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党
1950年7月26日，这是一个坐着都出汗的日子。
惊魂初定的蒋介石在他复出总统的三个月后，人事稍作安排，就急急忙忙地向全党宣布他的国民党改造方案。
应该说，蒋介石的政党改造方案，是从国父孙中山那里继承过来的。
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一隅，北有吴孙的强兵如林，东有陈逆的胁迫制约，内有杨刘作恶掣肘，困难可以想象。然而总理却发愤图强，毅然决然着手党的改造，为党的新生开辟了光明坦荡的前程。
总理改造国民党25年后，兵败大陆的蒋介石，远比当年的孙总理还要困难。偏隅台岛的他，面对着全党性精神瘫痪，组织散漫，政治落后，纪律松弛，很多老兵如丧家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仍不服输，服输也不是他的性格。他决心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夺回失地，重上宝座。
有了这个想法，蒋介石下决心改造国民党。这个设想起初发轫于1949年7月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整理党务会议，讨论国民党改造方案。会上对国民党自身的性质发生争论。鉴于失败的教训，有人提出国民党应为民主政党。蒋对此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国民党不应成为纯粹的“民主”政党，而应为“革命民主政党”，“革命”应为先。会议争论的结果，采纳了蒋介石的意见，很显然，蒋介石此时开始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月16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月2`8日，在国民党的中常务会上，蒋提出改造此案，并获通过。9月20日，蒋介石又在重庆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
上述改造案和蒋的《告全党同志书》，表明蒋的决心：
一是为了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二是振兴国民党，为“反攻复国”做准备；
三是清除妨碍其独裁统治的各个派系。
且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迫使国民党中央也于1949年12月7日迁台办公。客观形势飞速变化，不仅使国民党改造工作搁浅，而且许多提法也需再次审视。
1949年12月30日，日月潭幽静的涵碧楼，灯火通明。
那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
蒋介石接连在涵碧楼召集他的幕僚陈立夫、叶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蒋介石满口生泡，他宣称“国民党如不立即进行改造，则现在中央委员四百余人之多，不仅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对共产国际进行革命。且无疑自葬火坑，徒劳无功”。他还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
其后，蒋介石加快了改造国民党的步伐。
转年阳春三月，总统府礼堂。
这是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国民党两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列坐礼堂。
这次演讲，应该说是他个人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做了一次充满感情色彩的检讨。他讲话要点是：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造，他本人将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讲到动情时，他泪流满面。听他这次检讨的许多国民党干部纷纷潸然落泪。关于此点比较容易理解。20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一贯以完人自居。如今能不顾脸面，当众认错，实属不易，况且大家都亡命海外，同病相怜，蒋说的一番令人动感情的真话，的确能起到笼络人心与鼓动士气作用。
这是一场成功的讲演。
讲演之后，蒋介石的挚友吴稚晖联合在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0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52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监察委员14人，共计441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蒋介石根据一年来的研究结果，彻底实施国民党改造。有了吴稚晖等人的全力支持，加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放弃“袖手”政策，出兵朝鲜，协防台湾，使蒋介石意外地从美国总统杜鲁门手中获得一张人身安全保险单。蒋介石于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中，重提1949 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经会议修正，蒋又对修正案做了说明，然后公布实施。
8月5日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为《本党改造纲要》。
9月1日，“改造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政治动员：革新政党，革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把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为实施三民主义的一个坚强战斗体。实践三民主义，决心以三民主义来消灭共产主义。同时提出四大主张：一是坚持反共抗俄，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二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整顿国营事业；扶植民营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平均社会财富。三是完成三民主义民主政体：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择拔青年人才；淘汰腐化动摇分子；建立廉洁政府。四是“反攻收复”时期的主张：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和重要干部等，决不宽赦；对一般共产党员许“戴罪立功”；对胁从民众“概予宽宥”。
