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川中学坐落在县城的南山坡上，校舍非常简陋，几排古老的平房与窑洞分别作为教室和宿舍。通往学校要经过一段石片铺就的下坡路，当地人称之为唐坡。
贾平凹在其散文《延川散记》中，曾经这样描写过延川中学以及唐坡：
再也没有比这更仄的城了：南边高，北边低，斜斜地坐落在延水河岸。县中学是全城制高点，一出门，就慢坡直下，窄窄横过来的唯一的一条街道似乎要挡住，但立即路下又是个慢坡。使人禁不住设想：如果有学生在校门跌上一跤，便会一连串跟头下去，直落到深深的河水中去了。
王卫国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延川中学上学了。
这是王卫国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
当王卫国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王卫国也知道了：他在这里将要面临的困难，比他原来所预想到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可严重的困难还不仅仅在此。
王卫国被编在初66乙班。班主任是刚刚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常有润老师，语文老师是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国祥。
1963年，虽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已经结束，但是，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中国的老百姓，依然还生活在极度困顿之中，只是城市人要比苦难深重的农村人相对优越许多。
在延川中学就读的大多是在县城里生活的孩子，王卫国所在的班级又是一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干部与职工子弟。尽管当时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农村子弟和县城子弟之间仍然是太悬殊了。县城生有国库粮保证每天都有粮食供应；他们的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让人看起来像个中学生的样子。而像王卫国这样的贫困农村生，经常处于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花子！
王卫国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有时，连5分钱的清水煮萝卜菜叶也吃不起。那时，学校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他所吃的都是丙级菜：黑窝头、稀饭、腌酸菜。就这些，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同学能给予王卫国的，也只是杯水车薪。
当时学生中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父母亲大人两点点，儿在门外把书念，每顿稀饭一碗碗，把儿肚子饿成个板片片。（刘凤梅《铭刻在黄土地上的哀思》）
下午吃过晚饭——只是一碗几乎见不到米粒的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是让王卫国感觉时间过得最漫长的了。他经常饿得心火缭乱，不知该怎样才能熬到上床睡觉。有时，王卫国就跑到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王卫国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这时，他就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就扒出来几口吞掉了。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虽然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呀，果呀，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如水和空气一样，不专属于任何人。除此之外，我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的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不使尊贵的它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身上可怜的其他部位都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来支撑啊！
饥饿使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一口一口咽着口水。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了。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停留在这些字眼上；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家里每月救济的20斤玉米，大妈一粒不剩地安排给他交上灶粮，大伯拖着病体，一天不敢落下地参加人民公社的劳动，缺工是万万不行的，不然就要被罚口粮，累死累活、吞糠咽菜也得让儿子吃上饭。
大妈更苦，为了生存，为了儿子，她不得不将自尊搁在一边，提上篮子，拄着打狗棍，沿街乞讨。
大妈是个要脸面的女人，附近熟人多，难为情。而延川县城也肯定是不会去的，不然传到儿子耳朵里，会让儿子心里不好受的。
每天，大妈和一位姓梁的妇女结伴，鸡不叫就起身，疾行50里地，赶往邻近的延长县去讨饭。那里人生地不熟，谁打发点就收下，遭到人家的白眼或是被驱赶也没有关系，人家不欠自己什么。可恨的是，有些人家不仅不打发一口吃的，时常还会放出狗来追赶；讨饭路上，被一帮孩子辱骂围打，更是经常性的遭遇。还有一次，在张家河讨饭时，大妈被一条狗追着咬伤了腿，好久了，伤口才愈合。
但善良的人家毕竟还是多，只是大多数人家日子都不宽裕。赶上家中有口喝的，就给大妈碗中盛上；赶上刚好有糠麸菜团子，或是玉米面窝窝头，就给大妈掰上一块。最幸运的是偶尔得到一块蒸馍馍，这时候，大妈就像是拾到宝贝一般，小心地放在篮子里，待傍晚回到家中，把这些蒸馍、窝窝头、糠团子晾晒到院子的石碾子上。待“宝贝们”晒干了，大妈又小心地装进一个布口袋，等着给儿子送干粮的那天一并送去。
大妈天天盼着这个布口袋鼓起来。鼓胀了，大妈的心情也随着干粮口袋的变化高涨起来。只是，口袋的鼓胀速度太过缓慢了。
远离延川，到外地去讨饭，既不会给儿子丢人现眼，还能给儿子带回干粮，这多好呀！大妈看着口袋自言自语。
在学校饱受饥饿煎熬的王卫国，自然懂得一个个不同形状的干粮来得多不容易，他很清楚，家中的父母肯定比他更为艰辛。
