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四
胡适之先生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他的“训练”。可是“口述历史”对他却是个新鲜的玩意儿！谈到“口述历史”（Oral History），一般学者总以为是哥大教授芮文斯（Allan Nevins）先生一人提倡起来的，殊不知它是我国历史学里的老传统。
两千一百多年以前，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末期，东亚大陆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大政治谋杀案——“荆轲刺秦王”。荆轲原是燕国派往秦国商讨解决边界纠纷的大使，谁知这位荆大使在呈递国书时，忽然在地图内抽出一把刀来，搞出一幕追杀秦王的闹剧。
这一件所谓“图穷匕见”的暗杀案，从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数分钟。当时在场者除荆轲与秦王之外，只有一个医生夏无且在侧。夏医师手无寸铁，介入打斗之中，他只好用装药品的皮口袋向刺客打去，为秦王救命。他君臣二人最后总算把那位发疯的燕国大使制服了。
这样大的政治谋杀事件，不用说是当时东亚大陆的“头条新闻”了。外界人不明真相，新闻记者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便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什么“天雨粟、马生角、乌头白……”的传奇故事来。
后来数十年过去了，当事人也都死了。历史学家司马迁要写这段历史，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荒谬的传说。为发掘历史的真相，他可能也像刘绍唐先生一样，举办了个历史人物座谈会，敦请了夏无且医生的老朋友公孙季功和一位董先生来主讲。他二人都听过夏医生亲口说过这件暗杀事件的始末，现在司马公再访问他二人以明真相。最后他才根据这个访问记录，写出那比较可靠的惊心动魄的《刺客列传》来！
这就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口述历史”。《史记》里根据“口述”而写出的“历史”还可以数出很多条。司马迁那时虽然还不会使用“录音机”，“口述历史”的笔记记录，倒被这位杰出的史家充分地利用了。
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口述”传统，后来我国的史学界却没有认真地承继；因而这个埋没了两千多年的“文艺”，到二次大战后，才被芮文斯先生“复兴”了出来。但是在50年代出产的录音机，仍是个很笨重、复杂、一般人不太容易操纵的机械。白马社成立之初，我们就曾劝适之先生自己录音，交我们整理发表。胡先生迟迟不做的道理，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所编的小侨刊学术分量不够，使他迟疑；而他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不善于操纵美国“机器”，也未始不是原因之一。胡先生对一些复杂的机器是望而却步的，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就始终不会开汽车！
据胡先生告诉我，他在1917年回国时，汽车还不太普遍；等到他十年后重访美洲时，几乎每家都有一辆。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夫妇，居然也开着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使他坐在车中，心惊胆怕。
可是美国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像赛珍珠所说的“玩机器的动物”。相反的，有许多美国教授，笨手笨脚，望机器而兴叹的程度，也不在胡先生之下。记得当吴国桢先生应邀参加哥大“口述历史”之时，校方以吴氏当时是位是非人物，因而以海关“检疫”（Quarantine）的方式把他孤立起来，以期保持他口述记录的绝对机密。为着访问他，校方也扳请了一位守口如瓶的退休老教授来和他“密谈”。笔者当时虽被指派为该老教授的“技术助理”，但不许旁听。我把机器装好，就得“回避”。谁知这位老教授对机械毫无办法，没有我这位“修械士”在侧，他就无法录音。虽然我把那架机器使用表，向他详细解释，他仍然食而不化，真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这真使我丢尽‘面子’（face）！”老教授摆出个中国通的味儿，尴尬地笑着向我说。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了‘信念’（faith）！”灵巧的吴先生，信口答下去，真是恰到好处。
最后承他二老对我有faith，要求我坐在一旁，专司“录音”。对他二人“绝对保密”的对话，“充耳不闻”！
“唐君！”老教授有时在他们谈话的高潮时，半真半假地提醒我一下，“你不许听呀！”
“不听！不听！”我向他老人家保证。
