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一点以后不久，我乘一架总统专机启程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我的助手哈尔·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约翰·内格罗庞特、彼得·罗德曼、两个特工人员、两个秘书，以及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因为这是他回到莫斯科去最快的办法了。飞机上有一名苏联领航员，带我们飞过苏联领土。
像往常的几乎每一次出行那样，动身时间选在使我能于深夜抵达莫斯科，这样由于时间太晚，可以不再举行严肃的会谈。这保证我在参加重要的会谈前能有一整夜的休息，减轻因高速飞行而引起的时差不适应感。我曾经两次违反过这个原则，在通宵飞行后直接去同黎德寿谈判，结果都使我在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当时，北越人的策略是用冰川流动那种低速度来消磨我们的精力，在每次会上重复同样的基本发言稿，并且对我们所提的每一个建议，拒不承认它有丝毫可取之处。为了表示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有耐心，我通常的反应是讲几句逗乐的话，或者把同样的问题重复来重复去，或者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再重复我早已表示愿意作的让步，就像它是一个新让步似的。但是，每当我刚刚飞越大西洋直接去参加会谈时，我发现我对北越人的无礼差一点就要发火——差一点就掉进他们为我安排的圈套。打那以后，我从不在经过长途飞行后立刻去参加谈判。
我的莫斯科之行是秘密的，消息要等到我返回后才能公布。几个月来，苏联人一直敦促我秘密地去访问，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因为我曾秘密访问过北京，而他们有权得到同等待遇！尼克松对秘密访问也是欢迎的，因为除其他理由之外，这有助于推迟尼克松同他的国务卿之间的争论。我赞成秘密访问，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受舆论界和批评我的人事先定的规矩的掣肘。事后汇报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所取得的成果的来龙去脉讲话，而不必按别人的期望、愿望或虚构的口径来谈。
我是在同一天晚上当地时间八点左右抵达莫斯科的。我们的飞机滑行到军用机场一个僻静、黑暗的角落里停住了。在舷梯跟前迎接我的是第一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他是苏联外交部一位葛罗米柯式的白发苍苍的老外交家：很内行、守纪律、注重策略多于战略。陪他来的是一位克格勃的将军塞尔盖伊·安东诺夫，他将负责保护尼克松的工作。中国的礼宾司把我当作安排总统活动日程的试验品，而安东诺夫则拿我来试验他的安全程序。
一个快得吓人的车队以几乎是一百英里的时速把我们送往俯瞰莫斯科河的列宁山上的宾馆大院，那里离莫斯科大学这座斯大林时代的哥特式摩天大楼不远。这些宾馆的设计同北京的几乎一模一样；这种设计是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向中国出口的苏联货色之一。这些宾馆楼房很像那些上层中产阶级、白手起家的实业家的别墅，想用它们外貌的庄严和家具的规模来显示主人新获得的殷实地位。苏中两国宾馆的主要区别在于布局。中国宾馆的各栋楼房坐落在大花园里的小湖周围，彼此可以相望，虽然有卫兵设岗，不能通行。苏联人怕有人不守规矩，不保险，把每栋楼房隔成独院，有自己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看不到任何其他住宅，只能望见河对岸广阔无际的俄罗斯平原上的莫斯科城。
宾馆极其舒适。在这里，俄国人传统的好客同苏联人出名的狡猾融为一体。在随团工作人员可以当办公室用的房间里放着一个保险柜。宾馆经理盛情地请我们把机密文件存放在里面。保险柜是个摇摇晃晃的老古董，它的构造使人觉得里面的部件很可能是活的；不难想象，放文件的槅板会像送菜升降机那样，把文件送到楼下主人的手中，供他们在夜间慢慢研究。我们谢绝了这番盛情。我们的机密文件放在一个大锡盒里，由特工人员加里·麦克劳德在他醒着的时候加以看守。夜间，这个盒子放在他和另一特工人员杰克·雷迪合用的房间里他们的床铺之间。
也是在那次访问中，我第一次得知如何使用“干扰器”。它是我带来的一盘盒式录音带，它放出的奇特声音就像几十个人同时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若要和同事们商谈问题而不被窃听，我们就聚集在干扰器周围低声交谈。我们听得懂彼此讲的话，但据信窃听的人不可能从嘈杂的录音声中分辨出真正的谈话。究竟干扰器灵不灵，我们永远没有把握。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谁想长时间地夹在这种令人麻木的噪声中间同别人谈话，他一定会精神失常。因此，我们不常用它。我们通常用省略语或彼此递条子。有时，我和一位同事在园子里散步，但即使在园子里，我们也采取咬耳朵的办法，因为维利·勃兰特的安全人员曾经警告过我们，树上也装了窃听器。我有一次对葛罗米柯开玩笑说，园子里有一棵怪树，它的树枝跟踪我的每一个行动。我们如此相信克格勃的手段高明，以致我们的秘书都用国内带来的手提打字机，以免电动打字机的信号被我们殷勤的主人“遥测”去了。
晚上十一点，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到宾馆来同我商量第二天的日程，我让我的秘书朱莉·皮诺在场记录。这显然使葛罗米柯感到不安。他大概不愿有人做速记记录，所以他低声地用英文讲话，好像故意使她难以听清。对工作人员记笔记，葛罗米柯并不在乎；使他不安的是女速记员。女速记员不知是冒犯了俄国人的大男子主义，还是苏联人的保密心理。（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几年以后，勃列日涅夫在接见我时让两个苏联姑娘列席。这或许是专门做给我看的。）
葛罗米柯告诉我说，除了星期天以外，勃列日涅夫将代表苏联方面主持会谈，星期天他要去参加他孙女的婚礼。我向他强调，我的首要使命是使越南问题不成为最高级会谈的障碍。由于我们两国有能力摧毁全人类，我们有义务改善两国关系。现在我们有机会这样做，但河内在进行阻挠。我受权就广泛的问题进行讨论，但我奉命首先要探讨结束越南战争的办法。葛罗米柯说，勃列日涅夫准备详细讨论越南战争问题，而这种表示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葛罗米柯用大部分时间来强调，苏联领导人如何重视最高级会谈，以及他们多么认真地在准备同美国总统会晤。葛罗米柯在我们的B-52飞机大规模轰炸海防地区后才四天就如此积极，使我强烈地感到，可以利用最高级会谈约束苏联的行动，同时我们可以放手推行自己结束越南战争的计划。
筹备最高级会谈
到一月二十一日多勃雷宁兴高采烈地从莫斯科回来时，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已扎扎实实地开始了。他说，他同苏联领导人有过重要的交谈，后者热切希望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他带了一封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的信，主张双方“对最重要问题的关键方面定期交换意见”，以此着手进行有关最高级会谈的“实际工作”。他指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东问题；欧洲安全；消除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的障碍；扩大双方在外层空间、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科技交流。他表示希望以最高级会谈作为期限，争取在莫斯科就若干上述的领域签订一些协议。在信的结尾部分，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保证“我们极其重视即将同你举行的会晤，也十分重视这次会晤能在怎样的形势下举行”。这一笨拙的短语透露了苏联对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感到不安，或许还透露了勃列日涅夫预感到越南的前景不妙。
我告诉尼克松说，多勃雷宁表现得“过分热情”。他把越南僵局怪罪于中国人——他总是下意识地提醒我们可以设法利用苏联的敏感反应。我向他提出警告：如果对方发动攻势，我们将报之以尽可能强烈的行动，不论这种行动对美苏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在同尼克松商量后，决定我应接受他们的邀请去莫斯科，条件是：莫斯科应为停止越南战争采取某种行动，最好是安排一个受权来解决问题的河内方面的谈判代表。
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这时加速了，而且像通常一样，一开始就引起了一场内部争论：究竟是由罗杰斯国务卿还是由我来负责这次筹备工作。那时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连共同负责的门面都装不起来了。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迹象，就是一年一度围绕起草和出版向国会和公众做的长篇外交政策报告的斗争。接连三次，在总统发表外交政策报告的同时，国务院发表了它自己的同样内容的长篇报告。过去，总统不提出外交咨文之前，国务院自己从未出过这种报告；从那三次以后，它再也没有发表过这种报告。从理论上说，这两份报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由我和几位同事起草的白宫的咨文是一份较短的分析性文件，只谈总的原则。国务院的那份报告则反映了那个部门官僚机构的需要。报告是由委员会草拟的，因而比较模棱两可，同时又包罗万象，因为各个局的局长和各个地区司的司长都坚持要把他所主管的问题列在报告之内。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搞出一个罗列各地区和各专业问题的冗长的清单。白宫和国务院每年都有激烈的争论，问题之一就是先发表哪个报告。当然，像预料的那样，总是先发表总统的报告。这种竞争并不总是围绕国策问题。我总是设法使总统的报告多少提到罗杰斯国务卿的作用，但强调的当然是总统的关键作用，这样也就包含着突出我自己的意思。国务院也毫不迟疑地参加这种竞赛。国务院一九七二年发表的报告提到总统的地方有一百七十二处，提到罗杰斯的地方有九十六处，而提到我的地方只有一处，即在重印总统中国之行的公告全文时，他们无法删掉我的名字。那份报告登了四张总统的照片，八张罗杰斯的照片，没有登一张我的照片。这足以反映那一年的活动吗？在那一年里，我秘密访问中国一次，同北越人秘密会谈七次，更不要说在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的突破和关于柏林的协定了。上述统计是我手下一名工作人员做的。我不知道哪一方面更小气些，是国务院对我的冷落呢，还是我对冷落的计较。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罗杰斯于三月十四日向总统呈送了一份报告，说他打算“亲自负责”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熟悉尼克松脾气的人都知道，他是不会同意的。霍尔德曼奉尼克松之命发去一份措辞谨慎的批复，要求国务院同多勃雷宁的每一次接触都得事先经白宫批准。这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于是尼克松在三月十七日我同多勃雷宁会谈的时候突然走进屋来告诉多勃雷宁说，筹备最高级会谈的所有重要工作都由我主管。关于经济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技术性谈判，则交由内阁各主管部门在国务院指导下进行，但主要的政策性问题将通过现在这个渠道处理。
我们对勃列日涅夫一月来信所列举的几个问题并不同样感兴趣。我们准备完成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我们认为，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应放在西德联邦议院批准了德苏条约之后，我们把这些条约看成是诱使苏联在总体上、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克制自己的因素。至于中东，我们认为按照苏联迄今提出的条件是不可能解决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在那个地区的策略，与其说是通过合作谋求解决，不如说是为了证实苏联的影响有限——只要苏联继续支持阿拉伯人的极端主张，我们就遵循这种策略。至于经济和技术协定，多勃雷宁很懂得我们把问题联系起来的做法，他知道在基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是不会缔结任何协定的。当然，随着筹备工作的进展，我们将不得不草拟一份公报。
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重大的分歧已经压缩到只有三个。苏联当初坚持在研究限制进攻性武器系统之前必须先缔结一项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但是他们在一九七一年五月的公告中同意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讨论。然而，如何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问题尚在争论中。我们坚持要允许我们有两个反弹道导弹基地（即我们正在马姆斯特罗姆和格兰德福克斯修建的两处，或者其中的一处再加上华盛顿），而苏联的系统则限于现在莫斯科附近的那一处。苏联则主张平等；双方都应该可以放手保护自己的首都，同时保持同等数量的导弹。由于苏联的导弹基地比我们的小，这意味着按照这项建议苏联将有三个基地来对我们的两个。第二，我们已同意冻结洲际导弹的部署，但冻结的期限没有定。苏联方面，按它惯常的做法，一开始只提议冻结一年半到两年。我们则主张五年。到我去莫斯科的时候，苏联方面暗示他们或许可以同意冻结三年。第三个问题是苏联方面根本不愿意对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加以限制。
我们在谈判中的立场，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在国防预算上单方面作出的决定的影响。我对于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和我们在防务问题上的决定相互越来越背离的状况感到不安。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我给莱尔德写信，把总统对一九七三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决定告诉他。我在信中说，一个坚强的防御态势对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至关紧要，特别是在来年，“因为我们在外交上将要采取主动行动，要求我们从强有力的地位而不是虚弱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为了能在谈判中施加压力，新的预算应安排修建四处反弹道导弹基地，尽管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可能规定我们只能有两处。我也请莱尔德考虑赞成“一项扩大的战略潜艇计划”，并且要以一种苏联方面很容易看得见的方式实施这项计划。我告诉莱尔德，总统指示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应该大大增加国防预算。
