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关于胡适治学的范围，他自己总喜欢说“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文学”是他的“娱乐”。[1]因为他留学期间所学的是哲学，他最初成名的著作也是哲学。所以列“哲学”为百科之首。
但是胡先生为什么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呢？此事说来也不难理解。胡氏治学的态度原是最谨严的。成了大名之后，众目所视，那就使他益发小心。等到他搞中古哲学史时——尤其是佛教史——他不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他就不敢动笔。但是把佛教问题“彻底”弄清楚，谈何容易？一个神会和尚已够他忙一辈子了！
胡先生治学的态度是和冯友兰、顾颉刚诸先生不同的。冯、顾诸先生是举一反三。有点证据，就先把议论发了再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版就错误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则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号限制，坚守有论必有据的原则。所以就“无征不信”这一治学规律来说，胡先生绝对是当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的盛名之累。他出的书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错。胡适之治学，让人抓住小辫子，那还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别谨慎。
好多与胡氏很接近的后辈，在这方面都上了他的大当。在他的影响之下，大家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敢献丑。但是此事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陨灭”（publish or perish）、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三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枣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
加以现代的学问已与胡适当年不同。以前老一辈学者动辄来一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的学者能搞个“萧红女史”或“江青同志”也可名利双收。大家各钻其牛角，你不必钻得太深也就足够做个专家了。何必学胡大师去钻《水经注》呢？所以胡适那一套也是害尽苍生，他地下有知真应该饮恨黄泉。
就因为落笔千钧，所以胡先生写起文章来也慢得出奇。他时常告我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适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
吴国桢先生有一次告诉我说胡适之一定要回台湾。我问他，何所见而云然？吴说：“他（指胡氏）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吴氏那时在美国是靠讲演为生。他并且告诉我讲演的行情以中等城市最好，因为小城市听众出不起钱，大城市听众见多识广，你不算老几。只有中等城市——如新奥尔良、圣路易斯——那里的听众，又未见过世面，又肯出钱！
胡先生那时也偶尔去“中等城市”讲讲演。但是盛名之下，他不能胡吹。要篇篇讲稿都能传之后世，那他写起来就“极慢、极慢”的了。极慢、极慢，那就不能“谋生”了。
胡先生搞神会和尚永远搞不完也是这个道理。搞不完就拖，一拖二十年，再搞就兴味索然；《中古哲学史》也就出不来了。加以胡氏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生性又好凑热闹，一个题目未完，又赶着去搞另外一个热门。一个接一个，结果一个也搞不完。
胡先生在哥大当学生时就犯了这个大毛病。按理他那时应该规规矩矩搞“哲学”，把个“哲学博士”读完再说。他不此之图却丢下正当“庄稼”不搞，而去和陈独秀、蔡元培“捞鱼摸虾”。捞得热闹了，他就甩下哥大这个烂摊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时声名赫赫，《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适博士著”的头衔。[2]其实那时他在哥大的注册记录上仍然只是个“博士候选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赠博士”（Ph.D.Candidate），离正式学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这个“待赠”阶段一直维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纽约时才携来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3]，由杜威玉成，经过补交手续，始由校方正式颁予“哲学博士”学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注册时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学位的名字则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没有前例的。
一六
