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扑克老手，总喜欢把事情藏在心里。即便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说： “走着瞧，走着瞧。 ”这句话的出现频率比任何话都要高。如果你问了一个他不想回答的问题，他就假装没听到。
———莫莉·芒格
芒格的两个孙子查尔斯·洛厄尔和纳撒尼尔（年龄在7～10岁之间）和一群邻居小屋中的孩子们在星岛主屋通往三楼阁楼的楼梯上吵吵闹闹地奔来跑去，他们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堡，还成立了一个秘密俱乐部。
在这个炽热慵懒的八月天，卡斯湖上的芒格组屋里，他们玩着孩子们几百年来都在玩的游戏：精心设计规则、向假想敌发起攻击、占领他们的土地。他们吵吵闹闹一刻不停。一个小孩嚷着：“我有个主意！ ”还没等大伙儿讨论通过这个计划，纳撒尼尔·芒格就会跳起来说：“我有个更好的主意。 ”然后大家重新开始，纳撒尼尔的主意总是更好一些。
为了加固城堡，延缓敌人入侵的时间，孩子们在楼梯的最上面三格堆了一把椅子和一些箱子。这一切都很好，直到纳撒尼尔决定去一楼侦查一下。忽然之间，警钟大鸣，纳撒尼尔和椅子箱子一起掉了下去。
正在看书的老查理·芒格抬眼扫视了一下，听了听纳撒尼尔的叫唤声、其他孩子惊恐的尖叫和大人们冲过去检查受伤程度的七嘴八舌。奇迹般地，纳撒尼尔没有骨折，就连常有的淤青都没有。一旦他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纳撒尼尔就不哭了。家里人跟爷爷汇报孩子没有受任何伤，查理就继续看书，却喃喃自语道： “我可不这么认为。 ”那天晚上，纳撒尼尔跟他的伙伴们吹嘘自己从楼梯上一路滚下来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20世纪40年代给美国和芒格一家都带来了骚动和变化。有些变化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孩子们正在长大。当他们听到来自大洋彼岸战争的消息时，孩子们都进了大学。在这些再正常不过的变迁中，无可回避的担心变成了事实———美国宣布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1年查理17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去密歇根大学读数学，从此以后除了探亲，就再也没有回过奥马哈。玛丽·芒格选择了位于帕萨迪纳的斯克利普斯学院。卡罗尔则追寻父亲的足迹前往东部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当时名义上是哈佛的女子学院。
在安娜堡，包括查理和他的室友内布拉斯加人约翰·安格尔在内的学生们都听着平·克劳斯贝的唱片，看着年轻的贝特·戴维斯的电影，探索着各类新生事物。查理开始接触物理。“对我来说，那可真是大开眼界。 ”他说。虽然芒格只上了基础课，物理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他一生都影响深远。
“用最基本的方法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为世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当然，有些问题的困难程度迫使你变得非常勤奋。我非常喜欢‘勤奋’这个单词，因为对我而言它就意味着你必须静下心来直到把问题解决。 ”
芒格说如果由他来掌控世界，就会要求任何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去学物理，因为这样就能教会他们如何思考。
“我绝对不能算是一名科学家或是业余科学家， ”芒格承认说，“不过我对于科学十分欣赏，同时发现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在科学之外也非常管用。 ”
不过他在密歇根大学平静的学习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轰轰烈烈的战争困扰着多数美国人，与此同时，欧洲的政治形势急剧升温。 1941年12月7日，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珍珠港事件，那年查理读大一。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许多年轻人退学入伍，查理也没有幸免。他在密歇根大学待到1942年年底，刚过完19岁生日没几天，就参军了。
查理入伍的时候，战争在欧洲、非洲和太平洋地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因为在高中和大学参加了6年的预备军官训练营，芒格早已厌倦了行军，他决定不加入陆军并幸运地成为了空军的一员。