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这个指示，遭到了总统给国防部的其他许多指示同样的命运。反对的势力太大了。三军不愿意把他们宝贵的采购拨款用来发展反弹道导弹，因为国会通过一再削减经费，已经使反弹道导弹的计划不再具有军事价值。而五角大楼的支持充其量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参院军事委员会早在一九七一年就拒绝批准修建两个以上的基地。国务院倾向于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它支持杰勒德·史密斯关于最好只建一处基地的意见。史密斯三月十六日在参院军委会作证，表示支持该委员会已经得出的结论。他说，在他看来，批准修建两处就够了；修建更多基地所需的钱可以暂时存放起来，待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有结果时再说。既然谈判快要进入高潮，最高级会谈在两个月内就要召开，总统关于扩大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决定实际上等于被驳回。
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更为复杂。本届政府并没有在造这种潜艇；前几届政府在造了四十一艘携带北极星式和海神式导弹的核潜艇，达到最高限额后，就停止建造核潜艇了。苏联则开始时每年约造八艘新的潜艇，总共携带九十六到一百二十八枚导弹，视潜艇类别而定[1]。到一九七二年，苏联有四十三艘潜艇已经下水或正在建造。我们估计，到一九七八年他们潜艇的总数将超过八十艘。
当时，我们面临一项重要的武器采购决定，这项决定反过来会决定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立场。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迅速开始生产一种改进型海神式潜艇，或者等到有了全新的三叉戟潜艇后再购买，这种潜艇最早要到一九七八年才能生产出来。如果我们选择建造改进型海神式潜艇，我们就宁愿使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不包括在战略武器冻结项目之中；这样我们就能通过迅速建造新潜艇而同苏联竞争。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投资于新的三叉戟计划，那么我们就得坚持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包括在冻结项目内，以便冻结苏联的数目，而同时我们自己则得以在条约规定的五年内研制成我们的新的武器系统。
五角大楼基于充足的理由选择了发展三叉戟的计划。把我们的资金用在研制新的一代潜艇和导弹上，比用来改进原来的海神系统要好。如果突击建造新的海神式潜艇，就会占用许多船坞，影响其他的造船计划。莱尔德国防部长在一月四日的备忘录中，穆勒海军上将在三月八日核实小组的会上，以及他们两人在三月十七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都慷慨激昂地争辩说，宁愿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一种新一代的潜艇，即便在此期间少得几艘战略潜艇也在所不惜。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也持这一立场。[2]莱尔德归纳了反对建造现有型号潜艇的各种方案的人的意见，他说：“这类方案……都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设性的长期计划，因此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都可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然而，如果我们决定要三叉戟，我们就得在谈判中迅速就冻结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达成协议。这项协议要在苏联知道我们已经决定在冻结期间不再建造导弹潜艇之前就谈成，否则就没有什么动力来促使他们同意冻结。我们还可能面临最糟糕的局面，即苏联放手大干，而美国则在好几年内不建造新的海基导弹。如果不冻结包括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在内的进攻性武器，那么对我们不利的数量差距就会逐月扩大。但是，在我们自己没有发展计划，而且在五年内不可能有发展计划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诱使苏联停止它的计划呢？一月十八日，莱尔德想出了一个极妙的办法。他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建议迅速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冻结进攻性武器的协议；为了使我们在潜艇问题上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他主张同意苏联可以继续建造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系统（当然建造的速度要放慢些），但条件是：每造一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就得拆除一枚老一代的洲际导弹或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我们估计苏联约有二百零九枚老一代的洲际导弹和装在核动力潜艇上的三十枚老一代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即共约二百四十枚。如果苏联采纳这一选择，全部以新换旧，我们就可排除掉他们几百枚投掷重量很大的老一代导弹，这种导弹因为易受袭击，只能被苏联用来作为第一次打击力量。同时，我们就可以使苏联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总数，比穆勒海军上将估计他们有可能建造的少将近二百枚。
核实小组在三月八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三月十七日审议并总的来说赞同了莱尔德的方案（但总统像惯常那样，没有立即最后拍板）。在三月八日的核实小组会上，杰勒德·史密斯和副国务卿约翰·欧文都力主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问题留给总统带到莫斯科去谈判。我表示反对说，一个牵涉到这么多技术判断的问题，要总统在最后一分钟去进行谈判，实在使我感到害怕。我担心急于解决问题的压力可能太大，以致不能得到一项合理的结果。（这场争论从事后来看有讽刺意味，因为后来有人批评说，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谈的问题太多，而且时间太紧。事实上，除了一个问题外，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是在最高级会谈前就解决了的，而那一个问题又远没有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复杂。）
总统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同他的军备控制谈判代表和国务院争吵，他叫我通过那条特殊渠道把莱尔德的方案告诉多勃雷宁。如果苏联接受，我们就可以去同我们的官僚机构争辩；如果苏联拒绝，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倒可以省去许多内部争吵。我在三月九日执行了这项任务，我以探讨性的口气把这个方案作为我自己打破僵局的设想提了出来；多勃雷宁似乎不感兴趣。于是我威胁说，我们将着手突击建造潜艇。（当时，报纸上正开始攻击莱尔德的三叉戟计划，主张我们放弃建造新的一代潜艇，以换取暂停建造一切潜艇。舆论界的这一批评运动削弱了我那句威胁性的话的影响。）[3]多勃雷宁的论调同批评我们的人的论调一样：他认为最好只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和冻结洲际导弹的问题达成协议，而把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留待将来解决。我坚持说，我们不会对苏联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放任不管。多勃雷宁说，那就很可能出现僵局。到四月初，多勃雷宁暗示说，苏联领导人正在研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但他丝毫没有透露他们研究的结论。我动身去莫斯科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停留在这个地步。
通过我和多勃雷宁这条渠道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最高级会谈的最后公报。一月二十一日，多勃雷宁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问我们的设想是要发表一个列举双方讨论的各项问题的单一文件，还是愿意另外发表一项“原则宣言”。苏联人对搞原则宣言很有瘾头。他们大概认为这种宣言确认了他们的平等地位，并且可以用来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双边关系上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也许由于俄国历史上的原因，使他们重视念经式的、冠冕堂皇的宣言和显眼的象征。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当我们的最高级会谈筹备工作大力开展起来的时候，苏联已经同法国蓬皮杜总统和土耳其各签订了一长篇充满热情言辞的“原则宣言”，同加拿大也签订了一项协商议定书，更不用提同西德签订的那个互不侵犯条约了。我对多勃雷宁的提议未置可否，虽然我知道我们准备在访华的公报中声明若干原则。我认为避免给人以存在某种美苏共同统治的印象是重要的，所以我一直拖到完成了中国之行以后才着手同苏联讨论公报的草案，以免消息传到北京，引起误解。
尼克松和我都认为，鉴于早有先例，要想避而不搞原则宣言是不容易的。因此我们想利用原则宣言达到某些积极的目的。我们可以阐述我们主张的国际克制原则，类似一九七〇年十月尼克松在联合国的演讲中所阐述的那些。这些原则如果付诸实施，就可以缓和紧张局势，而如果被违反，就可以用来动员人们共同反对苏联的咄咄逼人行径。所以，二月七日（仍然是在北京的首脑会晤之前），当多勃雷宁再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们将乐于看到苏联的方案。多勃雷宁很机灵，不肯拿出来；他怕苏联政府提出的草案有可能被拒绝。至少，公报的最后文本将表明苏联作了重大的让步。三月九日，也就是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以后，多勃雷宁建议我们用苏法宣言作范本。我再次要求拿到一份苏联的草案。多勃雷宁不同意，他的理由是：一旦有了一份苏联的草案，今后任何修改都须经过政府的批准了；远距离的谈判将会是极其麻烦的。
到三月中，我觉得北京最高级会谈已经过去了一段足够的时间。三月十七日，我得到总统的批准，交给多勃雷宁一份公报草案，像《上海公报》那样列举了我们认为应该用以指导美苏关系的原则。我们强调了双方要克制，不干涉他国内政，放弃为谋求单方面的好处而施加压力。他当时没有表态。直到一个月后我到达莫斯科之前，关于这个问题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新的意见。
在中东问题上，多勃雷宁要同我进行对话，实际上是企图强迫推行极端的阿拉伯计划。这同我们的战略是矛盾的，起码当苏联的军队和顾问还如此显眼地待在埃及，而苏联还在支持阿拉伯激进派的时候。当我就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提出反提案时，他很快就失去兴趣了。
在其他方面，我们利用五月要开最高级会谈的前景，催促我们两国的政府机构就适合进行双边合作的各种技术项目草拟详细的协定。这些协定并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它们可以显示美苏两个产业大国在许多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一旦让我们的政府机构放手去干，它们就把多年来搁置一边的项目都挖了出来，并且以最高级会谈为期限，迅速地一一谈定。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白宫和各部之间争功劳的无休止的竞争。例如，在二月份达成了一项扩大美苏民用航空服务的协议。按照通常做法，这个协定于三月十七日在国务院签字。三月二十二日，我给总统写便条告知其事时，尼克松在便条上批示：“基：设法在功劳簿上给我们记一笔。”
后来，终于达成了一种妥协，既满足了各部希望人们承认谈判是由它们搞的要求，也满足了尼克松坚持要分享荣誉的愿望，决定把大部分双边协定的签字仪式推迟到最高级会谈期间。在莫斯科，将由负责谈判这些协定的各部的部长在满面笑容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面前在协定上签字。罗杰斯签署卫生和科技协定；海军部长约翰·沃纳签署防止海上事故的程序的协定。由于某种现在回忆不起来的原因，尼克松决定自己签署环境保护协定。推迟这些协定的签字仪式的后果之一，是无意中建立了一种连锁关系。如果最高级会谈开不成，那么苏联很想要的这些协定就不能正式生效。
在经济方面，我们受到苏联和国内的双重压力。我在第五章里已经说过，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苏联方面已经表示希望发展贸易。一九七一年秋天，当终于商定要举行最高级会谈以后，葛罗米柯就正式向尼克松提出了这个问题。接着多勃雷宁建议由两国贸易部长进行互访。十一月底，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访问了莫斯科，他回来时热烈称颂苏联的好客，并乐观地认为对苏贸易将出现高涨。其实存在着三个障碍：给苏联最惠国待遇的问题、苏联欠下的租借法案债款问题和用贸易作交换条件的问题。美国给苏联的最惠国待遇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取消的；恢复这种待遇虽然不会对我们的贸易有多大影响，但却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然而，没有国会的支持就不可能给予最惠国待遇，而要取得这种支持就必须解决一个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老问题，即要苏联偿还租借法案欠款。苏联对要求他们偿还在反对共同死敌的战争中给予他们的援助一事十分反感，他们在那次战争中蒙受了最重的人员牺牲。国会则认为，起码应偿付我们所给的消费品，尤其是因为英国已经按照这个办法结算了。于是，最惠国待遇和租借法案欠款就联系在一起了；而直至一九七二年初，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美国要求八亿美元来算清这笔账，苏联只愿意出三亿美元。他们还表示有兴趣购买粮食——不过他们玩牌太巧妙，一直没有露底，等我们发现他们的需求的迫切性，时间已经太晚了。
莫里斯·斯坦斯所遇到的第三个亦即最后一个障碍，就是拿贸易作交换条件的问题。白宫决心要在政治问题取得进展以后，而不能在这以前扩大贸易。尼克松和我一致认为，在出售粮食的问题上，步骤要慎重（所以把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莫斯科之行推迟到四月）。我们决定把解决租借法案欠款作为最惠国待遇的先决条件。我们决定在越南战争停止之前，不同他们搞西伯利亚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联合开发。简单说来，我们要使经济关系取决于在对美国有重要意义的外交问题上是否取得进展。