父亲不久前托人捎来话，说他这半年是再无法给我送来一颗粮食了。这我早已预料到了。我知道，就是一月前送来的那十几斤高粱，也是他从自己的口里省下来的，我虽然饥饿，但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亲现在拿什么糊口呢？唉，眼下这饿肚子，除过天不下雨，硬是近几年把许多事弄球了！先是大家都去炼钢铁，把好端端的树砍了，丢在火里；把吃饭锅砸了，烧成些铁疙瘩；大家整天闹哄哄的又去打麻雀除“四害”，根本没好好营务庄稼嘛！后来，农村里又办大食堂，全村人在一块吃大锅饭，说已经到了共产主义。没几个月就把粮食糟蹋完了。现在遇上这连续的灾年，可把多少人饿翻了呀！我毫不考虑（也不需要考虑），就把开学时带来的那点“百家姓”粮，再一次从每天的数量中压缩掉一半。这样一来，一天就几乎吃不到多少粮食了。两碗别人当汤喝的清水米汤就是一天的伙食。至于菜，那更是想也不敢想了，因为除了点必不可少的学杂费用，身上几乎再连一毛钱都没有了。（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每到周末，王卫国总要请假回家。班主任问：“回家做什么？”
王卫国回答：“寻粮。”
班主任又问：“能寻得？”
王卫国声音低下去：“寻不得。”
王卫国知道，家里实在没有粮食可寻了，只不过在学校实在太饿了，回家好歹还可以充两顿饥。
年轻善良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了解王卫国家中的极度窘迫，有时，就将自己省下的饭票给王卫国一些，让王卫国暂且凑合几天。
在王卫国到延川县城上小学和中学的那几年，有《延川县志》记载，延川县经历了各种自然灾害，“拔下了苦菜度年馑”的日子，年年发生：
1961年全年大旱，霜冻、洪、雹、风灾相继发生，粮食大减产；
1962年10个月未落饱雨，粮食减产702万公斤；
1963年春旱严重，15个公社全部受灾；
1964年继续旱灾；
1965年夏秋连旱，秋田基本无收获，黄河沿岸村庄草木枯黄；
1966年春旱，据统计，全县全家迁走者10户47人，出外讨饭者60户170人。
延川中学的校门外，是一条路面用碎石片插起来的小路，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列。
走在这条街上的王卫国，时常感觉这几座破旧的老房子，与那些新建筑站在一起，就像上早操时自己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
紧靠着旧社会时开的染坊，现在是铁铺的老房子，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的人吃得前俯后仰。在这困难年头，这地方取代了县文化馆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场所。
去县城的新华书店要经过这里。王卫国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里面看。
新华书店新进了一批新书，听语文老师程国祥讲，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创业史》，很不错。王卫国听着书名，感觉像是历史书，程老师说，这是部长篇小说。当然，饥寒交迫的王卫国是买不起书的，但是，他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看一看。
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的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王卫国在程老师的推荐下，阅读了这些书；还阅读了《保卫延安》、《红岩》、《三家巷》等。
不读则已，一读便让腹中空空的王卫国，感觉到了大脑粮食补充的快感。读了一本又要读下一本，不然，很快他就感觉大脑也如同肚子一样处于饥饿之中了。除了古典名著，他还想有更多的作品读。
这一种“饥饿”，令饥饿中的王卫国有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兴奋。
这个吃不饱肚子的学生，并不本分。班主任教数学，他对数学偏偏不喜欢，不下功夫。但班主任的思想方法很活，对他说：“你不咋学数学，我能理解；你对文学爱好就下功夫学，不要荒废时间。”然而王卫国对文学也不刻苦，耍起来就耍得如脱缰之马。自习时间就溜出去，要么去操场里练篮球，他的篮球非常出色，是校队队员；要么他去书店里看书，到阅览室看报。他看报很有瘾，大报，参考消息都读，而且能理解。这在初中学生的理解程度中是很罕见的，就是因为这个特长，使得他的视野要比同辈人开阔得多，对世界的期盼当然也就更多。那个时候，他就胸怀祖国，放眼全球了。（晓雷《男儿有泪》）
常有润老师的宽容，对王卫国这样一些有思想的学生来说，就像除去了套住他们的紧箍咒，促使王卫国可以有条件地广泛涉猎他喜欢的文学作品。
除了大量阅读苏联作家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等小说，王卫国还阅读了《把一切献给党》、《牛虻》等中外著作。语文老师程国祥存有许多文学杂志，王卫国借阅来，同样像海绵遇到水一样，很快就吸收了。
为了解决这另一种饥饿，王卫国经常将自己安置在延川县文化馆的阅览室里，把一份份报纸、一本本杂志，当作了充饥的粮食，一口一口地吃进脑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将一切可以阅读的东西吞噬、消化，尽管胃部的饥饿时常影响着大脑对阅读的吸收，可是，少年王卫国靠着坚韧的毅力，以阅读为武器，打败了另一种身体的饥饿。
在“文革”的日子里，县上的图书馆被砸烂查封了，老师保存下来的文学杂志也被他看一本丢一本地看过了，找不到能够阅读的书时，王卫国精神的饥饿感很快就要妥协于身体的饥饿感，怎么办？
王卫国的目光瞄向了已经封闭多时、无人问津的县图书馆。一天夜里，王卫国偷偷地翻进落满了灰尘的图书馆里，点着火柴，一本一本地寻找，那些被列为“禁书”、“黄书”的文学书籍，成为他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时期；而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王卫国来说，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难时期。
身在比自己家庭经济状况都高出很多的同学当中，本就敏感的王卫国，愈加得时刻敏感，笼罩在王卫国心头的是浓重的自卑。“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当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他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早期生活中轻松无忧式的、田园牧歌式的记述，有的只是生活的艰难带给他的心灵的创伤。所以，此刻，王卫国要用比克服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
对于有意志、有追求的人来说，自卑感会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不但能使自卑感不成为心理障碍，反而能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与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初中生王卫国心中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