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五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来访，人们引她走进镭研究所的小会客室。这位女士是威廉·布朗·梅乐内夫人，是纽约一份著名杂志的主编。她看上去一点儿不像个职业女性：个子不高，身体单薄，一副病恹恹的模样；由于童年受过伤，走起路来略有点跛。她的头发灰白而浓密，漂亮的白皙面孔上嵌着一双浪漫的黑眼睛。她声音有几分颤抖，问开门的仆人，居里夫人是不是忘记了与她约好了见面的。
对这次见面，她已经等了多年。梅乐内夫人像许多人一样，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感到着迷，而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位科学家代表了女性的最高价值。梅乐内是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她决意要想方设法接近自己的偶像。
梅乐内几次请求采访，都没有得到答复，最后她通过两人都认识的一位科学家给玛丽送了一封请求见面的信，她在信中说道：
“我父亲是名医生，他过去常常说，人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被夸大。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你对我一直都是那么重要，所以我想见你几分钟。”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在实验室接待了她。梅乐内夫人后来这样写道：
门开了，我看到的是一个身穿黑棉布裙的妇人，个子不高、面色苍白、貌似羞怯。她温柔、耐心、美丽的脸上带有一种学者式的超然。突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不该闯入的人。
我比她更羞怯。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记者，可是面对这样一个身穿黑棉布裙，我竟然连一个问题也问不出来。我试着向她解释美国妇女对她的伟大工作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我不由得开始为占用她宝贵的时间而道歉。为了让我感觉自在一些，居里夫人开始谈起美国。
她说：“美国有五十克镭，其中四克在巴尔的摩，六克在丹佛，七克在纽约。”然后她又继续说到了每一克镭所在的具体地点。
我问道：“那法国有多少克呢？”
“我的实验室里有差不多一克。”
“你只有一克？”
“我？哦，这一克可不是我的，它属于实验室。”
……我提到了专利费。这种专利费本来可以使她变成百万富翁。她平静地说：“镭不是用来让什么人发财的。镭是一种元素，它属于全人类。”
“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任你选，那你会选择什么呢？”我脱口而出地问道。
这个问题很傻，却碰巧很重要。
……就在那个星期我听说一克镭的市场价格是十万美元。我还听说居里夫人的实验室虽然是新建的，却设备不足；实验室的那一克镭只用于提取射气，供医院治疗癌症。
这是位有教养的美国女性，她对看到的一切一定感到无法形容的惊讶。梅乐内夫人因为参观过那些美国的大实验室，所以了解美国类似的实验室，尤其是爱迪生实验室，都像宫殿一样宏伟。在看过这些宏伟建筑后，镭研究院虽然属于中等规模的法国大学建筑，而且是新建的，也算体面，但是相比之下就显得寒酸多了。梅乐内夫人还知道匹兹堡有许多工厂在大规模处理镭矿石。她还记得那些工厂冒着滚滚黑烟，装着含有这种珍稀元素的钒钾铀矿石由一列列火车运输……
在巴黎一间条件朴素的办公室里，她面对面地问这位发现了镭的妇女：“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居里夫人轻轻地回答：“我想要一克镭继续我的实验，但是我没法买，因为对我来说，它太昂贵了。”
梅乐内夫人想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她希望她的同胞能够为玛丽·居里捐献出一克镭。回到纽约后，她试图劝说十位富有的女士，每人出一万美元，买这份礼物，但是却没有获得成功：只有三位慷慨的女士愿意出这笔钱。于是她自忖道：“为什么非要找十个有钱人呢？干吗不让所有的美国女性，不分贫富都参与捐献？”
在美国，一切都是可能的。梅乐内夫人创建了一个委员会，其中的活跃成员有威廉·沃恩·穆迪、罗伯特·格·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弗·布雷迪夫人、罗伯特·阿贝博士和弗朗西斯·卡特·伍德博士。他们在美国的所有城市为玛丽·居里镭基金发起了一次全国性募捐活动。访问“身穿黑色布衣女士”后不到一年，梅乐内夫人写信给居里夫人：“钱已筹齐，你得到想要的一克镭了。”