我们发现很难说服斯坦斯理解这个方针的明智性。我对他说，根本的问题在于：“是我们利用他们，还是他们利用我们。”他拒绝这个论点；在他看来，贸易本身就是好事；贸易的定义就意味着互利。他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但他却加入了批评我们的自由派大合唱，这些人继续把美苏贸易的一切障碍斥之为过时的冷战遗产，并且把那种用贸易作交换条件的主张指责为顽固阻碍紧张局势的缓和。斯坦斯不断来恳求我多给他一点活动余地。当我们坚持原来的政策时，他的同事们就向报界抱怨，或者斯坦斯本人就对多勃雷宁说，真正妨碍扩大贸易的是白宫。他这样做无意中证明了我们的策略是可取的。多勃雷宁对美国人的作风很熟悉，他并没有轻易放过一个部长去向一个共产党大使抱怨自己在政治上受到束缚的现象。但是多勃雷宁向我解释说，莫斯科把斯坦斯的热情看成是一种巧妙计策的组成部分。斯坦斯本想表示他个人的善意，却被莫斯科认为是我的办公室导演的一种特别巧妙的政治压力。
所有这些政策性的问题，其中许多是联系在一起的，都将在我去莫斯科的时候受到考验。但是，到我将要出发的时候，压倒一切的问题却是北越军队在三月三十日发起的攻势。能否诱使苏联为了最高级会谈的缘故而对它的代理人施加压力？还是我们自己会被苏联摆布得不敢对北越的挑战作出军事反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尼克松在四月十二日决定让我去莫斯科和我动身去莫斯科之间的一周时间内明显地表现出不安。他担心苏联会在越南问题上采取拖的策略，从而妨碍我们作出反应。我倒觉得更大的可能是相反的情况，即可以利用最高级会谈即将召开这一事实来阻滞苏联的反应，从而离间河内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
在我动身前，尼克松发出他惯常的指示，要我采取强硬路线。这并不特别；每次我出发去参加谈判时，他总是这样指示的。这次，它同我自己的意见并不相左。现在河内已把它的全部军队投入了攻势，我强烈主张要摊牌。我深信一旦挫败了河内的攻势，谈判就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认为莫斯科不可能发一道圣旨就使战争停下来，也不能期望它公开背叛它的盟友。河内那些献身的革命者打了一辈子的仗；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物资，不管莫斯科如何施加压力，都能够把攻势进行到底。他们把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这次攻势上；莫斯科要命令他们停止，现在已经为时过晚。要挫败这个攻势全得靠南越，还有美国，采取必要的措施。莫斯科不可能成为我们的代理人，但它如果默许我们的反应，我们的事当然会好办些。
我在一份备忘录里向尼克松阐述了我建议采取的策略。我说，我将向莫斯科说明，“你（尼克松）打算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以制止共产党的攻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准备使对苏关系服从于越南局势当前的需要。”我还说，我将坚持要先讨论越南问题，“然后才转入讨论同最高级会谈有关的美苏关系的各项实质性问题”。我将要求北越
停止他们越过非军事区的入侵；把入侵的三个北越陆军师，连同装甲车、大炮和防空设备一起撤回北越；全面恢复一九六八年的各项谅解，包括充分尊重非军事区和不对南越主要城市进行炮轰。
如果同意以上各点，那么我们将在其执行过程中相应地减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海空轰击，并且在做到前述各点时完全停止这种轰击。
我在备忘录中分析说，苏联想得到的好处在于他们同我们的总的关系。
苏联要对共产党在越南的攻势负相当大的责任，因此不能因为他们施加影响来促成逐步降级而期望我们给予“奖赏”。尽管如此，为推行我们的总方针而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策略大概是：使勃列日涅夫感到存在着广泛改善美苏关系的前景。
换言之，胡萝卜加大棒。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为打垮河内攻势所必需的军事措施，不管这样做会使苏联感到多么难堪，不管它会不会危及我们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以及不管国内定将出现的一片喧闹。同时，我们将把大大改善美苏关系这根胡萝卜悬挂在苏联领导人的面前。我向尼克松陈述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欧洲安全和他的访苏公报等问题上我将要采取的立场。我将把经济关系同政治上的进展，包括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给予的帮助，联系起来。
尼克松用草签的方式批准了我的备忘录，并批注说：“好，按本人口头指示修改。”至于这些口头指示的详细内容，要等尼克松的有关录音带公布之后才能介绍。我的唯一的资料来源是当时在一个黄拍纸本子上记下的笔记，这种本子是白宫椭圆办公室的标准用品。从当时的笔记来看，给我的指示不免有尼克松通常的那种夸张语言。他要我着重说明苏联和美国是对国际和平负有最大责任的两个国家。这次最高级会谈有可能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一次外交会晤。最高级会谈前，在越南问题上必须取得“进展”。我的笔记里还记载有我应怎样向勃列日涅夫介绍尼克松的特点，即：“干脆、诚实、坚强……相信宿命论——大选对他来说不是主要的。他丝毫不被舆论所左右。没有第二个总统可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达成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另一方面，除非在越南问题上取得进展，否则国会就会反对经济上的交易。我应转达总统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敬意。在公报中我应强调按单一标准行事的必要性；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苏联有权在世界各地支持解放运动但却又坚持在它的卫星国范围内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主张。
尼克松的口头评论大部分是对我在备忘录中提出的基本方针的发挥。如果我们之间有分歧的话，这种分歧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是不明确的，也不是由于这些谈话而引起的。他这次对我说的话同历次派我出国起程前的指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不久后，明显地可以看出我们在着重点上有重大的分歧。
事实上，就在我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的时候，这种分歧就开始出现了。这是第一次我们两人之间在有关一次重要谈判的方针问题上明显地缺乏完全一致的意见。尼克松把电报拍到我的座机上来。他说，经过一段思考，他深深地认为我应该立即谈越南问题，而不让勃列日涅夫用其他的话给岔开。我应该坚持谈越南问题，直到勃列日涅夫和我达成“某种谅解”为止。尼克松说，如果莫斯科保持它全力支持河内的公开立场，批评我们的人就会认为我的莫斯科之行失败了。“附带指出，在对苏关系上将远比在对华关系上难办。我们从来没有假装成好像同中国人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我们却要设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同苏联人取得了某些进展。”为了避免上述危险，他要我在关于我这次访问的公告中加上一句话，或者明说，或者暗示，越南问题将是最高级会谈日程上要优先讨论的题目之一。此外，尼克松要我坚持已经商定的计划，即作为我们停止轰炸北越的先决条件，要求把参加这次攻势的额外的北越部队撤回非军事区以北。
这是一个奇怪的指示，一方面太软，另一方面又太硬。我在读这份电报时，在上面做了一点笔记，以便作答。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假装”取得了进展，而是实际的进展。尼克松关于要把越南问题公开列入最高级会谈议程的指示，在我看来是“过于拖拉”。这样的公告会使我们在最高级会谈结束前难于对河内进行报复。我通过黑格给尼克松回电说：“我认为，发表一个声明把越南问题推迟到最高级会谈去讨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现在势头最大，而河内却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有所退却。另外，最高级会谈是我们讨价还价最好的筹码之一。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取得某种具体的成果。”
尼克松很快就回电表示同意，这个困难似乎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好景不长。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第一次会见安排在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点钟。事先，多勃雷宁来拜访我，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我相信多勃雷宁是真诚地献身于改善美苏关系的；他急于设法保证不发生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来败坏他的辛勤劳动的成果。他显然对于总书记将如何行事没有把握，这位总书记在外交政策方面经验有限，只是在近两年才同外国领导人经常有所接触。
事实说明，多勃雷宁的不安是没有根据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我们下榻的别墅中最大的宾馆楼里等着我们。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站在他的两旁，他的助手安德烈·阿历克山德罗夫侍候在他后面一步远的地方。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这位继承人热情地欢迎我。事先一定有人劝他要注意行为检点，而他的本性却又爱好交际；这两种相反的倾向显然使他不知所措，所以他时而拍拍我的肩膀，时而又一本正经。他引我进入一间餐厅，桌面上铺着绿色的台面呢以表示将在这里进行谈判。我感谢他的热情欢迎。勃列日涅夫开玩笑地说，他们希望能使我感到更加热火。我问这是一种威胁还是意味着一种愉快的前景。勃列日涅夫答称，苏联不赞成搞威胁——这是令人高兴的消息，而且使我感到颇为新鲜。
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同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会了面。勃列日涅夫和中国人大相径庭。这两国领导人都领导着多次遭受过外国入侵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产生了他们个性和风格上悬殊的差别。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这样一个社会，它在行政管理艺术方面具有最悠久的连续经验；他们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直为本地区之冠。中国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归化于自己的社会方式和思想作风，从而证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潇洒、自信、安详。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试图用吵吵嚷嚷的言辞来掩饰他的缺乏自信，有时则靠吓唬人来掩饰他的外强中干。
勃列日涅夫很注意体面。在我那次秘密访问期间，他很自豪地安排我参观尼克松将来的住处，即克里姆林宫宽敞而豪华的“沙皇套间”，并明显地期待着我表示赞许。中国领导人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顺着走廊，在每两个窗户之间都有巨大的花瓶立在大理石的基座上。每个花瓶都套着布罩，只有一个花瓶例外，这是为了给我看耐心的劳动把花瓶擦得多么光亮。据解释，为了保护光泽，布罩要等到尼克松抵达前一小时才揭下来。这一切隐约反映着一种内心的不安，一种可怜的防御心理和脆弱感的混合体，它同那种专断的个人作风不大相称。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
当然，没有强硬的手腕，谁也不能登上共产党的最高统治地位。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魅力掩盖了这一特性，而勃列日涅夫笨手笨脚的粗暴作风却强调了这种特性。中国人即使在最融洽的气氛中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体魄引人注目的勃列日涅夫，却总是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压抑。他的情绪迅速变化，他的情感流露在表面。这种风格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在中国菜和俄国菜上。中国的烹调很细腻、精致，而且变化无穷。俄国菜很扎实、直截了当，而且不出所料。吃中国菜用文雅的筷子；吃俄国菜用手大概也不成问题。吃完一顿中国饭，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撑，下次还想再吃。吃完一顿俄国大菜，感到很腻，不堪面对再吃一顿的前景。
我们头一次遇到的中国领导人自己就是革命家。毛和周亲自开创了他们心目中的历史新时代。勃列日涅夫已经是革命的第四代继承人——同西方国家相比，四代为数很少，但已经足以使他背后有漫长的传统。中国人从他们亲身的英雄经历，特别是史诗般的长征中得到鼓舞。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的长征则是共产党制度中野蛮的争夺和官场的倾轧。他们一辈子在向上爬，在把有势力的马克思主义同事挤开（或者消灭掉）。通过一次次的继承，他们的战略理想也许有所磨灭，但是他们的策略技巧却越练越精。
