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兵的事情，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刀。
——袁世凯
用人潜规则
战国时期，有一个韩国公子名叫韩非，凭借他对官场经验的理解和渊博的学识，写出了一部官场权术大全。这部著作就是《韩非子》。
韩非在他的书中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言论。通过一个人的言论，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品质、了解他的志向、了解他的能力等。领导人应当通过言论这个途径来了解他的部下，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和判断授予他们合适的官职、处理特定的事务，如公正无私的人可以用来执法，能言善辩的人可以用来办理外交，憨直无隐的人可以做谏官，勇而善谋的人可以用来带兵打仗。
检验用人是否合适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人各自担任的不同官职来考察他们的工作成效。如果臣下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一致，他们的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符，就应当给予奖赏与提拔；如果他们的工作业绩同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职务行为不一致，或者职责与行为同他们的言论相违背，就应当加以惩罚和罢黜。所以，对属下中那些夸夸其谈说大话办小事的人，要严厉惩罚，这不是因为他只能办小事，而是因为他说大话；同样对那些有能力办大事，却一直藏着掖着的人，也应当严肃处理，这不是因为不希望用他做大事，而是因为同成就大事相比，言行不一的危害更大，所以也要加以惩处。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举了一个事例。故事的主人公是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因为醉酒睡着了，典冠者怕他风寒感冒，便取过衣服给他盖上。韩昭侯睡醒以后看到身上的衣服很高兴，就问身边的侍从：“为寡人添加衣服的是哪一个？”侍从告诉他是典冠者。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韩昭侯竟将典冠者和典衣者一并问罪。典衣者获罪是因为他怠于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做好伺候君王的本职工作；典冠者获罪则是由于越权办事。实际情况是，并非韩昭侯不惧风寒，而是因为他深知超越权限的危害要远大于风寒对自己的危害。尽管故事中韩昭侯惩处典冠者的理由冠冕堂皇，你一个管帽子的侍从，管人家衣服穿得多少干吗？狗拿耗子也得受处分，越权了嘛。但这只是表象，是一种权术，真正目的在于杀鸡做猴，防范臣子们越权办事，趁机揽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英明的领导管理属下，一定要求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办事，不得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追求更大的工作业绩，不得发表超出自己职权范围的任何言论。越权者应当处死，胡乱讲话者应当治罪。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依据自己的职责行事，忠于职守、言行一致，形成一种秩序，那么属员们便无法结党营私了。
对于用人的奥秘，韩非在他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英明的领导有效地控制部下，无非运用两大权柄而已。这两样东西，一个叫“刑”，另一个叫“德”。刑，就是刑罚，就是严惩不贷；德，则是赏赐，就是奖励名利。在韩非看来，人们一般都比较畏惧刑罚，而盼望得到奖赏，所以，领导人如果能将这刑赏二柄运用自如，那么属下便会慑于刑罚的威严而不敢为非作歹，同时基于奖赏的好处也会尽心辅佐主人。
对于那些不听话、不服从、不为所用的人物，韩非主张杀掉为妙。想当年，姜子牙辅佐周武王推翻殷纣王之后，受封于齐。当时齐国的东海之滨住着两位才华横溢的隐士，一名叫狂矞，另一名叫华士。令人不解的是，姜子牙到了齐国以后竟然首先将这两兄弟捉住砍了脑袋。消息传到周公旦那里，周公急忙派人去问：狂矞、华士二人都是贤者，老兄为何要杀掉他们？估计周公没好意思把话说完，剩下的半截应当为：你老兄难到要步殷纣王的后尘？姜子牙回答得十分干脆：这兄弟两人曾经说过，不做天子的臣属，不做诸侯的朋友，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他们不愿做天子的臣属，我姜尚就不能使他们臣服；他们不愿做诸侯的朋友，我姜尚就不能驱使他们；他们自耕自饮，自食其力，不求于人，我姜尚制定的奖惩制度便失去了作用；他们虽有智慧，却不能为我所用；虽然贤能，却不能为我建功立业；不愿做官，便不会接受我的约束。譬如良马，虽有千里之名，但不能任人驱使，留之无用，反而对别人是一种坏的影响，所以姜尚我要把他们杀掉。
韩非认为，赏罚二柄对领导者而言就像爪牙对老虎的意义一样。如果领导者失去了二柄而由属下使用，那么他们必将受制于属下。
对于丧失二柄的严重后果，韩非列举出两则历史教训。
