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iPhone发布的几周后，我接到约翰·诺兰德（John Nowland）打来的电话，他是尼尔·杨（Neil Young）[9]录音工作室的工程师，录音工作室位于加州拉洪达的牧场内。约翰和尼尔的公关人员近一年来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因为我想为《财富》杂志撰写一篇报道，聊聊这位摇滚巨星在高保真数字录音和汽车生物燃料方面所做的技术探索。尼尔和我一样有听力障碍，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和他聊了聊听力障碍对一位歌手的影响。
约翰告诉我，尼尔想送史蒂夫一份礼物：自己的所有专辑经过重新灌录后的黑胶版本。这份礼物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友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怀念老式模拟声无与伦比的音质。尼尔认为，与CD一同兴起的数字音乐的音质本来就不高，压缩成数字音频文件后就更差了。6年前iPod刚问世时，尼尔曾在公开场合批评过苹果，认为iTunes上销售的数字音频文件让音乐的质量“大打折扣”，令人无法忍受。
史蒂夫向来非常介意名人公开质疑苹果产品的审美，他对于尼尔的举动非常愤怒，“他为什么不能私下来和我们探讨技术问题，非要在公开场合抨击。”从此以后，尼尔的任何示好行为史蒂夫一律拒绝。
我知道史蒂夫依然很喜欢听黑胶唱片，因此我同意给他打电话看他是否愿意收下礼物。电话铃响第二声的时候，他接起了电话，我向他说明了打电话的目的。我们在一年前聊过尼尔对苹果的质疑，我原以为那次谈话过后，他对尼尔的愤怒可能会有所缓解。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尼尔·杨去死吧，”他厉声说道，“让他的唱片也见鬼去吧，你留着。”谈话结束了。
的确，这些年史蒂夫成长了许多，改变了许多。如果说成长意味着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学着控制自己的弱点，那么史蒂夫成功地做到了第一点，第二点却不尽如人意。终其一生，他始终被视野盲点、不良的行为习惯和冲动的个性所困扰。这些特点让史蒂夫被扣上了“混蛋”的恶名，或是“二元”的评价，“二元”意味着史蒂夫一半是混蛋，一半是天才，终其一生都是如此。这些评价本身并无太大的价值，想要更了解史蒂夫，就必须分析他为什么无法控制自己的弱点，为什么会出现反社会的行为，为什么即使在走上事业巅峰之后，依然会出现这些行为。
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里，史蒂夫的不良行为时不时会出现。创意和潜力是苹果公司的代名词，充满创意的员工运用先进的技术工具为消费者造福，同时也实现了员工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史蒂夫时不时做出的行为却与苹果的这一形象格格不入。
尽管李·克劳打造的绝妙广告、乔尼·艾维的极简设计和史蒂夫让产品充满“魔力”的煽情介绍都让消费者觉得苹果的成功似乎轻而易举、理所当然，但苹果绝非徒有虚名，所有的成就都是实至名归，特别是在iPhone成为史上最受欢迎的消费电子产品之后。如今的苹果比鼎盛时期的索尼规模更大、更具影响力。但史蒂夫自身的行为却会时不时破坏苹果的愿景。既然苹果的形象如此积极向上，为什么史蒂夫会在2008年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塞拉（Joe Nocera）骂成“饭桶，写的文章都是一派胡言”？既然苹果的市场营销手段如此无懈可击，为什么会让工作环境恶劣、有十几个流水线员工自杀的富士康来代工生产苹果产品？苹果向几家图书出版商推出“代理价格”模式，让出版商有权为电子书定价（涨价），从而迫使亚马逊也不得不提高电子书的价格，这种行为又如何解释呢？与其他硅谷科技公司达成默契，互不雇用对方员工的行为又如何解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苹果公司的期权发放方式时，找替罪羊的行为是堂堂正正的公司或CEO干得出来的事吗？
在这些事件中，有些可能有所夸大，有些只是一面之词，没有通盘考虑所有情况，但史蒂夫或粗鲁，或漫不经心，或傲慢自大的行为无疑恶化了争端。即使是像我这样非常了解史蒂夫、也看到他这些年变化的人，都觉得他的反社会行为实在是太明显了。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能够对他持续的幼稚行为给出合理的解释，即使是劳伦也不行。但只要对史蒂夫个性的不同方面深入分析，就能对史蒂夫有更全面的了解，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将他定义为好人、坏人或是二元人。