1950年10月6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于第四期政治通报指出：“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必须使脱离组织之党员，一律纳入组织，纳入组织之后……按照规定，加以整肃。登记的时间，规定为20日，过期不等，以示其忠心。但对信仰坚定的同志，可以给予便利，只要有确证者，即可以补办登记手续。登记15日后，主办单位即将报到的党员纳入组织。党员接通知后，10日内仍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因而一时党员作风大变。”据台湾当局说：“当时国民党员精神面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气象。”
同时又对下一步党员整肃工作进行布置：整肃对象见前面《改造纲要》第四项。整肃办法，初步由小组办理，先查明事实，再与被检军人谈话，被检军人也可以申辩，并将检举书和答辩书上呈“中央”核定；干部的整肃，由本单位改造委员会，或由区党部和党小组办理。其他办法如上。同时，干部整肃时，亦可由上而下进行。对整肃对象，由“中央改造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会同处理，包括处理党内财物等……以上国民党改造运动，自1950年8 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起计时，至1952年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台北阳明山开幕之日止，经两年三个月而完成。
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使台湾省经济建设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同时，台湾又推行神化蒋的运动，使他具有超越法律和一切法令的裁决权，这就与民主运动绝对不相容。
还应该看到，这次运动的后期，就党员登记，偏离了运动的初衷，蒋掺杂了个人私念，为了传位于子，打击面过大，为公子的以后升迁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开始在台湾初步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以大陆亲信官僚为主体的、掺和台湾地方政治势力参政的独裁专制体制。
果断清障，“二陈”成了替罪羊
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
这是一场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午10点钟，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
参加典礼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一个个西装革履，精神抖擞。
宣誓典礼由蒋介石主持，16名中央改造委员神情庄重，面对蒋介石，高举右手，声音洪亮：
“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甘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接着蒋介石致训辞，要求中央改造委员，要下“本党改组决心”，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从头做起”。
且说这16人的大名单是：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
纵观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大名单，基本上反映了蒋介石权威的分配模式是以党政军为核心，任命自己嫡系出身的人。如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统，代表军方及情治力量；张其昀、谷正纲等系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胡健中、曾虚白、崔书琴是代表党的文宣系统；为了体现地方色彩，吸收了台籍的连震东。
明眼人细观察，这些改造委员中不少人担任过蒋介石身边的秘书。换言之，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而大陆时期党政军界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翁文灏、朱家骅、白崇禧等一个也没有进入党务决策圈内，只是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这些显赫一时的“党国中坚”、元老重臣、将军司令都被逼下马来，解除印绶、打入冷宫。此情真可谓“新桃换旧符”，一代新人超前人。
在这些人中有少数新面孔，最突出的当数年仅40岁、只有12年党龄的蒋经国。此一安排彰显了蒋介石想传位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蒋的这种愿望越发迫切。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也是因为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再从16人名单观起，还可以发觉从事20多年党务工作的“党魁”、蒋最得力的助手、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竟未在大名单中出现。众人皆知，蒋的政治发迹得益于陈氏兄弟的叔叔陈其美。这一次蒋竟不念知遇之恩了，原来有一层看不见的秘密：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蒋介石心里明白，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罗网，而是一门心思在国外发财。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思来虑去令蒋介石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在大陆独裁统治的支柱，而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已远走高飞。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还在台湾，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C C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蒋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这次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对蒋还抱有希望，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认识？”
陈立夫愈来愈感到事情不妙，他只好检讨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陈打算以大包大揽地承认错误，换取蒋介石的原谅。其实，蒋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已把陈立夫排除在外，而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而已。
应该说蒋介石这样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个毒招。