但是我又不是聋子。他二人讲到有趣之处，我也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你又犯禁了！你又犯禁了！”老教授阴阳怪气地、无可奈何地望着我傻笑。
以上所说的只是“口述历史”访问录音的一部分。至于录音以后的“回放”（play back）、誊清、校对、节删、增补、考订等等，麻烦是搞不尽的。“口述历史”一本本地搞出来，也实在不太简单。所以胡先生试了一下，便说这是个professional job（专业性的工作），不是个amateur（非职业或“玩票的”）可以承担得了的。
为着写他自己的“口述”自传，胡先生总是向我叹息说，这工作有谁能承担起来，职业化一下就好做了！可是那时除胡公本人之外，我们都是有“全时”或“超时”工作的人，有谁人能来帮他老人家“职业化”一下呢？！
七五
天下事有时就有巧合。正当我们为口述历史职业化动脑筋之时，忽有一位前美国驻华记者罗拔·卜顿（Robert A.Burton）君自西雅图转来纽约。卜君于1949年脱离新闻界之后，便自福特基金会申请一笔研究费，留在香港访问中国共产党创造者之一的张国焘先生。工作经年，积稿数百页。这一份外人所不知的第一手史料，惹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
卜君之“计划”（project）原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出面“赞助”（sponsor）的。稿成之日，卜君经该校介绍来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Chinese History Project）从事校订工作，因为这个“研究部”原是哥大、华大两校联合设立的。[1]
笔者为着糊口，那时也在该部做个“半时研究员兼翻译”，因而与卜君朝夕见面。罗拔是位十分爽朗热诚的美国青年。我们个性相投，所以很快地便处得如兄若弟。半时工作不够糊口，笔者又在哥大“东亚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兼一个“半时助理研究员”，作为该所代所长C.Martin Wilbur（后取中文名曰“韦慕庭”）教授的研究助理。
“中国历史研究部”所“研究”的主题是“汉代社会史”；韦慕庭教授的研究范围则是“北伐”；而笔者本人有待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是美国内战期间的外交史。所以我那时的“研究工作”，说来可笑，我上午搞汉书，下午参加“北伐”，夜晚钻美国档案。一日三餐前后所“研究”的是三个毫无关系的学术题目！
好友罗拔对我这“一鸡三味”的研究方式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既然学位已快读完，就应赶快脱离这三个不同的“势力范围”，来自己招兵买马，像他一样做个“割据一方”的“小军阀”。
卜君之言可谓深得我心。可是“小军阀”又岂是容易做的呢？罗拔给我的建议是仿效他的办法，先找一位中国名人做访问对象，然后再向福特基金申请一笔研究费，组织个小“计划”。如此，我就可以自做一寨之主，无须再为人作嫁矣。卜君并说关于向福特基金申请补助，他可以帮很大的忙。第一，福特基金会的辅助政策正在向此方发展；第二，他的挚友包大可（A.Doak Barnett）君，正主持此事，他很有把握，不过要怎样去找访问对象（subject）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我告诉罗拔说，中国“名人”那时在纽约当“难民”的真是“车载斗量”了，不过我所认识的只有胡适之先生和陈立夫先生二人。卜君闻言大为高兴说他二人之中有一位答应访问就成。他说话的语气大有“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之慨，不过他认为陈立夫先生更具“诱惑力”。
立夫先生那时住在纽约郊外有六十英里之遥。我为历史的好奇心所驱使，虽也曾随老友张渊扬先生之后，去拜看过他一次，而我个人与立夫先生初无渊源，我又未尝加入过国民党。只有一面之缘，他老人家是否记得我名字还是问题。冒昧函请，未免荒唐。所以我就向卜君说还是胡先生对我比较适当，因为适之先生与我早已谈过多少次了。
“‘胡适’也绝对是个好题目！”罗拔说。所以我就向适之先生打电话了。
有关他的学生张国焘先生写自传的故事，胡先生这时还是第一次听到。至于哥大芮文斯教授“口述历史”进行的程序，他也不太清楚。当我把这些方面情形向他陈述时，胡公颇感兴奋，并夸奖我“有办法”！
胡先生和我谈了一整晚他自己的“传记”或“自传”写作应当采取的方式。谈得起劲了，他并找出本地图，用张薄纸蒙在上面，为我画了一张他故乡的地图。那是1956年的冬季。
根据卜君为我们的策划：先由适之先生和笔者共同拟定一个研究计划，言明进展速度和费用项目；然后由我二人联名向福特基金会递申请书，申请资助。我们的口味很小，但其中亦包括一部分胡先生的“研究费”，也可说是“生活费”吧。那时福特基金对中国研究，挥金如土，所以罗拔和我们都很乐观。
当胡先生和我把一切文件都预备齐全之后，却独缺“东风”。原来一切研究“计划”向基金会请款，一定要有个“赞助机构”。由这个机构来替你管账、打杂。而胡先生和我这个小“计划”应请什么“机构”来“赞助”呢？“中国历史研究部”？该部当时已接近尾声。加以主持人魏复古教授又因政治问题与哥大同事意见相左，校园之内一个“驱魏”的暗潮正在滋长。“中国历史研究部”之被迫迁，只是时间问题，它不可能“赞助”我们。