在六十年内，一共只有过四个苏联领袖，这个事实对于苏维埃制度，或许对于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制度，是很说明问题的（当然，苏联被这个问题缠绕的时间最长）。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解决了有规则的继承问题。每一个领袖不是在在职时去世，就是经过类似政变的程序被取代。带着荣誉退休的人是罕见的，这种做法对于最高领袖则是从未有过。除列宁以外，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的名誉在他死后得以保持不变。在每一个共产党国家内，都是由一个领导集团夺取了政权，他们一起老化，最终被一批继承人所取代，而这批人之能够爬到顶峰则取决于他们掩饰自己野心的本领。在向上爬的时候，他们经常面临不测的风云，而即使在取得最高权力以后，也总有一种暂时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继承人很可能会不让他们在历史上享有应有的荣誉，而这正是大多数政治家追求的东西。这种基于历史真理性的政治制度却不承认其信徒在历史上的作用——这真是莫大的怪事。他们为了长期执政，得付出最终被遗忘的代价。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我会见他的时候，显然是苏联的最高领袖。但同样明显的是，他还没有掌握全部权力，而他的体力却已经在开始衰退。在首脑会议期间，他特别注意使柯西金总理和波德戈尔内主席也参加双方的会晤。即使在同我的第一次接触中，他就给我留下印象，他是在阐述一个集体商定的立场，而他又有义务向这个集体汇报。（当然，故意让人看到自己没有机动权也是一种有效的讨价还价的手段，我自己有时也使用过。）勃列日涅夫看来有权对一个集体商定的立场做一点细微的补充，但他不能擅自断然改变立场——而美国的总统却有权力和独立性这样做。同时，勃列日涅夫使我得到一个印象，如果他深信有必要改变立场，他是可以说服政治局跟他走的。越往后，勃列日涅夫的权威显然越增加了。但是在一九七五年以后，由于身体越来越差和能够关注的范围有限，他不得不让葛罗米柯在外交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有点紧张；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初次同美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感到没有把握，部分地也因为他吸烟、喝酒太多，曾经犯过心脏病，工作压力太重。他的双手总是在动：把表转来转去；把香烟灰弹掉（他吸烟一根接一根，直到后来规定他只能用一种定时开启的香烟盒，但他还是想出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这个烟盒）；或者用烟嘴敲击烟灰缸。他是闲不住的。当译员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他会烦躁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他的同事们大声谈话，甚至不加解释就离开房间，过一阵再回来。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还包括这样一种异常的特点，即他随时都可能失踪，或者当你正在讲得最雄辩的时候，他不是专心听你讲话，而是硬逼着你吃东西。有一次他把一门玩具炮带进通常是政治局开会用的会议室。炮打不响。他专心致志地修那门炮，远比注意我当时可能在讲的什么深刻的话为甚。那个家伙最后轰的一声打响了。勃列日涅夫在屋里昂首阔步走了一圈，活像一个把对手打倒在地的拳击师。当一种尴尬的肃静降临后，谈判又恢复了，但我们这些已经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知道，这种肃静只是暂时的。
在他健康恶化之前，他喜欢用讲故事来打断会谈，这些故事有好有坏，有时切题，有时未必。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为了强调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性，他讲了下述故事：
从前有一个旅行者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村庄。他不知道距离有多远，只知道该走哪条道和他的目的地。他看见路旁有一个人在砍柴，就问他到那个村庄要多少时间？那樵夫说，不知道。那个行人对樵夫有点生气了，因为后者就是这一带人，他应该知道。于是行人顺着路走了。他走了几步以后，樵夫大声喊道，“停一下。你大约需要走十五分钟。”行人问道：“为什么当初你不告诉我呢？”“因为我当初不知道你一步有多大。”
勃列日涅夫引述这个陈腐的寓言，为的是敦促我在谈判中要“跨大步”。
勃列日涅夫讲的另一个故事，听了可以多少领略到我们第一次会晤时谈话的风味：
勃列日涅夫：“有一个故事，讲到沙皇审理一个被逮捕的人的案子。问题是，应该处决这个人呢，还是予以赦免？沙皇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处决不可能赦免’，但逗号的位置摆得不对。这句话原来应该读作：‘处决不可能，赦免。’但接到这个上谕的官员却读成：‘处决，不可能赦免。’其实，不完全是那样。沙皇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加逗号，于是得由律师来判断沙皇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基辛格：“那个人结果怎么样？”
勃列日涅夫：“我会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在你走以前告诉你。我的回答取决于我们会谈的结果如何。”
葛罗米柯：“也许只应该在最高级会谈的时候把答案告诉他。”
勃列日涅夫：“不，基辛格博士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的每一个问题都应得到明确的答案。因为你或许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总统听。总统一定会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如果你不知道，他就会怀疑你在这里谈了些什么。”
基辛格：“根据我对官僚主义的体会，他们大概既处决了这个人，又赦免了他。”
我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简言之，勃列日涅夫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头头，而且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当他吹嘘苏联强大的时候，给人一种似乎他并不真正有那么大把握的感觉。他是在一个几乎被纳粹入侵所席卷的落后社会里长大的，他可能知道实力对比的统计数字，但他似乎在骨子里感到他的制度的脆弱性。我的噩梦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们，是在太平盛世成长起来的，习惯于现代技术和军事实力，可能没有他那么缺乏自信；正由于他们没有这种自卑感，他们或许会相信自己的吹嘘，并且因为到那时他们有了一个扩及全球的军事体制，他们也许更加危险得多。
勃列日涅夫似乎很重视平起平坐。难以想象中国领导人会开口要求平起平坐——别的理由且不说，按照中央王国的传统，让外国人平起平坐本身就已经是一大让步。对勃列日涅夫来说，这却是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刚会晤才十五分钟，他就对尼克松在上海的即席祝酒词表示不满。当时尼克松说，美国和中国掌握了世界的未来。勃列日涅夫认为，起码这是对苏联的贬低。当我在简短的开场白里说，我们是以平等互惠的精神对待这次最高级会谈的；这句话本是不言而喻的，勃列日涅夫却对此表示高兴。一个安全感较强的领导人可能会把这句话当成是陈词滥调或惺惺作态，而勃列日涅夫却把它看成是我们态度诚恳的表示。（即使他的动机是想奉承，他选择的话题也是很奇怪的；因为只有当恭维话使人多少感到可信的时候，奉承才能够起作用。）
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国家经过近六十年可怕的艰苦努力，仍然在技术和生活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欧。美国的技术似乎使他生畏；每当在一次危机中我们毫不含糊地把美国的实力摆到他面前时，他就退却了。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潜力；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对它必须认真对待。但它逃避不了这样一个现实——甚或是一种预感——即共产主义制度同人的精神是不相容的；靠全面计划不可能有效地管理现代经济；人缺乏自由就不能活跃。这个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国家，自己却产生出一种矛盾，它既使我们感到安慰又使我们受到威胁。按照它现有的体制，这个国家不可能兴旺，因为它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扼杀了一切创造性。它只有一件事做得好，而且专心致志地在做，这就是聚集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这使它握有破坏一切平衡的手段，并抱有到国外去寻找成就的动机，即使它已经越来越外强中干。因此，这个国家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危险：它的领导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设法利用几十年来顽强地积累起来的武器，以求摆脱他们的历史性窘困处境。
勃列日涅夫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实现了巨大规模的扩军。它的起因，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谋求世界霸权的计划以外，很可能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斗争中需要使军事机构站在自己一边。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当初的动机逐渐变得不相干了。积累起来的军事手段要为自己寻找机会，成为一种威胁全球力量平衡的内在危险。另一方面，把不足的资源大量用在制造武器上，也会妨碍苏联社会的现代化。勃列日涅夫想用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来逃避这种困境，以便得到西方的技术而无须改变本国的体制，无须削减他的扩军计划，无须减轻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压力。尤其使他想这样干的理由是，苏联尽管貌似强大，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位置不好。由于我们打开了对北京的关系，要不了多久，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力量中心，美国、西欧、中国和日本，都将站在一边，而苏联则站在另一边。勃列日涅夫急于求成，他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他要安抚来自西方的对苏传统威胁，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未来的中国。他想通过缓和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没有看错，这是对他们潜在的威胁。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能否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以促成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也就是说，一方面减少欧洲面临的危险，而同时又不增加对亚洲的威胁。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在紧接一九七二年以后能否有真正的缓和。勃列日涅夫在说服他的同事们时，无疑是把缓和政策说成是欺骗西方的一种手段。这当然是缓和政策的危险之一。但我也认为，勃列日涅夫所真诚寻求的东西中也包括了西方意义的和平；如果不是这个，那至少是想在经历一辈子的冒险和斗争之后能够休息一下。我读过一本小说，它的中心思想认为，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勇敢、耐力和智慧等品质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生活就是不断付出这种日益减少的资源。勃列日涅夫似乎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我和他相识时，他已经经历过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党（就在那时他在飞黄腾达的阶梯上第一次跃进了一大步）、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的一轮清党、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斗争，以及导致推翻赫鲁晓夫和把勃列日涅夫推上顶峰的阴谋活动。他看上去既兴高采烈又精疲力竭；他迫切希望得胜，但所冒风险必须是最小的。他的一辈子热闹够了。他常常谈到二次大战的痛苦和创伤，而且有时说得很感人。
这一切当然丝毫也没有改变苏联实力的现实，而他正在使劲扩充这种实力。不论勃列日涅夫的意图和口号如何，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实力来和他抗衡。缓和从来不能代替均势；它只能是平衡的结果，不可能是它的代替物。因此，我一贯敦促加强我们自己的国防。勃列日涅夫的表现也许完全是装腔作势，但是我认为局外人夸大了忙碌的领导人长时间进行伪装的能力。我认为他真诚地希望为他的国家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我感到没有把握的是，他愿意为此而付出多高的代价。他准备放弃不断试探有无空子可钻和考验各地的力量平衡的做法吗？他准备开始一个真正同我们共处的时期吗？还是这一切只是策略花招，为了在施加下一轮更大压力之前使我们放松警惕？
我们的缓和战略始终取决于坚定地施加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约束，并坚决地抵抗各种挑战。我们在约旦、西恩富戈斯、印巴事件上就是这样做的；不久后我们在越南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们在安哥拉也试图这样做。在此后的年月里，水门事件所造成的我们行政权威的垮台、甚至在国会内领导体制的被侵蚀、在越南受挫而引起的孤立主义，以及正在形成的那种自愿放弃地缘政治优势的格局，这一切合起来阻碍我们建立一种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平衡来防止某些危机的形成，并且从长远来看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克制的时期。相反，我们把事情弄得极其糟糕而告终：不断用针去刺痛苏联熊（例如拒绝给予最惠国待遇），但又不准备同时冒那种非冒不能使苏联行为检点的风险（例如在安哥拉）。由于缺乏力量平衡，同时又赏罚不分明，于是，一九七二年最高级会谈后没几年苏维埃制度内在的动力又引诱它再次走上扩张的道路。而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恶化的健康状况，也许有助于那些精力更加充沛的人筹划在七十年代后期向西方提出有意识的挑战。现在，连勃列日涅夫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在紧接一九七二年之后，在坚定与和解之间保持恰当平衡的话，他可能作多大的克制来换取真正的和平。
同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会谈
四月二十一日，当勃列日涅夫在会谈中首先发言的时候，他是按照提纲讲话的。这和我们过去听到的情况不同，据说他早先在会见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总是靠宣读书面讲稿。他热情洋溢地表示他决心使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他说，一定会达成若干协议的。“我们不希望在（最高级）会谈上吵架。要吵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待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吵。”他只是略为触及越南问题。他以很不典型的微妙语言提到我到达莫斯科四天以前我们用B-52对河内和海防进行的轰炸。他说：“不幸的是，近来——也就是我们这次秘密会晤前不久——发生的事情使得气氛有点阴沉。”这样一句话，对于每天仍在被轰炸的盟友来说，并不是很有力的支持。即便这句话，他还立刻加以冲淡，以使我放心，他说：“我不是说这将减少会议成功的前景。”第二天，勃列日涅夫说，他既控制不了我们的和平建议，也控制不了我们的轰炸机。对于前者，他没有提出改进的办法；对于后者，也没有发出任何威胁。他优先注意的显然是最高级会谈和美苏关系，而不是越南。