听到史蒂夫对尼尔·杨的咒骂时，我只是笑了笑，这完全在意料之中。他对一个人的怨恨能持续好几十年。尽管和迪士尼最终签订的协议让史蒂夫很满意，但艾斯纳对他来说依然是个禁忌词。卡西将史蒂夫意欲逼宫的行为告发给斯卡利的事发生在1985年，然而1/4个世纪过去了，史蒂夫依然无法释怀，只要这个法国人的名字一出现，他就忍不住咒骂。
史蒂夫的怨恨还会指向那些他认为背叛过苹果的公司。比如他非常憎恨Adobe（奥多比）公司，原因是Adobe的创始人约翰·沃诺克（John Warnock）在苹果命悬一线时，居然决定开发支持Windows操作系统的软件。当时，Adobe的决策完全合情合理，毕竟麦金塔只占到个人电脑市场的5%，但史蒂夫却将Adobe的行为视为背叛。
因此当史蒂夫重回巅峰时，他拒绝让iPhone支持Adobe的Flash软件。Flash是在线观看视频和动画的主流软件，对软件开发者来说，要让iPhone支持Flash并非难事，但Flash却有安全漏洞，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Adobe没有像史蒂夫所希望的那样积极修复软件的漏洞。iPhone是全新的联网运算平台，史蒂夫不希望iPhone存在任何被黑客攻击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iPhone发布初期，因此iPhone不支持Flash，后来问世的iPad也不支持。但Flash用户非常广泛，消费者对苹果的做法颇有微词。史蒂夫却一意孤行，2010年还发表了一篇声明，解释了不支持Flash的六大原因。虽然理由充分，但他的话还是免不了报复的嫌疑。苹果如今如日中天，Adobe不得不为曾经所谓的背叛付出代价。Flash最终活了下来，不过Adobe也开始把更多精力和投资放在其他流媒体技术上。
史蒂夫晚年最不满的是谷歌。谷歌在2008年推出了与苹果iOS非常类似的操作系统安卓，史蒂夫有充分的理由感觉遭到了背叛。他最为怨恨的是谷歌CEO兼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他担任苹果董事多年，也是史蒂夫的朋友。iOS正是在施密特担任苹果董事期间研发的产品，如今施密特的公司却发布了一款与iOS直接竞争的产品。
更让史蒂夫难以接受的是，谷歌决定允许手机生产商免费使用安卓系统，如此一来，三星、HTC、LG和其他手机生产商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在苹果创建的手机新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史蒂夫非常生气，谷歌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模仿了当年微软的举措，迈开了占领世界的第一步。史蒂夫相信，谷歌之所以将操作系统免费提供给手机生产商，就是为了在手机和移动设备产业建立标准，就如同20年前盖茨推出了Windows操作系统，对麦金塔造成了致命打击。
为了不让这一切重演，史蒂夫决定不满足于仅仅提供产品。201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几个月前，苹果公司对安卓市场的领袖三星发起了一系列诉讼，甚至意欲阻止这家韩国生产商将手机销往美国。史蒂夫没有直接起诉谷歌，因为谷歌并没有从安卓操作系统中赚到很多钱，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但他决定起诉手机生产商（苹果也起诉了HTC和摩托罗拉，谷歌于2012年收购了摩托罗拉）。他起诉这些公司抄袭了苹果iOS系统用户界面的很多特点，这些起诉案直到2014年才达成和解。在美国法庭上，苹果大获全胜，不过尚未从三星那里获得赔款。双方在2014年同意撤销所有美国市场以外的与安卓相关的诉讼案。撤诉无疑说明，起诉案对所有相关方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让史蒂夫发泄对谷歌的愤怒，苹果付出了至少6 000万美元的律师费代价。专注是史蒂夫的一大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他一意孤行的起诉却是对公司发展的干扰。
史蒂夫会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都视为他个人的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学着去相信自己心中的激情，这种激情引领他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但是激情也有副作用。
