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时，出版社的老金一再叮嘱我，别老写你和王朔的事，最好多写写那些家喻户晓的戏。比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还有后来的贺岁片。
她认为写这些读者有亲切感，说起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对得上号。我尊重她的意见，毅然把我们的那些馊干零碎撇在一边，集中精力回忆长征路上的重大战役。
但我发现，打过的漂亮仗，无不和王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起当年《编辑部的故事》，还得从王朔说起。
下面将1992年1 月25日“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题名为《攒一道喜剧》的文章抄录在书中。文章的作者是我本人。
攒一道喜剧
一、有这等好事儿1989年11月，那年天冷的早，我正龟缩在家无所适从。
电话铃响了……
“喂？”
“我是公安局。”
“噢。”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为了挽救我，让我争取主动，配合你们挖出躲在我背后的坏人王朔。纯洁人民的队伍。”
“真他妈的无耻。”
我听见王朔在电话里笑，我也肆无忌惮地笑。
“郑小龙约我们给你们艺术中心攒一道喜剧。”王朔言归正传，“写一编辑部：本来想把这道活儿掏给中央台，可郑小龙说他要了。他既是编辑又是你们中心的头儿，他拍板组的稿不会瞎迷喽。所以哥儿几个说这活儿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练了。”
“都哪哥儿几个啊？”
“ 《编辑部的故事》。”
二、为什么找你们来
几天后，我们聚到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里。除了我们6 个人，被约来的还有赵大年和陈建功。mpanel(1);
靠着墙根盘腿坐在地毯上的郑小龙，先代表中心向被邀请来的作者说了一番感谢的话。记得我当时特心虚，不知道自个儿是不是也在感谢之列，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相遇，可房间小周围满是对感谢受之无愧的文坛大腕儿。当我不得不从容地望着房顶时，郑小龙说：“我们中心正在投拍一部50集的室内剧《渴望》，现在已经拍摄过半，估计播出后能引起很大的反响。室内剧是个新品种，多机切换，现场录音，成熟了3 天就出一集戏，投资小见效快，观众爱看，关键是要有好故事。今天给大伙找来就是为了拍完了《渴望》，明年后年剧本能续的上。 《渴望》是让人哭的，紧跟着呢咱再弄一个让人笑的。就是王朔你们这伙儿攒的《编辑部的故事》。
接着咱再弄一部‘言情悬念剧’，就是大年和建功的《皇城根》。中心咬牙跺脚花这笔钱找一牛逼的地方。24小时能拿热水洗澡儿、好饭伺候着，目的就是让诸位高手掏点真活儿。5 天，拿出分集的故事梗概来走人。“
“不然的话——房费自理。”中心文学部的主任李晓明一脸坏笑地补充。
“黑！难怪都管你叫李小黑。”朱晓平咬牙切齿地赞美。
一直枕着床头不吭声的王朔笑眯眯地说： “李小明，你刚写了50集的《渴望》，跟我们大家传传经，写室内剧有什么特点。”
“没错，这是单一功。”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小明。
“说说？”
“说！”
“那我就跟你们这帮坏小子们说说，所谓室内剧就是要求每集戏80％的场景都在摄影棚里。外景只能是些过场戏。因为街上杂音大，同期录音不好控制，而且切换台带不出去，只能单机拍，戏写多了拍摄速度上不去，台词也听不清。得把故事引到屋子里去。主要是靠对话发展情节，所以除了故事丝丝入扣，语言上得有彩儿。
一般一集剧本15000 字的长度就够，室内剧得两万字才能撑满40分钟；50集《渴望》，每集多写5000字，我等于比平常的剧本多写丁25万字，手都写残了，外面游行我都不知道。“李小明”嘿嘿嘿“地笑。
“你甭往外摘自个儿，在座的都不知道有游行的事儿。”
“上午就说到这儿吧。”郑小龙看着表，“吃饭，下午《编辑部的故事》和《皇城根》分摊开练。”
“今儿是第一天，得有酒儿吧？”魏东升走过李小明身边时一脸正气地勒索。
李小明豪爽地“有，自个儿买去。”
三、敢情这就叫策划
“饭也吃了，澡儿也洗了，午觉儿也拿了，该给人家练活儿了吧。”苏雷张罗着。
我们凑齐在王朔的房间里开始谈正事儿。
“咱们先说说《编辑部的故事》是家什么编辑部？”
“反正不能是专业性太强的，最好是家综合性刊物。”
“对对，那样读者面宽，有关吃喝拉撒睡，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热门话题全能引得进来。”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呢？”
“叫《人生指南》得了。”魏东升来回扭着脖子说。
“那还不如叫《人间指南》呢。 ‘人生’是时间的，‘人间’是空间的。”
王朔向大伙儿分析着说。
“得，就是它了。 《人间指南》编辑部。”
“说说几个主要编辑吧。”朱晓平一边记录一边说。
“最主要得有一对年轻的编辑，一男一女，未婚。
男的得跟咱们这伙儿人似的，机灵，嘴跟得上劲，热心，谁拿他开涮他也不在乎，一不留神还就把你装进去；女的也是人精儿，没事老看英语，到了也没学出来，喜欢弄点情调。他们俩工作上配合得严丝合缝，感情上有点暧昧，又都没断了去见介绍的对象。怕万一错过了更好的。“
“还得有一对老编辑，男的50来岁，一辈子谨小慎微，历次运动都躲过去了，家里条件不太好，工作勤勤恳恳，不能独当一面；女的小50了，老头是个大官，跟党绝对是一条心，比一般亲社会主义的人还亲，热衷把刊物弄成阵地什么的。”
“还缺一年富力强八面玲珑的。得有这么一位给编辑部拉点广告，增收有术，打心眼里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成！成！就要这么一位。怎么也得有一主编吧，不能群龙无首呵。这几块料一入儿一主意，和各种神头鬼脸的读者打交道难免好心办坏事，弄出笑话，得有一人把点关。”
“对对对，万一咱哪集写歪了，让他出来批评几句往正了一收，照样有教育意义。”
“几个人了，几个人了，别太多了。”王朔问。
