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阜阳，应该有阜。字典上说，“阜”是高大的丘陵。来到阜阳，举目只见河水麦田。
我问“阜”在哪里。国文老师李仲廉先生说，“阜”在百里之外，阜之阳确曾有过城市，那里的人民舍弃了高地，迁来低洼的水边，把家家户户的地基垫高。既来水边，难免淹水，所以阜阳人说这块地方“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可是“无雨旱灾”。阜阳人爱谈泥鳅上街、青蛙入户的经验，用麻布作成网兜，在自家门口捞虾的乐趣，还有，钟鼓楼多次被水冲坏，还有，著名的安徽第四临时中学四周筑堤，堤外大水汪洋，堤内弦歌不辍。
城市的形成，往往是商人一马当先。水运可以促进贸易，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怕什么淹水。商人站稳了，自有谋生的人来依附，爱拼不会穷，水里火里，再接再厉。有了钱，盖楼，囤粮，备舟，没有钱的人学游泳，水来了有命，水退了求财。
阜阳迁到水边来，恐怕也有军事上的考虑罢？《阜阳市志》记载，阜阳附近有十五条河，比较著名的是颍河、泉河、涡河、茨河、洪河……在阜阳西北，一条河是一道防线，一道天然工事。在阜阳东南，河渠纵横形成了江南风味的沼泽地带，易守难攻。抗战发生，日军沿陇海路西进，沿津浦路南下，对陇海以南津浦以西的这块肘腋之地却只能虎视眈眈。阜阳也就像“楔子”一样插进，成了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阜阳以它的赫赫巨掌，把军队、情报员、行政官吏源源送入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把难民、物资、青年学生接回来。
大地是上帝的棋盘。有什么样的地形，就有什么样的棋局，有什么样的棋局，棋子就有什么样的命运。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是李仙洲在这方棋盘上的一个布局，于是，天地君亲师在上，我在阜阳天天声光化电，的呢阿吗，刀来米伐，厄比西迪，开始了我自己的人生。
阜阳八县，水灾、旱灾、蝗灾接连不断，号称“安徽的西伯利亚”。一九四三年秋季的水灾，一九四四年夏天的旱灾，秋天的水灾，我们亲眼看见。我在《山里山外》透过一个号兵的视点，描写灾民的苦况，就是以阜阳灾情为底本。《阜阳史话》说，西关打蛋厂招募女工，收入虽然菲薄，战时也断绝了，工厂关门，厂房做了二分校的教室。
抗战时期，阜阳地区的负担很重，据文史资料，单单是山东省，就在那里设立中学两所，师范两所，职业学校一所，小学一所，政治学院一所。后来山东省政府也撤到阜阳，除了一班文官，还带着保安部队。当然，还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
江苏省政府也搬来了。
更大的负担是供应军队。依阜阳县志和阜阳文史资料记载，长期驻扎的部队有九十二军，五十一军，八十五军，十二军，暂编第九军，骑兵第二军，十一路军的五十六师。临时过境的部队，有刘汝明、何柱国、莫德惠……
地方对军队要供应眷属住宅，营房，柴草，马料，差夫，慰劳伤患，修防御工事……
军粮多半是就地征购，政府发钱在当地买粮。“购”字上面既然有一个“征”字，有半强迫的性质，民间必须接受交易，粮价往往比市价低很多。
除了征购，还有“征借”，把你明年该缴的粮食先拿出来，寅吃卯粮。借了明年的再借后年的，据说已预借到五年以后了。
我在这里敬谨记下阜阳父老的厚惠。
阜阳为抗战使尽力气，过年贴门神，连门神都穿着军服，背着步枪，效钟馗并伸两指，指着踩在黑皮靴底下的黄衣小儿。还记得一首顺口溜。战时征兵，所以说“生了儿子是老蒋的”，安徽是桂系地盘，李品仙做主席，广西干部纷纷和当地女子通婚，所以说“生了女儿是老广的”，征粮购粮都由保长承办，保长的权很大，所以说“打了粮食是保长的”。
