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级最难修的课程，要从军训说起。
应该说，是军训教官首先触及新生的灵魂。抗战时，文学校也实施军事管理，在教室里是学生，到操场上就是大兵。学生穿军衣，吃军粮，练习军事动作，没有军人那么专业化，所以，军人是“丘八”，学生是“丘九”。
军人的动作新鲜特别。例如，依照每个家庭历代相传的规矩，子弟不可瞪着眼睛看长辈的脸。现在，教官的命令，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睁大，不许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凶恶地看着他，让他满意。
依照传统的教养，在户外对长辈说话，要轻轻走到他身边，用很低的声音陈述。现在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报告”！声音像吵架。
一般来说，家庭训练要我们稳重，从容，举手投足画出的虚线是弧形。军事动作直来直去，有棱有角，避免一切迂回浪费。当你依照制式伸手去接受一样东西时，看上去似乎很不耐烦。
我记得，当我被教官训练得有模有样、到基督教内地会去做礼拜的时候，许多人用惊异的眼神看我。流亡学生来参加聚会的，只有我一个。他们纳闷：人的举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等到他们了解我背景之后，他们恍然：“这可怜的孩子，一定是在外面受的刺激太多了！”
还有立正呢。立正时，两眼平视，下巴与地面呈九十度，挺胸，收小腹，两腿直立，两臂自然下垂，手掌贴于大腿外侧，中指贴于裤缝，脚跟靠拢，脚尖分开，成等边三角形，重心在三角形中间……
据说，这姿势可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可以一直站到地老天荒，不移不动。
还有体罚呢，挨打本是耻辱，现在却似乎是……新兵屁股上有疤痕，就像老兵身上有弹孔，自己觉得充实，上级也认为你出类拔萃。兵，越打越皮厚，越皮厚越服从，越服从越勇敢……
有一个小男生哭着告诉同班的大哥：“日本鬼子也没这样打过我。”
“大哥”安慰他：“你长大了打鬼子，捞回来。”
我们除了上课，日常生活和外出活动都听军训教官的命令，军号一响，立刻撒豆成兵。
在阜阳，我前后经历三位军训教官，最杰出、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叫李人杰。这人的确杰出，所以名字记得牢。他壮气如山，有所向披靡的架势，排球发球时好像盘古抛石头打虎。有时他穿上黄呢军服披上武装带，挂着“校长蒋中正赠”的佩剑，再配上一双马靴，真个人要衣裳，我们认为他多大的官都能当，师长军长总司令都行。那时李校长是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我们的想象力也只到总司令为止。
李教官的工作得心应手，他有某种气质，对跟他打交道的人有不能抗拒的压力。他爱紧急集合、爱训话、爱跑步，受他调理的那一年日子颇不寂寞。他在训话的时候常常骂人，他骂戴近视眼镜的学生“废物，不能当空军”。他骂有些驼背的学生“不中用，没办法打敌人的飞机”。他骂麻子：“简直残废，不能当外交官。”他也骂过秃子，这个天造地设的军人！他恨不得“军管”天地造化。他骂人而人不恨。
李教官人高马大，不仅木马单杠虎虎生风，撑竿跳亦矫如游龙。他的太太似是青岛人，娇小玲珑，真是阳刚阴柔，相得益彰，她常来操场看丈夫表演机械操，一面看，一面啧啧出声，一脸倾倒的表情。
李教官的口头禅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都神志昂扬，好像刚刚受过蒋主席的耳提面命。当然，他的意思是，他怎样服从了他的校长，我们也要照样服从他，这是一种神圣的传承。
以前那位教官也强调服从，会用“河伯娶妇”的掌故和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支持他的主张。“如果军队抗议为什么派我去冲锋，为什么不派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李教官的理论比较周密，他说政府办事，由动机到结果，过程曲折复杂，一般人无从体会，只有政府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以拼图为例，这地方需要三角形，你就做三角形，整个图形才拼得成。
他说，那时英德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老谋深算，唯恐德国空军摧毁英国的工业，故意派飞机去炸德国的首都柏林。希特勒大怒，没昼没夜地猛炸伦敦，誓言要把伦敦炸平，反而把英国的工厂码头都忽略了。而德机来炸伦敦时，丘吉尔把英国的飞机藏起来，并不保护首都，后来希特勒想渡过海峡攻打英国，想想英国还有空军，就不敢动手，结果保全了英伦三岛——可是丘翁那时挨了多少骂！
所以你不可有异议，服从始能保证计划的完美。
李教官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炮兵指挥官命令一个炮手轰击前方一座家屋，炮手只发了一炮，就把目标消灭了，可是也流下泪来。长官问他为什么哭，他这才说，那幢房子就是他的家。今天想起来，这个故事颇能引起“悚栗感”，那时候只觉得这个炮手了不起。
