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查良镛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从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于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后政权可能落入别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开规定了接班人，这显然是违反毛泽东本愿的。所以如此，当然由于林彪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好像唐朝玄武门之变之后，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嘴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风暴”，他本人还上了暗杀名单。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过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1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2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3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整个大陆陷入反右、“文革”的灾难深渊时，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4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5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