虑。如果存在着我们不能理解的事物，我们必然要认为这是智力问题而加以放弃。例如，我不知道宇宙形成是依据什么原因，而且永远不得而知。因此，我就必定要放弃这个问题，认为它是一个科学和智慧问题。但是，如果向我提供一种关于该问题的见解——在梦中，抑或在神话传统中——我则应该予以注意。凭借这些启示，我甚至应该构想出一个概念来，即使这一概念依然永远是一种我明知无法证明的假设，也是无妨的。
人应该能够说，他已竭尽全力建立关于来世的概念，或者创造它的某种形象，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失败。不作尝试才是一种重大的损失。因为向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的遗产：这是一种富于神秘生命的原型，这种原型寻求附加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上来，以求使其完整。理性向我们提出的界限过于狭窄，只允许我们接受已知物——而且限制过多——只允许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知的框架之中，正如我们似乎知道生活能延续多久那样。事实上，日复一日，我们都远远地生活在我们的意识范围之外，尽管我们不知道，潜意识的生活依然是在我们的内心发展着的。批判性理性统治越严，生活就变得越为贫乏；但是，我们所能意识到的潜意识越多，神话越多，我们就能使更多的生活变得完整。评价过高的理性与政治上的绝对权力有共同之处：在它的统治下，个人贫乏化了。
潜意识对我们的帮助在于向我们传达事物，或者提供形象性的启示。它具有向我们传达我们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物的其他方式。请考虑一下常常成为现实的同步性现象、预感和梦。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波林根回家时的一次。我带着一本书，但是读不下去，因为火车出发时我被某人落水溺死的影像所控制。这是对于我服军役时发生的一次事故的记忆。整个旅途，我都没有摆脱。我觉得不可思议，想道：“出了什么事呢？真的可能出了事吗？”
我在埃伦巴赫下车步行回家，这个回忆依然困扰着我。我次女的孩子们都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战乱，从巴黎回到瑞士。孩子们站着，显得闷闷不乐。于是我问：“喂，怎么回事呀？”孩子们告诉我说，最小的男孩亚德里安掉在游艇码头的水里了。那儿水很深，他又不怎么会游泳，所以几乎淹死。是他哥哥把他救了出来。出事的时候，就是在火车里那段记忆向我袭来的时候。潜意识给了我一个启示。为什么不给我关于其他事情的启示呢？
我妻子娘家一个人死去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梦见我妻子的床是一个有石壁的深坑。那是一座坟墓，而且有某种经典的古代格调。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有什么人正在咽气。一个酷似我妻子的人在坑里坐了起来，向上浮起。这个人穿着一件织进了奇怪黑色符号图案的长袍。我惊醒了，叫醒我的妻子，看了看时间，是半夜三点钟。梦很奇怪，我立即想到，可能有人死了。七点钟，噩耗传来，我妻子的一个堂姊在夜里三点死去。
常见的是预示，而不是确认。有一次我做梦，梦见我正在参加一个花园聚会。我见到了我姐姐，十分惊愕，因为几年以前她就去世了。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余的人当时都在世。旋即，我发现有一位我熟识的女士陪伴着我姐姐。甚至在梦中我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有了标记。”我想。在梦中，我十分清楚她是谁。我知道她住在也塞尔。可是，我一醒来，尽管我绞尽脑汁，也再不能够回忆起她是谁，虽然整个梦境依然历历在目。我逐一回想我在巴塞尔的全部熟人的面容，看记忆中的形象像不像她。谁也不像！
几个星期之后，我得到消息，说我的一个朋友出了事，而且是致命的。我立即知道，她就是我在梦中见到、但是一直没有辨别清楚的那个人。我对她的回忆十分清晰，包括相当多的细节，因为她在死去之前一年多一直是我的病人。但是，在我努力追忆梦中所见那个人时，惟独她的肖像没有出现在我想象中的巴塞尔熟人肖像画廊之中，虽然她的肖像理应出现在前列。
如果谁有这种经历的话——我还要叙述其他同类者——他对潜意识的潜力和技艺就会显出某种程度的尊重。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这种信息也可能具有一种主观的含义。它可能与现实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不过，我已经知道，我依据潜意识的这种启示所形成的观点是极富成效的。当然，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它们的启示录，可是，我要承认，我已经有了一种鼓励我深入了解全部这个领域的“神话”。神话是科学的最早的形式。我谈论死后诸事的时候，所谈的是内在的启示，而且仅限于告诉你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有人从一开始就会反驳说，关于生命在死后延续的神话和梦，都不过是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补偿性的幻觉；一切生命都希求永恒。为了对此作出回答，我能举出的惟一论据就是神话本身。
