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等局势明朗以后出仕，蒋介石乱中取胜，一举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
孙中山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主持国父孙中山葬礼，使孔祥熙名传一时，但是，葬礼结束后，他仍然只能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当他的“坐办”。在南方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并没有因此给他什么高位，潘益民给他相面“相”出来的大富大贵，还是不见踪影。
他的命运，注定只能在国民党产生出新的“领袖”之后，根据新的形势来确定。而他自己，这时既没有竞争继承权的资本，而且根本没有这种野心。
但是，在国民党内，围绕着孙中山的继承权，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一开始，这场争斗是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3个人之间展开的，蒋介石因为是一名军人，而且年纪太轻，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得到这枚果实。
从开始的情况看，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是真正有实力问鼎的人物。孙中山生前对他们3个人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也都有相当的资历和能力。汪精卫成为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是多年以后的事，当时他确实被公认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风度翩翩、讲究打扮，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孙中山病危之时，他的亲密同事们纷纷来到他的身旁，但他最重要的3位副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担任军职的蒋介石——都留在广州，不是他们不来，而是孙中山不让他们来。因为他们对那个南国都城的控制并不牢固。在弥留之际，孙先生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展开活动。跟随孙中山到北京来的汪精卫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是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的代笔人。这个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抄录下来，成为孙中山最有名的文章之一。这使他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有一段非凡的历史，他曾以1910年“暗杀”清朝摄政王——小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而著称。那次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暗杀者把一枚土制炸弹隐藏在摄政王宫廷附近的一条沟内，因为他们把导火线剪得太长了，炸弹被发现。根据装炸弹的箱子这个线索。追踪到了阴谋者在北京的躲藏处，汪精卫被警察发现。他知道这次阴谋，但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他坐了几个月的牢，直到1911年的革命冲开清廷监狱的大门，他才获释。这段经历便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声称，暗杀阴谋是他的主意，此后便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汪精卫几乎在任何一个原则问题上都能妥协，这样就使他在国民党内经久不衰。他周围的人都被杀害了，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又有幸守在孙先生的病榻旁，极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但是，另两位竞争者剥夺了他乘机接班的机会，他们控制的广州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孔祥熙为总理治丧处主任，这使得接班问题只能放到以后解决。孔祥熙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场权力之争延缓下来，不使其像通常的权力之争那样，在领袖的葬礼未结束就爆发出来。
汪精卫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3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他在公开场合总是强烈支持和苏联合作，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比较起来，廖仲恺倒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他祖籍广东惠阳，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回到祖国后，1896年赴香港攻读英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9月到东京聆听孙中山谈论革命，随之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1904年潜回天津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担任总部外务部干事。他翻译国外著作，宣传平均地权思想，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武昌起义后，到广东担任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作为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了南北议和谈判。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后，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国、护法斗争。与朱执信创办《建设》杂志，传播孙中山的学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上的障碍”，1922年9月，他受孙中山派遣，到日本和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了一个月的谈判，为《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做好了准备。