我掐着指头算： “俩年轻的、俩老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一个把关的——6 个。”
“这编辑部就6 个人吧。”苏雷10个胖胖的手指头交叉在一起，细声细气地说，“这6 个主要角色起小儿都是苦孩子，后来识文断字了，当了编辑。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全门清。这么说吧，他们就是文化人里头的糙人儿和糙人儿里头有文化的。”
“就是就是，《人间指南》的编辑得跟劳动人民一鼻孔出气，别弄得都跟王公贵族圣人似的，买盒烟也且琢磨呢。咱们哥儿几个以卖字为生，也町以觍着脸算知识分子了吧？不是也没成仙吗？”
葛小刚缩在他爸爸传给他的那件里子是羊羔毛的皮猴里担心地说：“喜剧就得有讽刺，咱写的又是当代题材的系列剧，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吧，观众不爱看，说深了吧，不定哪句话捅了娄子。”
“也是，咱们弄的不是连续剧，没有人物命运勾着观众，全靠对话上有彩儿，句句得说到群众心里去还得站在党的这边儿。”
“好办，咱们把住一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不涉及体制问题，善意的讽刺时弊，晚报上不也有刺梅吗？”我说完了观察着大伙儿的反应。
“对，咱们是善意的，把住这一点，就不会被‘枪毙’。”王朔指着朱晓平说，“把冯爷的这句话记下来。”
我咧着比别人大的嘴真实的乐，心里有一种被大腕儿认可的幸福感。
郑小龙走进客房：“怎么样？有点儿意思了吗？”
“有有。”朱晓平看着记满了字的稿纸说，“我把刚才大伙儿说的归拢一下你听听。《编辑部的故事》是一部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善意的讽刺时弊，有6 位热心忙碌、善解人意的编辑贯穿全剧始终，故事独立成章，语言诙谐幽默的系列室内喜剧。”
“好啊，多好啊——撂谁听了不得说又一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佳作问世了。”
我特激动。
“正经点儿，正经点儿。”郑小龙特严肃地说，“我希望《编辑部的故事》不是靠形体的动作的夸张，逗贫嘴取悦观众的滑稽剧，应该是一部浯言机智、幽默，故事耐人寻味、有文化品位的喜剧。咱们国家过去拍的所谓‘喜剧’或多或少都有点闹，我们绝对不搞闹剧，分寸感一定要把住，让观众会心地笑。”
“笑完了也不觉得自己无知。”王朔补充。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足王朔人聪明，理解领导意图特快。”
“不谋而合，我们算不谋而合。”王朔和郑小龙俩人互相敬烟点火。
“说点实的吧，现在社会上都有什么热门话题？”
“咦，你们听说了吗？前些日子社会上风传，有一颗行星要和地球相撞，说地球上最少得死一半的人……”
“谣言，纯届他妈胡说八道。”
“咱就以这事儿为素材弄一集，让‘位编辑不同程度都信了这个谣言，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一来可以借这个事件生动地反映出6 位编辑不同的性格。二来可以揭露谣言的危害，给人民敲个警钟。”
“别6 个人都信了谣言，也得有不信的。不能一个明白人儿都没有。”
“那就主编不信吧……可也不好办，他是领导，有他在编辑部里把关坐镇，这戏不好撒开写呀？”
“让他外出开会去，正好这一段时间不在家。咱们这本子最灵活了，觉着谁多余就让他出差开会去。”
“这集的名字就叫《飞来的星星》怎么样？”
“朱晓平记上。头一集有了。”
“咱再写一集保姆的吧，有一小保姆备受雇主的欺凌，编辑部为其打抱不平，并重新给她找到一户理想的雇主，结果她反客为主，成了雇主家的太上皇。弄这集的意思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分工不同，但要相互尊重，人格上是平等的，雇主应当善待保姆，保姆呢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好好，不错，观众准爱看。这集就叫《小保姆》得了。”
“你们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写俩待业女青年觉得编辑部特神秘，于是谎称是高智能机器人，设法让编辑部租用了她们，结果在使用过程中编辑们发现……”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个，有位编辑贸然捧红了一位歌星，后来才发现是一哑巴，悦耳的歌声原来是出自另一位瘸腿的丑姑娘。一对双簧，写残疾人自强不息……”
“嘿嘿嘿！我那机器人的故事还没说完呢！”
朱晓平忙不迭地记着： “我都记上了。”
“咱写个好人好事儿的吧？”
“写个‘错怪陈世美’，编辑部调解一对夫妻纠纷，错把男方当成了陈世美，为女方出了不少恶招儿，后来发现，敢情‘秦香莲’不是好东西。编辑们好心办坏事儿。”
“写减肥的……”
“写找对象的，自个儿不怎么样，还非逼着编辑部给他找个十全十美的天仙…７…”
5 天后，我们把朱晓平加工整理的一份故事梗概交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住一晚上官价儿180 块钱，几经磋商优惠成80块钱的宾馆。
回家的路上我问王朔： “敢情这就叫策划。”
上面这篇文章是10年前写的，我没作任何修改，原文照抄。对于文章中记录的一些对话，是否真实地存在过，我的记忆已经非常的模糊了，不知道哪些是原来的木头，哪些是后补上去的腻子。这点上还望当事人原谅。大体上说，它应该还是原来的那块木头。再次拿出来示众也没有给它刷油漆见新。
非他莫属写
《编辑部的故事》之初，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李冬宝，听说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最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中心的主任郑小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小龙喯都没打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去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去抬屁股就去了。