一方面，史蒂夫倾向于从工作中寻求认同感，导致他对于外界的批评异常敏感。尽管与大多数公众人物一样，史蒂夫能够对外界的谴责置之不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得到外界的认可，认可他对于现代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我为《财富》杂志撰写的报道中，有几篇是批评他的，他看完后会给我打电话或发邮件，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我知道他看完这些报道后肯定会不高兴，但不会每次都把这些批评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我曾经撰写过一篇专栏，讽刺第一代Apple TV（高清电视机顶盒）更适合用来挡门，可能做寿司托盘也不错。史蒂夫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给我发邮件说，“我无法不同意你的观点。”除了吉尔·阿梅里奥外，他是唯一一位会对我写的报道做出如此回应的CEO。
在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时，史蒂夫同样棱角分明，一方面提升了高管团队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在高管团队出现人事变动时，却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里，出现过几次人事变动。史蒂夫无法容忍核心团队成员偷懒、享有特权或野心过大，他经常将某些成员放到对立的位置上，以判断谁的想法比较好。每位成员都必须时时刻刻处于最佳状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公司做出实质贡献，否则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史蒂夫边缘化。史蒂夫曾亲自把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拉进核心圈子，但事实证明，他随时都可能把他们踢出去。
安德森是第一位离职的高管，他比史蒂夫大10岁，年龄足够当几位新高管的父亲了。他是一位杰出的CFO，大家公认正是他的努力才让苹果支撑到了史蒂夫回归的那一天。他曾是高管团队中受约束最少的一位，因为史蒂夫并不是财务领域的专家。他的办公室离史蒂夫只隔了几个房间，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CEO要在预算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就会去安德森办公室，让安德森帮忙把需要的钱安排到位。“史蒂夫和我作为工作伙伴能够互相尊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对方，”安德森回忆道，“如果他想为某个想法或营销方案再多拨500万美元或1 000万美元资金，不会自说自话地直接执行，他会来我办公室找我，试图说服我。‘弗雷德，赶紧，难道你就安排不出这笔钱吗？’这就是我们合作的方式。”
安德森担任CFO的时间比他原本预期的要长，他感到有些累了。事实上，早在2001年，他就想过另谋职位或退休。那一年，戴尔电脑曾经挖过他，史蒂夫为了留住他，说服董事会给了安德森一次性100万股期权奖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苹果认可他的付出。史蒂夫也给阿瓦、鲁宾斯坦和蒂姆·库克争取到了同样的奖励，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也得到了奖励，只是数额低一点。这一行为日后将给史蒂夫和安德森带去很多麻烦，但在当时看来无疑是善意之举。尽管史蒂夫不允许安德森加入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他还是在苹果又干了3年。安德森说，“史蒂夫喜欢掌控你，把你置于他的影响力之下。”最终，史蒂夫同意安德森加入3Com（美国设备供应商）和eBay（易贝）的董事会，安德森退休后，史蒂夫也邀请他加入了苹果的董事会。
2004年6月安德森宣布退休后，苹果前董事长埃德加·伍拉德给他写了封感谢信，除了感谢他的工作业绩外，还感谢他常年担任“史蒂夫脾气的首席控制人”。安德森最后一次参加职位最高的前100位员工会议那天，在播放一段纪念视频时，史蒂夫忍不住大哭。在公司食堂为安德森举办欢送派对时，史蒂夫对安德森的评价是：他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温暖。在高地风险投资公司（Elevation Partners）的办公室里，安德森依然保留着两样来自苹果的纪念品：史蒂夫送的一块匾，上面写着“世界上最杰出的CFO”；还有一幅安德森的肖像漫画，与他关系好的同事都在漫画上签了名，包括史蒂夫。