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至少精神的一部分是不受空间与时间法则支配的。J. B. 莱因的著名的实验就为此提供了科学证明142。除了有关自发性预见、非空间知觉等等许多例子之外（在这方面我已提出我本身的例子），这些实验证明，精神时常在因果关系的时空规律之外发生作用。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观念，因而还有因果关系观念，是不完备的。世界的完备图景还需要增加一维；只有如此，现象的完整性才能得到一种统一的解释。因而，唯理主义者至今依然坚持认为，心理玄学的经验并不真的存在；他们的世界观会因为这一问题而成立或不成立。如果这类现象出现，唯理主义的宇宙图像就没有价值，因为它不完备。这样一来，现象世界背后的、以其他价值作为标准的现实的可能性，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世界及其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是与这个世界背后或下面的另一种事物秩序有关系的；在这种秩序中，无论是“这里和那里”还是“从前和以后”都不重要。我一直深信，至少我们精神存在的一部分是以空间和时间的相对性为特征的。这种相对性看来是与对意识的距离成比例地增长，直到一种非时间性的非空间性的绝对境界。
142 见《超知觉》（1934），《心理范围》（1947）。——原注
不仅我自己的梦，而且偶尔还有别人的梦，也促成、审订和肯定了我对死后生活的观点。我特别重视我的一个学生，一位60岁的妇女在临死前两个月做的一个梦。她曾经进入过阴间。那里正在上课，她的许多已经去世的女友都坐在前排木椅上。课堂上笼罩着一种期待的气氛。她四顾寻觅老师，但是找不到。显然，她自己就是老师，因为人们死后必须立即讲述自己的全部生活经历。死人们对于刚死的人讲述的生活经历极感兴趣，似乎尘世生活中、空间与时间中的活动和经历具有决定意义。
无论如何，这个梦描述了尘世间几乎不能找到的最为奇特不凡的听众：从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这些人极感兴趣的是毫无奇特之处的人生的最后心理结果；这无非是可能从中得出的结论而已。然而，如果这种“听众”存在于一种相对的非时间之中（在这里，“完结”、“事件”和“发展”都已变成了可疑的概念），那么，他们可能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们自己生活条件中所缺乏的东西。
在做这个梦的时候，这位妇女非常怕死，竭尽全力驱赶关于死亡的全部思想。然而，死亡，特别是对于日益老迈的人来说，又是某种重大的兴趣所在。这是向他提出的一个明确无疑的问题，他必须予以回答。为此目的，他必须有一种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所能展现给他的是他必定走进漆黑的坟墓。但是，神话可以设计出其他的形象，即死人国里有益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如果他相信这些神话，或者以某种程度的信赖态度欢迎这些神话，那么，他就像那些不相信的人一样，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一方面，感到绝望的人正在走向虚无，而另一方面，相信原型的人则沿着生命的轨道前进，将继续在死亡中生活。当然，两者都无法确立，但是，一种人是对抗着本能生活，而另一种则是依从着本能生活的。
潜意识中的形象也是缺乏信息的，因此，为了达到知识，就需要人，或者接触意识。我开始研究潜意识时，我对莎乐美和以利亚的形象是颇为注意的。不久，这些形象消退，但是，约在两年之后，复又出现。令我十分惊奇的是，这些形象完全没有变化；他们的举止言谈方式依旧，似乎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实际上，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极为难以置信的事情。因此，我必须再从头开始，告诉他们发生过的全部事情，并向他们加以解释。对于这一情况，当时我也大感诧异。只是到了后来我才明白所发生的事：在此期间，这两个形象沉入了潜意识之中，隐匿了起来，我也可以说，归于非时间状态之中。他们失去了与自我、自我的变化着的环境的联系，因此，对于意识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很早我就得知，我必须教导潜意识的形象，或者不易与其分清的另一组，即“故去的人的灵魂”。我首次感受到这一点，是在1911年我同一个朋友骑自行车穿越意大利北部的途中。回家路上，我们从帕维亚骑车到亚罗纳，即马乔莱湖的下湖，并在那里过夜。我们原来设想沿湖徒步行走，穿过台森直达费多，再从那里乘火车到苏黎世。但是，在亚罗纳，我做了一个梦，它把计划全部打乱。
我梦见我参加了过往世纪名人灵魂的集会；那感受和后来我在1944年黑石寺庙的幻景相似，谈话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戴着长而卷曲的假发的绅士对我说话，问了我一个很难的问题，醒来以后我已记不清问题的大意。他的话我能听懂，但是，我因为拉丁文掌握得不够纯熟，没能用拉丁文回答。我深感羞耻，情绪低落而醒来。
醒来后，我立即想到我正在撰写的著作《潜意识心理学》，又想到那个没回答出的问题，痛感自卑，于是立即登上火车回家继续工作。我不能再继续骑自行车闲逛，再浪费三天光阴。我必须工作，以寻求答案。
迟至多年之后，我才理解了我的梦和我的反应。那位戴假发的人是一种祖先的灵魂，或者死者的灵魂，向我提出问题，可是毫无结果！问题提得太早，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我努力写书，我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我灵魂上的先人向我提问，看来是希望并期待得知他们在尘世未曾得知的一切，因为答案只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才能创造出来。如果问题和答案永远是现成的，随时可取，那我也就无须乎再作努力；在哪一个世纪里答案都唾手可得。的确，自然界的知识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只有在时间成熟的时候，意识才能理解。这个过程，可以设想，就像个人的精神一样：一个人可能对某一事物略知多年，但只能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才能清晰把握。