慷慨的美国妇女为玛丽·居里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不过作为一种交换，她们友好亲切地问她：“你能来见见我们吗？我们都想认识你。”
玛丽非常犹豫。她不习惯面对人群。美国却是世界上最渴望宣传她的国家，去这样的国家访问，忍受折磨，并让人当众展览，让她感到惊慌失措。
梅乐内夫人一再坚持，把她的拒绝理由一个个驳回。
“你说不想离开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邀请她们一道来。你对礼节感到厌烦？我们制订最合理的接待活动，把范围缩小到最小。来吧！我们会给你安排一次美妙的行程，你将在白宫从美国总统手中亲自接过那一克镭。”
居里夫人被这种诚意打动了。为了感谢美国人民，为了拿到那一克镭，她在五十四岁的时候，生平第一次战胜了自己的恐惧，承担了一趟正式旅行的种种义务。
她的两个女儿对这次冒险活动感到兴高采烈，为出发做准备。艾芙给她母亲买了一两套新衣服，劝说她把自己最喜爱的那些衣服留在巴黎——这些衣服都非常破旧、褪色严重。居里夫人身边的人都兴奋不已。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大西洋彼岸等待着居里夫人的各种活动，官方则思量应该授予这位科学家怎样的荣誉，才能使她以与其名望相称的正式头衔到美国去。美国人难以理解居里夫人竟然不是巴黎科学院院士，而且一定会对她没有荣誉勋章感到吃惊……于是不久，政府向她颁发了荣誉勋章，但是她又一次拒绝了。后来她请求把骑士勋章授予梅乐内夫人。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我都知道》杂志在巴黎大剧院为玛丽举行欢送会，所得收益全部归镭研究院。
莱昂·贝哈尔、让·佩林教授和克劳德·利高德博士在会上发言，大会组织者萨沙·吉特利还邀请来著名的演员和音乐家，在会后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的萨拉·波恩拿赫，还有吕西昂·吉特利都参加了这一向居里夫人致敬的聚会。
几天之后，居里夫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她的两个女儿也随她出行。一只箱子就装得下她们三个人的所有衣物，但是她们却住进船上的豪华包间。玛丽喜欢这种舒适，但是她却本能地像一个疑心重重的农民一样对过分奢华的家具和过分精美的食物不以为然。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避开那些想要打破她个人生活的人。她努力通过回忆她那琐碎、平静的日常生活，来忘掉她此行的正式任务。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居里夫人写给佩林夫人的信中说道：
亲爱的亨利埃塔：
我很高兴在船上收到你的信，读了它我感到好多了，我离开法国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参加这场与我性格相左的闹剧，心里不免怀着种种忧虑。
我不喜欢坐船横渡大西洋。大海阴郁黑暗、波涛汹涌。我没有晕船，却感到头晕，大多数时间我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的两个女儿看上去对这次旅行挺高兴。梅乐内夫人陪同我们一起旅行，她帮我们做一切事情，尽量使我们一切顺利。她为人和蔼可亲，而且非常友好。
……我想到了拉古埃，想到我们很快就能与朋友们愉快相聚，你会到那个花园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还有我们俩都喜欢的温柔、蔚蓝的大海。拉古埃海面比这个冰冷、沉默的大西洋令人愉快多了。我还想到你的女儿要生的孩子了，那将是我们这群朋友中最年轻的成员，是第三代中的头一个。希望我们的儿女继而会有更多自己的孩子……
透过一层预示着好天气的薄雾，纽约出现在她们面前。这座城市典雅而宏伟，非常迷人。陪伴居里夫人一家横渡大西洋的梅乐内夫人事先警告玛丽说，记者、摄影师都在等着迎接她。一大群人聚集在码头，等候这位科学家的到来。这些好奇的人们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五个小时，最后才见到报纸头条新闻称作“人类恩人”的女科学家。人群中可以看到列队的女童子军和女学生，以及由三百名妇女组成的代表团，她们手中挥舞着红白玫瑰：美国的波兰裔组织。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那里，人头攒动、表情热切，在他们上空飘扬着鲜艳的美国国旗、法国国旗和波兰国旗。
在奥林匹克号的甲板上，玛丽被安置在一张扶手椅上，帽子和手提袋都被人拿开了。摄影师们都急切地冲她喊：“看这边，居里夫人！把头向右转！把头抬起来！看这边！这边！这边！”四十个照相机、摄影机围成吓人的半圆形，冲着这张惊讶、疲倦的脸孔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这几个星期令人筋疲力尽，又让人眼花缭乱。艾莱娜和艾芙一直充当玛丽的保镖。她们总是乘坐私人专车，和五百个人共进晚餐，受到人群的热烈欢迎和记者的围攻，所以她们对美国没有形成清晰的概念。只有在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平静中，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魅力。这种马戏团巡回演出式的旅行没有让她们对美国产生多少了解，不过两个女儿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
