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路遥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路遥小说选》自序中有一段话：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短短200字的叙述，对于一个黄土高原的农村青年来说，却是一个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过程。如今，带着一身陕北黄土地上的泥土和土窑洞的气息，路遥来到了繁华的古都西安。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笔直的街道，却有着太多的十字路口。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可能邂逅不同的风景，遭遇不同的诱惑，导引不同的方向。在城市里，迷失其中或沉湎于安乐是很容易发生的。
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心中刚刚涌起的胜利者的喜悦和得意，顿然消失。
1976年秋天，我在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一号大院门口，看见一位全身落满黄土尘末的青年，背着沾满黄土的行装，脸庞黑红，头发蓬乱，衣着不整，一眼就看出他是从黄土高原来的，他的外貌显得土气十足，这种土气背后却蕴藏着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路遥第一次给我的印象。（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这种对路遥形象的勾勒，也许是许多人共有的。不难想象，从一个穷苦的农村青年，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之后，终于踏入城市的纷繁之中，内心涌动着是何等复杂的心绪。
路遥以他质朴、勤劳、扎实、认真的品行，投入工作和创作之中。路遥知道，只有以己为靠，发奋努力，脚踏实地，干出一番事业，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才能向文坛、向同行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时期，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搬迁到西安建国路71号，一个很大的院子。
这个院子，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英雄高桂滋的公馆，公馆朝南的隔壁是张学良公馆。两个公馆都亲历了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此同时成为国务院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院子，院中有院。文创室机关在前边大院办公，《延河》编辑部就在三个四合院的最后一个小四合院办公。这里像东木头市172号的小跨院一样，青砖铺地，别有一番清幽古朴的感觉。
小院子里有四棵树，一棵紫丁香树，一棵石榴树，一棵海棠树，还有一棵最不好的树，长得也最高大粗壮的，是泡桐树。
傻大憨粗的泡桐，在三棵秀丽娇小、端庄名贵的树面前一点都不自卑。春天里，我行我素地开着淡紫色的大喇叭花，之后又噼噼啪啪地将一个个指肚大小的果实砸在人的身上，砸在院子里。一阵秋风起，又将它那肥大的树叶落满了院子。编辑部的人早晨上班第一件事，就是一起清扫泡桐的花朵、泡桐的果实、泡桐的树叶，一年四季都为这棵泡桐树忙乎，但是大家从不嫌弃它、抱怨它，因为就是这棵最普通的泡桐树，使夏季的院子阴凉了许多。编辑部的人常在阴凉下，闻着海棠花、紫丁香花的清香，打乒乓球、打克朗棋，开编前会，畅谈文坛情况、作家的创作，以及刊用稿子的各自意见。
路遥来到编辑部后，被安排到小说组看初稿。小说组的一间办公室里，为他支了一张床，便成为他的宿舍。本来生活就一向凑合，单位又没有食堂，所以单身的路遥常常是5分钱的咸菜就能吃几顿，一小碟油炸花生米也能吃几天。早饭是肯定不吃的，因为他晚上熬夜，早上起床晚。每天，当整个大院的灯光全部熄灭的时候，小说组的办公室里，依然一盏孤灯，灯下是独坐的路遥，在烟雾缭绕中，看书、写作、思考。早上睡懒觉便是自然的，一觉醒来常常就到10点左右了。这个时候，他在前一天夜里塞到烤火炉子里的红薯，或是炉盖上焦干焦干的馒头，便是他的一顿美餐。没有蔬菜，没有更多的营养补充。如此简单凑合，路遥却最怕上宴席，他觉得宴席既浪费又耽误时间，即使能改善他的伙食，他也一百个不愿意。
因为住的是办公室，每天路遥慢腾腾地很晚才打开门，不能按时上班，而且办公室里满地是他抽过的烟蒂，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自然让上班的同事很有意见。
这些意见反映到副主编贺抒玉那里，贺抒玉找到路遥，语重心长地又很严厉地批评路遥：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将你要到编辑部来，你为什么不能按时上班呀？编辑部同事都是按时上班，大家都兢兢业业的，为办好《延河》而努力，我说你怎么不按时上班，大家对你有意见啊！
路遥的回答很恳切，他说，老贺你不知道，我每天晚上看书、写作，几乎都是凌晨两点以后才入睡，早上起不来呀！
贺抒玉了解到路遥的睡懒觉缘由，心中感慨，这是个勤奋刻苦的好青年，他不是打麻将，也不是喝酒，也不是玩，他在勤奋地努力，他在为他将来的创作做准备。不仅即刻原谅了路遥，还很是感动。
