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挑战“独裁”的人
1960年阳春三月，杨柳吐絮，鸟语花香。
作为年过古稀的蒋介石，可在他的血管里却流淌着春天的血液。他决定再度出山，迎接六年一届的“总统”竞选。
此时蒋氏已完成两任“总统”的任职。按照早已灭亡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6年，连选连任一次”。如果再度连任，即属于“违宪”。蒋氏既要再当“总统”，又要避开“违宪”之嫌。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修改“宪法”。蒋介石连忙摆手说：万万不成。然则不修改“宪法”，蒋氏又怎么连任呢？这可忙坏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后来不知是哪位心腹想了一个高招，即通过大法官会议做成解释决议，以台湾现有“国大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可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坚持不修“宪”，又使蒋氏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何乐不为呢！
说干就干。蒋介石让他班底连夜通知，召集“国大代表”会议，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家做了个举手之劳，3月11日修订完毕。
应该说蒋氏的这一举动实属荒谬可笑，因为当时台岛完全处在蒋氏的独裁专政之下，又在军事戒严期，谁敢说话就会被扣上“共匪同路人”的红帽子，但仍有人对蒋的荒谬之举进行发难、对独裁进行挑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雷震和主要撰稿人殷海光教授。
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6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研究宪法学与政治学，接受现代民主理论的训练。在政治方面，他经验老到。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等职。1931年后从学界进入政界，上世纪40年代，雷震深受蒋介石信任，从抗战末期到行宪之初，历任参政会、政协及制宪国大的正副秘书长职务，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并参与制宪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他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监事”，以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负责人。同时，他也多次去香港，与香港的“第三势力”进行沟通和斡旋。
殷海光没有雷震那样的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独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金陵大学主笔。1949年赴台，8月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1958年升为正教授），11月担任《自由中国》编委。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书评和论文，他还翻译了海耶克（大陆译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开始在《自由中国》连载。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也因为常激越地批评时政而与执政当局发生冲突。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从《自由中国》的刊名上可以看到雷震和殷海光身上闪光的东西。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启蒙者。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
“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的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来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物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力之争。他衷心相信，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提供他们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巨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15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
面对雷震与殷海光的发难，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茬，表现得宽宏大度，如期举行“总统”大选，3月22日，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如意当选第三任正、副“总统”。且说蒋介石对他的违宪行为不仅不感到内疚，反而大言不惭地标榜这是“民主的典范”。是民主还是独裁，台湾人民心里都是有数的。
1960年9月4日，就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四个月，便撕下宽宏大度的面纱，下令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同时逮捕主编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三人，罪名是“煽动叛乱”、“包庇匪谍”，四人分别被判处徒刑10年、12年、7年和5年。《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的命运。
9月13日，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蒋介石时问及雷震被捕原因，蒋说：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刊登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他说：“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是有法律依据的”。蒋介石还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等组建反对党的事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可参加颠覆的活动。”
蒋介石这种栽赃于人与欲盖弥彰的说法，不仅不能为广大公正史学家所接受，就连台湾“监察院”也对此案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
在美中国著名学人、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于“雷案”发生后，即自美国接连电告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对雷震被捕表示抗议。第二封电报长达2000字，要求释放雷震，并抄给台北李万居的《公论报》发表，经《公论报》一再研究，觉其措辞严厉，不敢全文发表，只发表了部分内容。据外电报道，这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是抨击台湾当局独裁挑战民主，拘捕雷震；二是反对蒋介石传位于子，让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三是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
应该说，国民党对“雷案”的判决，不仅在台湾岛内引起舆论哗然，而且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制造了轰动中外的“雷震事件”，引起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
为子开道，逼陈下台
雷震事件后，蒋介石照当他的“总统”不误。
应该说这是他的第三任“总统”。
时间到了1960年的5月，这天蒋介石6点起床，起床后静坐片刻，再到健身房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这时，蒋经国过来，向父亲请了安，顺便谈一下当天的工作安排，正要转身离开时，老蒋叫住了小蒋说：“你给我推荐的那个宪兵团长，让我过目一下。”因为蒋介石为政多年，他相信面相，相信个人第一感觉。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需蒋介石亲自过目核定。当他深思熟虑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纸上刊登，致使一些调动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虚位出缺，蒋经国推荐他的二处处长陈其东出任。在经国的安排下，陈其东当天下午到了“总统府”，拜见了“总统”。当时蒋看到他仪表堂堂，五官端正，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的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陈的家眷在何处？陈答在湖南湘潭。蒋听后告陈先回去，最后任命书迟迟未能发表。蒋之所以不同意陈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陈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由此说明蒋介石与毛泽东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也是他选人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排挤毛泽东的同乡。
身为“总统”，蒋介石相信面相，相信风水。他认为之所以能当“总统”，是他浙江奉化老家的风水好，祖宗的坟地埋得是个地方。另外，他之所以一个劲地反攻大陆，还有一层说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家乡的坟墓不要被共产党扒了，风水破了。