乔恩·鲁宾斯坦和阿瓦·特凡尼安是此后离开的两位“拯救苹果”的团队成员。鲁宾斯坦和特凡尼安就如同兄弟般分别掌管苹果公司整体的硬件和软件业务。鲁宾斯坦说，“拯救苹果团队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其影响力不亚于史蒂夫本人，至今依然能感觉到。”从1997年以来，两人几乎参与了公司的每一项重大决策，在他们离职前，还协助公司完成了一件已经与史蒂夫和库克探讨多年的事：将苹果电脑的微处理器从PowerPC换成英特尔芯片。
PowerPC芯片的主要购买方是IBM和苹果，年销量仅为几百万枚左右，而英特尔芯片的主要客户群是Windows系列的电脑和服务器，年销量高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枚。摩托罗拉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与英特尔匹敌，英特尔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建造更先进的生产工厂，每家工厂的成本高达10亿美元。改用英特尔芯片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和性能的改善，而且史蒂夫已经与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Paul Otellini）签订了对苹果有利的协议。
整个高管团队都认为转换比较困难。首先，用户会不高兴，因为如果他们想使用最新版本的软件的话，就不得不购买最新型号的iMac、PowerMac、MacBook和PowerBook。其次，阿瓦团队必须确保软件不会出问题，用户之前为旧机器购买的软件在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新机器上必须能正常使用。但更换芯片的过程并没有众人想象得那么麻烦。阿瓦团队在多年前就曾将NeXT操作系统移植到使用英特尔芯片的机器上，因此对英特尔芯片的性能特点非常了解。2006年2月，苹果完成了第一批机器的芯片更换，2006年夏天完成全部过渡，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在苹果任职期间，阿瓦和鲁宾斯坦一贯展现出高超的技术能力，但两人的职业生涯似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特别是现在苹果公司的主要增长点已经从电脑变成了iPod和移动设备。在史蒂夫看来，阿瓦和鲁宾是主攻电脑的“旧人”，后电脑时代的托尼·法德尔和斯科特·福斯特尔才是iPhone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领袖。车轮在不停地向前转，阿瓦和鲁宾已经过时了，就如同弗雷德。
“史蒂夫让别人进退两难。”阿瓦说。他曾去找史蒂夫谈过好几次，渴望做一些别的事。2003年，史蒂夫任命他为“首席软件技术官”，看似是提拔，但实际上却被架空了，没有具体的职责。他感觉自己被踢出了核心决策圈，新的职务也没有任何意义。阿瓦说，“史蒂夫并不需要顾问，因为他早就有主意了，在开产品分析会时，他不喜欢我提出任何想法，而且他也不喜欢我作为一个高管却无所事事，没有任何成绩。”
苹果公司现任CEO蒂姆·库克说他当时很担心阿瓦会离职，于是在2004年建议史蒂夫给阿瓦找点别的事干，留住这位软件天才。“史蒂夫看着我，”库克回忆道，“说，‘我知道他很聪明，但他不想干活儿，你不可能说服一个不想干活儿的人努力工作。’”另一次，史蒂夫得知阿瓦开始打高尔夫球后，说话的语气听上去像是阿瓦犯了什么大错。“高尔夫！”他难以置信地对库克咆哮道，“谁有闲工夫打高尔夫？”
鲁宾斯坦也感觉到，史蒂夫2004年做完手术回来工作后，自己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刚到苹果公司时，工作起来很开心，我们同属于一个团队，我们是合作伙伴，”鲁宾斯坦说，“但随着苹果越来越成功，史蒂夫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仿佛与其他成员是隔离开的。渐渐地，我们不再是与史蒂夫一起工作，而是为他打工。”
鲁宾斯坦觉得自己也是当CEO的料，因此很嫉妒库克，与艾维也会时不时发生冲突，艾维以前是他的手下，现在却直接向史蒂夫汇报工作。他也无法忍受iPod项目的负责人托尼·法德尔，鲁宾斯坦和法德尔相看两相厌，即使在两人都离开苹果公司后，依然看对方不顺眼，都觉得自己才是iPod项目的最大功臣，贬低对方的贡献。[他还给法德尔起了个绰号叫“托尼·胡扯”（Tony Baloney）。]
终于，鲁宾斯坦忍无可忍。一天，他走进史蒂夫办公室，说自己累了，想要辞职，去墨西哥盖座小屋。鲁宾斯坦于2006年3月14日离职，几周后，阿瓦也离开了。“在苹果公司的工作经历非常珍贵，”鲁宾斯坦说，“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也从史蒂夫身上学到了很多。史蒂夫有时候的确是个混蛋，但他依然让我感到亲切温暖。”
