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在这里吗？”
“我找居里夫人，她来了吗？”
“你见到居里夫人了吗？”
青年男女和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人们在这位科学家进入镭研究院必然经过的门厅里相互询问。
每天早晨都会有五名、十多名工作者像这样等候她的到来。每个人都希望在“不妨碍她”的情况下，当她顺路经过时，向她征询意见、得到一点鼓励或者建议。玛丽把这些人笑称为“苏维埃”。
这些“苏维埃”用不着等太久。九点钟，那辆旧汽车开过皮埃尔·居里路的大门口，然后拐进胡同里。铁门嘎吱一响，居里夫人就出现在花园门口。这群求知若渴的学生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她。他们有的用尊敬而胆怯的声音宣布刚刚完成某种测量，有的告诉她关于钋溶解的消息，有的则含蓄地说：“如果居里夫人能够去看一眼威尔逊仪器，那将会看到有趣的结果。”
虽然玛丽有时也抱怨几句，可她还是喜欢每天早晨迎接她的人群，喜欢年轻人充沛的精力和好奇心。她不会躲开人群去忙自己的工作，相反，她身上还穿着外套，头上的帽子还没脱，就让合作者围在中间。她看到每张热切的面孔，都不禁联想起自己曾经独自设想过的一个实验。
“福尔尼尔先生，你跟我说的事我已经考虑过了。你的想法不错，但是你提出的方法不现实。我想了另外一种方法，应该能行得通。我等一会儿去找你。克特莱小姐，你得到的数字是多少？你肯定计算没有问题吗？昨天晚上我重新做了一遍，得到的结果略有不同。不过我们一会儿再……”
这些话条理清楚，没有丝毫的含糊。玛丽·居里和一个研究者说话时，她会全身心集中在这个研究者研究的问题上，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紧接着她又转向另一个学生，谈论另一个问题。她的大脑有这种特殊的天赋，能应付复杂的智力挑战。在实验室里，这么多孜孜不倦、富有聪明才干的年轻人在勤奋工作，而她就好像象棋大师，不必看棋盘，却可以同时下三四十盘棋。
从她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停下来跟她打招呼。这个苏维埃群体在扩大。玛丽最后坐在楼梯台阶上，继续这种非正式的咨询。她坐在那里，仰起头看着站在自己身边或倚墙站立的工作人员，全然没有当领导的姿态。然而却在领导着全局！
是她仔细考察学生的能力后，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人进实验室；而且也总是她给他们指派工作。学生遇到困难，求助的也是她，因为他们相信居里夫人肯定会在实验中找出什么地方出了错，导致他们误入歧途。
四十年科学工作的经验使这位白发苍苍的科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在镭研究院，她就好像一座活图书馆。利用她所精通的五种语言，她阅读与镭研究院进行的实验相关的所有期刊文章。她在已知现象中发现新进展，还发明新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玛丽拥有非凡的判断力，在理清各种错综复杂的知识和假说方面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她的学生提出的各种不切实际的理论和貌似诱人但奇异荒谬的假设，都被她用敏锐的目光和无懈可击的理由驳回。与这样一位既果断勇敢又谨慎明智的导师工作，让人感到非常放心。
聚在楼梯上的人群慢慢散去。得到玛丽对这天工作建议的人有所获而去。居里夫人会和其中一个人走到“物理厅”或“化学厅”，然后在一台仪器前继续讨论……最后，她终于获得了自由，走进自己的实验室，穿上那件宽松的黑色工作服，开始专心自己的工作。
她一个人没待多久，便会有人敲门。一个研究工作者拿着几页草稿又来了，他身后还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今天是星期一，科学院要召开例行的周会，下午要在会上发言的人把他们的报告拿给居里夫人审阅。
玛丽走到一个明亮、狭小的普通房间去看这些论文，陌生人会很难辨认出这里就是这位著名科学家的书房。屋子里只有一张橡木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几个书架、一台旧打字机和一把皮椅，这把皮椅非常普通，难以赋予这个屋子属于谁专用的气派。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理石墨水缸、几摞小册子、一个玻璃杯里插满钢笔和削尖的铅笔、一个学生联合会赠送的艺术品，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文物——伊斯基尔出土的一只小坛子，表面褐色没有光泽，却引人注目。