一件是：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后来改姓田，其子孙在齐国世代为官。田家传到田常这一代，家族势力已经非常庞大。为了排除异己，进一步控制齐国大权，田常再次使用老爹田乞的发明专利，对上为亲信同党请求国君的赏赐；对下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收买人心，典型的做法就是大斗出小斗进。百姓家遇到困难想借点粮食，田常借粮的时候用大斗，本来一斗为10升，而田常会给12升，还贷的时候反过来，本来一斗要还10升，田常却只要8升，这一进一出百姓就会得到4升的实惠。这样看来，田常干的岂不是赔本的买卖？非也。送出去的粮食毕竟是有限的，田常并不缺粮，更何况送给百姓的粮食也不见得就是田常自家的，国库里面有的是。而百姓得到好处，自然感激田氏，此后田家的声望越来越高，这为田家攫取齐国的王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田常为亲信大臣请求的赏赐来自于国君，他收买百姓的利益也大都来源于国库。国君付出了权力成本，但是没有得到收益，收益都被田常拿去了，这就是“失德”。
一件是：宋国的司城子罕曾对国君说，奖赏和赐予都是臣民所喜爱的东西，因此这些事情请国君您亲自来做；杀戮和刑罚都是臣民所厌恶的东西，因此请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小臣我来办。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由子罕承担了恶名，但君主执行刑罚的威严也被他同时攫取了，这就是“失刑”。
因为失德，田常杀了国君齐简公以后却没有被治罪，因为上上下下都被他买通了；因为失刑，子罕杀掉宋桓侯以后并没有受到追究，因为大家都很畏惧他。最后，二人都实现了篡权窃国的目的。所以，手下一旦把二柄全部篡夺，那么君主就要面临危险和遭受损害。齐简公和宋桓侯的下场就是明鉴。
韩非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办法，将我国几千年来官场用人的潜规则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他不过是一个口头上的理论家，真正能够洞达其奥秘并把此用得驾轻就熟的，翻开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几人，但袁世凯无师自通，他将这种实用主义的用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
兼收并蓄，范围广泛
兼收并蓄、范围广泛是袁世凯援引人才的一个显著特点。
袁世凯结交、驱策人才的手段是十分厉害的。如果用一句话来做概括，那就是：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施之以金钱，威之以刑杀。袁世凯在长期的宦海生涯中，早已经将这些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不仅得心应手，而且也往往颇具袁世凯个人的特色。
袁世凯常说，天下人才有四种：一是现在就有用的人才；二是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会有大用的人才；三是现在只放手加以笼络，不到关键时刻不去使用的人才；四是看起来没有用，但只要加以培养就会成为人才的人才。
袁氏集团如果从小站练兵算起，到袁世凯调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不过10年左右，如果算到辛亥革命发生，也大约只有15年的时间，在如此短而迅速的时间内，这一集团即从地方走向中央，袁世凯也由一个并不有名的厅局级干部而一跃成为民国的大总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不能不从其人才的广泛性与能力强弱等角度来进行观察与思考。
事实上，袁世凯任命的干部是十分广泛的，军事上有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行政上有徐世昌、唐绍仪、赵秉钧、杨士琦等人；经济上有张镇芳、毛庆蕃、周学熙、梁士诒、王锡彤等人。行政、军政、警察、财政、外交、教育等人才无所不包，几乎涉及这个集团的各个方面。袁世凯有一个重要特点，即爱才、惜才，特别善于发现和笼络人才。袁世凯笼络人才，为己所用的手段主要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常抓不懈；舍得投资；以礼相待；只要有才干，愿意加入袁氏集团，不问资历、出身，即提拔重用。
袁世凯任用人才之所以范围广泛，是与其人有大志及当时的社会客观环境的需要有关。读袁世凯的奏疏、信札和有关袁世凯的传记，给人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袁世凯的抱负和雄心很大。袁世凯看到自己叔祖父袁甲三办团练，日后高官得做，荫及子孙；曾国藩创建湘军，使自己成为一代名臣；李鸿章缔造了淮军，使自己成为清政府一个权势显赫的人物。所以，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盼望能组织和统率一支军队，拥有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人物。正因为有这样的抱负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广泛搜罗人才，逐渐建设和扩大干部队伍，无疑，这一点对于袁氏集团的迅速崛起是极为重要的，它与曾国藩网罗人才的做法相近似。
袁世凯之所以广泛搜罗和任用人才还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小站时期，袁世凯所需要的主要是懂军事方面的干部，那么，他就任山东巡抚与直隶总督，成为一方封疆大吏后，他所需要的人才就不能不更加广泛与全面了。