后来，在我写作《致死者的七次布道词》时，死者又向我提出了艰深的问题。他们说他们“从耶路撒冷归来，没有找到所寻求的东西。”这一点在当时令我颇为诧异，因为据传统观点，死者拥有大量的知识。人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死人比我们知多识广，因为基督教学说教导说，在阴间我们将要‘直面相见”。但是，显然，死者的灵魂“所知道”的仅仅是死亡之前的东西，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所以他们才竭力干预生活，以期享有人们的知识。我常常觉得，他们就直接站在我们的背后，等待着听到我们给他们的回答，我们对命运有什么回答。我觉得他们依赖于活着的人，以求得到他们问题的答案，亦即依赖于那些活得比他们时间长、现在生存于变化中的世界的人们：似乎全知，或者，是否可以说，全意识，并不受他们的支配，但是只可以注入活人的精神，注入一个以躯体为依托的灵魂。因此，活人的心理看来比死人的心理至少在一点上是优异的：这就是获取清晰而具有决定意义认知的能力。我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三维的世界，就像一个坐标系统；在现世分为纵坐标和横坐标的东西，可出现在“那里”，即无时间无空间状态之中，像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原初形象一样，或许像一种围绕原型的认知的散乱云团。但是，如果分辨不连续内容是可能的，一种坐标系统依然必不可少。在我们看来，在一种散漫的全知状况下，或者，如果情况使然，在一种无主观的意识状况下，没有时空分界，这种活动是不可思议的。认知，就像生殖一样，包含着一种对立：此方与彼方，上与下，前与后的对立。
如果死后有一种意识的存在，那么，我认为，这种存在就会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而意识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个可变的上限。有许多人毕生、而且直到死时都落后于他们自己的潜力之后；更重要的是，落后在被其他人在一生中提高到意识水平的知识后面。因而，他们虽死，却依然寻求他们生前未及获得的那一部分意识。
我是通过观察关于死者的梦得出这一结论的。有一次，我梦见我去访问一个两周以前死去的友人。这位朋友生前只接受习以为常的世界观，而且一直执著于这样的不加反思的态度。在梦境中，他的家是在类似巴塞尔附近的图林格山的小山上。一座古老城堡的墙壁环绕着一个由一个教堂和几座小房子组成的广场。这令我想起拉伯斯维尔城堡前面的广场。时值晚秋，古树的叶子已变得金黄，整个景色在柔和阳光下都已变形。我的朋友和他女儿同坐一张桌旁。他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心理学。我知道，她正向父亲谈论心理学。他听着她的话，津津有味，只是随随便便挥一下手，向我致意，似乎是对一位熟人表示：“请勿打搅。”这种致意同时也是一种辞别手势。这个梦以某种我当然不理解的方式告诉我，我受命获取他的精神存在的现实，而此举是他一生未及做到的。
对于灵魂在死后的演化，我还有另外一次体验，那是在我妻子死后大约一年；有一夜，我忽然醒来，我记得我曾和她一起在法国南部，在普罗旺斯，而且和她在一起整整一天。当时她正在那里从事对圣杯的研究。这一细节在我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她死的时候还没有完成这一研究。主观性的解释，即我的女性意向尚未结束于她应该做的事，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清楚，我在这方面尚未结束。但是，我的妻子在死后继续工作，以求其灵魂的进一步发展（无论这是怎么设想的）这一见解，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在一定程度上令我欣慰。
当然，这类观点是不准确的，会给人以假象，正如投射到一个平面上的形体一样，或者相反，正如以一个三维的形体为依据设计一个四维的模型一样。它们都使用三维世界的术语来向我们展现本身。数学是不惜巨大劳苦创造凭经验无法理解的各种关系的具体表达式的。同样，对于训练有素的想象力来说，通过逻辑原理、以经验资料为基础，亦即，以梦的见证为基础，建立起扑朔迷离之物的形象也是至关紧要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我所说的“必要陈述法”。此法表现了释梦中的放大原则，但是也可轻而易举地用简单的整数中包含的陈述来展示。
一，作为第一个数，是单数。但是，它也是一个“个体”，即一元、全一体、个性和非二元性，这就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上帝的一种原型意向和属性即单子。人类智慧应该作出这些论述；但是，同时，智慧受到了一体及其含义的概念的规定和限制。换言之，这些论述是不随意的。论述受到了一体性质的制约，因而是必要的论述。从理论上说，同样的逻辑推理可以用于数的下余的概念，但是，实际上，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因为复杂情况迅速增加，数量太多，不易梳理。
此后的每一个单位数都会引出新的特性和新的修正。例如，数字4的特性是四次方程能够求解，而五次方程则不能求解。因此，对于数字4的必要的陈述就是，它是一个开端，同时又是前一个阶数的末尾。由于每增加一个单位数就会出现一个或更多的数学特征，因此，论述会非常繁杂，不能系统叙述。
自然数的无限序列与单个性生物有无限的数目是相对应的。这一序列同样由个体组成，甚至其前十个成员的特性也代表（如果能够代表的话）从单子中分离出来的抽象宇宙开创论。数的特性同时也就是物质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可以预示其行为。