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叫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记忆摸到葛优住得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有。再敲门，隔壁单元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说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真人。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人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的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
葛优和《顽主》里的神色类似，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一口气已经把来意说了个大概齐了。之后，葛优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小敏，上她的《大冲撞》。
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
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是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是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得是主角，一号人物。
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太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得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小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我你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小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
上张小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得罪了张小敏，却演得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
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
事后，郑小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那时还不像现在，遍地都是影视公司。那时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振臂一呼也是天下响应。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堂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中国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被姜文发现，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的演出不可替代的。什么叫“最佳”？ “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出了事我负责
提起《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因为《编》是——部以讽刺幽默见长的喜剧，所以该剧从开始就受到了市委领导和广播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剧本的分寸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把关。刚刚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张永经更是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中心主任李牧、郑小龙也是斟酌再三，认为播出后不至引起不良社会效果，才下发了生产令。
片子完成后，经审查通过，中心在“新华社”的礼堂举行了记者专家看片会。
消息不胫而走，马上引起有关方面的很大不快。有些居然认为这是艺术中心精心炮制的一部毒草。——些人甚至给张永经老局长写信，说他糊涂，不注意晚节；一时间《编辑部的故事》陷入了被封杀禁播，甚至要追查创作动机的险境。
一天下午，作为该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之一，我随中心领导应招来到市委副书记王光同志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市委宣传部的李志坚部长。还有广播局李庭之局长，当然也少不了作为这部片子艺术顾问的老局长张永经。气氛是非常严肃的，王光同志首先听取了电视剧播出后群众的反映，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方面”欲对此剧大加挞伐的情况。然后，他对《编辑部的故事》这部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充分地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群众喜怒哀乐，颂扬真善美”的喜剧作品。并指出，这是中心应该坚持的创作方向。