多年后我看电影导演拍戏，他找一个演员来，给他一支道具枪，教他居高临下放了一枪，回家。那演员不知道为什么放这一枪，他没看见剧本，后来电影放映，才知道那地方是一幕高潮。那时我想起李教官的“服从哲学”。
为这样的导演拍戏，只有祈祷那是一位好导演，他拍出来的戏一定精彩。如果他指挥你在污泥里打几个滚身，那一场戏是败笔，或者整部影片的水准不入流，那又怎好？可是在那年代，我们没人想这个问题。
李教官常引蒋百里的名言：“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国家始能强盛，战争始能胜利。
李教官是有备而来，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刁斗”。它是古代的行军锅，用铜打造，可以煮一斗米。到了夜晚，巡更的哨兵敲着它巡逻。刁斗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战斗的工具，这就是两者条件一致。
宋太祖命曹彬准备南伐，曹彬先派了一个人冒充和尚，在南京采石矶江岸盖庙，主要的建材是石头，石块的大小厚薄都经过计算。后来宋兵要渡江攻击，拆了庙正好可以修一座桥。这个故事也是李教官讲的。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人人迷上这句话。那时大家所见只有陆军士兵，拿破仑说“匮乏与困苦乃优良士兵之学校”，于是以为降低生活条件就是提高战斗条件，挨冻受饿而意气昂扬。我们并不尊敬美军，听说他们在碉堡里铺着毛毯睡觉，他们夜间放哨也用不着口令，身上散发着牙膏香皂的气味，老远可以闻到。美军顾问团的人员天天饮酒食肉，由中国供给，有一次，中国厨师特地为他们烹调了乌骨鸡。乌骨鸡是补品，价钱比普通的家鸡贵一些，但美军人员看了肉色认为鸡有病毒，自己不吃，也不准别人吃，在野外挖个大坑，把所有的乌鸡大餐掩埋了，不听任何解释。我们认为这样的军人不是训练之师。
我们也瞧不起日军。日军的形象猥琐，望之不似英雄。我们也瞧不起墨索里尼，他是希特勒门下不及格的学生。那时我们对希特勒的评价很高，虽然他是中国的敌人。我们只知道希特勒独身、苦行，无私产，疯狂的爱他的国家。一列德国兵在阳台上齐步走，走到尽头纷纷摔下去，因为他们的官长没有喊“立定”。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多么新鲜，多么刺激，多么无懈可击！我们是一寸一寸被改造了！我们并不知道纳粹的种种下流勾当，例如他用煤气毒死几百万犹太人，先用“洗澡”骗犹太人脱光衣服，搜刮衣袋里的财物，又从尸体上拔下金牙。我们也不知道希特勒侵占各国博物馆里的名画，不知道他每天吃大量的水果，吃世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免体重增加。
专制始能救中国，我读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写在课本上。还记得期末大考有一道选择题：“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独裁，开明专制。”标准答案是开明专制，选独裁也能得一半分数，选民主完全错误。课本引申孙中山先生的意见：中国人一盘散沙，每一粒沙都毫无用处，掺进士敏土（水泥），就可以盖高楼大厦。
李教官进一步发扬，他说，希特勒专制，德国复兴；斯大林专制，苏联强盛；日本专制，横行亚洲。专制的神威来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人民服从政府，干部服从领袖。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保留的。
他伸出手掌：“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当然是五根。
“不对，我说是四根。你们现在看见几根手指头？”
“四根！”大家齐声回答。
“不对，我说是六根。你们看见几根手指头？”
“六根！”
他很满意。“对了，这就是救国的秘方，绝对服从！无理服从！黑暗服从！”
我艰难地学习着，远望阜阳市郊的一座高塔，想象聚沙成塔的格言。
过了二十几年，我在台湾看到一部影片，根据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片中正有这么一场戏，审判官刑讯被告，问他看见几根手指头。这时候，台湾高唱自由民主，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改变了思想路线，台湾的年轻人看那一场戏，只当是一个笑话。
那时候，我们很认真。放暑假了，我的同班同学李孔思回山东老家探亲，他告诉父母，学校怎样管理学生。他的父亲怎么说？那位了不起的父亲告诉儿子：“无论如何，他们是教你念书，他们要你坐着念，你就坐着念，他们要你站着念，你就站着念；他们要你跪着念，你就跪着念。”
李孔思果然一心向学，学科术科，都是成绩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