查理的母亲发了疯似的担心着她唯一的儿子的安全，毫无疑问，阿尔·芒格也有同样的焦虑，不过作为平衡，他在家里也投入了支援战争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查理的父亲激动了起来。他开垦了一个巨大的胜利花园，雇了一个侄子做帮手。后来还找到了在当地的耶稣会学校任职的牧师做合作伙伴，对方在乡下有一片土地。为了吃到培根和其他猪肉制品，他们一起养猪。这些当时可是稀缺物品，因为大量的肉制品都运到海外作为军粮。不过，当他们的猪长大时，猪肉制品已经回复到了正常的价格。
“那可真是非常贵的培根， ”查理笑着说，“我认为爸爸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他喜欢养猪。 ”
刚刚入伍的时候，查理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他的教育经历让他思考起了自己的未来。 “作为一名在犹他州帐篷里的小兵，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下，我记得和某人说我想要一堆孩子、一幢房子、房子里有很多书，还有足够的财富可以过上自由的生活。 ”
芒格参加了部队统一分级测试，发现考到120分就可以从士兵升为军官。查理考了149分，比标准高许多，很快就被提升为少尉。
最初他被派往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后来又转去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一所著名理工科私立学校———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进行气象学培训。用通俗的话来讲，他就是一名气象预报员。查理第一眼看到帕萨迪纳就知道自己喜欢这个新环境。
帕萨迪纳是一个环境优雅的古镇，镇上到处都是西班牙殖民风格的楼房，紫色蓝花连绵不断，气味芬芳的桉树和胡椒树遮天蔽日。一百多年前移居至此的中西部人在这里建造了美轮美奂的教堂和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就像他们在家乡所享受的那样。当时的环境污染还不像现在这样严重，远处的山脉看来近在咫尺，简直伸手可及，一直延绵到洛杉矶这个生机勃勃、外来人口云集的大都市西边。
“南加州和奥马哈很不一样，看起来更大更好玩，是我热爱的城市。 ”他说。
芒格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个室友也令他印象很深。一个叫亨利·马格宁，是著名犹太教改革家的儿子。第二个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授，以教神童而出名。还有一位则来自一个科学家发明家的家庭。“他们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为人和家庭背景都很有趣。 ”芒格回忆道。
天气预报员培训结束后，芒格被派往又冷又黑的阿拉斯加，不过据他本人描述，并不十分危险。查理指出他的经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惨重的伤亡完全不同，美国在战争中一共有292 000名士兵阵亡， 672 000人受伤，还有140 000人入狱或宣告失踪。
战争打断了他的教育，但查理说对于他的影响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大。“我觉得我认识的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不超过15个。这不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或是南北战争中的美国，整整一代年轻人都死了。我从来都没有投入到任何军事行动，一直驻扎阿拉斯加西部的一个城镇，行动离我再遥远不过。 ”
就好像芒格逃过了大萧条时期的贫穷和艰难一样，他也由于担任了重要的非战斗性工作而得以远离战场。不过，军中生涯让他磨炼出了一门日后非常重要的技术———打牌。
“在军队里和当小律师时的打牌经验锻炼了我的经商技巧， ”查理说，“你必须学会的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及早认输，而如果有大牌在手，就要下重注，因为你不常拿到大牌。机会出现，但不是经常的事，所以一旦它降临就要紧紧抓住。 ”
芒格调派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正巧妹妹玛丽也在附近的斯克利普斯学院就读。她把查理介绍给了一位名叫南希·哈金斯的女同学，她家里开了一家鞋店，专为帕萨迪纳的有钱人服务。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对于战争的恐惧和伤痛中，年轻的恋人随时都面临长期甚至是永久的分离，故事变得极端浪漫起来。年轻、战争、恋爱，这些要素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第一个南希读的是斯克利普斯学院，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孩，来自同样活泼、讨人喜欢的哈金斯家族， ”莫莉说，“她任性而骄纵，和一位来自奥马哈的沉默、踏实、书呆子式的女孩同住一屋。室友有一个哥哥起初在密歇根读大学，后来被派到加州理工学院。他们相遇，然后不顾一切地结了婚，那年他21岁，她19岁，全然不知道自己在干吗，两个人都心高气傲。战争年代的年轻人，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