居里夫人一心保持低调，在法国取得了一些成功：她耐心地与名利作斗争，终于让人们相信，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就连她的亲密朋友们也有了同样的看法。从她们到达纽约一刻起，面纱被揭开，真相显露出来：艾莱娜和艾芙忽然发现，这个与她们朝夕相处的谦虚妇人对世界竟有如此重大的价值。
每一次演讲、每一次聚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传达着同样的信息；美国人在还没有认识居里夫人前就对她有一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并认为她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现在居里夫人来到了他们中间，成千上万的人被这位“疲惫访问者的简朴魅力”所倾倒，对这个“羞怯的小妇人”、“穿着朴素的科学家”一见钟情。
不言而喻，我无法假装自己能够解释这个民族的精神，也不能通过报纸的头条新闻来对美国人评头论足。尽管如此，美国人以难以抑制的热情欢迎玛丽·居里也并非缺乏深远的意义。拉美人认为美国人拥有实践的天赋，却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富于理想主义和敏感的民族。可是在玛丽·居里脚下汹涌的却正是理想主义的浪潮。假如居里夫人做事决断，因自己的科学发现而变得富有、傲慢，那她可能会激起美国人的好奇心，可是却不会让人们产生这种共同的好感。在这位受到惊吓的科学家身上，美国人看到了令他们钦佩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对名利的藐视、献身科学的热情，以及为人类服务的愿望。
梅乐内夫人的公寓里堆满了鲜花。一位园艺家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症，用两个月的时间亲手种了这些漂亮的玫瑰送给居里夫人。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大学都要求居里夫人去他们那里参观。十多种奖章、荣誉称号、名誉博士学位都等着她……
“你肯定带着教授长袍和帽子吧？出席这些场合，这可是必不可少的。”梅乐内夫人说。
玛丽无辜的微笑引起一片惊愕。她没有带着大学教授穿的长袍，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巴黎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一件长袍，但由于居里夫人是唯一的女教授，所以把定做这种长袍的乐趣留给了男士们。
人们立刻找来一位裁缝，赶做这种庄严的黑丝绒面服装，还要配上代表博士学位的鲜艳的垂布。当玛丽试穿的时候，她显得烦躁不安，抱怨说袖子让她觉得不舒服，衣料太厚，最重要的是丝绒面料刺激着她那被镭烧伤的手。
五月十三日，终于万事俱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吃过午饭，并在纽约游览后，居里夫人、梅乐内夫人、艾莱娜和艾芙踏上她们如流星般灿烂的旅程。
身穿白色长袍的少女列队站在洒满阳光的道路两旁；数千名少女跑过草地，迎接居里夫人乘坐的马车；少女们挥舞着彩旗和鲜花、少女们列队游行、欢呼、合唱……最初几天，她访问了几所女子大学，一路上的景象令人眼花缭乱。她访问了史密斯大学、瓦萨大学、布莱恩·玛威大学、霍利奥克山大学等。人们想出了这个能让她适应当众露面的方法，先把玛丽·居里介绍给女学生，这些学生与她年轻时一样热情洋溢。
几天之后，来自这几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再次出现在纽约的卡内基大厅，参加大学妇女联合会的盛大聚会。她们向玛丽鞠躬致意，人人都轮流向她献上一朵“美国月月红”或一朵百合花。出席聚会的还有美国的教授们、法国和波兰的大使，甚至连伊格纳斯·帕德列夫斯基也前来为自己昔日的老同事喝彩，居里夫人接受了无数的头衔、奖品、奖章和一项殊荣：“纽约市名誉市民”。
随后两天的活动中，来自美国各个科学团体的五百七十三名代表聚集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向居里夫人表示欢迎，而玛丽已经累得快站不稳了。一个人离开修道院般的平静生活，无法与一群热情、喧嚣、激动的人们匹敌。玛丽被这种喧闹和欢呼吓坏了，她害怕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也害怕走在路上，在路上，人们蜂拥而至，只为看她一眼。她隐隐地担心自己会被这种浪涛拍碎。不久，一个狂热的崇拜者由于跟她握手时过于热情，结果把她的手都弄伤了，于是科学家只得一只手绑着绷带，一只胳膊悬吊着继续剩余的旅程——她成了名望的受害者。
