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之后，延川县的红卫兵组织，也纷纷开始到各地串联。
1966年10月，延川中学10名学生（7男3女）组成首批“红卫兵长征队”。
“红卫兵长征队”的学生，先在永坪、延安等附近地区串联一周绕回，沿途抄回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本县宣传外地见闻。然后，他们自绣了一面红旗，向北京出发，徒步去北京串联：
据与路遥在城关小学、延川中学同级的吴江所言（2002年9月，安本实在延安采访），在他们之后（1966年10月）路遥也沿着相同的路线去了北京。吴江需要20多天的路线是参照以下路线：县城→延水关（黄河的渡口地点）→（山西省）永和→交口→太原→（河北省）石家庄→北京。（〔日〕安本 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所有红卫兵在去北京的沿途，随地可以发动红卫兵搞“批斗”活动，直接参与揪斗各地的当权派。到达北京后有专人接待，将他们接送到指定的兵营住下。然后，是等待毛主席的接见。在等待期间，亦有专人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的生活很有秩序，但并不是可以随便到处游走的。得到通知后，大家有秩序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王卫国的同班同学梁世祥回忆说，他和王卫国等延川中学的一批进京同学代表，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分子。
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农民的儿子王卫国与所有接受伟大导师接见的忠诚战士——红卫兵一样，内心是激动的，是虔诚的，是单纯的，也是无比幸福的。
接见结束后，上穿一件黑棉衣、下着一条灰棉裤，脚蹬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的王卫国，手拿着《毛主席语录》，右胳膊上戴着一个红色黑字的“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前庄重地留影纪念。
然后，王卫国很严肃地对同来的同学提议：咱们回去后，要脱离“黑字红卫兵”，咱们要另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
延川县的“红卫兵长征队”在北京驻留时间较长，成为陕西省红卫兵联络总部。
1967年3月，延川县的“红卫兵长征队”又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后，才返回延川“复课闹革命”。这期间，延川县的红卫兵组织已普及所有城镇、乡村，全县共建立了1000余个红卫兵组织。北京、内蒙古、甘肃、山西等地的红卫兵也纷纷来到延川县大串联。延川县城、延水关、永坪、清水关等地分设了7个红卫兵接待站。截至1967年1月31日，红卫兵接待站的开支达到5.7万余元，这对长期贫困的延川县财政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红卫兵串联期间，所到之处散发语录传单，宣教语录歌曲。从城镇到乡村，到处设有语录岗，凡过往行人，必须要背诵一条或多条“毛主席语录”方可通行。如果是大字不识的文盲，红卫兵学生一定会教其几条语录，待其熟练背诵，才可放行。同时，人们纷纷佩戴领袖像章，有的人胸前佩戴好几枚毛主席像章，以表忠诚。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第一次接受毛主席大检阅时，“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到“破四旧”。林彪说：
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所谓“四旧”就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很复杂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现在，红卫兵只争朝夕地要将“四旧”彻底破除。红卫兵认为，“破四旧”最容易实行，且能立竿见影。何况“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从校园冲向社会，能充分体现红卫兵的威风。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中说道：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撑腰，红卫兵就像天兵天将下凡，“破四旧去——”一声呼喊，掀起又一阵红色风暴，荡涤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1967年8月，为响应“破四旧”的号召，为迎合“破四旧”的鼓动，延川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捣毁了位于城关小学的文庙牌楼，接着砸烂了永坪、背坪牌楼和鸭巷庙宇。
当时，红卫兵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破四旧”之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像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这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欢，每个人都像是被施用了催眠术，谁都难以逃脱对它的疯狂参与。初中生的王卫国更是积极地、充满了热情地投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去。
最主要的动机大概就是“听从毛主席指示”吧，但我想，对他内心来说，却有一些更复杂的想法。有“革命圣地”之称的陕北，它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于作为“尖子”的中学生来说，这更是不言自明的事情，而这个积极的行动也给路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种参加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少年在一种时代形势下极其兴奋的随心之举，这种积极的参加，也许可以说是对闭塞社会的精神上的发泄，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意义。具有纯朴的感性认识和郁闷思想的路遥，从自己的境遇中产生了自我见解，或者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兴奋；同时，随着事态的发展以及他的“出人头地”，路遥力图从学校时代中所描写的农民的“身份”之中挣扎出来，实现成为很吃香的“干部”的梦想。这作为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并不奇怪。但是路遥的兴奋感和“梦想”在一朝之间彻底瓦解。
另一方面，“文革”却使路遥大大地发挥出他潜在的能力。路遥在小学、中学中已经展示出来的优秀的中文功底，通过写大字报、煽动性文章、论战等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而在窘困的生活中养成的刻苦的精神和行动能力加上他灵活的头脑，为使周围的人们认识到他的存在，提供了绝好时机。（〔日〕安本 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指出：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3月，在首批徒步北京串联返回的“红卫兵长征队”影响下，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口号鼓动下，延川县红卫兵组织纷纷起来造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驻延川中学、永坪中学的工作组成员，被扣上执行“资反路线”帽子，成为首当其冲的“造反派”批斗对象。这年的4月，县委机关成立“赤卫队”不久，“赤卫队”分出“红色造反派”，把斗争矛头指向县委书记张史杰。此后，斗争范围逐步扩大，上自县委书记、县长，下至大队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均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到“造反派”批斗。
这一时期，延川县与全国各地的情形一样，批判会频繁，任何一个“造反派”组织都可随时揪斗“当权派”。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也更加蛮横，他们粗暴地谩骂、凌辱和殴打“当权派”，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罚他们无休止地站立、九十度弯腰。“当权派”因长时间罚站，当场昏倒在台上的事时有发生。随着频繁的批斗会，全县的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个体王卫国而言，“文化大革命”惊飞了他通过考学就业脱离农村的梦想，“前途何在转茫茫”。就眼下而言，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解决的却是他一时的吃饭问题，这对于长期挨饿吃不饱饭的王卫国来说，也很是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