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之时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接着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班子。开票那天，陈立夫作为唱票人，意外发现自己比主子蒋介石还多了四票。在旧中国，功盖主子，这是要遭殃的。陈立夫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在自己的得票数中抹去了一个“正”字。公布结果时，陈立夫尾随蒋介石，名列第二，自以为得计。哪知这段隐情有人暗中告诉了老蒋，还对此事作了添油加醋的描绘。这使蒋介石勃然大怒。此前，蒋介石就隐隐约约听到“二陈”十分自负的传闻，已构成了对他个人的威胁和挑战。“娘希屁，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想篡位，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蒋介石骂了一句。
事有预感。开完一中全会后，陈立夫虽然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睡不着觉了。两眼圆睁地望着天花板，没有睡意。眼中像是有个小松针似的支着，就是合不上眼皮儿。辗转反侧，他在想，选票比主子多不是好事，万一有人捅到了主子那里，事情就不好说了，俗语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隐隐约约感到蒋介石知道了此事，他从老蒋阴沉的脸上读出了不测。再说，这次会议，他和长兄都没有当选中央常委。他的中组部长也被换了下来。包括他的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都一一被撤了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应该说，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由弱到盛，由盛到衰。陈氏兄弟当然也逃不脱规律的约束。在蒋氏王朝中，他们已经从鼎盛开始了衰落。国民党五大就是转折点。这是公认的说法。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不久，有则消息传到陈立夫耳中，说是蒋介石要拘押他。他很愕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找到了长兄打听，陈果夫又向蒋介石的大秘陈布雷打听，确有其事。这时，兄弟二人在寒心的同时，都傻眼了。他们第一感觉是蒋介石太狠毒了，竟不念兄弟二人对他忠诚的一生。万般无奈之中，兄弟二人回到湖州老家搬来救兵，即叫二叔的遗孀姚文英，跑到蒋介石面前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陈其美生有两个儿子，真正属于嫡出的就是陈先夫一人。蒋介石不忘先烈厚恩，对其夫人十分照顾。1932年，陈先夫投考中央航校，体检一关未曾通过，他当即给蒋介石写信，表明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志向。蒋介石难拂其意，就把义侄塞入航校。结果呢？应验了“严是爱，溺是害”的老话。那一天，陈先夫头脑发热，置不可单人驾机的规章为儿戏，独自上了天。到得空中后，只见山移海倒，乱云飞渡，形势十分险恶，心里一慌，操纵上大乱方寸，飞机便像断线的纸鸢，翻着身子倒栽，最后撞在杭州笕桥附近的农田里。
这件事故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一直以为对不住陈其美。眼下，听姚文英哭诉，说到“绝后”之类的伤心话，禁不住愧从中来，哪里还敢再提问“罪”的事。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二婶保得了立夫平安，却止不住立夫滑坡。在一些相关的著作里，都认为蒋对陈氏兄弟的态度自此发生变化，抑制和冷落成为主调。从此，“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家党在慢慢演变。
神秘之旅
国民党五大以后，陈立夫就像雪人似地在政坛上消失。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无论在报上还是在新闻里都不见了他的大名。人们称之“失踪”。不少人在猜测，当年这个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如今在哪里？有的说陈立夫被日本人绑架了；有的说陈立夫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还有的说，你们压根儿就不知道，陈立夫病了，就在他的家乡湖州疗养呢！这次病得不轻，差一点儿见了阎王。
人们不禁要问，陈立夫到底在哪里呢？
1935年12月24日夜，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狂风暴雨鞭打着大海，大海暴怒了，掀起了小山般的波浪涌上上海码头。一艘即将起航的德国邮轮“朴次腾号”发出了起航前沉闷的汽笛声，像是挑战大海；很快，邮轮就驶入了大海。
在邮轮的头等舱里，坐着三位东方人，他们分别是李融清、张冲、程天放。
且说这位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长者李融清，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不是李融清，而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陈立夫为何改名？这要到何方去？
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国内民众抗战声日高，蒋介石为了寻求国际援助，想到了苏联。因为在周边国家中，只有苏联才能与日本抗衡。日本入侵中国，无疑威胁着苏联，苏联不会袖手旁观的。
接着，蒋介石就授命陈立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之所以启用陈立夫，除了陈是喝过洋墨水的，见过世面之外，陈立夫赞同在目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中苏两国关系也是个重要原因。再说陈立夫早就倡议恢复中苏邦交，给苏联人留下了个好印象。
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既秘密又艰难。
在会谈前，陈立夫分析认为：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谈判，是因为它害怕中国与日本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日军就会通过蒙古，直抵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已从西线窥测苏联，这样苏联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会谈中，陈立夫即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共同抗击日本的入侵。
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和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谈了又停，停了又谈，谈谈停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蒋介石还颇为支持。随着日军在华北活动越来越猖獗，蒋介石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里，和陈商量谈判事。陈立夫说：“日人越来越嚣张，我们应加快对苏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争取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苏联这张牌来警告日本人。我看你亲自出马，效果会更好些。”
“好吧。”蒋介石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客厅里只有蒋介石、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人在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于双方。中苏应尽快改善关系，共同对日。为了打消鲍格莫洛夫的疑虑，蒋介石又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
也许是蒋介石的态度感染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
蒋介石接受了鲍的建议，并选陈立夫秘密出访莫斯科。同时陪同陈立夫出访的还有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