然而，第一天的全部时间还是不得不都用来谈越南战争问题了。我没有一开始就发最后通牒，而是先代表总统表示我们将致力于最高级会谈的成功。我们不仅想改善东西方关系的气氛，而且想改善它的实质。这是一个引子，好接着揭露北越出尔反尔，和表示我们决心在越南摊牌。我直率地说，河内的攻势威胁了最高级会谈。我大胆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点，我说：防止北越的胜利符合苏联的利益；如果我们吃了败仗，我怀疑尼克松总统还能不能到莫斯科来。即使到时候战争还胜负未定，美国人民也知道是苏联的武器使河内得以发动攻势，因此总统的活动余地仍然是很有限的。我说：“我必须坦率地告诉总书记，如果局势不受阻挡地发展下去，那么一种可能是，我们将被迫采取势将危及最高级会谈的行动；另一种可能是，如果最高级会谈举行，我们将失去我们实现已申明的目标所必需的行动自由。”我说，必须在五月六日之前同黎德寿再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而且一定要谈出结果。我说：“我们对会谈本身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结果。我喜欢黎德寿先生。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我要见他，不是因为我喜欢和他交往，而是想得到一些具体的成果。”
勃列日涅夫的反应是极其温和的。对于我对北越人的表现的描绘，他没有进行争辩。他也没有回答我那比较露骨的威胁。相反，他宣读了河内的一封电报，内容是拒绝派使者到莫斯科来和我会面。他自豪地把这份电报给我看——我当然一字不识——指出抄报对象只有他一个人。（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他显然当场就扩大了阅读范围。）北越人现在坚持在四月二十七日恢复全体会议，然后在五月六日举行秘密会谈。但是，他们加了两点次要的让步：如果我们同意开全体会议，黎德寿将立即从河内动身；只要让黎德寿有一周时间前往巴黎，我们可以建议一个更早的日期。（黎通常要途经北京和莫斯科，以便在这两个“兄弟”国家的首都进行磋商。）北越人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他们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就把勃列日涅夫读给我听的那个建议直接交给我们了。但是，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提醒我们，他们一向反对在莫斯科和我会面。
我在去莫斯科前就清楚，要举行秘密会谈需要有一个法子保全大家的面子。为此，我们并不需要苏联的帮助。我们在莫斯科需要做的是表达我们有摊牌的决心；估计一下苏联在我们单方面行事时可能有什么反应；以及用一种最能使河内感到日益孤立的方式来同苏联打交道。我用一种兆头不妙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那样我们有两个要求必须满足。第一，会谈不能在五月六日进行。首先是因为我那天有事；其次，我已经告诉你们的大使，那个日期太晚了。五月二日是我能参加会谈的最晚的日期，而且秘密会谈在那天举行还有点意义。”我警告说，在我们下次会谈的时候，黎德寿得改变一下他的谈判习惯。我们将不再耐心地听他背诵最后通牒，在那里边把河内的要求简直说成是金科玉律：“如果他继续这样做，我们就将单方面行事，不管这对哪方面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危险。”
勃列日涅夫听完了我这些挑衅性的话没有表示反对，可见他是多么想开成这次最高级会谈。他说，只有中国人反对最高级会谈：“你应该记住，世界上有些强大的势力想要阻挠这次最高级会谈。如果会谈开不成，这对中国人一定是个大的礼物。这只会对中国有利。”这句话使我深信，勃列日涅夫会作出很大的让步以防止取消最高级会谈。最能说明中国是苏联的一块心病的，莫过于勃列日涅夫的那种浅显的假定，即任何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势必是我们所十分厌恶的。“中国的威胁”，已经成为一种第二天性；它是不言而喻的，甚至讲给不到两个月前刚在北京草拟了谴责霸权主义的公报的美国人听，也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公报明显是针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这块心病使苏联领导人感情冲动地不断提到中国，有时似乎很不安，有时又似乎深信只要他们讲得多了，我们迟早会同他们搞联合行动，来扼杀他们所认为来自东方的主要威胁。
我没有立刻提出一个打破程序问题上的美越僵局的方案。我也没有提出我们关于谈判的实质性建议，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达到了那次会见的负荷极限。而且时间也已经很晚了，我不愿意在结束会议的时候提出一些可能被拒绝的条件，让勃列日涅夫有一整晚的时间来研究拒绝这些条件的理由。
在宣布结束那次五小时会晤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建议双方都考虑所交换的意见，以求“取得成果”，使他免遭中央委员会的批评，使我免遭总统的批评。我答称，我被总统责骂的危险比他被中央委员会责骂的可能性要大。他不知道我讲的话有多少真实性。
第二天，四月二十二日，又举行了五小时的会谈。一开始，我就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以打破我们和北越在全体会议和秘密会谈的次序问题上的僵局：我们将出席四月二十七日全体会议，条件是河内事先同意在五月二日举行秘密会谈。我以兆头不祥的语气指出，五月二日是切实可行的最后一天，在那以后我们将不得不“另作决定”；因此，必须在那次会谈中取得成果。为了加强这个不太委婉的警告，我说在那次会谈前我们将不轰炸河内或海防地区。勃列日涅夫称赞我的建议是“建设性的”。对我来说，建议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苏联人对会谈的结果分担责任，并且把会谈失败的责任放在河内身上。
因此，我也描述了我准备在五月二日向黎德寿提出的实质性建议。这就是我在给总统的谈判方针备忘录中提出而被尼克松在四月十九日批准的那个建议，即撤走三月二十九日以来进入南越的北越部队，尊重非军事区，立刻交换已经拘禁四年多的战俘，并认真努力在双方商定的时间内谈妥解决办法。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停止轰炸北越，并撤走三月二十九日以来新派去的海空军力量。
有人对这个建议大做文章。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个“巨大让步”，使勃列日涅夫感到“惊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外交炸弹”，“是越南问题谈判中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4]据我的印象，勃列日涅夫对越南谈判的细节并不那么熟悉，就是撇开这一点不说，上述说法也纯属胡说八道。我的建议并不像乍一看那样了不起。它比美国的标准立场更强硬，因为它加上了要北越单方面撤走三月攻势中南侵的部队这个胃口很大的要求。这个要求是张广告传单，用一下就扔的；至今还没有人发明出一种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所没有赢得的东西的好办法。这个要求可以在河内准备进行认真谈判时予以放弃；后来尼克松在五月八日的讲话里就悄悄地把它放弃了。我四月之行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提出那项实质性建议，而在于苏联卷入了和谈的过程，而且卷入的方式对我们有利。
对于我那项多少有点蛮横的建议，勃列日涅夫的反应却是异常地和解。他咕哝道，要几师北越军队在进攻之中撤退是有困难的。他表示不想“提出任何条件”，不过，他“刚用耳朵听了一遍”，不知我们是否可以删掉这一条规定。假设所有部队原地不动，按现有战线停火，我意见如何？我说，三星期前，我们会立刻接受这样一个好机会。现在不行了，因为河内已经把它的全部陆军派到了南方：
但现在的情况是，北越违背了一九六八年我们之间达成的谅解。你们在座的都知道，当时有一项关于尊重非军事区的谅解。因此，如果要我们停止轰炸，他们就必须将越过非军事区的师团撤回去，并从此尊重非军事区。
我怀疑河内还会接受就地停火——这个建议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就提出了，一直有效。如果河内感兴趣，五月二日我们一定会听到他们这方面的表示的。那将是作出决定的时刻；这不是要在莫斯科解决的问题。我的苏联主人不想同我辩论越南问题的各种方案。勃列日涅夫显然急于想讨论其他问题。所以，他同意把我们的建议转交给河内。事实上，苏共中央负责同外国共产党联络的那位部长康斯坦丁·卡图谢夫不久就乘专机去河内了。现在莫斯科卷进来了。一个国家一般是不会答应转达一项它自己也想拒绝的建议的。勃列日涅夫对待越南问题的这种很有节制的态度，以及他没有设法软化我们的威胁和反对我们的强硬要求，进一步表明，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而不致引起苏联威胁取消最高级会谈。这是一件关键性的情报，有助于我们对付下述情况下我们将面临的危机：如果北越拒绝在五月二日举行秘密会谈，或者会谈失败。
这时，我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我同意把越南问题放在一边，着手进行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由于通信上的错乱（这点下面将谈到），我没有接到与此相反的指示。根据我在飞机上同尼克松之间那次含糊的电报来往，我毫不怀疑如果我讨论越南以外的问题，他会感到神经紧张。前天晚上，我接到一项指示，要我缩短会谈，提前回国，除非苏联决定使印度支那战争能够结束。我当即回电请求重新研究这项指示。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和不明智的，因此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总统给予我的酌情处理的权力，开始讨论议程上的其他问题。一天半来，勃列日涅夫克制地听取了我针对苏联的一个盟友所讲的威胁性的话，这显然是因为他想朝最高级会谈前进。如果我现在就离开莫斯科，甚至不让他有机会提出他显然已经准备好的建议，他势必会把这看成是有意冒犯，是在他的同事面前拆他的台，是彻底扭转方向，是蓄意在总的美苏关系上，而不是在越南问题上逼苏联摊牌。我认为，搞对抗的合乎逻辑的对手是河内。对莫斯科，我们应该设法使它陷入只能选择开最高级会谈的地位；我们不应抢先而应逼它作出决定。由于这些理由，以及我下面还要更详细地谈到的其他理由，我决定让勃列日涅夫提出他对最高级会谈各项主要问题的建议。如果我们想要摊牌的话，总统随时可以拒绝这些建议；这样做要比在莫斯科根本拒绝听苏联的建议，并逼使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面前公开丢脸要好得多。
勃列日涅夫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几乎所有苏联谈判者的特点，就是一旦他决定要实现一次突破，他就急于求成。他可以讨价还价，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一旦他自己笨重的机器吐出一项计划之后，他在国内的地位看来似乎就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使这个计划迅速实现了。
勃列日涅夫是带着一些重大建议来同我谈的。在限制战略武器和最后公报这两个主要的悬案上，他们几乎完全迎合了我们的立场。他首先在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他说，为了说明“苏联方面是如何本着建设性的精神来解决问题的”，他放弃了苏联原先那个复杂的公式，就是主张让苏联拥有三个反弹道导弹基地来对我们的两个。他的新方案是让各方都保护自己的首都和一处洲际导弹基地。勃列日涅夫指出，鉴于苏联导弹部署的格局，这意味着苏联所保护的导弹数目只及我们的一半。除了最后这一点外，这个建议恰好就是莱尔德的主张。我怀疑我们将来能否为华盛顿的导弹防务取得拨款。因此，我宁愿主张各方有权选择它自己要的两个基地。就美国来说，我们的第二个基地本来会是业已开工修建的马姆斯特罗姆导弹基地（第一个基地是格兰德福克斯）。但既然双方已经走到这一步，谈判当然不会在双方的反弹道导弹公式的这个比较次要分歧上出现僵局——尤其是因为五角大楼似乎更倾向于勃列日涅夫的公式。
但是，我没有对这项建议表态，因为我看到勃列日涅夫手中还另有一份他急于要提出的文件。但在提出之前，双方还有一段附带的对话，我在此把它重印出来，以传达一点当时的气氛：
基辛格：“总书记先生，请允许我说这是一种建设性的做法。我将等到听完你关于潜艇问题的意见后再发表评论。”
勃列日涅夫：“没有什么说的。”
基辛格：“没有什么说的？”
勃列日涅夫：“耐心一点嘛。关于潜艇，我能说些什么呢？它们在水下航行，它们是看不见的，它们是无声的——”
葛罗米柯（用英语说）：“是个谜，是个谜！”
基辛格：“关于潜艇，你们确实有些想法，对吗？”
葛罗米柯：“苏霍德列夫还没有看呢，你怎么能先看！”[5]
结果发现，勃列日涅夫的新文件实质上接受了莱尔德一月十八日的方案，这个方案我在三月份曾作为一种“探讨性的设想”告诉了多勃雷宁。苏联同意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为九百五十枚（这个数目比我们估计他们在协定生效期间能达到的数目至少少二百枚），并且为了不超过这个数目，他们将以老一代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老一代的洲际导弹来替换新一代的导弹。（以老换新的导弹数目尚待进一步商谈。）勃列日涅夫还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协议的期限可以是五年；这是我们一直想要的，而出席赫尔辛基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却还在坚持三年。在那次会晤的剩余时间里，我试图摸清“以旧换新”条款的确切含意，并讨论限制战略武器的正式谈判应该怎样进行才能使它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完成任务。我对勃列日涅夫说，他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将在我回国后的十天内提出我们的答复。
勃列日涅夫关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五年冻结期的建议是苏联方面的重大让步。鉴于我们的三叉戟计划意味着五年内将不生产新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把苏联的计划限制在它的潜在能力之下，这是对它单方面的一种限制。而且让苏联拆除几百枚老一代的导弹，这是另一个好处。五年的冻结期恰恰是我们研制新武器以弥补六十年代停止发展新战略导弹的决定所造成的差距所需要的时间。
在会晤快结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又在一片笑语声中拿出了另一个文件，即新的“原则宣言”草案。苏联人把我三月十七日提出的六项原则分做十二项，加上了《真理报》式的语言。我想，葛罗米柯或多勃雷宁一定事先对勃列日涅夫说过，尽管这一草案包括了我们关于国际行为要克制的许多想法，但我是不会接受这一草案的，所以他要我“加强”他的文件，并说如果我听他的劝告，我将会受到历史的赞扬。即使我像传说那样的虚荣，我也不相信历史上会有一套如此被冲淡了的原则，它们既可以被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又可以被最强大的共产党国家所接受。然而我认识到，苏联领导人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他们是不会坚持要使用自己的语言而使这个文件搞不成的。他要我“改进”这个文件，显然表明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以搞出一个我们可以接受的文本。最后决定由我试拟一个新的草案，然后第二天（星期日）在勃列日涅夫去出席他孙女的婚礼时，葛罗米柯和我将加以审阅。