几年后他们才认识到这场婚姻的确是一个错误。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和许多年轻的战后夫妻一样，根据《美国军人权利法案》寻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开始正常的家庭生活。
虽然那时芒格已经去过好几所大学，上过好几门高等课程，他还没有拿到过一个大学学位，但这并不能阻挡这位22岁年轻人的勃勃雄心。 1946年在他从部队退伍之前，查理就和父亲一样申请了全美国最古老也是最优秀的学校———哈佛法学院。查理遵循了家族传统，而且考虑到他的水平，尤其是在某些方面的特别欠缺，法律看来是他的最佳职业选择。
“军队进行过两项考试， ”他说，“一项是智商测试，还有一项是动手能力测试。我的智商分数非常高，而动手能力则得分很低。这也印证了我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我的空间分析能力跟其他能力相比非常弱。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去做外科手术，绝对成不了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戴维斯医生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我敢保证在我所欠缺的动手能力上他会得分非常高。 ”
至于他原本的大学专业———数学，虽然查理在上过的数学课上表现都不错，不过他知道自己绝对没有他最好的老师那么天才。他记得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热力学教授大步走进教室，连着好几个小时在黑板上飞快地写各种非常复杂的方程式，边写边滔滔不绝地解释。查理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厉害，如果要在知名大学里担任教授，至少要像那位教授那样才行，而查理并不想投入一个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顶尖人才的行业。
虽然阿尔·芒格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查理却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由于家里好朋友罗斯科·庞德的介入，我才得以在院长反对的情况下被录取。 ”芒格说。
土生土长的内布拉斯加人庞德是哈佛法学院的退休院长。从家人口中查理知道庞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天才，他在任的时候很少召开职工大会，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更好。当芒格被拒绝后去和庞德商量，院长警告查理老院长也会赞同要进法学院就必须先完成大专的课程。芒格回答说： “走着瞧吧。 ”
当芒格去拜访庞德，请他帮忙的时候，庞德看了芒格已经修完的那些课程的成绩单，觉得相当优秀，就联系了现任的法学院院长。通过关照，芒格被录取了。
哈佛的灵活性名不虚传。查理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因为在班上排名第二，拿到了400美元的奖学金。然而，回顾往事，查理认为自己当时虽然为进入哈佛法学院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于生活却没有足够的心理预期。
“我来哈佛前受过的教育少得可怜，学习习惯散漫，也没有学位。 ”
喜诗糖果75周年庆的时候，芒格和巴菲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回答观众的问题。一名喜诗的员工问两人他们最重要的学校生涯是哪一段。
“我匆匆忙忙地上完了学， ”芒格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沃伦，我觉得你也算不上。我通过自学学到的更多，一生中常常都是这样。我通常更喜欢那些已经离世的伟人多过活着的老师。 ”
巴菲特承认他去读大学的主要目的是“走出去” 。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作为投资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不过他也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在传奇投资家本杰明·格雷厄姆门下学习是他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查理·芒格曾经形容自己在放肆无理方面有黑带水平，也许就是这个特点让他能够应对各种挑战。他出生于法官和律师之家，一生都像个律师那样思考问题。他还很有主见，几乎到了傲慢自大的地步。如果教授叫他起来回答一个他没有准备过的问题，芒格会回答说： “这个案子我还没看，不过如果你给我案件背景，我就能告诉你相关法律条文。 ”