史蒂夫自认为和鲁宾以及阿瓦都是朋友，然而一旦CEO与其他高管私下建立了友情，如何处理高管的离职就成了难题。每位CEO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难题，但对史蒂夫来说尤其困难。虽然这些年史蒂夫改变了很多，但他依然无法以一种圆滑的方式处理高管的职业选择问题。1991年，阿瓦帮忙筹办了史蒂夫的婚前单身派对，但阿瓦离职后，两人之间的感情逐渐转淡、渐行渐远。与鲁宾斯坦的友情则在冲突中终结。
鲁宾斯坦离职后，除了盖了一座小屋，依然胸怀大志。2007年，他打算去奔迈电脑公司任职，在手持式设备市场，奔迈电脑依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给史蒂夫发了封邮件，告诉史蒂夫自己即将去奔迈任职。根据鲁宾斯坦的回忆，邮件发出去的4秒钟后，史蒂夫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的话让鲁宾斯坦大吃一惊。“他无法理解，”鲁宾回忆道，“他说，‘你已经有足够多的钱了，为什么还要去奔迈？’我回答，‘史蒂夫，你在说什么？你的钱比我多多了，居然问我这个问题？你在开玩笑吗？’”
对史蒂夫来说，鲁宾斯坦的行为无疑是对苹果的背叛。用苏珊·巴恩斯的话来说，鲁宾斯坦选择去苹果的竞争对手那里任职显然“没有通过苹果的忠诚度考验”。
鲁宾斯坦试图跟史蒂夫讲道理，甚至谈到苹果和奔迈“未必一定是竞争关系”。这种说法当然站不住脚，只不过是鲁宾斯坦的一厢情愿罢了，奔迈的手持式设备和iPhone是直接竞争的。最终，是否直接竞争也不重要了，奔迈失败了，无论是作为独立的公司，还是被惠普收购后，其产品竞争力都远不及iPhone。鲁宾斯坦和史蒂夫之后再也没说过话。
史蒂夫曾尝试过挽留鲁宾斯坦和阿瓦，但给他们的新职务并没有任何实质内容，这就说明史蒂夫并非真心实意想要留住他们。在这方面，史蒂夫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依然认为公司的利益高于同事之情，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以要求自己的高标准来要求团队成员，对团队成员的评价一向客观冷静。失去同事与朋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受，史蒂夫也不例外，但他相信当人事安排不得不出现变动时，公司必须要尽快适应，失去那些昔日的英雄对公司的发展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鲁宾斯坦与史蒂夫共事了16年，鲁宾的离职展现了史蒂夫的典型行事风格。一旦高管成员的努力与付出无法达到他的要求，一旦他们对苹果的发展不再如昔日那般重要，一旦他们离开公司，史蒂夫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客户的潜在购买力，而非那些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的老兵。阿瓦和鲁宾斯坦的结局也在意料之中，当初史蒂夫就是这么对待苹果的联合创始人沃兹的，一路走来还有很多黯然离开的老兵。史蒂夫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排出了事情的轻重缓急，一旦阿瓦和鲁宾斯坦无法达到史蒂夫的要求，他们的重要性直线下降，最终被史蒂夫所遗弃。
阿瓦和鲁宾斯坦退休的两个月后，苹果公司宣布南希·海涅（Nancy Heinen）辞职，海涅是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也是高管团队里仅有的两位女性成员之一。尽管“退休”的时候她只有48岁，不过这条新闻并没有很多人关注。然而，一个月后苹果的另一篇新闻稿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苹果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已经展开“内部调查”，调查在1997~2001年间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行为中存在的“违规”问题。将近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4月24日，海涅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正式起诉：在苹果2001年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中，出现两次“倒签日期”的行为，一次是授予史蒂夫的750万股股票期权，另一次是在弗雷德·安德森被戴尔挖走后，史蒂夫奖励给其他高管成员的480万股股票期权。“倒签日期”后，史蒂夫和高管成员获得了更有利的执行价格。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违法，违法的是苹果所做的虚假记录粉饰了其业绩报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海涅必须对此行为负责。最终，海涅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否认有任何违法行为，支付了20万美元罚款，归还了157.5万美元相关期权收益。