袁世凯的目标不仅仅是拥有一支军队的控制权力，他的野心是没有边际的。而要实现这种雄心抱负，这个私人集团的组成，就离不开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源源不竭的各种人才。为他出力的人物，“黄、绿、赤、橙、青、蓝、紫”，各种色彩的人物都需要，而且是唯才是举，来者不拒，这一点，袁世凯也确实做得十分出色。
袁世凯结纳人才、网罗干部是敢于花大钱下赌本的。只要是人才，能为己所用，多花些钱他是不在乎的。从这一点说明袁世凯是一个干大事、有魄力的人物。如阮忠枢，曾在李鸿章幕下效力，李认为此人，“武阀能久”，“极加器重”。1895年，李推荐阮入袁幕。袁认为阮“才长心细，学博识优”，十分重视。后阮被简放顺天府尹，尽管职务高了，但是收入却下降了。他在致袁世凯的信中抱怨说：“在府尹任上，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于是极力劝慰他，并继续照常给他寄送幕金。对此，阮忠枢当然感恩戴德。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阮尽管不直接在袁身边工作，但仍为袁的重要高参，终生为袁出谋划策。
袁世凯广泛结交，待人亲善和蔼，这在晚清官场上也是极为少见的。曾在袁世凯身边任幕僚多年，后又任民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评论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与一般官僚高高在上、态度粗暴、不知寒暖者相较，像袁世凯这样能礼贤下士者，当然人们更乐意接近、结交和为其所用。
袁世凯用人，重才干，英雄不问出身，有魏武帝曹操唯才是举的气度；也颇像汉高祖刘邦的风范，只要有用，贩夫走卒都可以成为将相。赵秉钧、段芝贵都系袁世凯手下级别很低的官员，他们都是花钱买下的道员头衔。尽管如此，袁世凯通过观察，认为二人才能出众，于是便通过朝中奕劻的关系，先后使他们成为独领一省的封疆大吏。赵秉钧从巡捕做到道员，最后一直登上了民国内阁总理的宝座；段芝贵从杂役做到巡抚，最后也做上了中华民国的上将军。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馄，他本是一个布贩子，投身小站，因军功一路飙升，最后还一度做上了民国大总统。
反之，如无才，即使亲戚也不用。张一麟介绍说：袁世凯“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禀，不假事权”。
正因为袁世凯有野心，爱才，能够礼贤下士，悉心提携人才，帮助人才，接济人才，所以，投奔其门，甘愿供其驱策者不在少数。对于这种情形，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比喻说：“内外大臣趋之若鹜。”张一麟也形容说：“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大部分人才，在入幕后，确实也对袁的决策在关键处起到重大点化作用。如徐抚辰谏袁就是很具典型的一例。
徐抚辰，字绍伍，湖北江夏县人，在袁幕任洋务方面的文案。1899年年底，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巡抚，武卫右军也随袁由小站调往山东。不久，慈禧太后在特殊情况下对外下了“宣战令”，袁氏为表示“忠心”，立即通告山东全省各州县遵旨“招团御侮”。在这动一发而牵袁氏集团全局的关键时候，徐抚辰力谏道：“此乱命，万不可从，否则国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听徐劝，徐就恪守幕职规则，“不合则去”，留书函一封告别。信中说：“世界列强，英、俄、法、德、美、奥、意、日本八国也，今以中国战败之后，无兵，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执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围使馆，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全倒地，有此理乎……我公若不遵行乱命，逐团匪与山东境界之外，将来外兵拥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旋乾转坤之忠心。如随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失，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袁世凯阅后顿悟，急遣人追回徐氏，面向谢过。但檄文已发，“仍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单，飞骑分道追回。遂毅然一变宗旨，护洋人，而剿拳匪”。
徐抚辰的建议使得袁世凯集团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分清了利害关系而没有与列强发生冲突，因而保存与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这样，在庚子之变后，清政府能够御用的军队几乎全部崩溃，袁世凯的军队却毫发未损，防卫京城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凯身上，他一跃而身兼八大臣。有人说“和议告成，袁乃得盛名。后由北洋总督，而宫保，而军机大臣，实皆由徐抚辰一人玉成之”。此言虽有夸张之意，但也由此可见人才在袁氏集团发展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