芒格后来认识到这种口舌之争非但愚蠢，还会阻挠自己在生活中前进。回想这件事情，芒格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表现得那么恶劣，不过他认为有可能因为这是家族遗传的特性，虽然他已经大为改善，却未能完全克服。他承认，事实上，他显然在应该表示谦虚的时候躲了起来。
查理在哈佛的一位同班同学，亨利·格罗斯后来成了洛杉矶著名的投资顾问。有一次一个熟人评价芒格说财富让他变得骄傲自大起来，他立即为芒格辩护： “胡说八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很穷，他一直都是那么目空一切的。 ”
芒格非常坚持己见，有时候还很冲动，不过幸运的是，他并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好市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查理“不是一板一眼的人。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观点，他不会对你板脸，而是准备继续下一个话题” 。
在哈佛的时候，查理和一个妹妹走得很近：卡罗尔到拉德克利夫来读书了。“我帮着照看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我给他喂干的婴儿食品，因为我对小孩的事情也不熟悉， ”卡罗尔说，“他也吃了，没有被我害死。 ”
芒格的第一个女儿莫莉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去的是拥挤的学生宿舍。 “我每天晚上总是把她的小婴儿床放到浴缸里面。那个床很小，放在浴缸里正好。 ”芒格说。
和在奥马哈念小学和中学时候一样，在哈佛芒格人缘也很好。他和各种不同的人交往。沃特·欧博拉，后来担任了犹他州立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和芒格一起在《哈佛法律评论》共事。有一次，他们两个在图书馆泡了好几天，检查一位欧洲学者写的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里面所有引用的内容。“四天后欧博拉说我们的情况让他想起自己冒着高温做装卸工的日子，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一名流浪汉，需要挣钱买食物。最后，那个流浪汉把一袋谷物扔到地上就走了，嘴里嘟囔着说： ‘去他妈的，我又没杀人，凭什么要干这么累的活！ ’不过欧博拉在《哈佛法律评论》待到了最后，只不过我仿效了那个流浪汉。 ”
芒格1948年从法学院毕业，同期毕业的金曼·布鲁斯特后来成了耶鲁大学的校长，埃德·罗斯柴尔德在芝加哥创立了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约瑟夫·富勒姆成为了纽约非常出名的律师。查理是全班335名毕业生中12位优异学生之一。
他和父亲讨论了回到奥马哈执业的事情，虽然查理可能在那里享受到众多关照，阿尔·芒格还是建议他不要回来，显然他认为奥马哈这个池塘对于查理来说太小了。即使奥马哈是一座富裕的小城，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有好几家农业公司，还有数不清的保险公司，查理所能做的还是不会让他觉得富有挑战性。
此外，查理陶醉在帕萨迪纳的氛围里，深深迷恋着加利福尼亚。查理、南希和成长中的家庭要回到西部去。
阿尔·芒格同意了，虽然他本人在加州有不太愉快的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去了洛杉矶，考虑搬到那里去。不过他被那里缺水少绿的情况吓坏了，断言道：“这个城市没有未来。 ”他回到了内布拉斯加生儿育女，孩子长大后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即使是芒格自己的孩子都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理会最终定居在这个全美国最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这件事相当奇怪。
“查理热爱马克·吐温和本·富兰克林。他是典型的中西部人， ”友人评论说，“他绝对不是非常适合海滩生活的人。不过洛杉矶是一个成长中的国际大都市，他的商业生涯和这个城市交织在一起。他并不是因为喜欢冲浪才搬去那里的，登山才是他真正的爱好。 ”
不过，遇到和家庭或者朋友有关的问题时，查理都很有冒险倾向。对他而言，洛杉矶是理智的选择。
“我并不是一个常常会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的人， ”芒格说，“我喜欢阿尔布开克，喜欢田纳西的纳什维尔，战争时期我在这些地方都待过几个月。我喜欢波士顿，曾经考虑过住到那里去。不过1948年的波士顿族内通婚的情况太严重了，要在那里发展很困难。在洛杉矶，我可以发展得更快。 ”