“倒签日期”发生时，安德森是公司CFO，证券交易委员会出示了一封邮件，显示他批准了海涅提出的“倒签日期”建议，因此他也因为管理不善受到了牵连，归还了365万美元相关期权收益。
所有减免罪责的因素让事件本身变得更为复杂。苹果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威尔逊–桑西尼–古奇–罗沙迪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帕洛阿尔托办事处曾经给海涅的建议是：“倒签日期”的做法应该是合法的，这家律所给了其他几家技术公司同样的建议，这些公司最终都遭到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包括皮克斯。史蒂夫授权了“倒签日期”的行为，当然是在假设这一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史蒂夫在证词中并没有积极为自己辩护，在解释自己拿到的750万股股票期权时，他的话听上去有些自怨自怜。“这不是为了钱，”他解释说，“谁都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原本希望董事会能主动提出给他新的期权，因为股价已经跌破了上一次期权的行权价格，上一次期权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他告诉调查者，“这么做能让我感觉好一点。”
可能是史蒂夫在作证那天身体不舒服，也可能是因为他从没想到这些证词会被公开，但他的这些话听上去似乎对安德森和海涅的处境麻木不仁。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出决定前的6个月，事态已逐步明朗，苹果公司内部调查的结果是要让安德森和海涅背负责任，因此安德森从董事会辞职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起诉史蒂夫。“我感到很受伤，”安德森说，“我对自己向来是高标准、严要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有认识我的人，无论是不是苹果员工，都认可我所奉行的超高道德标准，我绝对不会故意犯错，也不会去害别人。我尊重每一个人，并且尽量保护大家不受史蒂夫暴脾气的干扰。”
安德森理应获得更好的结局，而不是史蒂夫和苹果给他的结局。（海涅从没有公开谈论过她的离职。）“倒签日期”丑闻变得公众皆知时，安德森已经不是CFO了，因此对史蒂夫来说，他也没以前那么重要了。一方面，当朋友或同事需要帮助时，特别是需要医疗资源时，史蒂夫愿意鼎力相助；但另一方面，如果在他看来，某个同事的个人事务影响了公司的发展前景或让他们没有办法集中精力为苹果卖命时，他又会变得异常冷酷无情。如果他能对那些无关紧要的同事多一点同情与关心的话，其实可以让自己和公司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人员调整过后，史蒂夫的团队里既有新人也有老人。库克和艾维已与史蒂夫共事多年，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和负责市场营销的菲尔·席勒也是老员工。西娜·塔马顿和埃迪·库埃逐渐打入了核心团队，法德尔被史蒂夫提拔为iPhone的硬件业务负责人，另一位来自NeXT的天才斯科特·福斯特尔则负责软件业务。如果法德尔和福斯特尔能和睦相处的话，说不定能成为下一任“阿瓦和鲁宾斯坦”，可惜他们互掐的频率比法德尔当初与艾维和鲁宾斯坦发生冲突的频率还要高。史蒂夫不得不充当裁判从中调停，他发现高管之间的冲突已经威胁到让他引以为傲的苹果“秘密武器”——硬件与软件完美结合的神奇整机。事实上，法德尔始终是团队中的不安定因素，在2009年离职后，他又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作Nest实验室，主要生产与家庭无线网络联通的恒温器和烟雾报警器。苹果大佬们对法德尔的印象并不好，一提到他，总会戏称他为“那个小小恒温器”的设计师。当然“小”只是相对的，2014年，谷歌花费32亿美元收购了法德尔的Nest实验室。