袁世凯对人才的兼收并蓄、广泛运用，这一点成为袁氏集团在清末民初能够得以迅速发展和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重吸收新式人才
在袁氏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袁世凯在广泛吸收人才、大胆地任用人才的基础上，同时还特别注重人才的质量。
袁世凯任用干部，比较注重新派，注意罗致懂得西方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
这不难理解，在晚清社会转型、人们的社会意识迅速发生变化的潮流下，传统治国安邦的那一套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与生存发展的需要了。这一点，就连主舵大清国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也已经认识和接受。
1901年1月29日，经慈禧太后指示，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说明政府的统治方法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
上谕认为：
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可见，袁世凯注重吸收和选拔懂时务的新式人才是形势使然。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在《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清晰表述了他的这一思想。
袁世凯说：
人材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得）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材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奋兴，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认定的新式人才，其标准是懂得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西政、西史以及各国约章公法的中西兼通的人物，其急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吏治、时务、交涉”等项上。
袁世凯在搜罗新式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1903年7月8日，光绪皇帝亲临保和殿举行经济特科考试。应试者有两位后来在中华民国史上颇有盛名的人物：一个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中了一等第一名；另一位是湖南湘潭人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经济特科既是新政的一部分，当然为顽固人士所不容。因此，发榜后，谣言四起，都说中试者大多是维新党。一天，慈禧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问道：“外面传说特科人才流品庞杂，心术不端，你听到什么了吗？”这位瞿大相国信口开河启奏说：“特科初试一等第一名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末一字又与康有为相同，梁头康尾，其人品可知。”慈禧听了这些话，气得脸色发青，也不问情由，就把初试阅卷大臣撤了职。梁士诒自然不敢再参加复试。杨度因与梁同科，且在试卷内大谈新学，难免有激进之嫌，所以也不敢再入场复试了。梁、杨仕途之路绝望，自然心情消极。不料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梁士诒、杨度二人的才干为袁世凯看中。不久，梁士诒经唐绍仪介绍，入袁幕被袁世凯派为北洋编书局总办，此后更加倚重，执掌交通系，民国初年入中枢，一度有“二总统”之称。杨度也在1907年被袁收为入幕之宾。从此，二人仕途坦坦，前途一片光明，在民初均名噪一时。
袁世凯面临北洋新政百举待兴的现状，为了北洋的事业，他大胆果断起用了一批留美、留日的新式人才。凡新自留学东、西洋归国之学生，他都竭意延揽。
詹天佑，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袁世凯任命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局务。吴仰曾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回国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开平矿务师兼办京张铁路煤矿。屈永秋毕业于天津医学馆，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医学堂兼办天津卫生总局。邝荣光，美国矿务大书院毕业，被袁世凯任命为矿政调查局、华总勘矿师、会办临城矿务兼工程师。袁世凯认为以上四人，“科学精深，名闻中外”，不仅给他们官职，而且援例上奏，要求朝廷按中国实际情况给他们以各科进士出身，以安抚他们，使他们尽心为国家的新政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