他是对的，洛杉矶的发展一日千里。到20世纪末洛杉矶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常住人口350万。那还只是在城区范围内。洛杉矶郡下面有80个城市、 1 000万居民。
虽然芒格有着中西部人典型的保守做派，他的老朋友说：“查理看起来并不很突出，因为洛杉矶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尤其是早年，很多人都来自中西部。 ”
对于南加州其实是他太太的家乡这点从来都不列入考虑范围之内。“我都不记得和她讨论过这点。 ”查理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莫莉·芒格认为，查理对于妻子的那些做生意的亲戚们很有兴趣，并不介意和他们住得很近。 “我爸爸一直都喜欢哈金斯家的亲戚们。他尊重并欣赏他们在鞋店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崇高的精神。他们事业成功、积极进取。他总是说他们的事业发展得多好，干得多漂亮。 ”
南希·哈金斯，就和查理自己一样，来自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庭，不过哈金斯和芒格是两种不同的家庭。莫莉说，她的曾外祖母“非常聪明而且勤奋” ，是她们高中里第一个学习代数的女生。 1890年在帕萨迪纳，她嫁给了一名皮鞋销售员哈金斯，也就是莫莉的曾外祖父。当时，帕萨迪纳是中西部那些百万富翁们非常喜欢的度假胜地，其中就包括箭牌口香糖的继承人。哈金斯开设了第一家自己的店铺，她负责记账，而哈金斯负责销售。后来在圣巴巴拉和棕榈泉开了分店。他们在帕萨迪纳南湖大街的主要店面后来卖掉了，不过他们唯一的孩子南希·哈金斯继承了发售的股权。 “我们手里的股票一直都很值钱。 ”莫莉说。
除了在生意上触觉敏锐，哈金斯家族在生活方面也眼光独到。“他们总是在一起狂欢喝酒，婚姻生活也都很如意， ”莫莉说，“他们结婚了，妈妈给儿子们都买了一件晚礼服。他们把衣服一团就去参加狂欢派对了。 ”
查理回到了这种活泼的环境并在1949年取得了加利福尼亚开业律师资格。他加入了洛杉矶赖特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后来更名为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公司在法律界相当出名，不过相对市里其他事务所来说规模比较小。查理的起薪是275美元一个月。他当时觉得相当宽裕，存下了1 500美元。
在加州安定下来后，芒格和在奥马哈一样，开始去结识各种朋友。
多数情况下，他和法律界保持紧密的联系。查理认识了古老的加利福尼亚家庭，也认识了试图在更宜人的环境中复制自身文化的中西部移民。渐渐地，他开始加入一些能帮助他认识更多人的社会团体，那些典型的城市绅士俱乐部，比如加利福尼亚俱乐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和沙滩俱乐部。
查理的父母保护他免受大萧条的侵袭，幸运的他又远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不过他的好运用完了。 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最幸福的10年，而芒格却经历了无疑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岁月。
“我想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就离婚了， ”温迪·芒格说，“我不记得他住在家里，只记得每个周末他来接我们。离婚是件可怕的事情。泰迪是9岁那年去世的，当时我5岁，莫莉7岁。 ”
因为年纪稍大，莫莉记得1953年父母离婚时的大部分事情。查理和第一个南希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而之后，“他们吵架、互相大吼大叫。瞎子都看得出他们不快乐。 ”莫莉解释说。当他们显然无法再住在一起了以后，“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非常得体。他们把所有正确的事情说出来，例如：我们在一起不快乐，需要分开。我们爱你们，这件事不会影响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
虽然父母离婚的时候她还只是个学龄前儿童，温迪·芒格却对一件事情非常确信。“离婚不是他的行事方式，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分开了， ”温迪说，“世界上简直没有比他们更不合拍的夫妻了。他们结婚的时候根本就是小孩。 ”
和许多家庭一样，孩子们不能完全理解是什么造成了父母间不可调和的差异。一个是严肃的年轻律师，另一个则追求自由的灵魂。不过他们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结束了这段婚姻。
