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末的一个清冷的早晨，在王家堡通往清涧县城的路上，走着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大的是父亲，其实也并不大，只有1.5米高的身材，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就是现在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毛头小伙子，但是，他那时却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小的则更小，个头不高，一副营养不良小身板的7岁孩子，是父亲王玉宽的长子卫儿，卫儿刚刚有了一个大名。
我的家庭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群体，该有的都有。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务农。父亲身高大约在1.5米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女儿。为了活命，他在路遥七岁时，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王玉德。我的伯父王玉德移民到延川县当农民，伯母没有生育过。临行前，父亲找了村里的冯先生，让他给路遥起了名字叫王卫国。父亲对这名字本身没有寄托任何希望，这完全是儿子的一个代号。于是路遥就从这一个农民家庭走到了另一个农民家庭。（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陕北的秋天，是忧郁的、感伤的，也是喜悦的、满足的，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饱满丰收，这些都会发生在秋天。
1957年秋末的陕北，黄土黄沙的气势磅礴，淹没了田地间零星的金黄收获，萧瑟的景象辽阔无疆，那些点缀在硷畔的零星枣树，星星点点的红枣，是庄户人家唯一的希望。但是没有足够的口粮，一个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六口人的家庭，生活难以为继，而且，还将要面临漫长的冬季。
那天清晨，父亲王玉宽将大儿子卫儿——王卫国叫醒，然后告诉他，今天要带他去延川县大伯家玩几天。
卫国起初是兴奋的。临行前，刚刚生了卫国的三弟弟——“四锤”的母亲，拖着虚弱的身体，为卫国做了一顿早饭——
是飘散着香气的洋芋檫檫和黑豆钱钱饭，让他吃了一个饱，自从弟弟妹妹接连问世以来，他觉得能吃饱饭的时候很少，今天好像破了例，他扒在窑前的石碾盘上，大碗吃洋芋檫檫，大碗喝钱钱饭。母亲一边看着他吃一边叮咛他，到了大妈家一定要听奶奶和大伯大妈的话。（晓雷《男儿有泪》）
母亲又将几天前晚上专门为卫国做的一双新布鞋拿出来，清晨，母亲特意为他穿在了脚上。
这也是卫国长这么大第一次穿一双新布鞋。年少的卫国心情快乐得要唱出歌来。
多年后，成为路遥的卫国，一个夏天的傍晚，在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子里乘凉时回忆说，那天还没有走出去多远，少年王卫国就唱不出歌来了，新布鞋的鞋帮不够柔软，开始磨着他的双脚，很快脚上就起了水泡，一步一疼，他跟不上父亲的脚步了。但是，就因为是第一次穿新布鞋，他硬坚持着，即使疼痛难忍，要不是心疼会将新鞋磨破，路遥说，他实在是不愿意把新鞋脱下来。
已经开始的凛冽的秋风中，父子俩沿着17年前祖父王在朝带着全家迁徙延川的路，艰难地行走着。
从清涧县的王家堡南下延川县的郭家沟，走过石嘴驿，还要翻越一座叫九里山的土山，要走近200华里。弱小的卫国，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动，看得父亲王玉宽心里难受。但是，卫国又太大了，已经不能被父亲装在粪筐里背在双肩上了，也无法轻松地架在1.5米高的父亲的脖颈上。父亲王玉宽很想让自己受累，也不要让瘦小的儿子在风中受累。但是，做父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
况且，父亲还怀揣着难以言表的不安，从他带着儿子踏上去延川郭家沟自己大哥家的路，他知道，这个懂事的大儿子就将与自己分开了。卫国要成为大哥家的孩子，卫国会不会恨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太狠心？会不会责怪自己这个做父亲的太没用？连亲生孩子都养不活？
目不识丁的王玉宽，尽管只有1.5米的身高，在当时的六口之家里，二十四五岁的他，却要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用不太坚实的双肩，担当起全家日渐艰难的生活重担。王玉宽渴望孩子们能读书识字，家中再穷也不想耽误孩子的前程。卫国曾在王家堡小学上了一年学，但是，当家中又添了第四个孩子——“四锤”时，生活实在难以支撑了，只好停了卫国的上学梦。
延川那边，王玉宽的大哥王玉德，虽然年近四十，却仍然膝下无子，但日子过得殷实，为了减轻二弟王玉宽的负担，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老来有个依靠，便决定收养弟弟一个孩子。这样，既能解决了弟弟王玉宽多子多女的生活困难，又解决了哥哥王玉德没儿没女的缺憾，实在不失为一件最明智的抉择与安排。
在商量过继哪个孩子时，兄弟俩意见不一，但都是为对方考虑得多一些。
二弟王玉宽认为，亲兄弟间，不必太客气，把大儿子卫国过继给大哥，省得嫂子一把屎一把尿地辛苦养大，大儿子去了大哥家，就能立即成为大哥做农活的好帮手。
大哥王玉德认为，古人有话，光景行不行，长子不顶门（顶门：过继）。抱上个玉宽兄弟家中小的就行，二弟的大儿子卫国已经大了，带走了，二弟家岂不是缺少了一个支撑家庭的小帮手？
两兄弟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二弟王玉宽坚持将卫国送给大哥王玉德最合适，大儿子由大哥、嫂子那样勤快而又善良的受苦人照看着，既能吃上饭还能供着上学，对儿子一百个好。想想清涧延川之间还是方便走动的，大哥最后让了步。