所以，我认为，不同于数学的论述（即性质不同的论述）同样能够指出超出其本身的无法表现的现实情况，例如想象的产物，这些产物获得普遍的接受，或者因为像整整一级的原型主题一样发生频繁而突出。正如数学方程中的某些因数那样，我们不能说明它们代表了什么物质的现实，同样，在某些神话产品中，我们最初也不知道它们指向什么精神现实。表述热气不规则运动的方程存在很久之后，关于这些气体的问题才得到精确的研究。同样，我们很久以来就具有表现了某种阈下过程的基本神话题材，虽然这些过程直到最近才获得了名称。
无论在什么地方所获得的最大限度的知觉，我认为，都形成了死人可能获取的最高限度的知识，尘世生活具有如此重大意义，人在死亡之际所“带走”的事物如此重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只有在这里，在对立物发生冲突的尘世生活中，意识的总的水平才能够提高。看来，这是人的形而上的任务，如果没有“神话解释”，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神话是潜意识认知和意识认知之间不可缺少的中间阶段。的确，潜意识比意识所知道的事物多；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永恒中的知识，一般不涉及现时和此地，不能用智慧的语言表述。只有我们让关于它的论述本身放大，如上面关于数字的例子，它才能进入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能察觉到一种新的概貌。这一过程重复出现在对梦的每一个成功的分析之中，颇具说服力。关于梦的陈述不要有先入为主的、学说式的定见，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我们一旦发觉某种“解释的单调现象”，就可知道，我们的方法已经变成教条，因而空洞无物。
虽然没有方法展示灵魂在死后继续存在的有效证据，但是，各种经历会令我们加以思考。我视其为启示，并不擅自将各种顿悟的意义强加于它们。
有一夜，我不能入睡，总是想着一位朋友的暴死，葬礼是在前一天举行的。我深感关切。突然，我觉得他就在房里。似乎他就站在我的床头，邀我和他同去。我不觉得这是幽灵，倒像是他的内在的视觉形象，我对自己暗暗解释说，这是幻象。但是，坦率地说，我当时曾自问：“说它是幻象，我有什么证据呢？假定它不是幻象，假定我的朋友的确就在这里，而我却断言他只是幻象，这种做法不是十分可厌的吗？”而且我同样也不能证明，他站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幽灵。接着我想：“证明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把它解释为幽灵而以此了事，我提出疑惑，对他未必无益；而且，为了实验的目的，可以赋予他以现实感。”我刚想到这儿，他已走到门口，招呼我随他一起走。这样，我就要和他一同去玩耍了！我原来没有想要这样。我必须再一次对自己重复自己的论点。只有在这时候，我才在想象中随他而去。
他引着我出了房间，进入花园，上了公路，最后到达他家（实际上他家离我的房子几百码远）。我进了门，他引我进了他的书房。他爬上一个凳子，指给我看书架上面第二层上有红色书套的五本书中的第二本。这时，幻景中断。我本不熟悉他的藏书，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书。实际上，从下面我无法辨别他指给我看的书架上第二层的书脊的标题。
这个体验在我看来十分奇异，所以，翌日清晨，我去访问他的遗孀，请问可否到我友人书房中去寻找一点儿东西。书架下面的的确确有我在幻境中看到过的那个凳子，我还没走近，就望见了那五本红封套的书。我踏上了凳子，观看标题。那是左拉小说的译本。第二卷标题是《死者的遗产》。对其内容，我不感兴趣，只有标题，与我的经验联系起来看，才是极为有意义的。
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做的梦对于我也同样意义重大。她去世的消息是我在台辛逗留期间传来的。我深感震惊，因为消息来得突然。她去世前一晚，我做了一个十分可怕的梦。我在一座浓密阴晦的森林中，原始丛林式的巨树中间到处摆着奇形怪状的大石块。那是一片粗犷原始的景色。突然，我听见一阵尖厉的口哨声，似乎响彻整个宇宙。我的腿打起颤来。接着，灌木丛中呼啦啦地发出响声，一头巨大的猎狼犬张着可怕的大嘴窜了过去。我一看到这头猛兽，浑身上下顿时都凉了。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突然明白了：是荒野猎人命令它去摘走某一个人的灵魂。我惊骇万状，猛然醒来。第二天早晨，我收到母亲去世的消息。
以前，还没有一场梦令我如此震惊，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表明魔鬼前来抓她。但是，准确地说，这场梦表明，是荒野猎人，或者绿帽人在那天夜里带着他的狼群出外打猎——那是一月份的南风风暴季节。那是瓦坦，即我们日耳曼人祖先的神，把我母亲召唤到她祖先那里去了。消极地说，是返回到了“野蛮的部落”，但是，积极地说，是返回到了有福的人们之中。基督教传教士曾经把瓦坦变成魔鬼。瓦坦本身则是一个重要的神，一如罗马人所正确理解的那样，是一位墨丘利或者赫耳墨斯，一种自然灵魂，以圣杯传说的预言家化身复生，成为炼丹术士所寻求的秘方。这样一来，这个梦的含义就是：我母亲的灵魂是被送进了超出基督教道德领域之外的自性的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了，送进了自然与灵魂的整体之中。在这里，一切冲突和矛盾都已解决。
我立即回家奔丧，乘夜班火车，一路上十分悲痛，但是，在我内心，我却并不悲哀，原因很奇特：整个旅程，我都连续不断地听到舞曲、笑声和欢闹声，好像是车上正在举行婚礼。这与梦境给我留下的惊恐万状的印象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欢快的舞曲，高兴的笑声，我不可能全然沉溺于悲伤之中。悲哀一次又一次地几乎快要浸没了我，但是片刻之后，我又发觉自己受到欢乐曲调的感染。我的一半感到温暖与欢愉，而另一半则感到恐惧与悲哀；我就是在这两种对立的情绪之中飘忽不定。