“他离婚后什么都没了。 ”莫莉接着说。她妈妈住在南帕萨迪纳，虽然查理不和她们一起住，他努力让孩子们意识到他还是她们的爸爸，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负有责任。
“正式离婚的时候，泰迪说，我要和爸爸一起住， ”莫莉回忆道，“他没能够实现这个愿望。 ”
虽然身在加州，远离故土，芒格还是遵循在奥马哈学会的道理支撑自己度过了这段日子。 “他住在大学俱乐部条件很差的单身汉宿舍， ”莫莉说，“不过他并没有一蹶不振。每个星期六他都会高高兴兴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带我们去动物园、骑小马、探望他的朋友们。 20世纪50年代离婚不是常有的事情。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和别人相比，自己的生活从精神层面来说是不完整的。他开着一辆丑得要命的车。他在穿着上总是很有自己的风格，不过这辆车让他看起来穷困潦倒。这辆黄色的车后来又用廉价的油漆重新漆了一遍。我记得有一次在大学俱乐部上车的时候问他：‘爸爸，这辆车太难看了，简直就是一团糟。你为什么还要开它呢？ ’他回答说： ‘为了防止小偷。 ’ ”
查理和第一个南希分开没多久就被告之他们的儿子泰迪患有严重的白血病，这也是夺取泰迪外祖父生命的疾病。查理惊呆了。这和他经历过的和梦想过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他知道如何抚养儿子，做一个慈爱的父亲，正打算自己从头全部做一遍。 ”莫莉说。不过至少在泰迪身上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
泰迪生病期间，查理和妻子想尽一切办法去找最好的治疗方案。当时，患有血液病的孩子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如果是现在，白血病的孩子完全治愈的机会就很大。
“要知道，那可是20世纪50年代初， ”哈尔·博思威克说，“他们没有任何治疗白血病的方法，什么都没有。骨髓移植是天方夜谭。即使是现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不过多了很多选择而已。但在当时你只能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死去。 ”
先是离婚，然后是泰迪的病情，这些全面影响了芒格的生活。“那时没有医疗保险， ”芒格说，“我要支付所有的费用。无论是父母还是祖父母，在白血病病房都心如刀绞。他们都会离开人世，在那个时候是百分之百的事情。我常常在想专家们如何能在如此高的死亡率面前一次又一次坚强地尝试治疗孩子们。 ”
朋友李克·古瑞恩这样描述29岁的芒格悲伤的程度： “他说他的儿子正躺在病床上慢慢死去，他走进去抱了他一会儿，然后跑到外面沿着街道边走边哭。 ”
不过芒格还是尽量过得正常。离婚后，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为他介绍了一位年轻的离异女士南希·巴里·博思威克，她也有两个年幼的孩子。查理和第二个南希开始一起带着孩子们郊游，第一次远足期间泰迪也去了。
“我知道他病得很重，就快死了。 ”哈尔·博思威克说。哈尔和泰迪差不多年纪，查理和南希带孩子们去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旁的一家私人海滩俱乐部的时候两个男孩相见了。那家俱乐部被竞争对手起了个难听的名字叫“不祥的五十” ，因为他们的成员人数保持在50人。第二个南希的家庭多年来都是那里的会员。
“我还记得有一天和泰迪一起到了那里，那差不多是他生命的尾声了， ”哈尔回忆道，“我问他想不想去玩，他说： ‘不，我真的不行。我太累了。 ’他那个时候，你知道的，不用说也猜得出，有哪个9岁的小男孩不想去沙滩边玩呢？他真的是太虚弱了。 ”
1955年，确诊后的第二年，泰迪·芒格过世了。 “我想象不到生命有什么经历比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一点点死去更糟糕的了， ”芒格说，“到他去世的时候，我的体重比正常时候轻了太多。 ”
哈尔·博思威克说，对于别的孩子来说这件事情是超现实的。“我没有一点关于去葬礼之类事情的印象。我甚至不知道莫莉和温迪有没有去。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办葬礼。泰迪就那样消失了。 ”其实人们为泰迪办了一场小型的宗教仪式，因为南希和儿子们当时还不是家庭成员，就没有参加。
虽然大人们早有了心理准备，泰迪的死还是震惊了他的小妹妹们。“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会死， ”温迪说，“他死后，我们每个人9岁那年都提心吊胆地，直到10岁生日才松一口气。这么做很傻，不过后来我自己孩子9岁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这种感觉。 ”