越到老年，越是想家，叶落归根，是他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还有望子成龙，传位于子。想来想去，这种迫切感竟超过了“反攻大陆”。想想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等势力虽然被清除了，但阻碍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障碍在哪里呢？他清楚地看到了陈诚势力——这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
且说陈诚之所以深得蒋介石信任，是因为蒋介石用人严守传统亲谊观念，所用的不是他的黄埔系就是同乡。而陈诚不仅具有这双重身份，还对主子绝对忠诚，且他不贪污、家教严谨。正因为如此，陈诚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由蒋介石提名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国民党八大召开时，陈诚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1960年陈诚再度当选“副总统”。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对于陈诚是蒋接班人的说法，一开始就有争议，特别是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人，他们不以为然，说：“这都是不了解内情的人说的话。真正的接班人是我们的经国部长。”据蒋经国心腹孙家麒回忆说：
早自1954年5月20日，陈诚先生就任副总统之日起，继承权便已开始转移了。这话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副总统的地位，虽然是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但并无实际力量，纵使再兼一个行政院长，在我们这个事实上等于总统制的国家里，行政院长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俞鸿钧先生虽任行政院长，还不是等于一名“高级传达”？第二：陈诚先生虽然飞黄腾达甚早，然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方面，确是瞠乎人后；同时他对老先生忠心耿耿，很少培植私人势力结党营私，所以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集团，充当他的政治资本。第三：他的年龄虽比老先生年轻十几岁，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较老先生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太子先生则和他恰恰相反，在这三方面都比他优越得多。在此之前，两人明争暗斗相当尖锐。有时他还当面故意给太子以难堪，但自登上“副总统”宝座之后，态度忽而大为改变，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一派礼贤下士的样子，即对太子先生也委曲求全，遇事隐忍。大概他以为自己业已坐上第二把交椅，老先生百年之后，继任者舍我求谁？因而放心大胆，笃定泰山了。这位先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上述说法颇有一定道理，后来陈诚在蒋介石努力寻求第三次连任的问题上，看出了问题的实质，蒋并不想把身后的“总统”之位让给他，原来他太天真了。后来，陈诚又被蒋的打手反咬一口：说是陈诚与反对蒋氏连任的雷震先生，狼狈为奸，遥相呼应，阻止蒋连任。这一点使陈诚身受其害，顿开茅塞。
时间到了1960年3月，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后，虽然再度授命陈诚“组阁”行政院，此时的陈诚已心灰意冷。顿开茅塞、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行政院长”的请求。蒋介石既想传位于子，但又冠冕堂皇，故不准辞职，给假休养一个月，其职由“副院长”王云五暂代。一月假期届满之后，蒋又准假两月。后因9月中旬台北发生风灾，陈诚结束休假，勉强视事，但未打消辞意。同年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实则在逼陈诚交权。陈诚听出其意，他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五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到。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起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太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既不高，也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而严家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再说为国民党效尽犬马之劳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于爱“国”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场，心情不畅，旧病复发。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文：
“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三十七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做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病逝台北，他的夫人谭祥、长子陈履安、次子陈履洁、长女陈幸、次女陈平均服侍在侧。陈诚病逝，对蒋氏父子而言既悲且喜。悲的是从此蒋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在上个世纪5 0年代末6 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心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故此，蒋氏父子为陈诚大办丧事，其规模当是台湾最大的一次。
教育经国，研究阳明
忠臣陈诚逝世后，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一是威严不足，二是又怕耻于天下人笑话，于是蒋介石在1966年3月第四届荣任“总统”之后，把陈诚留下来的这个“副总统”之位交给了严家淦，对经国严加培养，提示经国要读点哲学，看问题就会更加全面。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蒋介石不信“马列”，独信王阳明哲学。这是鲜为人知的。他一生著述颇丰，但是理论著作只有王阳明哲学研究。他很崇拜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因为王阳明也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阳明西路以北的武胜门西侧。在大陆时，他曾登过龙泉山北麓，到过武胜门王阳明的故居，对王阳明的身世有一定的了解。
王阳明，又名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因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系浙江人，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提督军务都御史。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叛军十万，势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顺流而下。一路克安庆，逼南京，大有挥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势，明朝廷上下震动，惊慌失措。这时，驻守在丰城的赣南巡抚王阳明迅速赶到吉安，果断决策，调集军队，直捣叛军老巢南昌。朱宸濠闻讯，急忙回师救援，王阳明与叛军大战鄱阳湖，仅用了35天时间，王阳明就大败叛军，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乱几乎是在谈笑间平定了。可是，王阳明立了如此大功，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反而遭到一系列的毁谤与陷害。明武宗甚至觉得王阳明这么快就轻而易举平定了叛乱丢了自己的面子，认为像这样的战斗应由他亲自带兵南征才能显示“皇威”。宦官张忠之流又诬陷他与朱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阳明放了朱宸濠让他率军与朱宸濠再战……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同时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这样顾全了皇帝的面子，才保证了王阳明的身家性命。
蒋介石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后来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找到了理论支持。因此，他便与王阳明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退到台湾后，也把王阳明的论著带到了台湾。又将他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以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与此同时，他又在草山创立了反攻大陆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还让蒋经国深入了解王阳明哲学。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生日。14日，蒋介石从日月潭给他寄来了一封情感交融的信：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