人们在把提交给科学院的报告交给居里夫人时经常激动得双手颤抖。报告的作者知道这种检查是非常严格的。按照玛丽的思维这些报告写得总是不够清晰、朴实。她不仅能发现技术上的毛病，而且还修改整个句子，改正句法错误。最后她把作品还给战战兢兢的年轻学生，告诉他说：“我觉得现在可以了。”
但是如果一个学生的报告让玛丽满意的话，她就会面露微笑，愉快地评论道：“太好了！好极了！”这些会让这个学生觉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让他如同长出了翅膀一样，飞到了佩林教授的实验室。镭研究院的报告照例由佩林教授负责提交到那个著名的机构。
因此，让·佩林见人就说：“居里夫人不仅是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她还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实验室主任。”
这位女领导究竟有什么秘诀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玛丽对镭研究院怀着一种强烈的“沙文主义”。她是这个她深爱的地方热情的仆人，理所当然地保护着它特权和利益。
她通过顽强不懈的努力赢得了进行大规模研究所需的放射性物质。居里夫人和比利时上加当加联合矿业公司制镭工厂的几位经理进行多次礼节性互访，彼此相互恭维，每次的结果都是联合矿业公司免费送给居里夫人几吨矿渣，玛丽高兴极了，立刻着手提炼渴望已久的元素……
她使自己的实验室一年比一年更富有。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她和让·佩林一起到各个部门申请研究津贴和学生奖学金。因为她是“居里夫人”，所以当时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会听取她的意见。于是在一九三〇年，她获得了一笔高达五十万法郎的特别研究经费。
有时，她也会对自己强迫自己做的这些请求感到疲倦，觉得有些丢脸。她向艾芙描述她如何在接待室等待，心里感到的惧怕，并笑着总结说：
“我想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像乞丐一样撵出去的。”
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的人们在这位值得信赖的领航员的带领下，逐一对放射性不为人知的方面进行探究。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四年期间，镭研究院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共发表了四百八十三份学术报告，其中有三十四篇论文。同时，在这四百八十三项研究中，居里夫人自己发表了三十一篇。
尽管这一数目已经很多，但仍需进行解释。居里夫人晚年的时候，可能是把大量的精力用于为将来做准备，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进行指导和教授学生。假如她能够像她身边的年轻人那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研究上，那她的创造性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谁又能说得清她在循序渐进启发和指导学生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玛丽自己从不想这样的问题。她为自己帮助的工作人员取得胜利而高兴，为她所在的集体取得的胜利而欢欣。这时她不再用“我的”实验室这个字眼，而是用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口吻把它称作“实验室”。她说这三个字的口吻，仿佛她的实验室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这位孤独的科学家生来懂得人们的心理，并通晓人情，这使她善于鼓励他人，同时精通如何指导他人的工作。居里夫人虽然不与人亲近，却懂得如何赢得他人的尊敬。一起日日夜夜地工作了那么多年，她仍然用“小姐”、“先生”来称呼她的同事。
如果玛丽陷入了对某个科学问题的沉思，在花园的长凳上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她的助手就会用恳求的声音把她唤回现实中。“夫人，你会着凉的！夫人，快进屋来！我请求您！”当她忘了去吃午饭的时候，总会有人细心地把面包和水果放在她身边……