伟大的日子来到了。“对她所做的研究致意……向天才致敬……杰出人士云集白宫，向这位著名的妇女致意”。五月二十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向居里夫人赠送了一克镭——或者说是一克镭的象征。装有镭的安瓿用铅屏蔽封装在一个盒子里，由于这些试管非常珍贵，同时有危险的辐射性，为了安全起见，仍然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镭模型的保险箱放在东厅里，这里还聚集着众多的外交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军界代表，以及各个大学的代表。
四点钟，门打开了，一队人走进来：前面是法国大使约赛昂先生挽着哈定总统夫人，接着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他们身后是梅乐内夫人、艾莱娜·居里和艾芙·居里，最后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致辞开始了。美国总统最后一个发言。他衷心地向这个“高尚的人、忠实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致意，称她“除了完成自己艰辛的工作，还尽到了为人妻母的天职。”他向玛丽颁发了一卷系着三色丝带的羊皮纸，然后把一条丝带挂在她脖子上，那个小丝带上垂着一把小金钥匙：就是那把开保险箱的钥匙。
大家怀着崇拜的心情倾听玛丽的答谢辞。然后来宾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进入蓝色大厅，列队从这位科学家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椅子上，朝一个个从她面前经过的人默默地微笑。她的女儿替她站在那里和人握手，哈定总统夫人一一作介绍，她便根据他们的国籍，分别用英语、波兰语或法语说几句客套话。结束后，大家再次列队，走到外面的台阶上，一大群摄影师正等在那里。
有幸参加这一仪式的人们和宣布“美国友人赠予镭的发现者无价之宝”的记者如果知道，在哈定总统向玛丽·居里赠送一克镭之前，她已经将这一克镭捐献了出去，那他们一定会感到大为惊奇。在举行仪式的前一天晚上，当梅乐内夫人把羊皮纸的捐赠证书拿给她审阅，玛丽认真地阅读了这份文件。读完后，她平静地说：
“这份文件必须修改。美国人民赠送给我的镭必须属于科学。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必将只把它用于科研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规定，那么镭就会在我死后成为个人的遗产，属于我的女儿们。这是不对的。我希望把它赠送给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请一位律师来？”
“哦，当然可以，”梅乐内夫人有点吃惊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下周办这些手续。”
“不是下周。不是明天。就在今晚。捐赠马上就要生效，因为我有可能几个小时后就会死去。”
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所以找到一名律师颇费了些周折，这位律师和玛丽共同起草出附加的法律文件。她立刻在上面签了字。
离开美国首都之前，居里夫人不得不为华盛顿新落成的矿石低温实验室揭幕。在最后一刻，人们警告工程师们，她可能疲惫得无法走到下面的机械室，于是这些工程师即兴创作，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她只需按动一个普通的开关，所有的发动机便立刻开始运转。落成仪式按计划进行。发言人在麦克风前讲完话后，用洪亮的声音补充道：“下面，由居里夫人启动这个实验室的机器。”
人们等待了几秒钟，助手绝望地向科学家打手势，却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玛丽正对着五分钟前送给她的一块上等的钒钾铀矿矿石样本陷入了沉思，她把这块样本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从各个角度欣赏它。她在考虑把这块珍惜的样本放在巴黎镭研究院书架的什么位置。
发言人重新宣布了一次，旁边的人有礼貌地用胳膊肘碰了她几下，让她的思绪从巴黎回到了华盛顿。她非常尴尬地迅速按下那个神奇的按钮，这才让刚才因那段意料之外的冷场感到惊讶的数千名听众放了心。