本来有胡先生那样成就的学者，博士不博士是无伤大雅的。老实说他那本论文，他在哥大的两位主要论文导师——杜威和夏德（Friedrich Hirth）都是看不懂的。胡氏一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足敌哥大一校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一个空头学位，原不值一提。笔者在这篇随笔式的文章里，本也犯不着多废笔墨。只是一般读者茶余酒后或不免要提出做谈助，好事者或不免要据此而乱事推测，所以笔者也就顺便根据史实，约略交代一下，以免流传失真。
为胡先生的学位问题弄出很尴尬场面的第一人是已故哥大东亚图书馆前馆长林顿（Howard P.Linton）先生。林氏为纪念哥大二百周年之校庆，于1952年开始编撰一本《哥伦比亚大学有关亚洲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目录》。[4]这本目录包罗万有，独独把“胡适”的“论文”“编漏”了。校园内一时传为笑谈。林氏也自认为一件不可恕的大“乌龙”而搔首不得其解。他是根据校方正式记录编纂的，为什么校方的正式记录里没有胡适论文的记录呢？
第二个为这一问题伤脑筋的是袁同礼先生。袁氏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5]，在他费时十年的编纂期中，袁氏受了无数的意想不到的骚扰。因为有许多“老博士”都是袁先生数十年的老朋友，大家都已“博士”了大半辈子。如今在这本新出的洋进士题名录中，居然录上无名，岂不糟糕？
根据袁氏所收的资料，截至1960年，哥大授予华人博士学位的人数为全美各校之冠。但是根据哥大所提供的正式名单，则退居第二共二○三名（伊利诺伊大学第一共二○四名）。因而在袁氏编纂期中，他交给我一个名单要我在哥大替他帮忙“复查”一下。在这名单中，想不到“胡适”也是问题人物之一！
袁先生分明知道胡先生是哥大1917年的博士，为什么哥大提供的正式记录上却晚了十年呢？笔者为替袁公帮忙，并为好奇心所驱使，乃自哥大“校史图书馆”（Columbiana Library）和其他有关部门，以胡适清查虚云老和尚的家世和年龄的办法，把胡适“老和尚”和其他十来位小和尚的度牒案底也彻底清查一遍。结果我替虚云老和尚报了个小仇。我告诉袁先生说胡先生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其他有关文件我就未向袁氏作不必要的透露了。我知道他处理这一问题相当棘手，因为那时大陆和台湾两地都以“打胡适”为时髦。袁氏少知道一点真相，反可减少他精神上的压力！这位诚实的迂夫子那时已被类似的问题弄得头焦额烂。如果别人再说袁同礼说的，胡适是个假博士，那袁氏岂不要跳楼？袁先生最后决定把这两个相差十年的年代在他的“目录”上并列，才结束了我二人这段小“考据”。
胡、袁两先生相继谢世之后，那些“胡学”研究员和“待赠博士”，惑于袁书而向笔者问难。我只告诉他们：“1927！”未及其他。那位专研“胡学”的哈佛博士格里德在他的《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6]一书中也就根据我的一句话而照抄无讹，又未注明资料出处。幸好他的论文导师是费正清教授，如果审查员是胡适或区区，他这种无征而信的记载，可能就要使他博士延期了。
一七
大凡一个人的一生总归会有几件“平生憾事”的。如果胡适之先生也有的话，上述小事可能也就是胡先生自认的“平生憾事”之一。当我在替袁先生“复查”之时，礼貌上我是不能向胡先生这位长辈直说的，但是道义上我又非向他报告不可。所以我只有在适当的场合和气氛里，慢慢委婉地向胡先生透露；胡先生也就逐渐地向我说明其中原委。每次向我解释时，他老人家都有点苦笑的表情。他的尴尬的情况，反而使我对他益发尊敬其为人。
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7]他对上述这一小插曲真可有一百种以上的解释而不感到丝毫尴尬。最直截了当的便是那时哥大根本没有看得懂他的论文的导师，所以学位才稽延了。[8]这也是百分之百的事实。但是胡先生是个深染于孔孟之教的书生，他没有“好官我自为之”的厚脸皮，所以他就为这宗小憾事而感到尴尬了。
其实“胡适学”里的这个小小学位问题是不难理解的。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美国所谓“常春藤盟校”领袖学府内，正统的“哲学博士”学位是相当难读的。以创出哥大成绩空前纪录的顾维钧先生，在哥大研究院也读了四年（实修五年）。顾氏的论文也只完成个“导论”。那时因辛亥革命的关系，校方鼓励他“返国服务”才特别通融毕业的，这是哥大校史中一个有名的“例外”。其他华裔名校友如马寅初、蒋梦麟、蒋廷黻、冯友兰、罗隆基、金岳霖等差不多也都是住校四年以上的。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胡先生放弃学位而急于回国的原因，实是个熊掌与鱼的选择问题。
胡先生在当学生期间已被陈独秀的《新青年》捧得大红大紫而全国驰名。1917年一纸北大聘书就强迫这位留美的“新青年”非在他的前途上作一抉择不可：立刻回北京大学做教授，还是留在纽约做老童生，再熬两年？到那时北大是否仍能等着他，就很难说了。面对这个现实，那时的留学生恐怕任何人都会选择前者。性好热闹的胡适自然更认为机不可失，所以也就卷铺盖回国了。后来事实证明他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之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国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
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氏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怜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里德博士就不了解这一点。他说当胡氏1917年返华之时，立刻觉察到自身为社会环境所幽囚，他所珍惜的价值标准受到了基本上的敌视（见格书第三三三页）。这是格君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作“想当然耳”的论断！他不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士大夫最崇洋的一段便是民国初年那一段！那时的美国留学生才真是说一不二。连袁大总统想做皇帝也要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德诺教授（Frank J.Goodnow）一言为定呢！