在史蒂夫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有两次本可以避免的冲突让他无法集中精力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与高管团队一起打造新产品。即使在史蒂夫去世后，这两件事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让苹果和史蒂夫的形象变得高傲无礼、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从2005年左右开始，硅谷的CEO们私下同意不互相挖人，史蒂夫是这群CEO的非正式领袖。2010年，美国司法部对苹果、Adobe、谷歌、英特尔、直觉公司和皮克斯提出控告，称这些公司私下达成了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不挖人协议。2011年，卢卡斯影业一位工程师代表上述公司和硅谷其他公司总计6.4万名员工提起集体诉讼。（卢卡斯影业也是提起诉讼的公司之一，卢卡斯现在和皮克斯一样，也归迪士尼所有。）原告声称，这些公司之间达成的反竞争条款让员工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潜在工资收益，如果员工能够自由流动的话，工资本应该更高。
在调查过程中，政府部门查阅了相关的往来邮件，邮件内容显示史蒂夫肯定参与其中。邮件显示，某一次，谷歌的招聘人员挖走了一位苹果员工，史蒂夫向当时的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投诉，那位招聘人员立马被炒了鱿鱼，史蒂夫听说了这一消息后，在邮件里回了张笑脸。邮件往来记录显示，史蒂夫并不是牵涉其中的唯一一位CEO，但他是唯一一位对这个指控不以为然的CEO。其他CEO之所以要参与其中，主要是不想让史蒂夫生气，毕竟史蒂夫是当时技术界最有权势的CEO。
蒂姆·库克并不觉得史蒂夫的想法有什么错，尽管他试图花费几亿美元与起诉方达成和解。“我知道史蒂夫的想法，”他说，“他这么做绝对不是为了压低工资，他的目标很简单。如果苹果与其他公司有合作，比如我们正与英特尔谈判，把麦金塔所使用的处理器更换为英特尔微处理器，我们不希望英特尔在合作的过程中挖走我们的人，他们也不希望我们挖他们的人。难道这不是合情合理的诉求么？我从不认为他犯了什么错，也从不认为他是为了省钱。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员工而已。”这个解释看似符合逻辑，所有CEO都想留住最优秀的员工。但库克忽略了一个事实：根据美国政府和反垄断法的规定，类似的协议是违法的。史蒂夫显然没空理会这些法律规定。
在另一个案件中，美国政府控告苹果公司与出版商勾结，抬高电子书的价格，苹果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同样不尽如人意。史蒂夫准备推出iPad时，他认为消费者一定会喜欢在iPad上看书，既能给苹果带来利润，又能从亚马逊手里抢走客户。他和埃迪·库埃怂恿图书出版商采取与iTunes类似的代理模式，也就是说，出版商自行给电子书定价，苹果分走30%的销售收入。而且，同样的电子书在其他平台上的售价不能低于苹果商店里的售价。原本在亚马逊平台上，电子新书的售价是9.99美元，如此一来，将造成所有电子书统一涨价。在苹果模式下，虽然出版商的利润要被苹果分走，但他们能自行定价，而且能防止亚马逊压价。在这个案件中，史蒂夫的往来谈判邮件同样没起到任何辩护作用。
邮件显示，他清楚地知道让所有出版商统一战线的结果。在给新闻集团（News Corp）CEO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儿子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的一封信中，史蒂夫提到，他认为新闻集团的最佳选择是“与苹果联手，共同打造一个主流电子书市场，将定价抬高到12.99美元和14.99美元”。
史蒂夫可能的确没意识到与出版商联手有什么错，因为在打造iTunes音乐商店时，他曾以同样的方式与唱片公司联手。那时候，史蒂夫给每支单曲定价99美分，并没有人控告他勾结唱片公司。如果苹果采取更有效的防范措施，比如聘请更好的法律顾问或实行更严格的合规程序，也许可以规避这两件事带来的诸多麻烦。然而，史蒂夫已经将苹果变成了工具，主要功能是将他脑中的产品构想变成现实，而非保守地防范他的一时冲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苹果已有的防范措施无法阻止问题的出现。
“史蒂夫采用的管理方式非常适合打造他想要的产品，”在史蒂夫去世后，比尔·盖茨对我说，“史蒂夫的目标是把软件与硬件整合在一起，打造一台完美的整机，并且完全掌控整个产品，给消费者提供点对点的服务，苹果的管理方式非常适合这个目标的实现。”我还和盖茨讨论过为什么有那么多书信誓旦旦地要教读者如何用“苹果的方式”或“史蒂夫·乔布斯的方式”来管理公司，盖茨认为史蒂夫是非常独特的管理案例，借鉴作用有限。“其实书名应该叫‘别轻易模仿’比较好，”盖茨半开玩笑地说道，“很多想模仿史蒂夫的人只学会了他混蛋的那一面，却学不会他作为天才的那一面。”史蒂夫采用的管理方式弱点也很明显，“缺乏控制和制衡机制”。