唯一值得记载的另一件事是，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要我们协助使波恩议会批准即将交付表决的那几项东方条约。（他们要我们帮助勃兰特赢得两次关键性的补缺选举，就好像我们有办法这样做似的。）我用友好的口气做了模棱两可的答复。我说，河内的攻势使得这样做难以有真正的用处。如果越南问题在今后几周内发展成危机的话，苏联这种急于使东方条约生效的心情倒的确是对我们有利的。从我们的观点看，使东方条约暂被搁置正好是最理想的形势。
星期天，葛罗米柯和我在索南费尔特和我连夜起草的文件的基础上商定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这个文件强调有必要采取克制态度并平息世界多事地点的冲突。双方声明不要求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享有特权（至少我们方面是可以把这解释为放弃对东欧关系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
在中东问题上讨论了一下，但没有取得结果。葛罗米柯想使我同意制定某些美苏两国能够共同遵守的总原则。我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他，而是用一些听起来很善意但很不具体的话来安慰他。我建议把这个问题留待最高级会谈去详细讨论。其实，在中东搞一个美苏共管是我们根本不想玩的一张牌。我在中东问题上的目的很有限，我只是想赢得时间，并利用将来有可能进行美苏协商的前景来尽量诱使苏联采取克制的态度。
最后，葛罗米柯和我商定了一个宣布我这次访问的简短公告。苏联想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次会谈是我们要求举行的，而且讨论内容仅限于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尼克松给我的指示却正好相反，要暗示或表明我在莫斯科讨论了越南问题，从而使北越感到不安并鼓舞我们国内的公众。我准备把谁最先提出的问题挂起来，只要公告中不暗示我们有求于他们。双方最后商定的措辞如下：
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四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艾·基辛格博士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进行了商谈。会谈涉及重要的国际问题以及与筹备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五月会晤有关的双边问题。会谈是坦率的和有益的。
所谓“重要的国际问题”，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河内发动攻势之后三周），显然是指越南问题。
第二天上午，我和勃列日涅夫又谈了一次。他一开始便就越南问题发表了一通长长的感情用事的议论，但离开支持河内的目标很远。勃列日涅夫强调说，莫斯科不是这次攻势的后台；两年来河内一直在囤积苏联的武器；向美国挑战的不是莫斯科而是反对最高级会谈的人，主要是中国人，还有河内。勃列日涅夫坚持说，他是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的。他说河内曾经正式请求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他不顾这个要求，还是在进行准备。他正在把我们的建议转给河内。
我们接着讨论了经济关系。勃列日涅夫说，两国在西伯利亚搞合资经营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他用利他主义的理由来鼓吹搞这些项目，说这对美国大有好处，因为我们即将面临天然气的短缺。勃列日涅夫关心缓和美国经济困难，与其说是暖人心肠的，不如说是十分荒谬的。他谈到了最惠国待遇和贷款问题。他十分精明地避而不谈他所真正需要的粮食。我的对策是，把经济问题推迟到在政治上有了进展之后。我对他说，如果在最高级会谈上两国关系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那么“在最高级会谈期间我们就可以拟定一项完整的计划，并在夏天把它具体化”。但是我没有忘记提醒他，国会的反应将受越南问题的影响。我说：“当越南用俄国制造的卡车运送武器的时候，要说服国会是比较困难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当时心情乐观。他要求和我单独会见，并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要双方就互不使用核武器达成“谅解”。他说这将是“极其重大的步骤”，是一枚“和平炸弹”。这话不假。它会在北约内部，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引起爆炸。它会被看成要么是美苏联合统治，要么是美国弃权让位。我客气地把话题引开。（苏联并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一九七三年六月我们终于同意了一套平淡的原则，当然是在我们系统地删去了所有可能有损我们利益的提法之后。）
接着，勃列日涅夫声称要去参加一次政治局的会议。他说，他认为葛罗米柯和我在前一天讨论起草的那份关于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总的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有“几处小的修改”，他已标在他的那份文件上了。他把这份文件甩过来就走了。结果发现，他的这份文件还是我前一天拒绝了的苏联最初草案，其中把我访问的目的说成仅仅是为了筹备最高级会谈，并且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是我们要求对方邀请我去的。
我当然跳起来了。葛罗米柯说，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勃列日涅夫的草案，要么不发表公告，因为他不能去干扰政治局的会议。我警告说，访问结束时如不发表公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印象；公众和舆论界势必会认为这是承认彻底失败。但是，我宁可这样也不愿放弃要求公告必须提到讨论了“国际问题”（作为越南问题的代号）。葛罗米柯继续申辩说，他不能改动文本。我也丝毫没有动摇。最后，葛罗米柯还是决定和勃列日涅夫联系看看。他让我等了几分钟，回来后很快就接受了略加修改的、他和我两人前天商定的草案。主要的修改是，删去最后那个说法，即会谈是“坦率和有益的”。但是葛罗米柯同意，我在向记者吹风时可以用这句话，而苏联方面也会予以证实。换言之，将有两个版本，一个给美国，一个给河内。
这件事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小动作。采用这种笨拙手段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肯定不足以抵消给人造成的强烈印象，即你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这个例子表明：苏联人宁可丢掉善意来换取极微小的好处，他们迫切想要得到毫无意义的分数，可是这种分数对于他们在政治局内部的钩心斗角中却是有作用的。
在那次波澜起伏的会晤以后，一切又恢复了宁静和愉快。苏联谈判者在最终发现了谈判的极限以后，就总是这样的。葛罗米柯重新提起越南问题。他说，他奉命告诉我，莫斯科只是在十天前才充分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苏联现在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使自己的影响发挥作用。他们将设法促使战争得以迅速解决。他没有再提停止轰炸的问题。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还需要做最后一件不愉快的事：向我国大使通报我这次访问的情况。雅各布·比姆是一个地道的职业外交家。当尼克松在野时，比姆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尼克松，从而赢得了尼克松的感激。他在莫斯科任大使期间，以温文和谦逊的作风显示了才能。撇开他等于是对他的不信任，这是我们奇怪的政府制度强加于他的不应有的待遇。在我和他会见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大方，着重显示出外交官员的为国服务的精神。从那以后，每当我再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总是要让我们的大使一起参加会谈。
我秘密访问莫斯科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在给尼克松的最后一份情况汇报电中，对我认为取得的成就总结如下：
（1）在我们轰炸河内、海防之后三天，并且在我们正在轰炸和炮轰（北越）的时候，莫斯科愿意接待我。
（2）访问公告加上适当的吹风可以清楚地看出讨论了越南问题。把重要的国际问题和与最高级会谈有关的双边问题区别开来，这就是暗指越南问题。
（3）在我们继续进行轰炸的时候，苏联愿意把我们的程序性建议转告河内并劝它进行秘密会谈。
（4）苏联愿意将一项很强硬的实质性建议转告河内。
（5）苏联认识到我们极其认真地对待越南问题，认识到其他一切都取决于越南问题。
（6）苏方提出了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建议，该建议使通过白宫渠道的讨论产生了最后的结果，并且接受了我们方案的大部分。
（7）就最高级会谈时将予公布的原则宣言达成了协议，其中包括了我们建议的大部分，而且包含着一项明确的承诺：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
（8）同意开始探讨中欧共同均衡裁军。
（9）同意不撇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而力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进入联合国。
（10）在双边问题上采取了足够的拖延策略，使我们得以监督对以上各点的实施。
为交换以上各点，我们同意停止轰炸海防一周。
与总统的一点分歧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华盛顿不同意我对所取得的成就的估计。事实上，我在莫斯科的整个期间，一直处于两线作战：一面对付谈判桌对面的勃列日涅夫，一面对付在戴维营闷闷不乐的尼克松。
当时尼克松从没有明确坚持这一点，但是现在看来很清楚，尼克松根本反对我在莫斯科讨论除越南问题以外的其他问题。而我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给我的权力去讨论其他的问题[6]。他要我用停止筹备最高级会谈的威胁来迫使苏联在对越政策上作重大的改变。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而且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议缩短在莫斯科的逗留，这样做就更完全不可能了。对于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北越，如果它不停止攻势的话，尼克松和我是没有分歧的。在我动身去莫斯科的四天前，我就主张用B-52轰炸海防的油库。我建议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由B-52飞机轰炸二十度线南边的清和机场，以此来强调我的警告。我和尼克松一样认为有必要把我们的经常轰炸范围扩大到二十度线以北的地方，并且进行封锁，如果北越拒绝和我们再次举行秘密会谈，或者会谈失败的话。
随着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电报往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尼克松和我的分歧在于上述这些决定和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之间的关系。尼克松想用威胁取消最高级会谈来换取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合作态度；我则认为更明智的做法是把取消最高级会谈的风险和责任推给苏联，并且利用苏联急于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心情来离间苏联和河内的关系。看着这种分歧发展下去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因为我们的通信系统和时差关系使得华盛顿总是比事态的发展落后几个小时。这样，尼克松对我的汇报的批语总是在当天会谈已经举行后很久才收到，而且常常是在我已在进行第二次会谈时才收到。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也会因此而难以执行他的指示。由于我的访问是秘密的，我们又不能使用大使馆的通信系统；而且无论如何，总统也不太愿意使用大使馆的电台，因为他决心把最高级会谈的筹备工作限制在白宫的这条渠道，以防走漏消息。因此我们使用我们的飞机来进行通讯联络。这架飞机有极好的设备，而且我们带有白宫通讯处的两个人员。但是每当我们要发一个电报，他们就得开将近一小时的车前往机场，才能发报。每当收到华盛顿的来电，程序就倒过来。由于我们一般要到深夜才能写完我们的报告，这些报告抵达华盛顿时（包括去机场途中和发报的时间）已经下班了。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是对通信的干扰。[7]不论原因如何，这次我们访问莫斯科发回的第一个报告抵达华盛顿的时候，电文错乱，不得不重发——这使得尼克松更加烦躁。他以为我在执行一项他不愿意（或者起码不再愿意）我执行的方针，从而更加感到不安。
即使通信联络更加顺利的话，我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我所收到的那些情绪激动的电报。我同尼克松联系是经过我办公室里的黑格。尼克松当时同他的朋友比比·雷博佐一起蹲在戴维营——这两人在一起无助于进行冷静的思考。苏联人又不必要地增加了另一个复杂因素。四月二十一日，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杰勒德·史密斯从赫尔辛基来电说，他的谈判对手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表示，莫斯科正在认真地重新考虑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问题。他没有对史密斯讲更多的话，但仅仅这一点暗示就足以使史密斯紧张得赶快向白宫汇报，罗杰斯又向总统打电话，使尼克松认为狡猾的苏联人在设法使尼克松不能从可能签订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捞到个人的功劳。至于谢苗诺夫为什么要像他一年前那样，在我们的两条渠道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这只能由苏联方面来回答了。看来，要不是苏联官僚机构发生混乱，就是他们在有计划地施加压力。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对我们所收到的那种指示采取双重保险的措施。如果我由于越南问题而中断莫斯科会谈，那么记录上表明，他们事先已经暗示要在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问题上采取新的立场。不仅是最高级会谈，而且一项几乎已达成的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看来都好像成了越南问题的牺牲品。如果我们把两者都放弃的话，国内的新闻界、学术界和国会中将会出现一片难以控制的抗议声。