路遥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十分执着。干什么都想干得好一些，标准高一些。他在编辑部熬夜写小说的那段日子，除了早晨起得迟一些，上班迟到一会儿，本职工作未受到什么影响……他担任小说组副组长，轮到他主持组里的集稿发稿工作，我这个终审忽然感到轻松许多，他选送的稿子大都可以采用。对有些需要编辑稍作改动的稿子，我们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说清了。不需要说很多的话。对有的稿子，他说由他来动。每期发什么稿子，他根据这一段的要求，从可用的积稿中不断地搭配组合，直到编前会发排为止。后来我逐渐发现，路遥对那些处境困难的作者的稿子，给予更多的关注，想各种办法，使其稿件达到发表水平。这可能与他自己曾经经历过艰难处境的体验有关吧。他深知人在困难中多么需要得到别人真诚的帮助啊！苦难谁也不愿意去经受，但是经受过苦难的人，身上往往会具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比如意志坚强，容易理解人，同情人，肯帮人等等。路遥身上这种品格就显得很明显。（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的确，除了上班延误时间之外，路遥的编辑工作做得专业，也做得认真。做小说组初审编辑时，每天，路遥都将自己埋在大量的初稿中，一篇一篇看过之后，感觉上乘的稿子，他写好稿签送交小说组组长路萌。贺抒玉说，路遥总能从一堆初稿中，将优秀的稿子找出来。遇到有些创作基础的作者来稿，路遥则会认真地写一封鼓励作者又意见中肯的退稿信。路遥在延川的儿时伙伴、作家海波还保留着他们当年的通信，从其中的一封信中，路遥做编辑的认真负责可见一斑：
海波：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诗稿我交给了诗歌组，据我看，稿子用不成，是赶形势的，属“马后炮”一类。
……
揪出“四人帮”人心大快，首先认识到这是在思想上解放了人民，你在农村时间长，请朴朴实实地写一点反映农村生活的文章，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不要赶时势，胡凑一篇，以“繁荣文艺创作”，要研究生活，反映生活的本质，以前关于创作上的一些框框完全可以打破，从研究生活起，然后得出结论……
路遥
1977年8月30日
陕北榆林的作家霍如璧，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寄到路遥名下，不几天就被路遥退稿，并在回信中不客气地指出，这个作品“只有报告，没有文学”，希望霍如璧下功夫拿出“水平”来。
1977年秋天，《延河》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小说组组长路萌、小说编辑路遥，参加陕西省咸阳地区文化局在西北国棉一厂召开的小说创作会议。当时还是回乡青年、正在水库工地当民工的作家黄建国，是作为乾县文化馆推荐的业余作者有幸参加这个会的。会上，黄建国见到了操着浑厚浓重陕北口音、微微偏着头不停地吸烟的路遥。
作为咸阳地区十三县业余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编辑部三个参会的编辑都很重视黄建国，决定将他的一篇两千字的小说带回编辑部留用。当三个人得知黄建国这次来咸阳是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时，他们都很惊讶，遂商量让黄建国会后去西安，到《延河》编辑部改稿。这是给黄建国一次走进大城市的机会。路萌详细地告诉黄建国乘车路线，路遥则画了一张线路图。
几天后，黄建国来到西安，被安排在省作协隔壁的一个小院住下。路遥过来看望他，并建议他先去兴庆公园和动物园逛逛，还叮咛黄建国，保存好车票、门票，编辑部会给他报销。于是，黄建国第一次看到了公园里的湖、动物园里的大蟒蛇和猴子。两天后的一大早，路遥神情严肃地来找黄建国，告诉了黄建国一个可靠的消息——上大学要考试了。他说，你是继续在西安停留，还是赶快回去复习功课？这是一件大事。和路遥当年急切上大学的心情一样，黄建国说，我马上就坐车回去复习。
这就是那个年代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后来，路遥从看初稿的小说编辑，成为小说组副组长。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已经拖家带口调到延安报社工作的曹谷溪，正带着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富县采访。领袖的去世和时局的变幻莫测，让谷溪的心情越来越沉重，采访的日子始终心系着国家的安危。报社打去电话，要曹谷溪停止采访，立即返回，说是又要听取重要传达。这段时间的所谓重要传达听得多了，越听越没劲儿。曹谷溪迟迟缓缓地回到延安黑龙沟家里，已经是黑灯瞎火，拉开灯，身子在炕上还没有放平稳，突然，像一阵风吹开窑门，进来的竟是路遥和闻频。路遥两臂叉开举过头顶，挥动着，吼叫着：“谷溪，人民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这简直是贵人天降，路遥怎么会在这里出现？怎么又是这副架势？他平日可从来没有这么张牙舞爪过，今日是怎么了？原来他和闻频一同来延安组稿，现在要向2排18号窑洞的“十二月党人首领”报告一个特大喜讯：“四人帮”被逮了！路遥眉飞色舞地报告逮捕的过程，曹谷溪的萎靡为之一扫，他从壁橱里拿出一瓶白酒，顾不得炒上一盘下酒菜，就与平日不大喝酒的路遥、闻频，你一口我一口地把这瓶劣等酒喝得一滴不剩。