因为，此时的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而陈立夫能干事，却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安排。陈立夫十分清楚蒋的用意，于是顺着蒋的心思提出去美国，蒋则顺水推舟。临走前，蒋介石亲自送了他5万美元，然后说有事离开了，让夫人接待他。在一旁的宋美龄送了一本《圣经》给陈立夫，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啼笑皆非，瞟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
同年8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以养鸡为业，陈果夫第二年就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陈”就这样销声匿迹。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
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
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也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
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扫地出门。
严格整肃，从“娘家侄”头上动土
“二陈”刚刚被打入另册，尚未了结，蒋氏父子又编织罪名，制造了“毛邦初案”。
且说当国民党改造运动进行整肃阶段时，“毛邦初案”不早不晚浮出水面，轰动了台湾海岛，并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应该说此案并不是一般的违纪整肃，令人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众所周知，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
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蒋与毛福梅婚变，同宋美龄结合，但蒋对毛邦初、毛民初、毛瀛初三兄弟仍一如从前，极力栽培。在毛氏三兄弟中，精干聪明当数毛邦初，因此也最受蒋介石青睐。北伐战争后期，为加强空军建设，曾被蒋送到苏联学习飞行。返国后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官职步步升高，人们也风言风语。抗战中，他与周至柔协手，立过赫赫战功。从1943年起改任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主任，常驻美国，从事采购工作，1946年晋级为空军副司令。内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多次汇巨款给毛邦初，授权其在美国购置空军装备和后勤补给品。蒋介石下野后，一面令俞鸿钧将黄金、白银、美元运往台湾，一面又给毛汇去1000万美元。后来蒋又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电致毛邦初，将1000万美元提出，以他私人名义分存华盛顿、纽约及瑞士银行，以免为李宗仁政府冻结。此事充分表明，当时蒋对毛还是十分信任的。
事过境迁。
到了1950年11月，美国参议员诺兰夫妇抵台访问时，蒋介石热情接待。其宴会间，诺兰除了向蒋介石说了许多“将在美国国会支持中华民国”的好话后，同时又提出今后台湾空军购买器材的差事由他代办为好。诺兰还称：美国国会议员在若干航空制造公司颇具影响力，如由他采办器材，可以少花钱多办事，他还可以动员国会议员加入支持台湾当局的行列，以解除台湾目前的外交燃眉之急。
蒋介石没加思索就愉快地答应了诺兰的要求。
其后，蒋介石便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通知毛邦初，将采购器材的工作移交给诺兰办理。毛邦初接此命令，大为气愤，认为蒋介石对他不信任了。此时诺兰又登门催毛移交购买器材款项。话不投机半句多，二人吵将起来。后来诺兰又找到台湾驻美“大使”，“大使”出面调停无效。毛邦初就是不交，诺兰又找到隔洋的蒋介石。蒋电话致毛，毛不仅不接蒋的电话，还将此事告知在美做寓公的前“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听后说：“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之事，本人应有审查大权。”
接着，蒋介石又催促毛邦初，毛说此款项系李宗仁代总统任内汇出，蒋无权支配这笔外汇。
至此两人脸面撕破。
毛在美国，与蒋的死对头李宗仁结合一起，揭发蒋的1000万美元来路不正，声明要追查到底。毛还扬言说他手中保存有蒋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资金凭据”。游说活动是蒋介石退台后，采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到美国游说，收买陆军外援蒋集团，对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改对华政策。此项“游说活动”的电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驻美空军购料处”专用电台时，被毛截获。李特嘱毛邦初：“不得移交，并责其保全档案，藉资审察。”
再说，毛与蒋抗命的这段时间内，美国有人站出来，怀疑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援”进行“游说”活动，立案调查。蒋介石闻之大为不悦，认为都是毛邦初提供有关“游说”材料，加之毛与李搞在一起，愤怒异常，故借当时肃整时机，1951年8月21日宣布毛邦初停职查办，并令其迅速返台，听候处理。
毛邦初一不做二不休，被撤职后，拒不返台，不交“赃款”。
蒋介石眼见指挥失灵，亲自指令“司法行政院”政务次长查良监前往美国向法院起诉。当查抵美后，毛邦初闻风携巨款潜逃墨西哥。蒋又令查前往墨西哥。后来墨西哥当局以毛邦初伪造入境证非法入境将其拘留，准备提起公诉。
当时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也声言要严办查处，闹得风风雨雨，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排除异己，“孙立人案”始末
从国民党改造以及改造以后的日子，蒋介石念念不忘内部清洗，继续为公子经国升迁鸣锣开道。这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蒋对“吴国桢案”处理上打抱不平，颇有微词，同时本人性格桀骜不驯，才华过人，学识、能力和资历，皆在蒋经国之上。蒋的“既定方针”将受到挑战，于是寻找机会挤掉孙立人，只需时间安排了。
不久，“孙立人兵变”事件就发生了。
1 9 5 5年8月，蒋介石以“孙立人兵变”的罪名立案，将孙立人拘禁起来，孙大喊冤枉。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郭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经过调查，孙立人与郭案并没有直接责任。
因为孙时任陆军总司令，三军反响极为强烈。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引起轰动。蒋介石要干什么？人们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