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二十二中第二分校的主任张秀峰是胶东人，他延揽推荐的三大主任都是胶东人，重要的教职员也多半是胶东人。外人说，二分校是“胶东帮”。
各分校和校本部的人事有地域特色，鲁西鲁北鲁南都有。外人说，李仙洲办这个学校，心里想的是整个山东，鲁东鲁西鲁南鲁北的人都用，他的声望和亲和力也就及于山东省的每一角落，这也是出主山东的预备工作。
教务主任夏岷山老师兼教英文。他平时说话，胶东口音很重，夷本银（日本人）、夷本狗子（日本狗子）、乖家（国家），乍听实在难懂，可是英文发音纯正，教学时特别注意发音。那时没有录音机，学发音教发音都是很辛苦的事情。
那时一般教材枯燥，英文课是沙漠绿洲，潘多拉提着箱子下嫁人间，小气的老太婆变成啄木鸟，太阳和狂风抢着脱一个人的大衣，都好比夏天的瓜果，秋季的枣梨。
那时没人想出国，但是念英文自成风气，天没明，起床号没响，校外田野里，一片人影书声。大家相信念英文必须高声朗诵，用听觉帮助记忆，也训练口舌肌肉，这就得到野外散开。
念英文的表情声调该是二分校一景。握拳挥舞的，喊着 Win or die，仰脸向天的，喊着 God Knows，东指西指怒目而视的，喊着 You dont say so，以足顿地的，喊着 Thats enough。一遍又一遍，重复也是学习的秘诀。那腔调可就复杂了，有鲁东英文、鲁西英文、鲁南鲁北的英文。
《怒目少年》出版两年后，中国大陆出现“疯狂英语教学法”，念英语要大声呼喊，用肢体动作配合。倡道者说，这样学进步快，那时，中国各地学英语的热情高涨，疯狂教学法能宣泄、满足这种热情，立即风行。我想，这位良师的创意，莫非和《怒目少年》有些因缘？
再过两年，我从电视中看见疯狂教学的画面，教师站在高台上示范，台下广场千百人同气同声、追随响应，仿佛“文革”盛期群众手挥小红书喊万岁的情景。看来“法不孤起”，群众运动变质不变量，也许才是疯狂教学的父亲，《怒目少年》只是母亲。但愿人人有志竟成，果然学通了英语。
我们念着念着，有时走了神，忘记自己在干什么。李孔思翻来覆去地说：“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拍他一掌：“这不是英文。”他愕然，“罗兰夫人是法国人，当然不说英文。”
眼睛从来不看脚下，难免踩坏庄稼。等到庄稼长高，就会把我们逼到河堤和乱葬岗子上去，踢着白骨，草鞋底夹缠着死人头发。
英文使我们有新的想象，而想象是我们的娱乐。有人说英语的语言是从中国传去的，Book 就是中国的“簿”，这个说法非常好玩。赵景琛把“银河”译成“牛奶路”很受讥笑，可是我们认为“牛奶路”新鲜有趣。再没有别的功课能这般讨好我们，即使国文也不行。
就算是英文课，也并非永远柔和，我们读到“斯巴达的训练”。
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一个城邦，全民皆兵，政府绝对控制人民的生活，人人克禁欲望，勇敢尚武，为达成国家的目标以生以死。小孩子如果怕黑，父母就把他关在黑屋子里，直到他不怕为止。孩子长大了，随军出征，父母的临别致辞乃是：若不能胜利凯旋，那就战死沙场！
这个样子的斯巴达，烈火一样烘得我们热血沸腾。那时日本人写的一篇小说传到中国，题目是《支那妇人》。这篇小说写一支日军奉命出征，车站上送行的场面热火朝天，这些官兵的家属个个兴奋激昂，唯有一个老妇拉着幼子的手哭泣，群众对这老妇的表现非常不满，指责她是“支那妇人”。（只有中国女人才这样自私软弱！）老妇对公众说，我一共有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在圣战中捐躯，我引以为荣，从来没有流过眼泪。现在轮到我的幼子，我勉励他拿两个哥哥做榜样。可惜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我不是为他哭，我哭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可以献给国家！群众前倨后恭，高呼大和之母万岁。
我们渐渐长大，这篇小说使我们又羞又怒，在斯巴达精神之前，我们又只好承认比日本落后。中国人必须比日本人更“斯巴达”，才可能救亡图存。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文化发达、政治民主的雅典抵挡不住蛮族征服，“像一只精美的水晶瓶撞在岩石上”。至于斯巴达，当然是不会灭亡的，我读“斯巴达训练”的时候，一直以为这个国家还在希腊半岛上称雄。那时候，并没人告诉我们斯巴达不久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倒是雅典文化遗泽百世。
那时有位同学叫宋捷军，也是胶东人，练过功夫，打过游击，书包里有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风“大马流星”，也就是粗线条，不拘小节。他有一些特别的资讯，他告诉我，在战场上，英美的红十字会人员来救德国的伤兵，那伤兵开枪把医生护士打死了！他不要敌人怜悯。他说美军的伤兵满地乱摸，摸到了电话线就掏出小刀来割断，这时，通信兵必定立刻出动查线，那伤兵就躺在电线旁边等人来发现他。这怎么行！电话不通，岂不要贻误戎机！
那时我一直点头称是。