1977年7月，《陕西文艺》正式恢复了《延河》的老刊名。那段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是《延河》自50年代在全国叫红之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仅以编辑阵容而论，《人民文学》当时的资深编辑、后来的副主编崔道怡曾不胜感慨地评价说：
《延河》的编辑力量太让人羡慕了，在全国所有文学刊物编辑部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家。
其时主编是王丕祥，副主编为贺鸿钧、董得理、余念。王丕祥早在延安时代就在文艺部门担任领导，是一位具有很高政策水平和丰富文学工作经验的老领导；贺鸿钧即贺抒玉，李若冰的夫人，她早在50年代就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董得理先是毕业于延安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又入中央文学讲习所深造，既通创作也懂理论，是一位在各方面都有着很高造诣的著名编辑家；余念即玉杲，是40年代就已成名的著名诗人。这三位副主编也都是“老延安”。小说组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路遥，编辑有张文彬、白描、李天芳等等。路萌、高彬也是延安时代的老人手，对文学具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办刊很有一套办法。张文彬即著名女作家问彬，杜鹏程的夫人。路遥、李天芳等，在当时，他们的创作已如日中天，在全国有着很大影响。诗歌组组长晓雷、编辑闻频，都是著名诗人。评论组组长陈贤仲，副组长王愚，编辑李星，哪一个都是重量级的评论家，陈贤仲后来调湖北少儿出版社任总编辑，王愚和李星后来分别任《小说评论》主编。难怪崔道怡要发如此感叹，这样一个编辑阵容，可以称得上是梦幻组合了。
1978年，路遥与林达结婚之后，编辑部向文创室办公室负责人申请，为路遥争取了一间小小的只有10平方米的宿舍，在小说组正对面北一排的砖房最东头角落，比较阴暗潮湿。
这间小屋子，被路遥戏称为“王李家圪”，可见是在犄角旮旯的位置。在路遥住进之前，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柯仲平曾经住过此间陋室。
冬天里一个干冷的早晨，上午8点半了，编辑部的人都聚集在小说组，准备开每月一次的编前会，只有路遥还不见踪影。9点钟了，仍不见路遥出现。
王丕祥问，怎么搞的？路遥这家伙咋还不来？
有人说，肯定还没有起床，这家伙真能睡！
又有人为他辩解，路遥整夜写东西，睡得晚，这时候肯定起不来床。
深知路遥生活习惯的董得理有些疑惑，不对吧，也该起床了。
王丕祥吩咐编辑部的袁银波：快去把路遥叫起来！
袁银波跑到路遥小屋门前，先是“咚咚咚”地敲门，不见回应，又高声叫着路遥，仍没有反应，袁银波扒着窗口向里张望，但是窗户纸遮蔽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见。袁银波反身回到编辑部。
董得理一听，脸色霎时一变，嘴里说着：“只怕是出事了！”立即跑向路遥的小屋，大着嗓门高声叫着路遥，可是里面没有一点动静。董得理急了，喊道：快！快！撬门、砸玻璃！
几个小伙子“乒乒乓乓”一通，砸烂了窗户玻璃，从窗户跳进屋里，只见路遥正裹着棉袄，穿着衬裤，脸色苍白，躺倒在门口地上，命若游丝。
原来，路遥开夜车时间太久，睡得很晚，也睡得很沉，取暖的蜂窝煤炉子烟囱堵塞也不知道，满房子弥漫了煤气味儿。天快亮时，路遥感觉头晕，想爬起来，却浑身无力地跌落床下，费力爬到门口，既叫不出声喊人，也站立不起来打开门。好在旧门板的缝隙漏风，才救下他一条性命。
将路遥抬到门外，为他穿好衣服用大衣裹着，要用三轮车送他去医院，这时，藤椅上的路遥已醒转过来，坚持不去医院。
因为路遥的这次煤气中毒，那天的编前会推迟到了下午。大家都受了一场惊吓，连连说，路遥福大命大造化大。
1980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第3期发表之后不久，省作协家属楼空出一套居室，路遥搬出了这间小屋，搬进了楼房的新居。
如今陕西省作协的四合院早已不存在了，路遥居住过的小屋，也无处可寻，高楼树立在原来的小院之上，已经完全找不到以往的旧痕迹，历史的一页就这样在地理意义上翻过去了吗？
六年编辑和写作的双重实践，使得路遥与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同行以及早就享誉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柳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小巴等人，有机会接触，甚至得到他们的直接关怀和指导，还有与资深编辑贺抒玉、董得理、张文彬、王愚、李星等交往交流，路遥对文学的理解无疑是潜移默化而且更加深入了，文学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写作能力也逐渐增强，自信心更足了。六年编辑经历，成为他驰骋中国文坛的重要基础和准备。有了这一段经历，在基本凭实力和经历积累的文坛生态中，路遥发展的地位和后来起步的平台显然是大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