实验室的技工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人，都感受到她内在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当玛丽雇了自己私人司机的那天，充当镭研究院的计日工、修理工、司机、园丁的乔治·波阿德伤心地抹眼泪，因为他想到从今以后要由另一个人每天把居里夫人从皮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求恩码头路。
玛丽用一种她很少表露的感情热爱着那些和她一同工作的人们，而且这种感情能够使她辨认出这个大家庭中最高尚、最热情的人。一九三二年八月，我母亲得知她喜欢的一个学生突然去世，她的痛苦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她写道：
我到巴黎时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那个我非常喜欢的化学学生雷蒙在阿尔代什的河里淹死了。我感到难受极了。他的母亲写信告诉我，他在实验室里度过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么美好的青春，又有风度、又高尚迷人，而且还有超凡的智力天赋，就因为一次不幸的冷水浴全都不复存在了……
她敏锐的目光能像识别优点一样地发现缺点，她会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些缺点，因为这种东西会阻碍研究者成长为伟大科学家。她不喜欢虚荣，更讨厌笨拙。笨手笨脚布置实验不当引起灾难总会激怒她。一天她对自己的好友说起一个没有天赋的实验者：“如果人人都像他那样，物理学界就没法取得任何大胆的飞跃了！”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获得通过，拿到文凭，或是将领取某一奖项，实验室就会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夏天，这样的聚会就在外面花园的菩提树树下进行。冬天，茶具的喧闹声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物中最大的一个房间——图书馆——的静谧。茶具非常奇特：实验室的玻璃杯用来当茶杯和香槟酒杯，搅拌棒替代了小匙。女学生负责送茶点，给她们的同事、主任和其他职员送上点心。这群人中有镭研究院的讲师安德烈·德比尔纳、总助理费尔南德·荷尔威克，还有玛丽。她心情愉快话也多起来，双手护着自己的玻璃杯，生怕被兴奋的人群撞翻。
大家忽然安静下来——居里夫人要向获得荣誉的人表示祝贺了。她以热情的词语称赞他工作的独创性，并指出他克服过的重重困难。她会友好地谈到他的父母；如果这是个外国人，她则会说起他遥远的故乡：“我去过你美丽的祖国，你的同胞曾友好接待我，我希望当你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仍然对镭研究院留下美好的回忆。你看到了我们在这里努力的工作，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她的赞誉会引起热烈的掌声。
对玛丽来说，有几次茶会具有特殊的感情意义：一次是庆祝她的女儿艾莱娜通过博士论文，另一次则是庆祝她女婿弗雷德里克·若里奥通过博士论文。居里夫人欣喜地看到，这两个研究工作者在她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一九三四年，这对年轻的夫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研究原子衰变现象后，艾莱娜和弗雷德里克·若里奥发现了人造放射性元素，他们利用放射性元素的自然射线对诸如铝的某些物质进行粒子轰击，成功地将这些物质转化为自然界没有的新放射性元素，并因此成为射线源。这一惊人的原子创造对化学、生物和医学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可能在不远的未来，就可以通过工业方法制造出具有镭特性的物质，满足进行镭疗法对放射性物质的需求。
当这对夫妇在一次物理学会的会议上解释自己的研究工作时，玛丽坐在听众中间，聚精会神，显得非常自豪。她在那里遇到自己和皮埃尔·居里以前的助手艾伯特·拉伯尔德，她异常激动地和他打招呼：“您好！他们说得很不错，是吧？我们又像是回到昔日实验室的好时光了。”
她实在太兴奋、太激动了，无法不延长那天晚上的聚会。在几个同事的陪伴下，她沿着码头步行回家。而她不断地评论“她的年轻人”取得的成功。
