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遗嘱的见证人让宋子文一夜成名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
“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
“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
“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我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
“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说：
“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
“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
“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墨，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
“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坚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
3月12日，这天无风。
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里溘然长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59岁。
这样，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全部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宋子文这颗政治新星渐渐引起了国人注目，有如一夜成名。
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苏联人为表示友谊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这种奇形怪状的新玩意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也运来晚了，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恶狠狠地骂道：“这些大鼻子办事，真不是时候！”被和尚放到一边去了。
由于宋子文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宋庆龄对子文的特殊交代，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议下，在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为哀悼这位远行的亲人，私下举行了一次未作公开宣扬的丧礼。
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仪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风俗。
悼词宣读完毕，一队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打破了肃静，走了过来。他们是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动组成，手持点燃的大蜡烛，唱着孙先生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他们排在灵柩旁，在壮观而简朴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一直站在那里；在外面，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里引了出来。在哭声中，庆龄不能自持，不得不让人搀扶着……
庆龄身穿丧服，臂戴黑纱，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巨大的灵柩。
巨大的灵柩通过北京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送别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在寒风中等待着和领袖告别的那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的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
3月24日，发表祭词，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多达14万余人。整个葬礼期间，宋子文忙前忙后，不仅担任葬礼的全盘主持，还兼顾着对姐姐庆龄的照顾和安慰。
葬礼结束后，庆龄含泪把子文叫到身边做了一番安排，接着宋子文秉着姐姐的旨意，又匆匆赶回广州，因为广州政府已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广州的天空越来越暗。
广州的雨一下就是几天。天空中有种白滢滢的东西，似雾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样给人以压抑。街面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尔有一两人，都是打着蘑菇般的小伞。宋子文结束孙中山的治丧，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正遇上这个鬼天气。
这雨、这天、这雾，似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哀悼。不过广东革命政府的形势，在中山先生前的奋斗下还是好的。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革命力量得以壮大，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宋子文回到广州的当天，子良就跑了过来，打听了北京的一些情况。不几天，庆龄一行也回到了广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工作有声有色。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等七个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的兼职。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理论基础，宣布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7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宋子文被选为执行委员，主管财政。在孙中山的遗言下，宋子良升任广州银行行长。
宋子良上任广州银行行长
一个职务犹如一副担子。
虽说是银行，有名无实。用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账面上的钱又不多，不要说北伐，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就很困难了。
困难，是对人之考验。
困难，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宋子良作为银行行长，当好哥哥的财政参谋，并没被困难吓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聪明、他的才干，一次又一次使民国政府度过危机的难关，显示出当家理财的“智多星”，深得二姐庆龄和大哥子文的赞誉和赏识。
宋子良在支持国民政府当家理财中，保持着与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对每一笔账目，每一笔财源，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好钢”用在刀刃上。
宋子良主张的是，宏观不失控，微观清楚；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具体归纳为“五字方针”，这便是：
精，即是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支，账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是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一分不花；
整，即是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经纪律，纳入法制管理；
苛，即是苛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严格执法；
监，即为监督体制，所有财经公开，即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杜绝贪污。
殊不知理论与实践执行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与大哥唱着“双簧”，为此洒下了血汗，同时在复杂的实践中也显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为了落实财政厅的一批筹款，宋子良着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当年大哥为孙大总统筹措的那500万的经过，想来可以借鉴这个经验，如法炮制。于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当年商海中的至交，没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样的豪爽，当场就答应了他300万的借贷。于是二人签下了合同。合同上写道：“如果革命胜利，广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偿还；如果革命失败，宋家愿以本家财产偿还。”
签订合同后，宋子良设宴答谢了那位叔叔，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会喝酒的子良照样端起了酒杯，酒过三巡，叔叔没有什么不适，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说了一句开心的话：“和你爸一样实在厚道！”
子良回到广州，向子文汇报了借贷300万的经过，子文甚为高兴：“拿酒来，为二弟接风！”他像当年孙中山为自己设宴庆功一样，同时他还请来了二姐庆龄和一些财政官员。
席间，大家把子良鼓励了一番。尤其是庆龄更为兴奋：“当年大弟筹款500万，乐坏了孙先生。今天，二弟筹款300万，实为不易，如果孙先生还活着，他一定像我一样高兴。”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为子良庆贺。子良喝得满脸通红，表示他要忠于广州政府，竭尽全力。
宋氏兄弟的“钱袋”
在当年的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宋氏兄弟的钱袋”内容主要来源大洋彼岸，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内容有三：
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洋博士的才能。这些条令是：
——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四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司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公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级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多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录，占筑沙坦，查催补价”。1925年9月、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做正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1908年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与1924年全年库收789.6万元比较，增加三倍。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页。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长。且看这组数字：
1923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1031.6万余元。
1924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798.6万余元。
1925年增至2518.2万元，为前年三倍多。
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万余元，为前年近四倍。
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
1927年扶摇直上，达到10876.8万余元。
（《广东财政纪实》，1934年第1期，第110页。）
庞大的数字令人难以想象。
庞大的数字殊不知投入了宋家兄弟的多少智力和心血！
庞大的数字证明了宋家人才的难得！
宋家兄弟经济建设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亲属关系，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凭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绚丽，但也掩盖不了“三兄弟”的功绩。
应该说，宋氏三姐妹的辉煌在政治，而宋氏三兄弟的辉煌在经济。
政治并不等于经济，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经济发展与衰退会影响政权巩固。成绩使人欢欣鼓舞，宋子文也颇为满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半年历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支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明确系统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正是宋子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取得突破性的长足进展。如果中山先生有灵，也会倍加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