费城。名誉头衔。博士学位。居里夫人和费城科学界和工业界的名人互换礼品：一家工厂的老板送给这位科学家五十毫克的新元素钍。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向她授予约翰·斯科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向学会赠送了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个静电计是她在最初的研究工作中，自己制作并一直使用的。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她那克著名的镭就是在这里分离出来的。在当地的大学里，她又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玛丽穿上了她那件现在已经觉得非常合身而舒适的教授长袍，可是她却拒绝把传统的学位帽戴在灰色的头发上，因为她觉得它很丑陋，而且抱怨它“戴不住”。她就这样不戴帽子，而是把它拿在手中，坐在一群戴着黑色学位帽的学生和教授中间。最懂得装扮的女子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了。玛丽的脸在这些扣在黑帽子下脸中间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美，而她自己却没有意识到。
她硬撑着不让自己在仪式中晕倒；她接受鲜花、聆听演讲、赞美和欢呼……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却传出令人担心的消息：居里夫人身体极度虚弱，以至于不能继续在西部城市的访问，原定在那里为她进行的招待会不得不取消。
美国记者立刻以自责的口吻指责自己的国家不应该让一位年迈、虚弱的妇人承受超过其体力的磨难。他们的文章都散发着质朴而生动的魅力。
一家报纸以“过分好客！”这一巨大的标语为题，写道：“美国妇女在帮助这位科学家时显示出超凡的智力，可是我们不得不同时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们已经让居里夫人用自己的身体偿还了我们送给她的礼物，这样做却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豪感。”另一家报纸则大胆地断言：“任何马戏团和乐队老板都会向居里夫人支付比购买一克镭更多的钱，而只让她干一半的活。”悲观主义者把这件事看成一场悲剧：“我们用过度的热情差不多已经杀死了若飞元帅(1)，难道我们又要杀死居里夫人吗？”
玛丽一直坦诚而毫无保留地对待她的美国崇拜者，组织者赢得了第一回合。从此，这次大家想方设法让她保存体力。为了避开在站台等候着她的兴奋的人群，居里夫人往往从火车另一侧车门下车，跳过铁轨。当人们宣布她要到达布法罗时，实际上她已经在前一站尼亚加拉瀑布站下了车，安静地参观这一著名的瀑布。这只是短暂的休憩。布法罗的接待委员会没有放弃见玛丽·居里的希望。汽车排成一线开向了尼亚加拉瀑布，在那里捉住了这个逃跑者……
开始，艾莱娜和艾芙只不过是普通的随从人员，后来慢慢变成了舞台术语中的所谓“替身”。艾莱娜身穿教授长袍，替代居里夫人接受荣誉博士学位。神情庄重的演讲者向艾芙——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发表他们为这个科学家准备的演说，对着她大谈“她的杰出工作”、“她长期的不懈努力”，并期待她说出一个中肯的回答。有的城市里，委员会的几位女士争相邀请玛丽到家里住，于是居里一家只好四分五裂，艾莱娜和艾芙不得不被劫持到最好客的那几位女士家住宿。
当她们不代表享誉盛名的母亲时，她们有时也被提供一些适合她们年纪的娱乐活动：打场网球，划一次船，在长岛过一个美妙的周末，在密歇根湖游一个小时的泳，看几场戏，在康尼岛的游乐场疯狂而愉快地玩一个晚上。
不过最令人兴奋的还是到西部旅行的那几天。梅乐内夫人虽然已经放弃了让居里夫人参观整个美国的念头，可是她却想向居里夫人展示这个大陆上最壮观的奇迹：科罗拉多大峡谷。玛丽累得无法表示她的高兴，但是她的两个女儿却大为激动。她们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趣：在圣达菲线号列车上度过了三天，其中穿越了德克萨斯大沙漠；在新墨西哥州那些孤零零的小车站上吃到的精美食物；在大峡谷，她们住的那家旅店就位于地壳出现的大断层边上，坐落在一座六十五英里长、十英里宽的悬崖上，这座悬崖乍看上去既宏伟壮丽又令人胆战心惊，让所有的参观者都瞠目结舌。
艾莱娜和艾芙骑着印第安小马，在峡谷顶上漫步，她们从高处观看着静静的群山、岩石和沙地组成的一幅混沌景象，颜色从紫色到红色，从橙色到淡赭色，在不规则的影子下，更丰富了各种景象的内容。她们无法抗拒那种诱惑，于是转而骑在骡子背上，沿着传统的路线向峡谷深处走去，科罗拉多的新生地质带躁动不安，泥浆和石块翻滚不停。