不特此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蔡元培的序文中居然把徽州的“解经三胡”说成胡适的老祖宗。因而人们觉得胡适对中国哲学之所以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实在是家学渊源，箕裘有自！蔡氏把胡氏当成别人的子孙，而胡氏亦默不作声，把别人的祖宗据为己有。这些都显示二十来岁的胡适对那浩如星海的古籍的研究，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
最可笑的是那时搞“胡祸”的草包，竟然不敢驳他。当梁启超把胡氏的荀子、墨子诸章捧得天高之时，这些反胡乡愿也倒捧他一场，说这些杰作，是胡适“剽窃先人”的。那个在一旁暗笑、无先人可以剽窃的青年胡适，因而胆子越来越大，信心也就越来越强了。
以上这些小事都不足为胡氏盛德之玷。读历史的人绝不可把那盛名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者看成大乘至圣或我主耶稣。在那种排山倒海的反胡阵营之前，一个才高八斗的浊世佳公子打点太极拳勉图自保，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也是绝对值得同情的。他不如此，反而不正常。试问出版了十六年的《传记文学》里不诚实的故事还不是所在多有吗？青年胡适的那点小花招是任何人所不能免的。纵使是春秋责备贤者，也不应苛责于他的。
一八
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所以胡氏托今改制的思想体系的发展，倒颇有点像早期宋代的“道学家”。道学先生们由儒入佛，再由佛返儒，终于驱佛入儒，因而发展出宋明的“理学”。而胡氏则由儒入杜，结果一发难收，有去无回，始终未能搞出如冯友兰所自吹的“新理学”，却做了一辈子的“实验主义者”。
冯友兰的“新理学”当然也只是吹吹罢了，而胡适之始终未搞出一套，实在也怪不得这位“藏晖先生”！
宋代的道学家学佛能去而复返者，因为那只是少数隐逸之士，躲在象牙之塔内，思想上的反反复复罢了。闭着眼睛在庙里打坐的释迦牟尼本来就是个死人。这些道学先生思想上的波澜也不是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当时的国计民生也不因这几位夫子思想上的波澜而随之波动。由农村去，由农村回，风潮是大不到哪里去的。
胡适就不同了。他要选择和吸收的对象已经不是泥塑木雕的如来佛，而是声光电气席卷而来的洪水猛兽。他所身历的社会，也已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那有六千年历史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崩溃，接踵而至的是个不可捉摸的工业文明。在这个文化交流、社会形态交替的大时代里，思想家们头脑里电波的变动已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思想的反复；相反的，那是反映实际的社会经济、文教制度、国内民生、国际政局，整个变动和改制的问题。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试看那在同一个国度之内，同一个社会形态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它和佛教的关系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对立与统一，也要经过大师数十人，历时数百载，才功德圆满的。以宋明理学的发展比诸今日文化的交流与社会形态的递嬗，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尤其是多重文化（cultural pluralism）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也不是胡适之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体系的问题。因为在今日的世界上乌托邦是无法生根的，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一定要与现实的社会变动相配合。要主观客观“里应外合”才能产生“新思想”，而在胡氏有生之年，这个里应外合的局面始终未形成，所以他的“思想”也就永远开不了牌！
一九
有一次一位原来学历史和神学的女同学天真地向胡先生说：“胡伯伯，我现在不学神学了，也不学历史了。我改学化学！”
“Good girl，good girl，应该学自然科学！”胡氏高兴地把她拉过去拍一拍，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在一边静立旁听，我深深感觉胡氏这句话不是为称赞那位小姐才说的。那是他的真心话。因而我心头立刻的反应便是：非改行不可！胡氏搞了一辈子还未搞出啥名堂来，况余小子乎！
事后我想想杜威会不会说这话呢？我敢说不会的。但是胡适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再翻翻胡适中西文著述目录，我也知道，的确，他“一辈子”真“不知道在搞些什么”，胡适之这样的一个聪明而用功的人为什么就这样“不知……什么”地“搞了一辈子呢”？他自己显然是当局者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搞了一辈子！
再看他下家。那位太太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止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