但儿是爹娘的心头肉，儿子还这么小，就得离家抛舍，这就像是割爹娘的肉，剜爹娘的心。
7岁的卫国，无法逃脱地接受了富有宿命意味的人生安排，只得离开这个虽然穷困但却是属于自己的温暖家庭，离开少年的伙伴，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学校，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
起初，这个已经是少年的卫国还不清楚，父亲带着自己，将要踏上的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之路。他也不知道，身后的母亲，仍然站在硷畔上，遥望着他们父子俩离去的身影在伤心地落泪。走着走着，聪慧、敏感的卫国察觉到了父亲的目光是躲闪不定的，神情是忧郁感伤的，而临行前母亲的目光也是悲戚戚的。
家里孩子多，在妈眼里走一个也就走一个了。我和我大（作者注：大，陕北方言，意即父亲、爸爸）走，他在前背着手，肩上搭着个旱烟袋，我相跟着大概总落下个二三十米远，小嘛，走不快，说八岁是虚岁，八九十里山路走了两天才到。这一去就在拐峁我大伯家待了好几年，初小毕业了吧，夏收前放假，我才第一次回家。回王家堡。进了门，妈见了我也没说啥，农村人不会表达个啥感情，我也屁股没沾炕沿就到村里找几年不见的小朋友们去了。快吃饭的时候才回来，进门就问：妈，吃啥？妈说给我包了饺子。我挺奇怪，麦子还没收哪来的面粉包饺子？农村娃都知道这。妈说，我试着用杂面包的。说着引我到灶台边，她掀开大锅盖让我看，全是蒸汽，妈吹吹蒸汽，用大勺一搅才发现，哪有啥饺子，早成了一锅面菜糊糊。妈傻了眼，一下子趴在灶台上大哭起来……（潘欣欣《忆路遥》）
跟着满腹心事的父亲，走在当年祖父带领全家南迁之路，悲凉、忧伤、饥饿、疲惫，一点一点洒落在这条艰辛的路上。
一个赶着毛驴车拉粪的好心人，看到累得气喘吁吁的父子俩，很想帮帮他们，可是，又很有些难为情，毕竟这是拉粪车，实在太脏了。父亲不介意地说，就让卫国坐在拉粪车上吧，把孩子捎上一段路。
当晚，父子俩才挪走到清涧县城里。找了地方借宿了一晚，第二天黎明，父亲用身上仅有的一毛钱，为卫国买了一碗油茶。
早已是饥肠辘辘的卫国，端起碗来头也顾不上抬一下，呼呼呼，就将一碗油茶灌进肚子里。
一碗油茶下肚，卫国看到了手中空空的父亲。
卫国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喝油茶？
父亲答，我还不饿。
卫国怎能相信父亲不饿呢？他们一同走了八九十里山路，翻了几架大山，怎会不饿？卫国知道，父亲又在撒谎，就像这次到延川的辛苦行走没有实话实说一样。父亲一定是把仅有的能攥出汗水来的一张钱花给了他，现在口袋里再也没有第二张了。父亲不可能为自己或是再为卫国买什么吃的了。
沉默的父亲，看着卫国喝下去最后一口油茶，然后，父亲拉着小手有些暖意的卫国，又继续向着延川方向走去。
卫国的脚上已经换上了一双比自己的脚大很多、破了鞋帮的布鞋，趿拉在脚上，走起来更加困难。
衣衫褴褛的父子俩已经翻越了一座九里山，然后要沿着宽阔的秦驰道往前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秀延河就在路旁蜿蜒而去，潺流淌，发出“哗啦哗啦”好听的声音，像是擅长叙述抒情的陕北民歌。而这时父子俩越走越疲惫，不争气的肚子很快又咕咕地叫上了，与那唠叨不停的河水声合了拍。
好在，这是秋天。秋天的地里，很有可能会遗留下收秋时掰剩下的玉米棒，父子俩眼睛贼贼地发亮，在玉米地搜寻着。没有，连一个蔫蔫的、瘪瘪的不丰满的玉米棒子也没有。又遇到一片枣林，终于有几颗收枣时落下的干瘪的红枣，这让父子俩很是兴奋，迅速摘了下来，放进嘴里快活地吞咽下肚。
天黑时分，父子俩走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家好心的农户不仅让父子俩借住，而且还煮了一个南瓜给他们吃。
第二天天不亮，父子俩告别了好心人，又开始上路了。
当父子俩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来到延川县的郭家沟时，已是薄暮时分，卫国和父亲脚上都打着血泡，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地挪不动脚步了。
大哥王玉德和大嫂李桂英见到二弟领来了侄儿——以后的儿子，喜得老两口眉开眼笑，大嫂急忙取出缸底很稀罕的一点点白面，为父子俩擀面条。下锅煮好的面条上，又油泼了葱花，香喷喷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面条碗底还卧了两个荷包蛋。一路疲惫饥饿的父子俩吃着这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汗水直淌，禁不住甩掉了身上的破袄袄。
晚上，两孔窑里，兄弟俩睡了一孔，倾诉了大半夜的手足之情，大嫂将卫国安顿在另一孔窑里。平时不舍得用的麻油灯点起来了，李桂英借着恍惚不定的灯光，望着累倒在炕上，很快沉沉入睡的卫国——圆圆的脸庞，大大的耳郭，睡梦中，嘴巴咂吧咂吧着，像是还在回味刚才香喷喷的面条。
李桂英看着这个可爱的小模样，很舒心地笑了。
有了儿子，就有了生活的希望。怎能不发自内心地高兴呢？
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着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趁家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包袱，像个小偷似的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我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因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唰唰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的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