人们只举行了一些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即使如此，这些活动也足以使精力充沛的运动员筋疲力尽。五月二十八日，在纽约，居里夫人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博士。在芝加哥，她被授予芝加哥大学名誉教师，接受了几个学位，并出席了三次招待会。在第一个招待会上，一根又长又宽的丝带像栅栏一样把居里夫人和她的女儿们与从她们面前列队经过的人群隔开。在接下来的招待会上，《马赛曲》、波兰国歌和《星条旗永不落》交替演奏，而居里夫人几乎淹没在崇拜者献上的鲜花丛中。最后一个招待会比前两个都更加热情：是在芝加哥的波兰区，这里的居民都是波兰裔。这些侨民不再把居里夫人看做是科学家，而把她当成他们遥远祖国的象征。男人和女人都热泪盈眶地亲吻着玛丽的双手，或抚摩她的衣裙。
六月十七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承认自己被击败，中断了行程。她的血压低得惊人，让医生大为担心。玛丽休息一段时间后，体力有所恢复，继续启程前往波士顿和纽黑文市，还踏上去哈佛、耶鲁、韦尔斯利、西蒙斯和拉德克利夫等大学的旅程。六月二十八日，她登上了返程的奥林匹克号，她在船上的房间里堆满了一叠叠电报和一束束鲜花。
很快另一位来自法国的大“明星”取代了她，出现在报纸头条新闻中：拳击手乔治·卡彭蒂埃满载盛誉刚刚抵达纽约。记者们失望地发现，他们无法从居里夫人嘴里获得丝毫关于卡彭蒂埃与登普西之战的预测……
这次旅行让玛丽非常疲倦，不过，坦白地说，也令她非常满意。在她写给朋友们的信中，她表示很高兴能“为美国、法国和波兰之间的友谊奉献绵薄之力，”她还提到了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这两个祖国的赞美之辞。不过无论她多么谦虚，她也无法否认她个人在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功，她征服了亿万美国人民的心，而且赢得了她身边的人对她真诚的热爱。一直到玛丽生命的最后一刻，梅乐内夫人都是她的一位最亲密忠实的朋友。
玛丽·居里对自己这次特殊的旅行一直没有形成清晰的看法，尽管其中穿插着一些生动鲜活的记忆。美国大学的生活、传统仪式的庄严与活泼，尤其是大学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优越条件，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对负责全程接待工作的妇女联合会也肃然起敬，认为她们拥有非凡的力量。
最后，科学实验室和无数的医院里使用镭疗法治疗癌症的先进设备，让她不禁有种苦涩感。她感到难过，因为直到一九二一年法国始终没有一家医院提供镭疗。
她得到的那一克镭锁在船上保安严密的财务保险柜里，和她同船返回。这一克镭的象征意义让玛丽·居里对自己的事业产生一些深思。为了购买这么一点点小颗粒，必须在整个大陆组织一次规模浩大的运动。而玛丽也不得不亲临做出慈善贡献的各个城市，表达自己的谢意……
人们不禁想到，当初如果在专利证书上简单地签一个字，岂不是一切都变得简单了？人们也不能不想到，如果玛丽·居里富有，本可以向自己国家的实验室和医院做出巨大的贡献。忍受了二十年的艰辛和磨难，难道玛丽就没有一点遗憾吗？这些难道没有让玛丽认识到，由于她蔑视财富，结果她的研究工作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
从美国回国后，居里夫人写下一些简短的自传式的文章，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然后她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
大部分的朋友都认为，如果皮埃尔·居里和我不放弃我们的权利，我们本可以有足够的经费建立一座像样的镭研究院，不需要经历我们以前遇到，我现在仍然会遇到的障碍。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
人类当然需要讲求实际的头脑，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得最大收益，在不忘大众利益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投入一种事业的发展，无暇顾及自身的物质利益。
毫无疑问，有这些梦想的人不会富有，因为他们不追求财富。尽管如此，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也应该保证这些人有足够的条件完成他们的任务，无须考虑物质生活，完全专注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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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飞元帅，Joffre, Joseph Jacques Césaire（1852—1931），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两年内任法军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