最后，王光同志说：我是市委分管这一领域的书记，《编辑部的故事》如果在政治上有任何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市委宣传部李志坚部长说：我是宣传部长，宣传方面出了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广播局的李局长也马上说：这是广播局主管的事情，电视剧也是局里批准通过的。出了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与市委领导无关。
“中心”领导也马上表态：电视剧是“中心”拍的，我们也是始作俑者。因此应该“中心”负全责。
老局长张永经很激动，也很动情地说：谁都不要争了，我非常喜欢这部戏，也为它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一些意见也是冲着我来的，就让我为它负责吧。说到哪去，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错。这个责任我担得起。我已经退休了，还能有什么后果呢？
听了这些话，我非常地感动。老听说出了事，领导之间互相推诿，但出了事，争先恐后承担责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实话，那时各位领导在我的心目中既高大又亲切。
这时，我哆哆嗦嗦地说：追根寻源，这剧本是我们写的。最应该负责任的就是编剧。要打棍子就打我们吧。
当时所有的领导，几乎同时对我说：跟你没关系。
哪就轮上你了。
我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九二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得到通知，李瑞环、李铁映、王丙乾等中央领导要来北京市的文艺单位团拜，慰问文艺工作者。选中的单位有北京人艺和我们“中心”。
“中心”上下欢欣鼓舞，闻讯即刻展开大扫除。那时“中心”只是租借在“四季青公社”的两排平房里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却连年推出好作品。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前，已有《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渴望》享誉全国。有幸能接待中央领导，机会不容错过。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希望上面拨钱改善恶劣的办公环境；二是希望中央领导对《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个评价。
因为“中心”的院子十分狭小，冬天烧锅炉的煤块都堆放在两排破平房之间的过道上。我们正准备把那些煤临时遮盖起来，忽然有人建议，不如就这么晾着好，让中央领导看看咱们的狼狈像，说不定心一软拨钱给咱们盖一大楼。大家纷纷说这主意好。所以领导来访时，煤就一直晾在外面。事后，果然见效。领导觉得“中心”
的条件实在太差，为表彰“中心”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当即决定拨下一笔经费以资鼓励。“中心”没有用这笔钱改善办公环境，把钱花在了更新机器设备上。
李瑞环同志来的那天，市委领导也都陪同在场。
“中心”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中心”的领导简要地汇报了“中心”的发展情况后，我适时地站起来向李瑞环同志抛出了关键的提问。虽然市委、广播局和“中心”的各级领导都在，但提这样的问题还是创作人员最适合，提错了，或是中央领导不想回答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当。
我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了吗？
瑞环同志笑。点了点头。
我心里踏实了一块，又问：您觉得怎么样？
在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会议室变得非常的安静。
李瑞环同志想了想，说：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件事的，既然你问了，我就说两句。
艺术上我不懂，是外行。政治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内容上，我认为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一个反映社会生活的窗口。铁映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李铁映同志笑着说：题材应该更丰富一些，比如说，教育、计划生育方面也都应该有所表现。
我说：谢谢领导的指示。
所有人心里的—块石头部落了地，心里就觉得热。一段时间以来埋在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作为当时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瑞环同志对《编辑部的故事》给予的评价，无疑是对那些欲加之罪的人是一种最好的回击。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北京日报”头版登出的李瑞环同志的讲话。标题是：李瑞环同志给予《编辑部的故事》充分旨定。
这标题据说是巾委副书记王光同志亲定的。
这可能是我这本书里读者读起来最枯燥的一篇文章，但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欣慰，就看到厂文艺创作的繁荣还有希望。
原谅我正经一回吧。
“苏雷、魏东升、朱晓平、葛小刚。你愿意趟这浑水儿吗？”
“愿意，愿意趟。”
“那也算你一个，过两天你们中心包房给大伙儿聚一块堆儿把故事攒出来。每人分几集回去写。定了地方我告诉你。”
“哎哎，谢谢您惦着我。”我又犹豫着问， “可我在中心是一美工，文学部同意我掺和这件事吗？”
“我跟郑小龙说。”
“他怎么说？”
“恩准了！”
“得，我踏实了。唉，慢着，这戏叫什么名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