我们的另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便是“东亚研究所”了。当我把这“计划”告诉遇我极厚的老教授晏文斯先生时，晏先生和晏师母也都认为和“东亚研究所”合作是顺理成章的事。适之先生也认为那是“较适当的选择”，所以我才去看韦慕庭教授，希望他“赞助”！
韦慕庭翻一翻胡先生和我所拟的计划，立刻就说：“你来的时间正好！”原来他在组织一个更大规模的“计划”叫“中国口述历史计划”（或译为“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他叫我不要另外组织了，把胡适和我所拟的小“计划”就并到他的大“计划”里去算了。
这种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并吞小企业，大“计划”并吞小“计划”，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常规，是无法抗拒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我那时本不知道韦公已有此腹案，所以才去找胡先生自行组织的。我如早知他有此计划，我们也不会另行组织了。
胡先生和我这一小“计划”之胎死腹中，对我来说，并无关紧要，但是胡先生多少有点失望。
“Wilbur是学什么的？”胡氏问我，“他做得了吗？”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胡先生对欧美“汉学家”不大信任的内心感觉。他并要我找一份韦氏的“学历”来看看，并问他论文写的是什么题目。我告诉他韦氏论文题目是“汉代奴隶制度”，他的论文导师是魏斯特曼（William Linn Westermann）教授[2]。
“他是Westermann的学生？”胡先生惊奇地问我。
“是的！”我说。
“那，他可以做！他可以做！”胡先生对魏斯特曼教授倾慕的神情是十分真实的。他对魏氏的学生也完全信任。这也可以看出胡氏治学的门户之见。
关于我们那个“计划”小事，胡先生以后也就未再提了。我当然也失去了一个做“小军阀”的机会。其后在哥大竟一直做了十来年的“雇佣兵”，夫复何言！
以上这段小故事，笔者在哥大的一批同事们，资历较浅的，当然不会知道；年资较深的，可能也忘怀了！可是胡适之先生虽早已谢世，而当事诸人健在者犹多，口述历史，均可复核也！
七六
哥大这个“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在福特基金拨助之下，果然渐次形成了。我也被指派为胡公的助手，正式工作。胡氏也尽释前嫌，开诚与哥大合作。他要我拟订一个“访问计划”，我也就遵命拟订了一个志大才疏的“工作大纲”。
我计划的第一步是把胡氏有关他自传的著作如《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历年日记以及其他零星散文排个队，并择要整编一番；第二步我再以“访问”（interview）方式来填补这些著作的“空白”，作出个详细的“胡适年（日）谱”[3]；第三步再根据这个系统中的高潮，择要而做其文章——一方面我可以帮助“胡适”“口述”其“自传”；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可以根据这个系统和资料，从旁补充而评论之。
哥大已退休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先生（《红楼梦》和《阿Q正传》的译者），就反对人写“自传”。他说写“自传”的人，多半是自己“卖膏药”，“胡吹一通”。当然，“胡吹”的自传，实在太多了。有的甚至吹得太离谱了。
但是“自传”这个东西也是个“两刃刀”——它能帮我辈没啥可吹的人“胡吹”一泡；它也限制了大有可吹的人，使其不能充分地“自吹”。各政党的高层领袖们，新旧两派的尖端学人们……他们都大有可“吹”之道，但是写起自传来却不能自吹自擂。
所以“自传”和“传记”是两门不同的学问。“自传”是“史料”，人人可得而保存之；“传记”是“史学”，是有训练的历史学者的工作。写“自传”的人，其内容的真实性和所保存史料的价值，则是根据作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而定；他要凭自己的记忆力、组织才能、见识和私德来写作，信不信由你。
写“传记”的人则根据他的“职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和“职业道德”（professional ethics）而执笔。偏信无征，则是训练不足；曲笔厚颜，则是道德有亏。训练不足，是情有可原的；道德有亏，则其著作就是古人所说的“秽史”了。如果一位执笔人自信训练有素，而道德无亏，则为人作传，虽不中亦不远矣。所以笔者当时替胡先生所拟的“胡适口述历史计划大纲”是“自传”、“传记”两方兼顾的。我要把“胡适学”里面的资料，尽量发掘出来。发掘的方式是以老胡适做矿工，我做助手！