中共在淮河北岸也发展得很好，皖北人“生了儿子”也可能是“老毛的”，他们的粮食也得找保长帮忙。唱的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其实是老百姓送上前。他们长于结合群众，住在很远很远、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们住在阜阳，并不知道对阜阳感激。那时国军的教育忽略了军民关系，大字标语说“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很有优越感。许多年后，我才发觉对阜阳父老亏欠太多。
只有对国家的责任，没有对老百姓的责任，朦胧中还以为国家和百姓不能同时两利，有益于国难免有害于民。后来到陕西，到东北，到台湾，越是忠贞之士、这种秘密的想法越牢固，直到七十年代才觉悟。
回想起来，我们的学校的确像座军营，一个封闭的系统，和地方很少交流。
举例来说，我们目睹蝗灾，水灾，触目皆是灾民，师生并没有集体出动帮助灾民的行动。
一九四三年阜阳发生瘟疫，有些医生怕传染，关闭了诊所。二十二中每一分校都有医官有护士，可惜没能全面出动义诊。
我们曾经参加阜阳各校的联合球赛，参加各校合办的联合晚会，收场都不愉快。
我们曾经有一次助割。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忽然听说校方“希望”我们替农家割麦，没有正式宣告，没有发起人，没有编组，也没有和地方保甲联络。
好像没有多少人去做这件事。刘宗元同学告诉我，他走进麦田，说明来意，那正在割麦的汉子直起腰来，把镰刀往地上一丢，斜眼看他：“你会割麦？”接着，一位农妇尖锐地声明：“我们可不管午饭哟！”
宗元是揣着粗面馒头出门的，他觉得无趣，一腔热忱化为乌有。他在田野间游荡了很久，后来发现一位太太正和一小块麦田奋战，他才找到用武之地。
那时，我们的形象一定很骄傲，我们只想到自己：我是爱国青年，应该得到敬重；我是流亡的孩子，应该得到同情；我是兵，应该得到供应；还有，我是总司令的学生，……
那靠异乡支持的学校，从来没有人告诉学生怎样和异乡人相处，例如，在路上碰见了他们老年人要微笑，遇见了少女少妇要低头；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即使你认为那是陋习；称赞他们的食物，即使你觉得难以下咽。
人是骄傲的动物，人人都必须骄傲才活得成，理想的人际关系是共同骄傲。我们和阜阳人没找到这个交会点。
一九四九年以后，“外省人”逃到台湾，用同样的心态和当地人相处，受到教训，才有一系列的反省、修改。
还好，在阜阳，我们知道自己是学生，应该有教养。阜阳离家乡近，也还能得到一些接济，容易守规矩。真正的大兵没有家庭，没有亲友，没有故乡，他每月领到的薪饷只够买卫生纸。他可以不买卫生纸，用报纸代替，但有时得买信封信纸。他可以不刷牙，但总得买肥皂。冬天，他可以洗冷水澡，出外办事总得喝杯热茶。他一天两餐吃得饱，但有时还想水果鸡蛋。怎么办，自己动手，见了就拿，或者利用公务之便，乘机需索，对民家的骚扰很严重。如果他抽烟，就更麻烦了，我常见大兵在阜阳城内的大街上拣烟头，那只是老实守分的大兵。
那时我们都还懵懂，不能把麦粒看成农夫的汗珠泪痕，听说过“最后一根草压断了骆驼的脊梁”，骑在骆驼背上，庆幸自己不是那根草。后来（一九四四年）淮上发生战事，日军迫近阜阳东郊，二分校师生夤夜撤出打蛋厂，向南方丘陵隐蔽，当地村民以为来了乱兵，连夜弃家逃走，我们并不懂得歉疚，心里想的是“我们居然也有那么大的威风！”年轻人都残忍，他的七情尚未成熟。
必须注明，九十二军的纪律算是最好的。
大兵扰民，我在《昨天的云》里面写了不少，本书后面还要再写。我十分痛恨这种行为，常常设想怎样制止、怎样惩罚。后来我也枉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一天想通了，大兵的待遇那么低，政府只养了他一半，他靠老百姓养他另一半，他因此养成了各种坏习惯，战后待遇提高了，老毛病仍然改不掉。我会记下他们后来吞食的恶果，能惩罚世人的，只有因果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