在皮埃尔·居里路的花园对面，利高德教授的合作者正在通过研究和疗法，发起对癌症的战役。玛丽亲切地称他们是“对面的人们”。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有八千三百一十九名患者在镭研究院接受治疗。
克劳德·利高德也非常热爱实验室。他耐心地收集参战所需的武器：镭、仪器、空间和医院。面对众多已经治愈的病人以及迫切的需要，他不得不四处借镭——从联合矿业公司那里他借到了十克的镭！——并向政府申请津贴，向市民征求捐赠。亨利·罗丝柴尔德男爵和拉扎尔兄弟是他主要的捐助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富有而谦虚的捐赠人，这个人想方设法不让人知道他的姓名，却向居里基金会捐赠了三百四十万法郎。
这样，一座最具权威的放射疗法和X射线疗法中心在法国建立起来。它拥有极高的威望：来自五大洲的两百多名医生来这里学习治疗癌症的技术。
虽然居里夫人只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不参与生物和医学的工作，但她仍然怀着热情关注那里的进展。她与利高德教授相处融洽，利高德教授是一位出色的同事，精神高尚、心地无私。和玛丽一样，利高德教授也痛恨名望的喧闹，而且同样拒绝物质利益。他本来可以借助这个事业成为巨富，而这个念头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这两位共同工作的负责人都对技术人员进行的治疗发出惊叹，但是也产生同样一个担忧：他们看到世界上许多人随意滥用镭，感到愤怒而无奈。在某个地方，无知的医生碰运气般用放射性物质给病人治疗，他们甚至连这种“治疗”的危险都不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向公众出售的药品和化妆品上标明“以镭为主要成分”，有时甚至使用与居里夫妇名字相似的商标。
我们不愿评论这样的事情。我们只想说明，我的母亲、居里一家、利高德教授，以及镭研究院都与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请看一下这些信里有没有要事。”
玛丽厌倦地匆匆指了指前一天晚上收到的邮件，对那个温柔、聪慧的秘书拉赛夫人说道。
信封上的地址经常写得非常简单：“巴黎，居里夫人”，或者“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这些信中大多是索要签名，或是来自一些不理智的人。
对索要签名的人，通常会回复一张印好的卡片，上面写着：“居里夫人不愿赠与签名或签名照片，敬请原谅。”那些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八页多甚至十几页纸的狂热分子，有的是失意的发明者，有的是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恋爱狂、迫害狂，对于这些人只有一种答复：不予理睬。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信件。玛丽极富责任地向秘书口述给海外同事的回信，同时还回信给那些认为居里夫人能够治愈一切疾病、减轻所有痛苦的绝望的求助人。还要写信给仪器制造厂；做出估价、寄出账单；答复上级主管写给“科学院教授居里夫人”的公函。这些文件如潮水般源源不断，玛丽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整理到四十七个文件夹中。
玛丽恪守着大学时期养成的习惯。在她的眼里，她的名望和女性的身份都算不了什么，在正式信函中她总是不自觉地使用下级谦卑的称呼，比如写给院长的信落款总是“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而写给大学校长的信的落款总是“恭顺的仆人”。
四十七个文件夹不足以说明居里夫人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人们总是请求和她见面。星期二和星期五的早晨，玛丽会穿上她最好的黑衣服。“今天是我接待来访的日子，我必须得穿戴整齐。”她脸色阴暗、眉头低沉地说。在实验室的前厅，众多的求见者和记者等候在那里。之前他们已经得到拉赛夫人冷冰冰的警告：“如果你有技术问题请教居里夫人，她可以接见你。但是她决不接受个人采访。”
尽管玛丽非常客气，但是来访者却休想拖延谈话。没有任何陈设、狭小的不舒服的接待室、硬邦邦的椅子，再加上居里夫不耐烦地晃动手指，或冲着表偷瞥几眼，这些都不鼓励来访者延长逗留时间。