史密斯的电报和罗杰斯的电话使尼克松对我在莫斯科的会谈更加感到不安，并使他对苏联的动机更加猜疑。他现在深信，这一切完全是莫斯科和河内勾结在一起搞出来的复杂计谋，以使我们更难于对越南采取强硬行动，并且使他不能从最高级会谈可能得到的任何成就中捞到功劳。根据这个理论，莫斯科是在利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前景作为手段诱使我们不轰炸北越——这是一种不无道理的猜想。尼克松给我发电说，苏联暗示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采取灵活态度，是为了给我们“一些甜头以换取我们在越南问题上让步”——不过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让步，我们也没有作出什么让步。尼克松担心我会在莫斯科同意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列入议程，而且有趣的是，勃列日涅夫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我这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尼克松发来的电报指示始终是极其模棱两可的。对于谢苗诺夫向史密斯所做的暗示将使白宫渠道捞不到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功劳一事，尼克松非常生气。同时，如果我按照他的建议行事，只同勃列日涅夫谈越南问题，其他一概不谈，那么莫斯科若有任何限制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建议就极有可能会通过赫尔辛基这条正常渠道提出，而且这些建议将被利用来证明，我们因在越南问题上拒不让步而失去了多么好的机会。他在同一份电报里既指示我延搁最高级会谈的一切筹备工作，又指示我大力支持当时正在莫斯科安排总统的最高级会谈日程的技术先遣组[8]。总统把我骂了四十八个小时，因为我讨论了有关最高级会谈的实质问题。后来，尼克松看到了一条新闻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在礼宾规格上把他的访问从国事访问降为一次正式的工作访问，于是立刻指示我告诉葛罗米柯，不得这样做。（我照办了。事后发现那条新闻是不可靠的。）
这些电文的自相矛盾姑且不论，从这些激烈的、长距离的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我和尼克松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认为，在谈判中最不应该犯的一种错误是提出显然不能被满足的要求。不论这种要求听起来多么强硬，它对双方心理上的平衡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对方也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力量或影响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可能制造某些理由来予以拒绝，这些理由会恶化整个关系。提出要求的一方则面临抉择，或者中断谈判，或者，如果谈判继续下去，等于暗示对方不必严肃对待它所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华盛顿要我采取的方针，很快就会使我们面临这个两难处境。不可能设想，北越人会在我访问莫斯科的不到九十六小时内同意放弃他们进行了一辈子的斗争。即使它受到莫斯科的压力，河内也会要把决心进行的当前攻势进行到底，以改进自己的谈判地位。不论莫斯科作出怎样的决定，停止这次攻势并把它顶回去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放松军事努力，那么在势将到来的谈判中，我们的地位将会是没有希望的。如果我们加强自己的反应，那么苏联对河内施加压力的最好形式就是默许我们的行动。
如果尼克松要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采取拖延策略，他本不应该派我到莫斯科去。拖延策略最好从华盛顿进行。他派我去是因为他知道，我若不去，他自己就会在莫斯科遇到相同的窘境。从逻辑上说，他自己的莫斯科之行也只好被取消，除非越南问题得到解决。如果尼克松照样去的话，他就会被人们认为作了让步——而且那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大部分主要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就将受到大得多的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尼克松取消他自己的莫斯科之行，那么促使苏联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克制态度的主要动机也就会消失了。那样我们将不得不冒着苏联强大的宣传和政治攻势来执行我们的越南政策，而且将受到国内外的指责，批评我们拿世界和平作冒险，以在东南亚追求虚幻的军事解决。萦绕在尼克松脑际的一九六〇年艾森豪威尔最高级会谈夭折的先例，反倒要重演了。
因此，看来奇怪的是，在越南采取强硬政策的条件是让莫斯科去承担取消最高级会谈的责任，同时拿美苏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前景来最大限度地使苏联难以作出决定。我们处在有利的地位，能够这样做。勃列日涅夫表示愿意亲自同我会谈，他就拿自己的威信作了担保。现在他必须使最高级会谈取得成功了；苏联要拖延的话，本来同样可以由葛罗米柯来做，或者由多勃雷宁在华盛顿做。
在莫斯科的头一天半，我按照尼克松的指示就越南问题训斥俄国人。然后，他要我停止会谈，不再讨论其他问题，并早日回国。我回电表示异议，尼克松就回心转意了；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擅自开始谈判了。由于通信联系的时间耽误很长，我不得不这样做。
如果尼克松坚持，而我也严格执行他的指示，这就等于在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挑战，向他们提出一系列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要求——这样做尤其没有意义，因为勃列日涅夫急于要使尼克松去莫斯科，正在接受我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立场和我早先通过多勃雷宁传去的公报。如果那样做，我们就会同时在越南问题和对苏关系问题上都面临危机。我们想建立一种三角关系的战略就会彻底完蛋，而我们本想通过这种战略来稳定全球的平衡，来促成越南问题的解决，孤立越南并使我国公众受到鼓舞，看到我们可以不受战争偏激情绪的影响，仍然执行一项创造性的外交政策。越南就会果真消耗掉我们的精华——这是我们的噩梦，不仅仅是批评我们的人的噩梦。在此时放弃我们外交政策的整个构想，势必会被莫斯科解释为我们根本改变了航向，而河内只是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借口。苏联会认为我们已转而选择中国这张牌，而这将对东西方关系，乃至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
断然要求苏联领导人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意味着突然改变我们的战略，这直接违背我们同苏联打交道的长期战略。我认为，美国在当今苏联强盛的时代面对着一个理念上的问题，即我们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传统可能使我们在挑战还不明朗的初期阶段不愿意去正视挑战；而我们的注重道德的反共倾向又可能妨碍我们去探讨同苏联建立更加建设性的长期关系的现实机会。在苏联扩张的早期阶段，我们作出强烈的反应，需要时使用暴力，那是必要的——在西恩富戈斯、约旦、印巴，以及后来在安哥拉问题上，我都是这样主张的。在五月份，我准备冒丧失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险而采取击败河内攻势所必需的一切措施。必须防止苏联获得过多的势头，以免我们面临均势垮台，或发生巨大对抗的抉择。
另一方面，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核时代加在我们肩上的责任。和平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对自己技术力量的破坏性感到害怕而不得不追求的目标，不论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野心和过去的势头如何。和平的门永远不应关死。总统在一九七二年的外交政策咨文中说过：
苏联可以自行选择：当前的缓和仅仅成为另一次进攻的策略，还是真正成为发展以超级大国间关系稳定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一个机会。它作出哪一种选择，将在最高级会谈前后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正是这些考虑促使我同勃列日涅夫讨论最高级会谈的议程——这样做不是违抗总统的指示（指示来得太晚，也太含糊），而是执行我们两年来的一贯政策和几天前刚商定的策略。
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向华盛顿作详细的报告。对我第一天的报告的反应是，黑格抱怨通信联系不好，而尼克松警告我不要就越南问题突然作成“交易”。（我是在四月二十一日深夜接到这份回电的。）这项指示文不对题，因为并没有在酝酿这样一笔交易。尼克松要我在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晚上赶回华盛顿。我原来的计划是一直待到二十四日星期一中午（我是星期四夜间抵达的），因为星期天勃列日涅夫没有空，他要去参加他孙女的婚礼。星期五全天和星期六的一部分时间都被我用来讨论越南问题了。苏联领导人知道我是有空的，因为我本来建议在那个日期同黎德寿会晤。回华盛顿的实际结果将是在星期六进行完同勃列日涅夫的认真讨论。我在四月二十二日清晨给黑格发去了一份带情绪的回电：
我是这样估计形势的：勃列日涅夫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要举行最高级会谈。他等于对我明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他发誓说他对越方的攻势一无所知。还说，他们没有增加援越物资。这些虽然不真实，但却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机会：
（1）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他的帮助来使战争逐步降级或停止下来。
（2）否则，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得到他的默许，让我们（对北越）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
（3）我们可以利用最高级会谈来控制美国国内的反越战喧嚣。
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一步是因为我们审慎地使用了压力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但是，我们在这里根本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性。为什么现在要使最高级会谈告吹？这样做是为什么？……
我已用最强硬的语言要求五月二日（同黎德寿）的会谈一定要有具体的进展。今天我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我们的方案，要求把军队撤过非军事区，释放一些俘虏，等等。他们几乎已答应设法给予帮助。我认为更可取的做法是在本周内加紧在二十度线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前去参加（五月二日的）秘密会谈，如果会谈失败就大打出手。现在叫得最凶的那些人，到将来形势真正艰难的时候就会垮台的。但你可以向总统保证，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这里同意停止轰炸；何况苏联甚至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我必须放缓和一些，而不能搞挑衅。尤其重要的是，总统必须相信我。我在出使执行其他各次任务中，从没有让他失望吧。
现在我指靠你的帮助，使形势被正确地看待。我们的全部目标已可望实现了。在最后冲刺阶段，让我们不要动摇。此电你也可给总统一阅。
黑格的答复证实了我的猜想。尼克松之所以想取消最高级会谈，主要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他增加对北越的压力，苏联就会取消最高级会谈。而尼克松和我都决心要增加对北越的压力，如果我计划在五月二日同黎德寿的会谈失败的话。甚至在我出发去莫斯科之前，尼克松就曾考虑取消最高级会谈。我怀疑这是他的政治经历引起的又一种使他烦恼的恐惧感，就像我在第十六章中解释过的他对古巴事件的神经痛。他十分肯定地认为，他在一九六〇年竞选失败，主要是由于外交政策方面的两件事：一是他在同肯尼迪辩论时，在古巴问题上采取了克制态度，另一件是赫鲁晓夫取消了艾森豪威尔原计划去莫斯科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如果不得不取消这次最高级会谈的话，尼克松希望由他来取消；这样做比让苏联在选举年把一次最高级会谈从他的脚下踢开丢的面子要小些。我之所以会从黑格那里接到语气强硬的电报，还有一个因素。他告诉我说：“你要知道，总统看到了辛德林格民意测验的结果，说他自从越南战争升级以来，名望已急剧上升……你可以看到，从今天下午起总统的态度硬了很多。”
不论尼克松有什么怀疑，最终他还是授权我一直待到星期一，只要“在越南问题上的进展”证明应该这样做的话。这再次使人怀疑，尼克松是否真正同意我的谈判方针，或者仅仅是在吹毛求疵；从技术上讲也不可能在七十二小时内就越南问题从苏联方面得到具体的结果。黑格把总统日益不耐烦的情绪描述如下：
在戴维营总统还显得日益不安。他要我告诉你，你必须不迟于星期一晚华盛顿时间六时抵达戴维营。这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莫斯科时间下午一点以前离开莫斯科。我刚写完这份电报的时候，总统又来电话补充说，他认为苏联在南越问题上的立场是疯狂和不郑重的，因此他决心要进一步轰炸河内和海防，除非出现重大的突破。我坚持说，在五月二日会谈结束前必须把轰炸继续限制在二十度线以南，但总统以“这也许能够做到，也许不能够做到”这句话结束了这次谈话。
如果把我对黑格的复电描述为宽厚的，那是夸大其词：
我读你的这些来电越来越感到惊讶。我不能同意华盛顿据以进行工作的理论。我不认为莫斯科与河内是直接勾结在一起的。此时此刻，这里的领导人似乎极为窘迫和慌乱。他们为最高级会谈所定的目标远远超过越南，而且如果没有越南问题，达到这些目标会容易得多。他们可能希望瓦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破坏我们的其他同盟关系，并用一段时间的表面善意来软化我们。但为此他们并不需要越南；相反，越南问题现在恰好是一种障碍。
何况，他们从这一切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在我们轰炸河内三天以后会见我。他们同意发表一项会谈公告，一定会使河内感到恼火和沮丧。当总统还在轰炸河内的时候，他们愿意同总统会晤。……我们能得到一切好处：（一）最大限度地惩罚河内，（二）使鹰派满意，（三）使鸽派满意，（四）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取得有历史意义的进展，（五）取得一项不错的公报。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甚至考虑用你所说的那种态度来使这一切化为乌有。……请设法使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正接近胜利实现我们的政策了。难道我们一定要勾销这一切，仅仅因为我们连一个星期也不肯等待，要马上去轰炸那些不会搬家的目标吗？