此时，陈立夫走出船舱，立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在想着下一个谈判对手，他不是一般的对手，而是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对于斯大林的个性特点，他知之不多，只听说他是一个很自负、很盛气凌人的人，他喜欢独断专行。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他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如果谈判成功，将会给抗战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失败，那不是个人脸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此时此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了德国的柏林。陈立夫、张冲、程天放下了船，安顿下来便给国内发电报，说已到了柏林。这时，蒋介石从国内来电，指示陈立夫、张冲暂时停在柏林，原地待命。等待是难熬的。陈立夫、张冲在柏林，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在柏林，他们游览最多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公园。一出勃兰登堡门只见望不到尽头的绿树组成的长长的碧玉屏风，使人顿感神清气爽，别有天地，这就是被柏林人称为蒂尔园的东西长六里、南北宽二里的市内森林公园。这里直耸蓝天的大树，一株挨着一株，郁郁葱葱。繁茂的树叶上荡漾着翡翠般的嫩绿，翳天蔽日。漫步林阴小道，潺潺溪流，一湖碧水，时隐时现。成排的白玉雕像，姹紫嫣红的花坛，掩映在绿树后面一幢幢造型别致、建筑精美的别墅，使高雅、恬静的蒂尔园别具匠心。陈立夫和张冲来这里看树、赏花、听鸟、观光，暂时忘怀那政治的纷繁，真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了。陈、张由于此行秘密，并不敢在柏林公开活动，只是在早晨和黄昏来公园，这已使他们心满意足了。同时他们还利用一些有利时机，与德国朝野进行暗中接触，从中摸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两个多月之后，盼着尽快东行的陈立夫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急电，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回，不得有误。
望着这电报，陈立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蒋委员长的指示他是不敢违背的。何况赴莫斯科谈判是否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取消此行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电之后，他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起，打道回国了。
等陈立夫回到国内，他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当陈立夫离开南京去上海乘船时，日本侦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为了阻止中苏谈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陈立夫去苏俄”的空气，挑动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顽固分子跳出来质问蒋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不取消这次谈判，日本将采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数果然奏效。因为陈立夫赴莫斯科谈判，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一人在幕后操纵，极为秘密，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员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国策，却瞒着政府，当然就有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了。而蒋介石此时对苏关系也做了错误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入难堪境地。因此，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了陈立夫。
与中共谈判
陈立夫与苏谈判半途而废，接着他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与中共接触。
陈立夫听了，大惑不解地问：“这不……”
还没容陈立夫说完，蒋介石按下他的肩膀说：“你想想，我们的对面有两个敌人，你要是作为指挥员，该如何指挥？”
陈立夫听了，笑了：“对付敌人只能是刀枪。”
“你错了！”蒋介石笑得十分开心。接着解释说：“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不过，共产党也叫唤得厉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如果我不做一点儿姿态，那些抗议的学生也不答应。再说这日本，娘希屁，也太不像话，得寸进尺，一步步进逼，老子给他鼻子他就上脸。娘希屁，最近闹得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听了主子的一席话，陈立夫直点头，连说：“我懂我懂。”
接着二人又密谋了方案。采取兵分两路，同时与中共接头。
先说一路在国外。陈立夫立刻拨通了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首席代表邓文仪的电话，要他尽快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电话后，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王明。王明说这是一件大事，他自己还做不了主，建议国共谈判放在国内为好。邓文仪认为可行。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再说二路在国内。陈立夫把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心腹曾养甫。且说这曾养甫早年在上海协助陈果夫招兵买马，后为陈果夫所推荐、提拔，颇受“二陈”信任。此时曾已经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高位。
曾养甫接受任务时，国统区还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下，剿共灭匪的口号不绝于耳。如果此事为外人获知，曾养甫的前途和居家命运都会受到威胁。再说国统区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很困难，现在去哪儿找共产党负责人呢？但是曾养甫最终还是想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就是主持浙赣铁路理事会的秘书谌小岑。
谌小岑神通广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谌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特别是两方的高层领导人都有过深交。当曾养甫找到谌小岑时，谌小岑马上说：“很抱歉，我已经与共产党那方没有联系了。”
曾养甫问：“听说你与周恩来很熟悉，是吗？”
“是的。不过也是没联系了。”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能取得联系？”
谌小岑想了一会儿，一拍脑门回答：“是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儿忘了，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先生。他有这个联系的能力。”
曾养甫拱手相谢：“那就拜托了。”
此后，曾养甫很快与中共的高层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周恩来挂上了钩。这时，周恩来也接到了莫斯科王明关于国共两党谈判合作事的来函。溪流归海，周恩来为此事特作了安排。于是，国共两党便坐到一起，开始了谈判。这是继大革命失败后，两党的第一次握手。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谈判。谈判的地点定在上海。
1936年6月上旬的一天。
上海谌小岑的住宅。
窗幔低垂。
中共代表潘汉年带着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来到了这里。曾养甫带着陈立夫的亲笔信在这里早已等候。谌小岑作为主人迎接了他们。
双方交换了信件，握手寒暄。然后各自展信阅读。
陈立夫的信中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方（指国民党）欢迎B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B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B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由中央选择；
4.B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之理想。
周恩来致陈氏二兄弟的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桢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嫌，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基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雨后天晴，天空出现了彩虹。国共合作前途出现了光明。
陈氏兄弟想好事促成，不料主子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主意。
应该说，蒋介石当初联共出于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借“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对立。
且说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占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人数虽已减少到3万人，但仍是他的心中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叫嚷三个月剿红灭共。
既然如此，蒋介石就把谈判当成了负担。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睨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