1923年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他积极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起草改组宣言，修订党章。在国民党一大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职。他对苏联有深刻的了解，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受到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第三个竞争者是右派胡汉民。他对苏联人抱有很深的疑虑，不愿意执行联俄联共的政策。但他也有光荣的经历，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这场竞争中，他也有他的特殊优势——孙中山起程前往北京前，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这3个人都可能获胜，但又谁都没有把握。孔祥熙不肯把自己绑在一辆结局不明确的战车上，他远远躲开，静观形势的发展。他只有在局势明朗的时候才愿意采取大的行动。
谁将成为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得到孙中山长期斗争的成果呢？通常，人们为得到某一地位和权力，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上级——绝大多数的时候，权力来自上级，但是，到了最高一层时，他们突然发现，通常的路蹚不通了，因为这时上级没有了，他们要争取的是最高权力，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切人的上级，如果有上级的话，就不存在这种争夺了。于是，一切反了过来，他们要成功，只能靠下级，靠来自下面的支持。靠上级，只要靠住一个人就行，靠下级则要靠很多人，谁有那么大的精力像对待上级一样去讨好数不清的下级？又于是，心术不正者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手段，策划于密室，表演于高堂。对对手造谣中伤、无情打击，甚至使出最卑劣的暗杀手段，令好人心寒，令胆小者却步。
就在公认为继承者只能在汪、廖、胡3位之中产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磨牙蹭爪。他想成为一匹出其不意的黑马，从斜刺里冲出，抢走这枚大果子。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剃着光头、脾气乖戾、性情反复无常的蒋介石！
蒋介石嗅出这种可能性的气味，来自于他对形势的独特的分析：公开的三足鼎立局面，使他们互相掣肘，一时谁也难有大的作为，倒是在他们注意力够不到的地方，有实施一下子突破的机会。而要使这种机会成为现实，关键在于两条：手腕和心计。
蒋介石关在屋子里，琢磨来琢磨去，自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固然能收令3人猝不及防的效果，而一旦不能立即成功，就会马上面临3人的共同攻击，那样败下去，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自己必须借助于3人之外的一股强劲力量，可是这种力量到哪里寻找呢？他转来转去，突然一拍大腿：哈，有了！就是他！
蒋介石想到了谁？原来是一位静候一旁的第四个竞争者。公众并不知晓他，但党内首领与他十分亲密，那就是在上海滩上能够呼风唤雨、手下有着十万喽啰的好斗的青帮老板杜月笙。这杜月笙可以用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自己直接当继承人，通过正常程序来这样做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或者，安排一次选举选出一个为他利益服务的爪牙。作为鸦片鬼和帮派头目，杜大耳朵早就知道，最好由一名代理人来满足他的野心。选谁呢？蒋介石考虑只有两个人合适：一是在上海的经商伙伴、瘸子百万富翁张静江；另一个便是自己。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存在，选举任何一个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再说优柔寡断、婆婆妈妈的中间派候选人汪精卫缺少雄厚的力量基础，他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折衷人物，一个临时教皇。他和瘦小、强硬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他们都瞧不起对方，估计他们的力量会彼此抵消。明显占优势者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大耳朵间接接管的最大障碍。廖也是胡汉民的密友。人人都喜欢廖，孙中山的遗孀庆龄更喜欢他。如果任其事态自然发展，廖肯定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一方面要借助杜大耳朵加强自己，一方面则要把出击的矛头指向廖仲恺。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周内，以前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两名军阀，乘混乱之机攻占了广州。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在苏联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联手进行了反击，很快夺回了广州。在48小时激战内，俘敌17000人，缴获枪炮16000件。广州局势再度安定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匆匆开会决定孙先生的继承人选。会议吵成一锅粥，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全国政府由左、中、右——廖、汪、胡——三派联合领导。汪精卫得到了基本是礼仪性质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政府控制权则掌握在廖仲恺的手里。