就在这时发生了常德会战，算时间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抗战战史，我读到王平《抗战八年》，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黎东方《细说抗战》。“国防部”史政局《抗战史话》，蒋纬国主编《国民革命战史》。这些书对某一战役的记述互有详略，可以互相补充。
常德在湖南西部，号称“荆湖唇齿，黔滇要隘”。和去年的宜昌会战一样，日军希望能继续西进，压迫重庆。会战从十一月二日揭开，十二月十三日结束，国军以四十二个师投入战场，山东籍的将领王耀武、李玉堂都参加了战斗。
起初，战事在常德外围进行，我们没十分注意。那时我们能看到的报纸，只有阜阳出版的《淮上日报》，四开一张，电讯很少。后来日军直接攻打常德，大炮、催泪弹、轰炸机一齐上阵，守城的师长余程万率部死战，吴培申老师天天讲述战况，我们才知道常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事。
余程万将军在常德打了二十一天，其中八天是巷战，一度撤出城外，由第十军和第五十八军协力收复。守军弹药用尽，以木柄铁矛守城拒敌，把阵亡官兵的衣服脱下来穿在稻草人上，迷惑敌人的空中侦察。十二月十三日，国军把日军完全击败，城内只剩下余程万和三百残兵，满脸血痕。余部的三个师长都阵亡了。
吴培申先生真是个政训天才，他温良恭俭让，说话没有埋伏擒拿，却是让你服服帖帖，刻骨铭心。他是二十二中的完人，没有一个学生对他有半句遗憾之词。我至今不能分析他怎么办得到。
会战中，余程万一度撤出常德，丢弃了满地的伤兵。蒋主席对这件事情大为不满，在军事会议上点名申斥余程万“不配做长官”。余军长为此心情十分紧张，在座的将领都深受影响。下一步，方先觉守衡阳，守了四十七天，直到日军杀进他的指挥部，他始终不敢离开。
这一件事始终没人告诉我们。那时的教育总是这样，告诉你一半，留下一半。
常德会战之前，青年远征军来二分校招兵，走了一批同学，人数不多。会战后，空军学校和海军学校都来招生，学生的反应就热烈了。那时中国的空中武力依靠美国志愿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自己的一些运输机像地面居民一样，听到空袭警报得赶快逃开。那时的海岸线、港口全在敌人手里，中国已没有战舰，海军总司令部设在群山之中。“这种地方需要我”，许多人挺身报了名。
那一阵子我们忙着给从军的同学题字留念，最流行的句子是“永怀斡地排天志，各要千锤百炼身”（作者佚名），还有“会师中原同一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罗家伦）。我写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勇者乐迅雷风烈”，只能算是集句，在我们那个小圈子里倒也传诵一时。
那一阵子我们有些豪气，吃“抗战八宝饭”的时候没工夫想“吃得快了得盲肠炎，吃得慢了得胃溃疡”。往时，菜盆里偶然有几片肉，其薄如纸，面积如纽扣，浮沉如游鱼，惹你的眼睛睁得比肉片还大。那一阵子还真没人在乎那几片肥肉。
我们是长大了。
这里牵涉一本书，《生活的艺术》，林语堂著。
那时，《生活的艺术》分成上下两册，我们弄到一本下册，辗转传阅。印刷用的土纸经不起磨损，书像一块冰一样开始融化。
没人见过上册，也说不出这下册是哪里来的。书是稀有之物，连教科书都不齐全。没人教我们利用图书馆，我们也还没学会逛书店。后来发觉只有左派热心“课外阅读指导”，我们的老师不来这一套，因为课外书大半跟中共有丝丝缕缕的关系。
这样保护了我们，也局限了我们。那时中共在淮北的工作大有成就，杂志不知办了多少。一九五零年我在台北卖文惹祸，被保安司令部叫去“了解”，跟我谈话的人对当年淮北情况熟悉，把左派刊物的名字一本一本举出来，我实在闻所未闻，连中共当年全力传布的《论持久战》（毛泽东著），我连封面也没见过。
因为耳目闭塞，《生活的艺术》上册没看过，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们非常喜欢林氏的文笔，可是谈到生活，他那致命的精致实在教吃“抗战八宝饭”的人受不了。例如他推许明代文人屠隆的生活；焚香时“慢火隔纱、使不见烟”，香薰透衾枕，“和以肌香，甜艳非常”。那种生活似乎很“可怕”。常听会战发生，我们一个个变成斯巴达人，有人跑了七千里路弄到“上册”，问我要不要看，我竟摆一摆手，算了。
我这个轻率的决定大错特错。多年后读到“上册”，才知道和下册不同，下册谈的是技术细节，上册谈的是人生哲学，在斯巴达之外，人对生活对社会还可以有另一种态度，实在是我老早应该知道的。斯巴达式的人生观可以用于战时，不能用于平时，可用于工作，不能用于闲暇，可用于青壮，不能用于终生，而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后来环境改变，这苦头可就吃足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些人都是“只读一本书长大的”，而这“一本书”，又只读到一半。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人该融会各种不同的学说，欣赏不同流派的艺术，承认不同地域的风俗，容纳各种不同的个性，读各种政治立场的报纸。这些，没有人教给我们。
而这半本《生活的艺术》，我自己要负责任，却是怨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