星期一和星期三，玛丽一起床就开始紧张不安。这两天，她要在五点钟的时候去讲课。吃过午饭后，她在白求恩码头路的书房里关起门子备课，她把每个章节的题目写在一张白纸上。快到四点半的时候，她来到实验室，走进休息室再次关上门。此时她情绪紧张、焦虑不安，而且不愿让人接近。玛丽已经教了二十五年的书，可是每次当她不得不到那个小阶梯教室，站在那些一见她进去就起立的二三十个学生面前，她无疑还是“怯场”。
真是些没完没了的可怕活动！“闲暇时”，玛丽编写了一些论文和书籍：一本关于同位素学和同位素的论著、一本简短而动人的皮埃尔·居里的传记、一本适合居里夫人上课使用的科学论文……
这些成果辉煌、硕果累累的岁月同时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居里夫人受到了失明的威胁。
一九二〇年医生告诉她眼睛里的严重白内障会使她逐渐看不到世界。玛丽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绝望。她坚强地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两个女儿，并立刻说到治疗，要在两三年内尝试进行手术治疗……从那时起，在这段漫长的等待时期，她与世界、她与她的工作之间就要隔上一层越来越不透明的水晶体，那将是永远不会消散的雾霭。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日，玛丽在写给布罗妮娅的信中说：
眼睛和耳朵是我最大的麻烦。我的视力变得越来越差，而且也恐怕没有什么对付的方法。耳朵里则总是嗡嗡作响，有时响得特别凶，让我非常痛苦。我担心我的工作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甚至完全无法工作下去。这些症状可能与镭有一定的关系，不过我也不能肯定。
这是我遇到的麻烦。别对任何人说，我最不希望这种事被传开。现在让我们说点别的吧……
“别对任何人说”，玛丽的这句话只对女儿艾莱娜和艾芙和自己的哥哥姐姐说。她只能向这些人倾吐心事。她的意思明确，绝对不要让这样的消息由于疏忽而被泄露出去，以免有一天报纸上会登出：“居里夫人身患顽症”。
她的医生默拉大夫和伯第大夫也同她的亲人一道成为她的同谋。玛丽给自己编了个假名：那个患严重白内障的病人是一个名叫“加雷”的上了年纪的普通妇人，而不是居里夫人。艾芙去配镜师那里取的眼镜，也是为加雷夫人订做的。
如果玛丽必须在她的视力无法穿透的雾中过马路，或上台阶，她的一个女儿就会上前搀着她的胳臂，遇到危险或障碍物的时候就在她手上悄悄地按一下。在餐桌上，当她故作看得见的姿势在桌布上摸索时，她的女儿把盐瓶和其他东西递到她手里。
但是这种英勇而残酷的喜剧在实验室里如何演得下去呢？艾芙建议把真相告诉她母亲的直接合作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替她操作显微镜和测量仪。玛丽回答：“没有必要让其他人知道我视力不行。”
她发明了一种“盲人技术”对付精细的工作。她使用高倍数的放大镜，并用显眼的颜色在仪器的刻度上做记号。她用大字写下她上课时需要查阅的笔记，即使在光线昏暗的阶梯教室，她也能够辨认出写下的内容。
她想出无数的方法掩饰自己的毛病。如果学生交给居里夫人一幅展示细线的实验照片，玛丽首先非常巧妙地问他一些问题，从他那里获得了足够的信息，能够在脑海里想象出这幅照片的各个部分，然后再自己拿起玻璃板研究，装作观察那些线条……
尽管她千般提防，万分小心，实验室里的人还是猜出了实情。但是他们都保持沉默，假装没有看出来，继续和玛丽一起巧妙地玩游戏。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三日，玛丽·居里写给艾芙的信中说：
亲爱的，我想我要在十八号星期三早晨做手术了。你在前一天来就可以了。这里非常热，我担心你会感到非常疲倦的。
你对拉古埃的朋友们说我因为一份编辑工作走不开。这份工作是我们两人一起负责的，因为别人催着要，所以我需要你回来。
亲吻你。
妈妈
又及：别多跟他们说，亲爱的！
在诊所的那几天非常炎热，艾芙用匙子喂躺着一动不动的“加雷夫人”，而她做了手术的脸上缠着绷带。随后出现的像出血这样的并发症，使得她完全不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康复。一九二四年三月她又接受了两次手术，一九三〇年又进行了第四次手术。然而刚一拆除绷带，玛丽就又开始使用她没有恢复正常的眼睛，她的眼睛摘除了晶体后，再也无法进行对焦。
第一次手术后几个月，她在加弗莱尔写信给艾芙：
我正在培养自己外出不戴眼镜的习惯，而且已经有了一些进步。我在崎岖的山路上散过两次步，还不错，我可以走得很快，而且不会磕碰。让我最头疼的是看什么都有重影，因此总是辨认不出走过来的人是谁。我每天都做点读写练习。现在读写比走路难多了。所以，你得帮我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那篇文章……