杜大耳朵和黄麻皮对这种结果是非常不满意的。杜大耳朵已经是中国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反共分子。现在，他要采取行动了。他首先派张静江去广州同蒋介石联络，策划一场夺权斗争。1925年8月20日，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廖仲恺在广州坐小汽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他从车上下来时，5名枪手从建筑物柱子后面闪了出来，像匪徒一样地对他开枪，把他击倒在地。到底谁是谋杀廖的罪魁祸首？鲍罗廷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契卡式的调查，以清查内部的奸细。一名嫌疑犯被带到了蒋介石在黄埔的办公室进行审问。结果二人发生争吵，蒋介石歇斯底里大发作，拔出手枪当场将其击毙。嫌疑犯的死，使这桩谋杀案从此成了千古之谜。但对蒋介石来说，这场不期而至的谋杀，却为他走向权力顶峰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捷径——谋杀事件除掉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事后的影响所及，又使右派胡汉民因涉嫌谋杀被驱逐出国民党。然后蒋介石又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并使汪精卫被迫出国，这样便在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层造成了真空。这种出乎意料的怪事，完全像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杜大耳朵长期的经商伙伴张静江在1926年5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前，谁也不认为他有担任此职的真正可能性。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岗位上虽然只待了几星期，却正好用这段时间为蒋介石的崛起作出了安排，7月4日，他提议蒋介石接替了这一职务，接着蒋又出任了总揽国民党兵权的北伐军总司令。党权军权都被蒋介石抓到了手里。青帮在广州的这位乔装打扮的代表人物，突然超越过所有跑在他前面的人，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多少人，包括俄国人，无不为之哗然！
左盘右旋，由北洋政府的一名小吏而被任命为南方革命政府的代理部长
蒋介石粉墨登场后，对外借用两股力量。一是俄国的支持；二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才能。因为等待已久的北伐即将开始了。再者，对内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大提一批，大罢一批。宋子文虽和蒋有矛盾，但是蒋不但没除掉他反而重用了他。请他出任中央银行的行长。蒋介石这种心计不说自明。
接着，拥有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发出了北伐出征的命令。北伐始于1926年7月12日，第一步目标是长江流域。从韶关誓师后的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从湖南向湖北挺进，于辛亥武昌起义15周年之际占领了武汉。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进入江西。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初次攻击南昌作战失利，蒋介石地位岌岌可危。如果再打败仗，他就得从总司令的位置下台。他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只好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改变战略部署，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才很快占领了南昌。第三路则由福建向浙江进发。蒋介石会合第三路军，利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当初北伐出征时，国民党的党政机构随第一路军前进，军事机构和民众社团随第二路军前进。蒋介石虽身为北伐军总司令。但作为国民党党员，他还必须听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从武汉发出的号令。但是占领上海以后，他自认为羽毛已经丰满，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青帮的怂恿下，蒋介石向最高权力伸手了！他公然违抗武汉政府的命令。向一路合作的盟友共产党举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正是青帮所希望的，蒋介石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真正和青帮捆在一起。自1922年以来，杜大耳朵一直在不断地促使蒋介石朝这个方向走。在玩弄了几十年的权力以后，青帮在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方面处于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有利得多的地位。在中国，青帮所起的作用同纳粹褐衫党差不多，当时，国家社会主义使希特勒在德国上了台。在“黑四月”的大屠杀之后，人们惊魂未定，一片沉静。武汉政府中的宋庆龄和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同志发表了一个英勇的宣言：“鉴于蒋介石犯有屠杀人民和反对党的罪行，鉴于他故意采取反对行动以及罪恶昭彰……将蒋开除出党并解除其一切职务……官兵应将其捉拿归案，交由中央政府根据惩治反革命分子法令予以惩处。”
在中国发生这一系列地动山摇的大事的时候，孔祥熙开始还不以为然，当局势逐渐明朗起来后，他才一跃而起，向着他认为可以帮助他实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党新领袖投奔过去。
但是。孔祥熙从来不是那种直扑目标的人，他在重大行动上，总是不断地四顾瞭望，像棋盘上的拐脚马那样，左盘右旋地一步步靠上去。
1926年初，孔祥熙离开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先到美国进行了一番考察。这一番考察虽有花费，却使他至少得到三大收获：一是获得了他的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学位，请记住，此后孔祥熙在许多场合被尊称为“孔博士”，他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次出访美国得到的。二是为他的铭贤学校募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据说有百万元之巨。三是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在美国游历了大半年后，在这年冬天，从美国回国。但是他没有再到北京，而是直接到了广州。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们还记得他在操办孙中山葬礼时的出色表现，而现在他又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那些人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报答了。加上由于北伐的胜利进军，他们控制的地盘空前扩大，急需用人。给孔祥熙安排一个什么角色呢？这个位置其实并不难找，孔祥熙经常自我标榜的“山西理财家”身份，和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随军北上，使国民党上层人士很快达成共识，作出了3个令孔祥熙意外惊喜的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
