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原则上禁止基于高龄的强制退休。于是，退休不再适用于大学终身教授。然而，庆幸的是，在我1996年（60岁）患上心脏病之前几年，康奈尔大学制定了一种“阶段性退休”（phased retirement）制度。我决定利用这一制度，听从医生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为更年轻的学者们让路。因此，随后的五年里，在全退之前，我只教半个学年的课，不再接受新的研究生，停止一切行政工作。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每年半年待在康奈尔，半年待在东南亚。但那时，我依然被印度尼西亚拒之门外，因此我决定在曼谷落脚，从那里到东南亚各国的首都很容易，离中国台湾、日本和印度也不远。这样一来，夏天和秋天我依然能够在康奈尔富丽堂皇的图书馆里勤勉工作，但却可以逃离伊萨卡漫长、黑暗的冬天和冰冷的春天。
两次令人愉快的活动向我证明，很多人认为我的事业行将结束。1998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为我颁发了年度“卓越终身成就”奖。一位朋友建议，我应该在领奖词中讲一讲亚洲研究，同时更概括地谈谈区域研究。我告诉听众，把区域研究专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区别开来的是我们对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然后我轻轻地把我的两个十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养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讲台上站在我身旁，以表明我的意思。济济一堂的亚洲研究专家们报以赞许的掌声。我简直幸福得想哭。
2000年，我因对亚洲研究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了年度福冈学术研究奖，这个奖通常是颁给即将或者已经退休的人。非常侥幸，当年的大奖颁给了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托尔，他在没有经过审判的情况下，被苏哈托独裁政权关押在巴鲁岛（Buru）上的劳改营长达十二年。事实上，在苏哈托政权的最后十年，普拉姆迪亚曾多次被提名这个奖，但福冈非常害怕日本外交部，日本外交部非常害怕苏哈托，所以没有给予这位印度尼西亚人当之无愧的认可。[14]不过，最后还是得益于福冈委员会，在多年的半地下通信联系之后，我们现在有了一次一起待上几天的机会。
对于很多人而言，退休是一段相当痛苦的时光，至少刚退休时是如此。没有了规律的工作日程、不再时常与同事和朋友开怀畅饮以及定期打高尔夫，日子似乎非常漫长。但教师和学者经常是例外。即便不再教学，他们还可以参加会议，发表演讲，写文章，写评议，甚至写书。很多人与之前的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师生纽带是某种可以覆盖世界的东西。这样一来，学术界的退休人员也可以追随新趋势，寻找新研究议程，发现可供思考的新问题。事实上，他们比自己的年轻同事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年轻同事们深陷行政事务、委员会分配的任务、教学和建言献策之中，有时候还得巴结掌控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愿意，退休人员也可以让自己摆脱学科和体制约束，回归在遥远的过去未能完成的项目。
自2001年退休以来，我已经进行过多项探索。十多岁的时候，我经常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虽然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天赋。但是，当我启动最终成为《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2005年）这一项目的时候，我童年时代的文学本能被唤醒了。我总是对无政府主义者抱有一种强烈的政治同情，一度给康奈尔大学的本科生开过有关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的课程。但是，唯有意识到菲律宾历史上最让我感兴趣的时期——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与马克思去世和列宁崛起之间那个时期几乎完全重合，而当时正值国际无政府主义声望和影响的巅峰时期，我才开始看到一条使早期反殖民民族主义“全球化”的道路。
我也因为菲律宾民族主义历史编纂中的本土主义转向感到相当沮丧。1960年代之前，它基本上是一种传统的历史编纂，主要基于西班牙或者美国的档案资料和其他文献。后来，它开始批评这些文献中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偏见，提出了一种基于“我们的材料”的“本土主义”历史，比如口述史。这种内向型的历史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世界其他各地，殖民主义的西班牙和帝国主义的美国除外，它们将受到谴责。然而，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正在侦破第一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者与这些人之间的各种世系关系：巴西、法国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古巴民族主义者、俄国虚无主义者、日本小说家和左派自由分子、法国和比利时的先锋派作家和画家等等。很多人都是被电报联系起来的，这种最早的通讯技术让信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传遍全球。
