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揭发者中，奥里明斯基[30]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我记得，他曾经在关于我的书《一九〇五年》的问题上特别热心，我这本书原来是用德文出版的。奥里明斯基在关于我的书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在列宁时代，一种是在斯大林时代。一九二一年十月的时候，有人提起了出版我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奥里明斯基写拾我下面的信：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党史局当然乐于用俄文出版你的书，但问题是：谁来翻译它呢？你不能让随便什么人来翻译托洛茨基写的书！那样就会丧失所有的美和独特的风格。或许你可以每天从你重要的国家工作中挤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工作——顺便说一下，这也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并把俄文译文口授拾一个打字员。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现在就着手筹备你的作品的完整文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委托一个人去担任这件事。现在是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了。新的一代对党的历史没有应有的了解，不熟悉领袖们过去和现在的著作，这样他们就会常常离开正轨。原书现送还，希望它很快译成俄文回到局里来。
致以
最好的祝愿 米·奥里明斯基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这就是奥里明斯基在一九二一年底所写的——这就是说，在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分歧和关于职工会的分歧以后很久的时候，对于这些分歧，奥里明斯基及其同伙现在正力图给以极其夸大的重要性。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认为出版《一九〇五年》是“重要的国家工作”。奥里明斯基是首倡出版我的全集的人，他认为这是教育党员的工作所必需的。一九二一年秋天的时候，奥里明斯基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他了解过去的事。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我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分歧。他本人在过去就曾经参加过同我的论战。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在一九二一年秋天为教育年青党员而打算坚持出版我的全集。或者一九二一年时奥里明斯基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吧？
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现在也是反对派的揭露者中的一员了。他跟在别人之后指责我们悲观主义和缺乏信心。这个角色特别适合卢那察尔斯基[31]。
跟在别人的后面，卢那察尔斯基不仅从事对比“托洛茨基主义”和列宁主义，而且支持——在少许的遮遮掩掩之下——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也像某些人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在同一个问题上既懂得怎样写反对的意见又懂得怎样写拥护的意见。他在一九二三年出版了一本小书《革命剪影》。其中有一章是谈我的。我决不是为了这一章夸张的赞美辞令而引用它。我只引用卢那察尔斯基谈到我对列宁的态度的两段：
“托洛茨基是个满身是刺的专横人物。只有在他同列宁联合以后，在他对列宁的关系上，托洛茨基从那时到现在都经常表现着一种柔顺和动人的服从，并且承认列宁的上级权威，这种承认是出之于真正伟大人物所特有的谦虚。”[32]
而在这段的几页以前是：
“列宁受伤了，我们都担心这是致命伤，这时，没有谁比托洛茨基更好地表达出我们对列宁的感情。在这场世界性事件的可怕风暴里，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领袖——绝没有趋向感伤主义，他就：‘当你想到列宁可能死去的时候，似乎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没有用了，你就不想再活下去’。”[33]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在他们主人的指挥之下，像一个交际秘书似的，懂得如何写这样的东西或那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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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奥里明斯基现年九十岁，他是“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就是我把它简称为“党史局”的。——英译者注。
[31] 这里对卢那察尔斯基的讽刺指的是这个事实：十月革命期间，在彼得格勒传说莫斯科的美丽的圣华西里教堂被革命者破坏了，卢那察尔斯基宣称，如果革命必须破坏艺术品，那么他就反对革命。
[32] 第25页。
[33] 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