如果我们假设，在一瞬间死亡是以自我的观点来表现，而在下一个瞬间是从精神观点来表现的话，这一奇异现象是能够解释的。在前一情况下，它像是一种厄运，这是它常常留给我们的印象，似乎凶恶而无情的势力像要结束人的生命似的。
事实上的确如此，死亡确实是一件可怕而残酷的事，这是毋庸赘言的。不仅仅从肉体的变化上看它是残酷的，而且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从我们当中被拉走了，留下的却是死亡的冷冰冰的寂静。任何一种关系都无法希求，因为全部桥梁在一击之下全部断绝。理应享受长寿者在风华正茂之年夭折，而凡夫俗子反而活到耄耋之年。这种残酷的现实，我们无法躲闪。死亡的残酷和无常的真实经验令我们痛苦，从而得出结论：上帝不慈悲，正义不存在，善意无觅处。
但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死亡是一种欢愉的事。从永恒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婚礼，一种神秘的结合。灵魂获得了它那遗失的一半，将要达到完整。在希腊石棺上，欢乐的因素以跳舞的少女来表现，而在埃特鲁斯坎的坟墓上，则是欢宴。虔诚的秘教长在老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庆祝自己的婚礼。直到现在，在很多地区，还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到坟墓上野餐的习惯。这样的习惯表达了死亡确实是一种庆典的感情。
我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即1922年9月，我做了一个预示她即将去世的梦。这场梦波及了我父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896年我父亲去世起，我一直没有梦见过他。现在他又一次出现在梦中，宛然远途旅行归来。他显得年轻了，而且表露出他做父亲的权威模样。我和他一起走进我的书房，我觉得非常愉快，因为预计能够得知这么长时间内他一直在做什么。我还欣然期待着向他介绍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带他看看我的房子，告诉他我在此期间的境遇和我的成绩。我也想要向他说一说我近期出版的关于心理类型的著作。但是，很快我就看出这都不合时宜，因为我父亲显得若有所思。似乎他想要从我这儿索取一点什么，我明白无误地发觉了这一点，所以欲言又止，不谈我的关注所在。
稍后，他对我说，归根结底，我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想听听我在婚姻心理学方面的见地。我准备向他作一大篇讲演，专论婚姻的复杂因素，但是，就在此刻，我醒了过来。我没有能够确切理解这个梦，因为我从未想到它可能指我母亲的去世。只是在我母亲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才明白。
我父母的婚姻是不愉快的，充满了摩擦、困难和对耐心的磨炼。他们双方都犯过许多夫妇特有的错误。我的梦是我母亲去世的先兆，因为我父亲在走后26年又归来，想要就婚姻问题方面的最新见解和信息就教于一位心理学家，因为不久以后他必须恢复这一关系。显然，由于他处在一种非时间性的状态之中，他的理解并未提高，因此，必须就教于活着的某人，因为活着的人享有已经变化的时代带来的好处，对全部情况会有某种新的理解。
这个梦的信息就是如此。无疑，我如果探究其主观意义的话，会理解得更深；但是，为什么我正好在母亲逝世之前梦见她的死，而我又没有预见到她的死？这个梦显然是关系到我父亲的，我对父亲有一一种随着我长大成人而日益加深的同情感。
因为潜意识作为时间空间相对性的结果，比有意识的心理（它只具有它所能及的各种感官感知）具有更好的信息来源，我们在关于死后生活的神话方面就依赖于梦的微小启发和来自潜意识的类似的自发性提高了。我已经说过，我们不能把知识的价值归属于这些幻境，更不用说证明了。但是，这些价值和证明可以当作神话放大的恰当依据，向进行探索的智慧提供其活动所不可缺少的素材。如果割断了与神话想象的媒介世界的联系，心理就会成为僵死教条的俘获物。另一方面，与神话的这类萌芽过多接触，对于意志薄弱和好猜度的心理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被引向把模糊的暗示视为确凿的知识，把简单的幻境当作事实。
关于来世的一个广泛流传的神话是由灵魂转世的观念和形象形成的。在一个智慧文化高度复杂，又比我们古老的国家里——我指的当然是印度——关于灵魂转世的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就如我们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或者存在着灵魂导师的观念一样。有教养的印度人知道我们不赞同这些观念，但是他们不以为然。据东方的灵魂论认为，生与死的轮回是一个无尽头的延续过程，就像一个永远向前滚动、但是没有目的的车轮一样。人活着、获得知识、死去、再生。只有佛才有关于目的的观念，亦即战胜尘世的存在。
东方对神话的需求需要一种有开始和目标的进化的宇宙创造论。西方人则反对有开始和普通的结尾的宇宙创造论，不能接受一种静态的、独立的、经历永恒循环的观念。而另一方面，东方人看来却能够接受这一观念。显然，对于自然的性质不存在一致的感觉，正如现代天文学家们对这一问题没有统一的观点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静态宇宙毫无意义的观念是不可容忍的。他必须设定它有意义。东方人则不需要作出这样的假设：他自己就体现了这种意义。西方人觉得需要完善世界的意义，而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实现这种意义，把世界和存在从自身消除（佛）。
我想说，两者都是对的。西方人大都是外向的，东方人大都是内向的。西方人投射出意义，认为意义存在于客体之中；而东方人则觉得意义就在其本身。但是，意义是既在外界又在自身的。