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19世纪小说家的天赋，详细描述研究资料的最佳方式就是采用他们的方法：快速变换场景、阴谋、巧合、书信，以及使用不同形式的语言（比如混合正式与非正式语言、标准语与方言）。我一直很喜欢这些小说家为他们的章节起一个煞费苦心、充满悬念或者高深莫测的标题的习惯，因此决定以一种完全非学术的方式鹦鹉学舌。甚至让很多读者困惑不解的《三面旗帜下》这个标题，都是对我童年阅读的一种致敬。我和罗里都曾沉迷于一个没完没了的19世纪晚期男童系列丛书，其作者是一个叫作亨蒂（G.A.Henty）的英国超级帝国主义者。这些小说惯常的男主角是一个勇敢的、品行端正的、性冷淡的英国男孩，他的奇遇带他走遍世界（好像丁丁[Tintin]没有幽默感的前辈）。我们最喜欢的小说之一题为《两面旗帜下》(Under Two Flags)，故事中男主角最终同时在一艘英国船和一艘法国船上担任侍者。
19世纪小说经常有很多插图，因此，我生平第一次把很多照片放进了我像小说一样的学术著作之中，其中包括令人钦佩的西尾末广（Nishio Suehiro）的一张十分出色的照片，他蓄着胡须，戴着领结，身着三件套正装。26岁的时候，成长于四国岛的他成为了自由都市报《东京拂晓新闻》(Tokyo Akatsuki Shimbun)的一员，并且很快就升任了总编辑。因为他的报纸抨击了明治政府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压制，他本人声名鹊起，自然就被投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写了一部在年轻人中获得巨大成功的小说。刚一获释，他就动身去研究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前往旧金山的船上正好碰见了何塞·黎刹——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和伟大作家。在共同穿越太平洋、美洲大陆和大西洋的旅行中，他们成为了朋友。
回到日本之后，西尾写了一本大部头的书，题为《风暴残余》(Remains of the Storm)，其中的男主角——祖籍日本，但曾一度生活在菲律宾——显然反映了黎刹的勇气、智慧和苦难。他成为了一名自由派的国会成员，后来又成为国会发言人。但他年纪轻轻便因癌症殒命了，就在黎刹在马尼拉被处死之前几个月。
我的青春期的第二重回归，是重新燃起的电影热情。作为一个重压之下的全职教授，我几乎没有机会去追踪当代影片，而且无论如何，偏僻的伊萨卡在很大程度上是摆脱不了好莱坞永远的乌烟瘴气的。但是，大约是在我半退休的时候，高质量的亚洲电影开始惊人崛起，从伊朗到韩国，从日本到马来西亚和暹罗，以及以杨德昌、侯孝贤和蔡明亮为中心的著名的台湾三人组。没有人能比年轻的泰国天才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更让我感兴趣，他凭借《祝福》(Blissfully Yours)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三年内两次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高奖项。后面一部影片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第一个部分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士兵与一位年轻村民之间的爱情故事，第二个部分讲述的是这位士兵与村民变成的“老虎萨满”（tiger-shaman）之间的森林奇遇。
讽刺的是，阿彼察邦的影片从未获准在暹罗本地进行正常的商业放映，他陷入了与曼谷的弱智审查官的持续斗争之中。因此，为了好玩，我写了一篇讨论《热带疾病》本身的长文，但主要是关于不同观众的反应（村民、傲慢无知的所谓曼谷万事通、学生、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等等）。结果证明，农村人比都市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了影片不得不说的东西。2006年7月，这篇文章被我以前的学生穆康·翁帖撒（Mukhom Wongthes）译作了“这个畜牲究竟是什么鬼东西？”（Sat Pralaat arai wa?），载于《斯拉帕·瓦达那探》(Silapa Wattanatham)。三年后，这篇文章以《离奇畜牲的离奇故事：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在泰国的反响》（“The Strange Story of a Strange Beast：Receptions in Thailand of 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为名重新发表，载于詹姆斯·匡特（James Quandt）编辑的文集《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后来我也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加入了反对曼谷弱智的斗争。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第一次遇见了阿彼察邦，很快就与他成为了好友。（《想象的共同体》泰语译本那赏心悦目的非学术封面，就是由我的新朋友设计的。）
非常碰巧，阿彼察邦在2006年军事政变之后不久一举成名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我之前从未见过的泰国女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活动家四人组。伊达荣·那·阿瑜陀耶（Idaroong na Ayutthaya）是一位长期的活动家和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创办和编辑了《阅读！》( Aan/READ！)，一本在我看来远胜任何其他东南亚公共知识分子期刊的刊物。她是梅·因伽瓦尼伊（May Ingawanij）的密友，梅主要是在伦敦长大的，现在是威斯敏斯特学院（Westminster College）的一名优秀老师，迄今为止关于整个东南亚先锋电影的最佳撰稿人。穆康·翁帖撒在她的国家目前是一位杰出的、令人畏惧的评论家。我想为《阅读！》的读者撰稿，但我的书面泰语非常糟糕，所以，三位朋友轮流翻译了我的英语文章。最难的一篇文章是针对安诺查·苏薇查柯邦（Anocha Suwichakompong）令人震惊的先锋电影的分析，这部电影有个谜一般的片名——《俗物人间》(Mundane History)。