终其一生，史蒂夫都将自己作为苹果唯一的对外发言人，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才逐渐显现出来，那几年，他本人的恶名和苹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了无数关注的目光。各种质疑纷至沓来，比如技术产业是否能够持续发展，比如公司治理有没有漏洞。其实很多技术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苹果就好似一根避雷针，公众将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苹果。而苹果的发言人是一位极其缺乏耐心的重病之人，即使对他真正在意的事也没有多少耐心，更别说这些让他分心的杂事了。
自2004年生病后，史蒂夫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上，有些是私事，比如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有些是公事，比如要活着看到iPad的问世。但如何与媒体周旋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比如2010年，苹果公司一位年轻工程师在酒吧遗失了一部尚未发布的iPhone4，结果iPhone4在博客上遭到提前曝光；比如不得不中断在夏威夷的度假，赶回来处理iPhone4的“天线门”问题：用户的手紧握iPhone4的边缘时，信号会快速衰减，导致电话断线。他对于公司治理同样兴趣不大。但这些大大小小的意外无疑加重了史蒂夫的管理负担，毕竟苹果已经是一家拥有5万名员工的国际大公司，而他自己已是生命垂危之人。
处理杂事本是CEO职责的一部分，但史蒂夫即使在生病前也不善于处理这些事。他向来没什么耐心，癌症更是透支着他的体力，让他感到疼痛不适。毫不意外，在他健康时本可以轻松处理的事也被他搞得一团糟。
比如，对于史蒂夫究竟有没有义务向外界公开自己的病情，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史蒂夫本人觉得病情是私事，一再回避谈论这个问题。但就因为时报专栏作家乔·诺塞拉打来电话询问这件事就把他骂成“饭桶”的确有点过分了，对苹果和史蒂夫本人的形象并无任何帮助。对于苹果代工厂富士康所发生的员工自杀事件，史蒂夫对苹果处理方式的公开评论对公司也没有任何帮助，只造成了负面影响。其实，作为一家国际性大公司，苹果在确保其供应商工作环境方面的记录一直是不错的。
随着iPhone、iPod、iTouch和Nano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苹果逐渐建立起一条全球供应链，每年都会对供应商的工厂环境进行审计监察，审计范围甚至涵盖了供应商的承包商。但总有审计不出的问题，这并不罕见，而且过去几十年，亚洲工厂的工作环境一直比较恶劣，改观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和欧洲公司之所以选择亚洲代工厂，就是为了压低成本，因此亚洲工厂的工人不太可能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和福利。苹果获悉自杀事件后，其实应对速度很快，迅速组建了工作小组去富士康工厂调查，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建设性的举措。对于苹果的应对措施究竟是否有力，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公认的是，史蒂夫在公众场合的态度完全是在帮倒忙，比如在一次技术会议上，他说，“这件事已经结束了。”这话听上去油腔滑调，只有当CEO想要掩盖事实时才会用这种语气。
比起“安拉的花园”里那个喜怒无常的年轻人，史蒂夫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某些缺点并没有消失。正当他的改变对工作的开展助益良多时，一场疾病却让事态变得更为复杂。
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本不应该有这一章节。在史蒂夫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皮克斯和迪士尼的动画电影渐入佳境，一般在电影的最后，所有的误会都会解开，感情即将得到升华。但史蒂夫的生命毕竟不是电影，他的生命既鼓舞人心，却也充满了人性的矛盾。
[9] 尼尔·杨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省，创作型摇滚歌手、吉他手、钢琴家及导演。——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