我让艾尔·黑格去用更婉转的语气向美国总统转达我的想法。类似这样的来回电报还有一些，但是基本的问题是清楚的。总统急于要立刻对北越采取无保留的行动，他宁可取消最高级会谈也不愿放弃这一可能性。我赞成用同样的措施来挫败北越的攻势，但是我想用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和同黎德寿的另一次会谈来取得在国内的活动余地和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孤立河内。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尼克松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越南当前危机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我则认为我们应该把问题同更大的战略联系起来。扩大河内和它的保护人之间的分歧，而不是迫使莫斯科和河内站在一起，这只会更加瓦解河内的士气，并且最终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如果北越人坚持进行攻势，拒绝谈判的话，谁也不能顶替我们去对付他们。但为了在国内争取支持强硬路线，必须先有一种北越人顽固不化的明显迹象。因此，奇怪的是，我们反倒需要同黎德寿再举行一次会谈。而且为了孤立河内，我们必须继续筹备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
如果是在几个星期之前，尼克松本会对我这次莫斯科之行的成果感到十分高兴。成功的最高级会谈已有保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基本上将按照我们自己的建议达成协议；最高级会谈的公报将符合我们的各项原则。但是，尼克松只有雷博佐做伴，独自待在戴维营，变得急躁起来。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我们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却不断地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指责我们在狡猾的苏联人面前“上了当”。尼克松生怕我们受骗而停止轰炸，而在一九六八年他恰恰抨击了搞这种停炸的约翰逊，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差点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尽管丝毫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尽管勃列日涅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甚至提都没有提这样的要求，他的怀疑一点也未消除。我也未能说服尼克松，使他相信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在设法使他得不到对最高级会谈成果的功劳，而且一切迹象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一样需要使自己的名字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联系在一起。
总统感到不安的全部内容最后都列在他在戴维营口授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里。（由于时差关系，我收到这份备忘录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在莫斯科的全部会谈，宣布我此行的公报已经双方商定。）尼克松先是表扬我的“技巧、有办法和决心”，可是在下文中实际上收回了这些表扬，说我一切都搞错了。他说：“在我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了把你弄到莫斯科去讨论最高级会谈的主要目的，而我们要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一些进展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当然你所指出的那些很重要的无形收获没有计算在内。……”尼克松仍然担心，在我的莫斯科之行以后同意回到巴黎开全体会议，会显得好像是一个退却。左右两方面都会攻击我们到莫斯科去而又未能解决越南问题。如果河内在五月二日的会谈中毫不妥协的话，“我们就得毫无保留地进行轰炸”。他自己不能处于软弱地位而去莫斯科。他觉得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还有问题，因为谢苗诺夫向史密斯提出了“和你四月二十二日电报中提出的完全一样的建议”。鉴于尼克松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细节不感兴趣，我无法使他相信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谢苗诺夫只是说莫斯科在研究这个问题；他没有举出任何细节。尼克松争辩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无论如何只是“少数几个行家”所关心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越南，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失败了。为了不使我感到灰心，尼克松以一种友好的、安慰的语气结束这份备忘录。他说：“不论结局如何，请记住我们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我们找不到一个比基辛格更好的人去莫斯科。雷博佐和我们一起向你致意。”鉴于以上所列举的各项错误，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尼克松政府处境很糟，因为它的最能干的人也不能做得比这更好一些。
我从飞机上含糊其辞地回答道，我很看重尼克松的来电。我不同意他对巴黎全体会议的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你的担心。首先，看了我的莫斯科之行的公告后，大家都会估计这里面还大有文章。其次，我们可以强烈地暗示，这同秘密会谈有关。第三，我们可以把全体会议限于讨论如何结束北越的入侵，并且明确表示在这事做到以前，我们将不讨论其他问题。
我在飞机上起草了一份给总统的长篇报告，在那里我再次试图解释我建议采取的战略。我说：
勃列日涅夫的表现令人感到他在最高级会谈上是押了大宝的……我们的大选在十一月份，而他的表现却似乎下一周以及今后每周他都要面临大选。……苏联在目前形势下可以选择的各种做法都面临着难题。在北越攻势仍在继续的时候，如果他们对河内持消极态度，他们现在必然假定你会放手对付北越，在这种情况下按原定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这对他们在心理上和政治上都是一种痛苦的前景。而取消最高级会谈，在他们看来，将导致你在十一月（大选中）的失败，但在那以前越南民主共和国将已被我们炸得粉碎，勃列日涅夫的西方政策也会垮台。如果由你来取消最高级会谈，或者你虽然来了，但受右翼势力的压力没有行动自由，结果也会大体上相同。然而，（苏联的）另一种选择，也就是逼河内放弃攻势，就意味着背叛一个社会主义盟友，丧失对河内的影响，而且也不能保证河内一定会停止攻势或我们不进行报复。
总之，我只能认为勃列日涅夫本人，以及苏联作为一个集体，遇到了他们多年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大政治难题。他们一定希望越南局势能够平静下来，而且我猜想，在他们的各种都十分难办的做法当中，他们有可能选择对河内施加压力的办法——这样做不是为了帮助我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把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卡图谢夫派往河内就可能是个证明。
利用你的决心这根大棒和有成果的最高级会谈这根胡萝卜（我去莫斯科所带的和用的就是这些；现在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使我们最有可能左右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治，而且在我们自己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尼克松读到我这份报告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使他能在报告上批注：“干得出色”。这或许是他的真实判断的反映，也可能只是接受既成事实。因为我去莫斯科会谈的成果正在造成自己的势头。事态发展证明，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任何一种选择，事实上我们的活动余地大大增加了。四月二十三日，我们从莫斯科通过我们的巴黎渠道向北越送去了那项程序性建议。（在沃尔特斯将军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之后，这条巴黎渠道被我们的空军武官乔治·R·盖伊上校操作得效率更高了，虽然不像以前那么花哨。）如果我们马上接到答复说，河内同意在五月二日举行秘密会谈，我们就准备在四月二十五日宣布我们将在四月二十七日回到全体会议。换言之，我们给河内二十四小时来作出答复。以前在答复信息时河内往往让我们等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这次却在第二天就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在白宫宣布，我去过莫斯科。我对此行影响的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在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当确信我们的宣布将成为一条单独的新闻时，我们宣布愿意恢复巴黎和谈的全体会议。虽然我们没有作任何暗示，新闻界就像我预言的那样，把这项宣布同我的莫斯科之行联系了起来。当人们得知黎德寿已经动身去巴黎的时候，这个消息进一步推动了关于外交上的主动行动的乐观猜测。
促使苏联和北越在政策上分道扬镳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明显了。四月十九日，《纽约时报》在题为“失败的战略”的一篇措辞尖锐的社论中批评政府不该轰炸北越，致使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有可能达不成。但是四月二十六日，当我的莫斯科之行宣布后，该报另一篇乐观得多的社论却表示相信，如果我访苏“未能对越南问题上的秘密外交史增添新的一章”，那才令人感到惊奇。其他报刊，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意见。
我的莫斯科之行给人以一种印象，即我们也许不必在对苏政策和对越政策之间进行选择，因此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但它没有回答我们心里的根本问题，即我们能对莫斯科施加多大压力而不致危及最高级会谈并因而在国内引起动乱？我的莫斯科之行使莫斯科更加意识到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利害关系，因为苏联从中尝到了一点甜头，并且几乎保证了会谈一定会成功。它消除了一种天生的怀疑，即我们不会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它未能使我们解开什么是苏联忍耐的限度这个谜。答案将取决于两个因素：北越攻势能否取得成功，以及我五月二日和黎德寿秘密会谈的结果如何。
[1] 苏联的Y级潜艇，每艘载十六枚导弹，相当于我们的“北极星”；而每艘载十二枚导弹的D级潜艇则相当于我们的“海神”——但我们的潜艇比他们的更好，声息更小。
[2] 见埃尔莫·R·小朱姆沃尔特所著《回忆录：保持警惕》（纽约四边形书社/纽约时报图书公司，一九七六年版），第一五二至一六三页。
[3]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纽约时报》。二月四日《洛杉矶时报》甚至重新主张一项仅限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
[4] 例如，见塔德·苏尔茨在《外交政策》第十五期（一九七四年夏季）所载文章：“基辛格是怎样干成的：越南停火协定内幕”和他所著《和平的幻觉》（纽约：维京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五四四至五四五页。苏尔茨说，这是美国第一次明确放弃双方撤军要求而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其实，总统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的演讲中就已经提过就地停火的建议。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秘密建议中就已经不再期望能够通过谈判商定双方撤军，而且我们加速单方面撤军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那种期望。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的秘密建议中再次提出就地停火，而且总统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了这项建议。在我们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年的各项建议中，双方撤军的概念只剩下了这样一个提法，即：“印度支那各国之间的问题将由印度支那各方按照互相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解决。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实施印度支那各国的武装力量必须全部留在本国境内的原则。”
[5] 维克托·苏霍德列夫是苏联的卓越的译员。人们常常批评我为什么要依靠苏联的译员。这正像指责我不该用中国译员一样毫无道理。事实上，我的工作人员中有三位懂俄语（索南费尔特、海兰和罗德曼）；在勃列日涅夫那一面也有好几位懂英语（葛罗米柯、多勃雷宁和阿历克山德罗夫）。如果苏霍德列夫在一个字或短语上遇到了困难，马上就有好几个人插话帮助他。此外，我始终不明白如果苏联人故意译错我说的话或勃列日涅夫的话，这对苏联人有什么好处。至于一切要签字的文件，我们都能核阅俄文文本。
[6] 见《尼克松回忆录》，第五九二页。
[7] 当时我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以为只是气候的关系。一九七二年我去莫斯科为中东战争安排停火，当时时间因素极其重要，但又出现了干扰——于是我想到也许这种干扰不是偶然的。
[8] 先遣组由总统的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准将率领。他是一个聪明的军官，后来成为我的助手。他知道我的莫斯科之行，因为我的座机是他安排的。陪同他来莫斯科的有我的一位工作人员比尔·海兰。过于热情的克格勃工作人员老是问海兰有没有替基辛格带一封密信给勃列日涅夫。海兰客气地回答说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也在莫斯科，我不需要采取这样迂回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