与此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在泰国学者与泰国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的世界之间，几乎没有智识或者其他方面的接触。这种情况是相当奇怪的，但我已经获悉关于它的几点趣闻。暹罗的顶级学者大多数都是在赫赫有名的国立大学工作——换句话讲，他们是某种层面的官僚。他们有头衔，大多数是曼谷人，可以接近更高的政治圈子。他们自认为属于国家精英。另一方面，电影制作者和艺术家通常来自各府，并没有高级学术学位，靠他们的智慧和才能谋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泰国学界看过阿彼察邦电影的人寥寥无几，仅仅因为他在世界各地获得的奖项才知道他的名字。
我突然想到，因为同样的原因，类似的情况很可能盛行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因为不同的原因——比如，日益加剧的学术和艺术专业化——一条类似的分界线似乎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部分地区。）无论如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电影制作界的好朋友——多亏有幸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退休。这一经历也已帮助我透过一架颠倒的望远镜看待大学的世界。曾经几乎填满了我视野的东西，现在似乎小得多了，远得多了，而且不那么重要了。
我退休后的第三个兴趣也是根源于我求学的青年时代。1962—1964年间，当我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日常活动之一就是每周逛一次因为一长排二手书摊而出名的一条街道。那是相当便宜地积攒有趣的个人藏书的大好时机。1957年底，当印度尼西亚独立，依然留在那里的荷兰人被最终驱逐的时候，他们中很多人都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因为他们的藏书太多太沉，无法带回荷兰。这些书大部分都是荷兰语的，其中有一些非常有价值，而25岁以下的印度尼西亚人中几乎不再有人懂荷兰语。1960年代初，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其结果是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唯有靠腐败才能生存，或者变卖自己的财产，包括旧书和旧杂志。通常，当年长的藏书家去世的时候，他们的子女因为对父母的爱好不感兴趣，对继承下来的藏书同样不感兴趣。
有一天，我淘到一本异乎寻常的书，题为《火焰和灰烬中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dalem api dan bara/Indonesia in Flames and Embers)，它是1947年在荷兰人占领的东爪哇玛琅市（Malang）出版的，作者使用的是笔名“Tjamboek Berdoeri”，意思是“一根带刺的鞭子”。它含有对作者个人经历之精彩的、可笑又可悲的第一人称叙述，从旧殖民政权的最后一年，到三年半的日据时期，再到武装革命的前两年（1945—1947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印度尼西亚人所撰写的、关于这一大混乱时期的最好的书。
我向朋友们了解这本书，结果他们中只有一人曾听说过它，更不用说有人读过它，而这位朋友对“Tjamboek Berdoeri”到底是谁没有任何概念。我多次尝试再找一本，但都没有成功。我向自己许下诺言，有朝一日我将设法找到Tjamboek Berdoeri，但在1972年我被印度尼西亚驱逐之前，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熟人来实践这一诺言。但我没有忘记它。1964年我回到康奈尔的时候，我把这本书捐给了图书馆善本部，担心世界上不存在第二本了。（直到42年之后，我们的专家馆员才在堪培拉找到两本，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一本。）1999年我终于获准重返这个国家，我决定重新开始对于Tjamboek Berdoeri的调查，解开为什么写作于1947年的一部优秀著作到1963年就被彻底遗忘而且从未再版这个谜团。
在我的爪哇劳工活动家朋友阿里耶夫·查蒂（Arief Djati）的帮助下，在很多次错误的探寻之后，我最终发现Tjamboek Berdoeri就是桂泰青（Kwee Thiam Tjing）。在荷兰殖民政权的最后二十年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华裔印度尼西亚记者和专栏作家。在一些华裔印度尼西亚朋友的额外帮助之下，我们两个在2004年重新出版了这本书，补充了大量脚注，以方便没有殖民时代经验的现代读者阅读。
桂——我们之间习惯叫他爷爷（Opa/Grandpa）——来自一个可以上溯很多代的古老的东爪哇华人家庭。他生于1900年，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完全在荷兰语学校接受教育的华人青年之一，但他从未受过中学之上的教育，因为诺大的殖民地并没有大学。（他曾在晚年笑着回忆了他如何频频与他的荷兰和欧亚同学打架，并因此成为极少数有幸时不时痛打白人男孩而没有受到惩罚的“当地人”之一。）在一份短暂和不愉快的进出口公司工作经历之后，他转向了新闻业，并很快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人到来之前，他曾为多家报纸工作过。日本人压制一切媒体，除了少数几家由军部自己资助的报纸。