再生的观念与羯磨观念分不开。重要的问题是人的羯磨是否是个人性的。如果是，那么，一个人投生时所具有的先定的命运就表现出了前几生的成绩，因此就存在着人格的延续性。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在投生行为中所获得的是一种客观的羯磨，那么，这种羯磨就是包容进来的，而不是任何一种人格的延续。
佛的门徒曾两次问他，人的羯磨是否是人格性的。每次佛都避而不答，而且对此问题不予注意；他说，明了此理无助于人解除存在的虚幻。佛认为对其门徒更为有益的是思考人生，亦即，考虑出生、生命、老年、死亡和苦难的原因和作用。
我的羯磨是否是我过去几生的结果，或者是否是我的祖先们的成就，他们的遗产是否和我与生俱来等问题，我没有答案。我是否是我这些祖先的生命的结合体呢？我是否又把这些生命体现出来了呢？过去我是否以特殊的人格生活过，我在那一生中是否取得长足的进步，今天才能够寻求解决办法呢？我不知道。佛留下了这个没有回答的问题，我倾向于认为他自己也不确知。
我可以想象，我可能在前几个世纪里生活过，遇到过我没能解决的问题；我必须再投生，因为我未曾完成以前交给我的任务。我死的时候，我的所作所为会随我而去，我是这样想象的。我将带走我所作过的一切。与此同时，重要的是要保证我最后不会空着双手。看来佛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他告诫他的信徒们莫为无益的思辨而浪费时间。
我的存在的意义就是生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自己就是向世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必须作出我的答案；不然我就要依赖于世人的答案。这是一个超个人的生命任务，我只有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也许这是一个曾经吸引我的祖先的问题，但是他们没能回答。我对《浮士德》在结尾处没有作出答案一点印象颇深，也许原因就在这里吧？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尼采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基督教徒看来感到困惑的生活中的酒神精神方面？或者，这是我的日耳曼人和法兰克人祖先们的活跃的瓦坦－赫耳墨斯精神提出的疑难谜语？
我所感受到的我祖先生活的后果，或者是以往某人生活中所得的羯磨，大概也同样是一种客观的原型；这一原型现在紧紧追逐着每一个人，尤其对我紧追不舍：例如神的三位一体在许多世纪中的发展，及其与女性原理的接触这样一个原型的；或者，对诺斯替教关于恶的起源的仍未明确的回答，换言之，即基督教的上帝形象的不完整性的问题的答案问题。
我也考虑到了由于某一个人的成就而造成世界产生出一个问题而他必须提出某种答案的可能性。例如，我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可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既然如此，某一个具有我的羯磨的人——或者我自己——就必须再生，以求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答案。也可能是这样：世界不需要这样的答案，我就不会再生，我就当享有几百年的安宁，直到有朝一日，又需要一个人，他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而且可能重新卓有成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想象，一段休息时期可能接续而来，一直到我在我一生中所完成的工作需要重新接续为止。
羯磨问题对我是模糊的，同样模糊不清的还有人的再生或者灵魂转世的问题。我“以自由和开放的心理”注意听取了有关再生的印度教理，并且细致观察我自己的生存世界，看是否在什么地方以某种方式存在指明再生的可信符号。当然，我指望在西方找到对于再生信仰的相对繁多的见证。信仰只向我证实了信仰的现象，而不是信仰的内容。我必须从经验上看到它被揭示才能接受。一直到几年前，在这方面我都没有发现任何具有说服力的情况，虽然我对这样的迹象是细心注意的。但是，近来，我在自身观察到了一系列的梦，这些梦似乎是在一个已去世的熟人身上描写出了转世的过程。但是，在其他人那里，我没有遇到过这类梦，因此没有比较的依据。因为这种观察是主观性的、单一的，我只想提及其存在，而不作深入研讨。但是，我要承认，在这次经验之后，我是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转世的问题了，虽然还不能提出一种确定的见解。
如果我们假定生命“在那里”继续存在，那么，除了精神的存在之外，我们不能设想其他形式的存在，因为精神的生命不需要空间与时间。精神的存在，尤其是我们在此关注的内在的形象，提供了有关来世生活全部神话思辨的材料，我把那种生活想象为形象世界的一种延续。因此，精神就可能是来世或者死者之国所在的那种存在。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来世生活看起来似乎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逻辑延续。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思考和内在形象在人的生活中自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143 当然，这就指出，老年人的精神没有变呆滞或完全僵凝，“妙药制备得太迟，因为耽搁，疾病已入膏肓”。到了老年，人开始让记忆展现在灵魂的眼睛之前，在沉思之中，在过去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之中辨认自己。这就像是对来世存在的一种准备，正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一样。
