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风波的由来
1926年11月，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在较短的时间里，夺取了湖南、江西，再向北推进，不久便攻占了武昌、九江、南昌市等战略要地。为迎接新的形势，国民政府不能不前移，以便指挥。于是，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开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都到武汉。人员分两批迁移。第一批确定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蒋作宾、孙科、鲍罗廷夫妇等，及随员60人，于16日晨经韶关北上。余下为第二批人员随后跟上。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市，由李济深主持。
19日，在前方北伐的蒋介石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打电报给任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人杰和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这年的12月，第一批迁移人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去武汉时路过南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设宴招待了他们。席间，蒋介石将执行北伐情况说给他们听：“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
“有了起点，就有了胜利的希望。”宋庆龄道。
蒋又说：“纵观全国的风云，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去炮轰，只要动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统一全国已不再是一种奢望。”
“让我们举杯相庆。”陈友仁提议。大家频频举杯相庆。
12月7日，各委员到庐山举行了中央会议，作出了如下几项决议：
一是在军事方面，鉴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
二是积极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
三是凡北伐军收复的省份，其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
四是取消主席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
五是电请汪精卫复职。
“我尊重会议的决议。但是……”会议上蒋介石作了发言，对以上决议都表示同意，但是后面却来了个大的转变，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昌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住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我不同意。”宋庆龄首先表示反对。其他各委员也都发表了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会议不欢而散。12月8日，大部分委员们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冒雨下庐山往武汉而去。对此蒋介石大发雷霆。
12月9日，蒋介石打电报阻止张人杰、谭延闿去武汉。
12月13日，蒋介石催张人杰等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
12月31日，张人杰、谭延闿及部分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南昌。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926年除夕，蒋介石在欢迎张人杰、谭延闿及各委员的宴会上讲话说：“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乐，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且说蒋介石为什么反对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呢？
应该说这是一个野心问题，也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武昌当时是在李济深和唐生智的第八军的控制之下，南昌是在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若国民政府设在武汉，蒋介石就控制不了局势，北伐军总司令部，必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控制。
若国民政府设在南昌，蒋介石就可以把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局。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背叛革命，成为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当时武汉革命形势高涨，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对蒋叛变革命是十分不利的。按人们的话说，这叫心里有鬼。
对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昌，李宗仁一针见血地说：
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吴玉章评论说：
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实在不当。
1927年元月11日，蒋介石到了武汉，武汉组织了30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说。演说结束后，有人站起来当面质问道：“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个……这个……”蒋介石张口结舌，脸涨得通红。
对此，机要秘书张治中回忆说：
有一天，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
在另一次欢迎蒋的宴会上，鲍罗廷的讲话使蒋更恼火：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鲍罗廷的讲话激怒了蒋介石，他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蒋跟鲍狠狠地吵了一架，最后蒋一甩手回到了南昌。
李宗仁事后回忆说：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1月19日，蒋介石给武汉联谊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坚持迁都南昌。
徐谦接到电报，感到蒋的“撤鲍迁都”的要求很棘手，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当年蒋、廖都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时候，两家住在独门独院，两家的关系甚好，兴许能起到作用。于是徐谦便唤来何香凝，交代了任务。何道：“我能胜任吗？”徐说：“没问题。”“那我就试试再说。”就这样徐谦给何订了张去南昌的船票，并送何香凝上了船。
接着，徐谦又打电报给南昌的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要求他们配合工作。
且说何香凝到达南昌的那天，蒋介石正要出军北伐，不料这天出师不利，蒋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猝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米，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随军侍奉的夫人陈洁如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破涕而笑。
陈洁如说得有理，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3000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舅父孙琴凤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窠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囿限的结果，关键时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十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南昌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佑”，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再说，蒋介石跌了足便到南昌陆军医院检查，刚由大夫做了推拿手术，就传来有人求见，蒋介石听说何香凝来见，不假思索地说：“让她进来见。”
片刻，何香凝在陈洁如的陪同下，来到了病房。会作画的何香凝把一束鲜花献给了他。蒋介石感谢地道：“何大姐送鲜花，可谓香花香凝。”
何香凝也笑了，说：“我这次来，带的不是鲜花，而是对你的批评。可不巧你还在住院，有些话我是不想说的，但我千里迢迢而来，也不能不说。”
蒋介石道：“你是大姐，自家人，有话随便说。”
“好，我就直说吧。”接着，何香凝就说：“我是大姐，我真心对你好，武汉对你的批评很烈，尤其是你要撤鲍迁都一说，搞得武昌满城风雨，这些事，你应该沉思默想。还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武汉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武汉政府的。”
“还有什么？”蒋介石一直默听。
“我是说：有形势就有变化，你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是不是该刹车了。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我只是个建议而已。”
何大姐的一席话，确实对蒋介石发生了作用。2月初，又在庐山举行会议，由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从中调停，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并放弃了驱逐鲍罗廷的主张。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为什么改变主意呢？
这是蒋的缓兵之计。因为，与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决裂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蒋介石于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在南昌先后两次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地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1927年3月10日—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会。
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案。
上述决议为了限制独裁，提高民主，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限制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各中央机关。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9人为中央常委。
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委兼任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6人当选。
选出了中央各部部长：组织部长汪精卫（暂由吴玉章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王法勤，妇女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长彭泽民，青年部长孙科。
选举蒋介石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选汪精卫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次会议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蒋介石失去了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特别重要的是《统一革命势力案》，蒋更是反对有加。现抄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讨论一般的合作方法，特别是以下各问题：
一、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
二、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三、共同负担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四、设法使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机关报，关于两党相互之批评与记载，不违背合作之精神，两党联席会议代表五人，即以中共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五部长充任。
五、应即派代表三人参加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大大削弱了总司令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的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各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
这些决议，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而且《对全体赏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着重指出：
“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出尔反尔，蓄势待发
且说蒋介石是独裁者，他一时的退，正是为了进。面对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约独裁者的决议，蒋介石是不会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时间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这时的蒋介石对一年前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此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矛盾很大，汪精卫去武汉，必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精卫留在上海，帮自己一把，日子就好过一些。
“欢迎，欢迎，汪主席一行。”蒋介石异常高兴，“今天我来请客。”
“李石曾已经安排好了。”汪精卫对一年前“蒋汪风波”还记忆犹新，说话不温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忆中所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汪精卫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时候是4月1日，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等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
汪精卫道：赶走鲍罗廷，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再是分共，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符。
蒋介石跳出来反击：这些共产党，我是恨死他们啦，他们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蒋介石带动下，其余人也加入了对共产党的人身攻击，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责任。
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人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听了汪的发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在欢迎汪精卫时开了两次会。出席者有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钮永键、汪兆铭（汪精卫）、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李宗仁等。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帮助蒋介石反共灭共。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决策辩护：“中国面对着的敌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还有一大串的外国列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敌人没打倒，倒乱了我们自己。子文，你是武汉政府派来的财政接收大员，我说的话对不对？”
至此，全会保持沉默不发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点了点头。
“汪老兄，你说话绝对些。我看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薪水了吧？”
“你这是什么话？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说话掖着藏着的。”
“既然是这样，大家的要求你就答应吧？”
“要求什么？”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帮助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我不会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下跪求你了！”吴稚晖一时激动，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卫见吴稚晖跪下来，连忙拔腿逃避，退上楼梯处，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的成分。接着汪精卫也乖巧地做了蒋介石的俘虏。
4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以上这些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 团体，不准存在。
4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通电全文如下：
广州李总参谋长、龙华杨总司令、南京何总指挥、汉口唐总指挥、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并转各军军长各师长均鉴：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篑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词军令，以明责任。各军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