随着查理搬往俱乐部和泰迪的过世，当年芒格在帕萨迪纳南边艾芝伍德大道上建造的这幢舒适的三房两卫的小洋房变得空落落的。这是一条安静的道路，周边都是温馨的小屋和参天的大树，距离温迪现在的家只差一个街区。这么多年后，莫莉和温迪开车经过的时候还是觉得那是一幢悲伤的房子。
“我和莫莉在那里住到1957年，妈妈再婚了。 ”温迪·芒格说。
查理的前妻嫁给了一名放射学医师，他是泰迪·芒格生病期间参与会诊的医生之一。莫莉和温迪觉得妈妈再婚绝对改善了她们的生活。她们从艾芝伍德大道的普通小屋里搬到了一幢大很多的房子里。隔壁就是西桥女校，很快莫莉和温迪都进了那所学校就读。现在他们住在一幢“大房子”里面，有阁楼，有地下室，还有很多房间。 “这对于9岁的小女孩来说是非常棒的事情， ”莫莉说，“爸爸也结婚了，有一个孩子即将诞生。我们的继兄哈尔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是个捣蛋鬼。我就知道他相当有天分。他和我一样大，是个反应很快，一分钟一个主意的孩子。继父更像是爷爷。他有自己的孩子，比我们都大，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他非常宠我们。爸爸经常会来接我出去。我一度认为这是坏事变好事，真的很不错。 ”
弗里曼医生是一位当地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每个星期会在当地俱乐部演奏手风琴，也为当地校乐队服务。生活变得光明起来。温迪·芒格不记得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之间的过渡阶段，不过很快她就感觉到了好处。
“我总是说自己左右逢源， ”温迪说，“我马上就有了很喜欢的两个继父继母和数不清的亲戚，这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爸爸和妈妈都对对方评价很高。我太喜欢成为大家庭的一分子的那种感觉了。 ”
76岁的时候，芒格回顾那些岁月，发现时间带走了一部分痛失爱子的那种苦楚。如果没有的话，他说，他简直不知道人类如何存活下去。芒格坚信，在尽他所能应对泰迪之死这件事上，他所做的是唯一可行的理性选择。“你永远都不应该在面对一些难以置信的悲剧时，因为自己失去信念而让一个悲剧演变成两个甚至三个悲剧。 ”至于谈到婚姻的结局，这些年的经历让芒格对于此事也有了一个成熟的看法：
一旦我吸取了教训，就不会花很多时间后悔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不会跟过往纠缠不休。毫无疑问32岁的我会比22岁时更懂事，但我不会有任何非常懊悔的感觉。我们虽然分手了，但婚姻为我们留下了好孩子。我想我的前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更加快乐。
多年后，芒格将婚姻和投资的过程进行了比较，虽然也许并没有特指自己的亲身经历。 “生命就是一系列的机会成本， ”查理说，“你应该和能方便找到的最好的那个人结婚。投资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
这一实用主义的论调掩盖了他对自己第二任妻子南希的衷心，当然也为芒格最终找到快乐生活前所经历的那些麻烦和伤痛蒙上了面纱。第二个南希坚持认为查理是非常感性的，只不过对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有一种“过度焦虑” 。南希和查理的第一个儿子小查理·芒格暗示说他爸爸的强项是能够坚决地告别过去一路前行，这其实也是他的致命弱点。
“他的儿子死了，婚姻完结了，一大笔钱也没了， ”小查理说，“他只是远离那些负面情绪。爸爸告诉自己悲天悯人是没有用的，不要再回头。如果他能更多地面对这些情绪，他可以在有些方面应对得更好。我爸爸如果在一个城市或是一家餐厅有过不好的经历，就再也不会去第二次。我则会再试一次。 ”
当然芒格还是又一次尝试了结婚，在第二次婚姻中，查理说：“妈妈和爸爸都找到了第一次婚姻中缺乏的东西。 ”
查理拥有一个大家庭的梦想即将实现，芒格下定决心要好好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他知道要赚到足够的钱，就必须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办案上。他已经是一名按时收费的律师，渐渐地出于对额外收入的需求将他带入了商业世界。
“他总是对钱很感兴趣， ”莫莉回忆说，“他对于理财总是很擅长。他投资股市，兴趣十足谈论业务，虽然现在看来他当时几乎破产。我知道他开一辆破车，不过我从来都认为他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呢？他就是有那种气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流的，最好的。他要在房子上造一个露台，要给岛上买一艘船，要造一座房子，造很多公寓。他对于自己的那些项目和未来充满热情。这并不像是因为将来而否定现在的自己，关键是今天的事情是多么有趣，看到它们一点一点建立起来是多么有满足感。参与那些时刻是如此充满乐趣。这是他一直跟人们表达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