在日据时期和之后，他担任日本人设立的邻里协会（Tonarigumi）当地分部的负责人。为相互帮助和全民动员，这个协会在1940年正式建立，最初脱胎于诞生自江户时代的五人组制度（Gonin Gumi），其设立同样是为了互助，但主要是代表当局监视民众。（这套系统至今依然存在于印度尼西亚术语“Rukun Tetangga”中，意为本地睦邻小组。）在男人被囚禁和经常被杀害的时候，他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所在社区的荷兰妇女和儿童。
1947年之后，我们几乎就再没见过他，直到1960年，当时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随他的女儿一家三口去吉隆坡。1971年，他回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为印度尼西亚报纸《伟大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Raya)撰写连载自传。1974年1月，该报被苏哈托查禁。数月后他去世了。我和阿里耶夫把连载故事辑成了一本很成功的书，以《成为一根带刺的鞭子》(Mendjadi Tjamboek Berdoeri/Becoming a whip with thorns)为题于2010年出版。我们做的研究越多，桂的1947年大作消失之谜就越容易理解。我们得出的结论包含两个基本要素，非常有趣，值得详述于此。
第一个因素即《火焰和灰烬中的印度尼西亚》是用一种非凡的语言组合写作的。虽然其基本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但一些部分是用东爪哇地区爪哇人使用的汉语方言写作的，书中有很多巧妙模仿殖民地荷兰语和闽南话的短语，还有少量英语甚至日语词汇闪现。桂从未使用的一种语言是汉语官话。他以不认识汉字这一事实为荣，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爱国者。1926年初，他因为为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人（Atjehnese）一年前的未遂叛乱辩护而被送进了监狱。1926年底，年轻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毫无成功希望的起义。在他获释的时候，桂目睹了干部们进入雅加达芝槟榔（Tjipinang）监狱。他曾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殖民当局监禁，入狱时间比将在1945年成为第一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更早。
所有这些语言的使用（使得该书几乎不可能被翻译）并不是随便的或者任意的。桂转换语言通常是为了讽刺的目的，或者为了显示他在那些年间所注意到的群众的对话。有时候他也为了富有诗意的或者悲剧性讽刺的目的而使用技巧。比如，他在一个地方使用了“Of Romusha, of Tjaptun”这一复杂表达。它是一对荷兰语单词“of”（意思是“要么/要么”）、日语单词“Romusha”（日据时期被征召的强制劳工）和闽南语“Tjaptun”（十个荷兰盾/金币）的混合体。这是一句尖言利语，意思是“金钱是地狱里最好的律师”。在别的地方，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可怕场景，革命者正在折磨或者杀害被怀疑替荷兰人当间谍的印度尼西亚同胞。他令人毛骨悚然地写道，受害者头颅被击碎的声音就像金属的大釜锣（kenong）和小吊锣（kempul）——爪哇加麦兰管弦乐队的主要乐器——的声音。
第二个因素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结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和国为建立一个值得国际认可的现代国家所做的努力。一方面，新的国家为其民族身份和“世界地位”感到骄傲，成功地强制推行了一种垄断版本的印度尼西亚语。而此前，甚至在民族革命期间，印度尼西亚语也会根据其言说者的社会或者地区背景而变化。国家现在不赞成其他语言的任何沾染，甚至包括爪哇语。拼写系统也被标准化了——这是殖民政权曾试图强制推行但没有成功的东西。因此，桂那令人印象深刻的融合世界多种语言的写作是不能够接受的。另一方面，国家教育机构开始兜售一个1950年前历史的版本，它几乎全然忽视华人群体的作用，强调印度尼西亚人的光辉历史，以及荷兰人的邪恶历史。
桂的书显然是一个爱国者写的，但也显然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文主义者写的。在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愚蠢的、可怜的和令人反感的荷兰人，残酷的、心软的日本人，腐败的、慷慨的华人，无私的印度尼西亚爱国者和残酷成性的“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在荷兰人1947年夏天进攻玛琅的前夕折磨并杀害了桂的一些亲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鲜有来自任何群体的人愿意阅读这种不隐瞒真相、令人不安、结构复杂的书籍。因此，借用一个现代表达，它“消失了”。后来，苏哈托政权对华人社区的重压——关闭他们的报刊，废止他们的学校，禁止他们的大部分写作，把他们几乎彻底逐出政界——使得“消失”的影响更加深远。（在他独裁的32年中，苏哈托从来没有让华人担任过部长一级的职务，直到他倒台前夕。另一方面，他结识了十多个没有丝毫政治权力的华人亿万富翁。）只有在苏哈托政权垮台之后，桂的杰作才有可能被重新出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才有可能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