她一点一点战胜了自己不幸的命运。借助厚厚的眼镜，她几乎恢复了正常的视力，可以一个人外出，甚至还可以开汽车，而且能够重新在实验室里进行各种精密的测量。这是她传奇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奇迹，玛丽走出了黑暗，重新获得了工作所需的光明，一直工作到生命尽头。
一九二七年九月居里夫人写给布罗妮娅的一封短信中揭示了她取胜的秘密：
有时我失去了勇气，于是就想我应该停止工作，到乡下去住，潜心搞园艺。但是数千条链锁牵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不同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即使可以专门编写科学书籍，我不知道离开实验室该怎么生活。
“我不知道离开实验室该怎么生活。”
我们必须观察玛丽·居里在仪器前的样子才能理解这句心灵的呼声。当玛丽完成了她的日常工作后，她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事情。不一定要有特殊的实验才能使这张脸上出现专注、出神的崇高神情。玛丽像艺术家吹制玻璃一样进行她的工作，一次精确的测量就能够带给她巨大的喜悦。沙米尔小姐是一位注意观察的敏感合作者，她后来在描述日常生活中的居里夫人时说，从来没有哪张照片能够捕捉到她的那种神情：
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她坐在仪器前进行测量。屋子里没有生火，为的是避免温度变化。居里夫人以训练有素的动作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动作的和谐令人钦佩：打开仪器，按下计时器，取出砝码。钢琴家也无法像居里夫人的双手那样协调灵巧。这是一种完美的技术，目的是为了将人为的偏差减小到零。
居里夫人急切地计算完后，比较结果，因为偏差远远小于允许的限度，所以确保了测量的精确，这时人们能够看到她那种发自内心、毫不掩饰的喜悦。
当她工作时，世界万物皆不存在。一九二七年当艾莱娜身患重病时，玛丽痛苦而绝望，一位朋友到实验室向她询问女儿的病情。玛丽对他只报以一个简单的回答和冷冰冰的目光。这个人刚刚走出屋子，玛丽便气恼地对自己的助手说：“这些人怎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工作呢？”
沙米尔小姐用下面一段话描述玛丽是如何专注于一项重大的实验：为研究阿尔法射线谱制备锕X，这是玛丽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锕X必须非常纯，必须处于一种不发射射线的化学状态。要分离出这种物质，一整天时间都不够。居里夫人没有吃晚饭，一直留在实验室。然而这种元素的离析非常缓慢，所以她必须得整夜待在实验室，以免获得的那种原料随着时间逝去“减少”得太多。
凌晨两点的时候，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操作：把这种液体放在一种特殊的支架上进行一个小时的离心处理。那个离心机发出令人厌烦的噪音，但是居里夫人一直守在旁边，没有离开房间。她凝视着那台机器，仿佛她热切渴望实验成功的心愿能够成为一种暗示的力量，促成锕X的沉淀。这一时刻，居里夫人心中除了这台离心机外没有任何其他念头。她不想第二天的生活，也不觉得疲惫。这是一种完全的忘我状态，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到她正在进行的工作中……
如果实验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玛丽就露出一副突然遭受重大打击的模样。她坐在椅子上，双臂交叉，驼着背，两眼无神，看上去有如一个遭遇巨大不幸的老农妇，沉默而抑郁。同事看到她这样，都担心出了什么事故，前来询问。玛丽会痛心疾首地说出一句解释一切的话：“我们没能沉淀出锕X。”有时她会公开指责她的对手：“钋跟我过不去。”
但是如果成功了，她就会显得年轻，心情愉快而欢欣雀跃。她会兴高采烈地在花园里徘徊，仿佛要告诉蔷薇、菩提和阳光她是多么的高兴。她与科学和解了，她时刻准备去笑，去创造奇迹。
如果此时一个研究者利用她这种明显的好心情，请她去看一下正在进行的实验，她会愉快地跟他走到仪器前，弯下腰去看原子“读数”，欣赏一块硅锌矿石在镭的作用下突然发生的辐射。
在这些熟悉的奇迹面前，她灰色的眼眸中闪现出一种无比的快乐。有人可能会以为玛丽是在凝视一幅波提切利或佛梅尔的名作——世界上最迷人的绘画。
她会低声赞叹：“啊！多美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