143 引自《使徒行传》，《约耳书》。——原注
内在的形象使我免于沉湎在个人的反思之中。许多老年人过多地沉溺于重现往事，他们全部被囿于这些回忆。但是，如果这是投射性的，并且转化成为形象，则反思可能是一种为了跳得更远的后退。我竭力看到穿过我的生命进入世界、又离开世界的那条线索。
一般地说，人们形成的对来世的概念大都是由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偏见构成。所以，在多数的概念中，来世被描述成为一个愉快的地方。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十分明显。我几乎不认为我们死后都被引导到某一个令人心旷神怡、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去。如果来世的一切都很愉快和谐，那么，在我们和受到祝福的灵魂之间将会有某种友好的交流，而且投生前的状态会向我们映出善意和美来。但是，在死者与生者之间，为什么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障碍呢？至少有一半关于与死者邂逅的报告讲述的都是与黑暗幽灵相遇的可怕经历；从规律上看，死者的国度都保持着冰冷的寂静，不为亲人的悲恸所动。
再略提一下我的不由自主的想法：我觉得世界是极为一元的，对立物规则完全消失的来世不能存在。那里也存在着自然，那种自然就其状貌而言，也是上帝的自然。我们死后将进入的世界是既壮观又可怕的，就像上帝、像我们所知道的全部自然界一样。我不能设想痛苦会全然消失。当然，我在1944年那次幻境中的经历——解除躯体负担，窥测含义——给予了我深厚的慰藉。然而，其中也有黑暗和人情温暖的奇异消失。回忆一下我遇到的黑石块吧！石头是黑色的，最坚硬的花岗岩的。这是什么含义呢？在创世的土地上如果没有不完美现象、没有原始的缺陷，为什么还存在创造的迫切需要、对尚待完成的事物的渴望呢？为什么诸神一点儿也不关怀人和创世、不关怀无限的生死轮回？归根结底，佛把他的“空”与对于存在的痛苦看法对立了起来，而基督徒则希望现世迅速终结。
在我看来，在来世也可能存在某些局限，但是死者的灵魂只能逐渐发觉解脱状态的界限何在。在“外界”某处，必定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制约着世界的必然性，寻求结束死后的状态。这种创造性的决定因素——我是这样想的——必须决定什么样的灵魂将再去投生。我想象，某些灵魂觉得三维存在状态比永恒存在更为幸福。但是，可能这取决于这些灵魂从其人世存在中取得多少完满性或者非完满性。
三维生活的进一步的诱惑力，在灵魂达到理解的某一阶段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既然更充分的理解已经把重新现形的欲望毁灭，灵魂也就无须再归还。在这时候，灵魂就从三维世界消失，而达到佛教徒所说的涅槃境界。但是，如果还有一次羯磨需要安排，那么，灵魂就会再陷入欲望之中，并再次投生，甚至可能因为它理解有某件事情仍需完成方才如此。
就我而言，造成我投生的一定是一种追求理解的热烈欲望。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中最为强烈的因素。对理解的这种不知足的欲望，看来已经创造了一种意识，以求得知道存在着什么，什么事会发生，并且从不可知物的微弱启示中把各种神话概念合在一起。
我们缺乏我们的任何事物会永恒保存的具体证明。我们最多可以说我们精神的某一部分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凡继续存在的事物是否意识到了它自身。如果我们觉得必须就这一问题形成某种见解，我们也许可以研究从精神解体现象中所得知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凡是一种分裂的情况表现出来，它都表现成为人格形式，似乎情结对其本身是有意识的。因此，精神病患者所听到的声音是人格化的。很久以前，我在博士论文中研究过人格化情结的现象。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结引证为意识延续性的见证。同样，在脑部受重伤之后和精神崩溃严重状态下深深的假死情况中得到的、令人惊奇的观察结果，也符合这一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的完全丧失可能伴有对外在世界的种种感受和生动的梦的经验。因为在这类时刻，大脑皮层即意识中枢是不发生作用的，所以对于这些现象还没有解释。这些现象可能至少是意识能力的一种主观的顽强存在，甚至在显然的潜意识状态下144。
144 参看“共时性：因果结合原理”，收入《精神的结构与动力学》。——原注
永恒的人，即自性，和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尘世的人之间的棘手关系的问题，可以由我的两个梦阐明。
1958年10月，我梦见我从自己住宅中看到两个镜片形的发出金属光的圆盘，光盘在房屋上方画出一个锐角拱形线，然后沉入湖中。那是两个飞碟（不明飞行物）。然后，另一个物体直接向我飞来。我全然是一个圆的透镜，像望远镜的物镜一样。它在距离四五百码处逗留了片刻，然后飞走。旋即，又有一个从空中急速飞来：这是一个有金属延伸物的透镜，延伸物引向一个箱子，即一个幻灯。在六七十码的地方，它在空中停止，光射向我。我在惊愕中醒来。梦境未消，我就想到：“我们一直认为飞碟是我们的投射物。现在证明，我们是它们的投射物。我是这个幻灯映射出来的，是卡尔·荣格。但是，是谁操作了这一器具呢？”
在此之前，我曾有一次梦见了自性和自我的问题。在较早的那个梦中，我正在徒步旅行中。我正在山间景色中的小路上行走，阳光高照，四面都很开阔。然后我走到路旁一间小教堂。门半开，我走了进去。我感到奇异，祭坛上没有圣母像，也没有十字架，仅仅陈列着珍奇的花卉。但是，在祭坛前面的地板上，我看见一个瑜伽信徒盘腿面对我坐着，正在深思。我更仔细地看了看他，才明白他长着我的脸。我深感惊骇，惊醒过来，想到：“哎呀，他不就是设计我的那个人么。他做了一个梦，我就是梦。”我知道，等他一醒来，我就不复存在了。