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这些真实而完备的第一手史料，让公正无私的历史写作者——包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笔者自己在内——在高度“职业道德”的标准之内，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当吹者，从而鼓之；当批者，则揪出而批判之。这才是学术界应有的批判态度。中国史学批评界，如尚有前途的话，愚意便认为这是唯一的可通之途！
“四人帮”说，写历史要“七真三假”。张春桥、姚文元这批文人，坏事做尽。但是他们却说出了一句做坏事的老实话。写历史的人们所怕的则是，所搞的全是“七真三假”，而嘴偏说是“全真不假”。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也会同意的，试问吾人今日读历史——尤其是近代史——有几本不是“七真三假”呢？！说良心话，这也是笔者当时对海内外捧胡、骂胡、批胡等等洛阳纸贵的大作，读后所起的反应。
胡先生看了我的计划书以后，也倒颇为欣赏，但是他说我的“计划”“Too ambitious（野心太大）！”那时他出长“中央研究院”的呼声已甚高，胡氏亦显然有意返台，他或许自知旅美时日无多，所以他嘱咐我把规模缩小。
这时已拿了资本家一笔小款的哥大当局，当然也希望早出点“货”，庶几可以向他们展示点我们的“产品”，好让他们继续“投资”。主持人对中文稿当然也毫无兴趣，认为应该完全省去。
“计划”我是遵命减缩了，中文稿也决定删除。但是我仍然主张采取“填空白”的原则，因为对已知道的部分，何必再去浪费时间呢？
再者，胡先生一世，学术之外，所见所闻亦多。那都是最珍贵的社会史料和政治史料。我们又何必自宥于“学术范围”之内呢？胡先生则认为既然哥大无意留中文稿，那么这一自传的作用只是向英语读者介绍“胡适”。如此，则不应采“填空白”方式。全文还是以有系统的综合叙述为佳。社会史料、政治史料，也就可有可无了。
我遵胡公之意三易其稿。胡氏再根据我拟的“大纲”逐条修正。他一条条地抄改下去，就誊出那件手书“自述大纲”来。
老实说，我个人对这个“大纲”的定稿，甚不满意；胡先生在匆忙中，拿起笔来且改且抄，也未加深思。我觉得这个自传的主要读者如果是洋人的话，那我们这种写法，对他们实在是隔靴搔痒了。洋学者中有几个人能了解什么《尔汝篇》、《吾我篇》呢？真能了解的高手，他们也就可以啃中文原著了，何劳阐译？
如果这个稿子以中国知识分子为对象，那就更无啥新鲜！老胡适翻来覆去，把这些问题已谈了几十年了；如今年老作自传还把这些陈锅粑烂豆腐再搬出来炫耀一番，也太没意思了。但是那时哥大急于出货，胡先生又有着摒挡返国的念头；加以《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也日趋严重，胡氏终日栖栖皇皇，自传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次要的次要了。我为四易其稿，再去找他老人家搞这个不急之需，那我也未免有点“不识时务”，所以我也就抱着“出点货再说”的心理，没有再去麻烦他。谁又想到，这本中国知识分子的马虎作风之下所产生的“未定稿”，后来竟变成《胡适口述自传》的孤本！
七七
根据上述这个“大纲”，我们的工作就在1957年的冬初开始了。首先由我携了部笨重的录音机——那时还没有袖珍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cassette）——到胡府“访问”。最先胡先生约我下午去工作，晚了就在他家中吃晚饭。胡先生也预备在我们工作之前做点“home work”（准备点“功课”）。可是我第一次携机访问时，他已抱歉地说他的“功课”被人打扰了，没有好好地做。
原来他出长“中央研究院”，久经酝酿，这时已正式发表。消息一出，我们的“口述历史”做起来就有困难了。“职业化”的“口述历史”是胡适之先生多少年的心愿。如今理想成为现实，他反而没有工夫做了。
“官场”这个东西在我们“东方”的社会里发生的作用太大了。胡先生在纽约的那个破公寓，以前虽然也访客盈门，但是一看去，便觉得它有“观光”气味，胡博士送往迎来，也很像游览区内、专门陪人照相的印第安酋长（Indian Chief），施施然也。
可是“院长”新职一发表，气氛就不同了。酋长大人倒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出入的客人却由轻松的游客，变为严肃的官僚了。这个观光区，也逐渐变成衙门重地。胡公馆门前所缺少的，也只是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
一个山野散人和一个一品大员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了。岂怪掌权者一登高位便不肯下来？苏丞相曰：“人生世上，位势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官”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华文化这个传统里所作的恶，实在太多了！
正当胡先生为着做官而忙的时候，笔者也正忙着找房子结婚。各忙其忙，工作就拖下去了。婚后我去看他，胡先生主张我们继续工作。只是他已没有太多时间“准备功课”了，就请我“多多偏劳”吧。所以当我们恢复工作时他只是零零星星地谈，我也就零零星星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