别看孔祥熙这个职务好像不高，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广东，掌握了广东财政也就等于掌握了国民党的多半财政。何况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他的内弟宋子文，而宋子文这时已经随军北上，他兼理财政部务，也就是代理部长了。
孔祥熙从党内行政没有一点职务，一下子跃升到部长级大员，有人提出是不是有点出轨？但蒋介石等人却搬出了一大堆理由：孔氏是早期投身革命的同盟会员，是早就追随先总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北京一直为总理守灵，贡献很大，又是孙总理关系密切的亲戚，曾经出任的孙总理治丧委员会主任，实际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等等。总之孔祥熙是又有资历又有功劳又有才能，非常具备任职资格。其实，那些人怎知道孔祥熙这一职务得来的真实背景？这是他的贤夫人宋霭龄在广州以孙总理亲戚身份，积极活动的结果，此是后话，下回再表。孔祥熙一步而至部长，眼看离当初潘益民算卦算出的“宰相”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次他没有一点推辞，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孔祥熙这位成为后来四大家族之一的大人物，也同样是当时国民党内的混乱局面推上来的。
孔祥熙选择的出山时机是非常精明的。国民党政府此前在两广地区行使国家权力近4年，而自北伐以来，半年多就到达了长江流域，半壁江山已为国民党的天下，很快就要成为有名有实的全国政府，这时参加分肥是最最适宜的时机。在此之前，大局未定，要冒风险；要等江山打下来以后，则又有“摘桃子”之嫌或者“赶不上趟”的危险。而在这军事态势肯定胜利又未胜利之时，政局将定还没全定之机，参加政府、跻身官场，既无风险又无坐享其成之嫌，实在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夫人未雨绸缪，孔祥熙成为南京政府的首任正式部长
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下孔祥熙和国民党中新崛起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关系。从孔祥熙此前的人生轨迹看，他这个北方出生的人物，和生于浙江的蒋介石，来往非常少。他们只有同在流亡日本时，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点。孔祥熙长于蒋介石8岁，却处事稳重，不肯锋芒毕露，而蒋介石则是喜欢冒险的人物。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婚姻，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加进了一层新的内容。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霭龄因为帮助查理父亲同孙中山联系，孙中山回国后又出任孙大总统的秘书，已经是一位重要人物了，尤其她和上海都督陈其美来往较多，陈其美对她很敬重。而那时的蒋介石，不过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小兄弟，蒋介石对宋霭龄一直是想要攀附却恨没有机会的。
但是，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广州迅速崛起，特别是廖仲恺遇刺和“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蒋介石成为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这时住在广州的宋霭龄反过来开始拉拢蒋介石了。蒋介石最初受到宋霭龄邀请的时候，还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回忆录记述了这样一幕情景。
一个周六的晚上，蒋介石下班回来突然告诉陈洁如：“孔夫人明晚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将为我们特别准备一顿鸽子宴，她要求我们3点钟赶到她那儿，但我只能在下班后前往，所以你要从家里出发，在3点钟准时赶到。”
蒋介石给陈洁如交代的时候，兴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喉咙似乎因紧张而收缩，喉结骨碌骨碌上下滚动。他反复地自言自语：“邀请！对，是邀请！我从来还没敢想过，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大人物了。这真是太好了！”
蒋介石像一只孔雀似的在室内昂首阔步，很久不愿坐下。陈洁如很少见到他这样兴奋地坐立不安。
陈洁如不愿看到他这种样子，就故意问：“怎么值得这样兴奋？不就是吃一顿饭吗？天气这么热，我可是真的哪儿也不愿意去。你可以自己去，到时为我找一个推辞的理由就行了。”
蒋介石有些恼怒。大声斥责陈洁如：“你怎么不明白？你应该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接近宋家，但总不能如愿以偿。宋家是领袖的亲戚，孔夫人神通广大，我要通过和宋家的友情，最终把孙、宋、蒋三个姓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日后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
陈洁如只好在第二天下午3点先行赶到宋霭龄住的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家里。满身法国香水味的宋霭龄热情地迎接她，一见面就焦急地问：“介石呢？他可是答应了我一定来的。”在得到蒋介石将在下班后赶到的答复后，霭龄把陈洁如介绍给已经到达的贵宾们——宋美龄、陈友仁、何香凝。
当陈友仁带陈洁如出去参观这所房子的时候，宋霭龄大声说：“她（指陈洁如）只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怎么配做一个少壮领导的妻子？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
“对！”宋美龄立即应和，“她象征我们生活中一道巨大的鸿沟。当然，她有优点，可以做一个农家的好妻子。”
陈洁如有些不祥的预感。
蒋介石在5点钟到达，他一进门就不停地为迟到道歉，宋霭龄假装生气地瞪他一眼，但蒋介石仍赶紧走到霭龄跟前，喃喃地说了些讨好的话。
马上就开饭。这是一顿西式晚餐。第一道是浓汤，然后是炸鱼，接着是一道鸽子，每一只鸽子都以钻石型的烤面包垫底，周围饰以西洋菜和炸薯片，分别装盘，每人一只。这些金黄色的鸽子看起来十分好吃而令人馋涎欲滴。
鸽子上来后，宋美龄像一位女王似的发表了一通谈话：“吃鸽子就像吃芒果，适合在浴室中单独用手撕着吃。但因为本宅的浴室太小，只好请各位在餐桌上默默地吃。不过我要敬告你们，在吃完鸽子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或看别人！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让我们开始吧，别忘了，你们只能看自己的盘子，不许四顾张望，不然会很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