我是1944年病后做的这个梦。这是一个比喻：我的自性正在沉思，设计着我的尘世形体。换句话说，它拥有人的形状，以便进入三维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穿上潜水服装潜入海水一样。当弃绝来世的存在时，自性就带有一种宗教的姿态，正如梦中那个教堂一样。在尘世形体中，它可以经历三维世界的种种经验，但是，通过更大程度的意识，它就向体现又迈出了一步。
那瑜伽信徒的形体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我生前的潜意识完整性，还有远东、正如梦中常见的那样，远东是一种生疏的、与我们相反的精神状态。像幻灯那样，那瑜伽信徒的沉思“投射”了我的经验现实。一般我们都是反向地看待这个因果关系：在潜意识的产物中，我们发现曼荼罗的象征，亦即表示完整性的图形和正方形的形体；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表现完整性，都使用这种形体。我们的根基是自我意识，我们的世界是集中于自我的焦点上的光线范围。我们是从这一点来看待昏暗的暧昧世界的，永远也不知道我们看到的阴影形体在多大的程度上为我们的意识所造成，或者具有它们自己的现实。肤浅的观察者只满足于第一种假设。但是，更为仔细的研究表明，潜意识的形象不是由意识产生的，它具有它们自己的现实性和自发性。但是，我们却视其为次要的现象。
这两个梦的目的是颠倒自我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关系，把潜意识表现为经验人格的制造者。这种颠倒的含义是，在“另一方”的见解中，我们的潜意识的存在是真正的，而我们的意识世界则是一种幻觉，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表面的现实，就像梦一样，只要我们还在其中，它就是一种现实。显然，这种状况很近似于东方的“虚妄”的观点145。
145 荣格少年时期的生活就表现出了对现实场所发问的倾向。他在儿时曾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想着那块石头正在说“我”，或者干脆就是“我”。比较庄子的梦蝶。——原注
因此，潜意识的完整性在我看来是全部生物事件和精神事件的真正精神导师。这是一条原理，它要争取全部实现；在人的方面，则是获取全部的意识。获取意识，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而自我知识则是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本质。东方人给自性增添了毫无疑问的神性意义，而根据古代基督教的观点，自我知识就是通向认识上帝的途径。
对人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人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系。这是有关他的生命的重大问题。只有我们知道真正重大的事物是否是无限的，我们才能避免把我们的兴趣集中在徒劳的活动上，集中在各种各样没有真正意义的目标上。因此，我们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是个人财富的品质：我们的才能或者我们的美。人越强调虚假的财富，他对本质的东西就越缺乏敏感性，而他的生活也就愈加不能令人满足。因为他只有有限的目的，他就觉得受到了限制，结果造成了羡慕和嫉妒。如果我们理解并且感觉到，我们在此生中已经与无限有某种联系，欲望和态度也就会发生变化。归根结底，我们重视某物，是因为我们所具的本质；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本质，生命就会被浪费掉。在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上，首要的问题也是某种无限性是否表现在这种关系之中。
但是，只有我们与极限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能获得对无限的感知。人的最大的限制就是“自性”；它表现在这一经验之中：“我仅仅是这样的！”只有对于我们狭隘地囿于自性这一情况的意识，才构成了与潜意识的无限性的联系。在这种认识中，我们会感受到自己既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永恒的，既是此又是彼。认识到我们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组合体（即：最终是有限的）中是独特的，我们就有能力意识到无限。非于此时莫属！
在一个仅仅专注于扩张生存空间和不惜任何代价增加理性知识的时代，要求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己的局限性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挑战。独特性和局限性是同义词。如果没有这两者，对无限的感受就不可能，当然也不可能达到意识，而只是一种对它的幻影般的认同，其形式是醉心于自己是多数派和对政治权力抱有贪欲。
我们的时代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此地此刻，因此造成人及其世界的魔鬼化。独裁者出现和他们带来的全部灾难这一现象，都源于超级知识分子的短浅目光剥夺了人的超越感。像他们一样，人变成了潜意识的牺牲品。但是，人的任务则恰恰相反，即，要意识到从潜意识向上涌出的内容。人既不应该坚持人的潜意识，也不应该同一于他的存在的潜意识因素，进而回避他的命运，即创造越来越多的意识。就我们的认识而言，人类存在的惟一目的是在一般存在的黑暗之中点起火光。甚至可以假设，正如潜意识会影响我们那样，我们的意识的增长也会影响潜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