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身为老师，具有重大的责任。老师协助形塑学生的生命，并且为这些生命指明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严肃？小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珍宝，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想到世界的未来。想想这些事有多重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从事将来要做的工作。我想不出有哪一种职业比教师更重要。一位好教师，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来说像是第二个父亲。这就是墨菲伯爵将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
墨菲伯爵就像集许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有那么多才华、能力和技艺。他知识渊博，可以说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多才多艺与世界观。他身兼学者、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王室顾问、作曲家、艺术赞助者和诗人。他的兴趣涵盖了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科学和社会等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他尤其关心年轻音乐家的工作，和他们当中许多人结为朋友，受他提携的包括阿尔贝尼茨、格拉纳多斯、托马斯·布里顿等人。他和加泰罗尼亚伟大的音乐学家费利佩·佩德雷尔一起促成西班牙音乐的重生。他最热衷的是歌剧。他是现代西班牙歌剧的建立者，他努力把西班牙歌剧从意大利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重建歌剧音乐中真正的民族特色。他那么热爱西班牙音乐，对西班牙音乐又那样了解！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音乐史的重要著作，论及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伟大作曲家，这本书如今仍是研究西班牙音乐的学生教材。他是研究鲁特琴在西班牙发展历史的先驱，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来研究古代西班牙鲁特琴的记谱法，并写了一本经典巨著《十六世纪西班牙之鲁特琴家》，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伯爵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私人教师。当我见到他时，他是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的助手和私人秘书。在宫廷里，贵族称他为“那个音乐家”，带点儿轻蔑意味。当然，他们的态度只显出他们自身的缺陷。
他十分了解西班牙的民族音乐，对西班牙音乐的复兴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关于这位杰出人物的背景，有一段有趣的花絮：他的祖先并非西班牙人。他的祖父是个爱尔兰人，由于从事政治活动而被逐出爱尔兰，流亡在外。墨菲伯爵的姓氏源自“Murphy”！
在圣萨尔瓦多的家里，有一个我称之为“怀旧厅”的房间，在那里的一面墙上，挂着一件我珍藏的物品。那是墨菲伯爵的一张相片，相片上题着几句话：
我请求上主做证
向小卡萨尔斯证明我此言不虚
我乃身处上苍的恩典之中
当此刻我确然主张
此一丑陋的容颜
乃属于他最好的朋友
是的，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赞助人和引导者，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八九四年，我十七岁。在那影响深远的一日，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恩立克、路易抵达马德里。我们立刻到墨菲伯爵位于市郊阿奎洛区的宅邸见他。那是个真正出众的人物的家，是一位在文化和品味上出众的人物。那房子里，每一件家具、古董、地毯和画作都是带着情感细心挑选出来的。当你走进他的客厅，看见他美丽的钢琴和乐谱，你可以感觉到这个人心中的音乐。他的图书室令人欣羡，成百上千的书，你想象得到的各种主题，新旧都有。他年近六十，个头很小，十分整洁，胡子整整齐齐，前额很高，只在脑后有稀疏的头发。他举止亲切，不矫揉造作，非常温和。他很热络地欢迎我们，一读完阿尔贝尼茨的信，他就问我是否带了我所作的任何一首曲子到马德里来。我带来了一叠，包括一首弦乐四重奏，是我在十四五岁时写的。“你愿意为我演奏吗？”他问，我照办了。当我演奏完毕，他说：“没错，小卡萨尔斯，你是个艺术家。”
伯爵安排我去王宫为伊莎贝拉公主演奏。她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姐姐，对音乐很有兴趣。那次拜会令我难忘，不仅是因为那是我头一次在王宫里演奏，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去王宫。我母亲没法把我两个小弟弟留在别处，所以带着他们一起去了王宫。恩立克还是个婴儿，当我为公主演奏我所作的一首曲子时，他哭了起来。对一个肚子饿的婴儿来说，这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就算在王宫里也一样。恩立克是个健壮的男婴，他的哭声制造出不小的噪音，和我的音乐此起彼落。我母亲静静地解开她的衣裳，开始喂恩立克吃奶，一点儿也没有小题大做，也没有流露出一丝尴尬，我继续演奏……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插曲以前是否在王宫里的音乐表演中发生过，也不知道这是否符合宫廷礼节。但是对我母亲来说，这没有什么差别。她会在其他地方喂恩立克吃奶，那么在王宫里为什么不行呢？就算公主就坐在旁边，母亲一点儿也不在意。对她来说，公主跟其他任何人没有两样。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在那之后不久，伯爵带我们母子去见摄政王后。她很亲切地接见了我们，并且安排我在王宫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在那场音乐会上，我既是演奏者，又是作曲者。演出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是我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我演奏大提琴部分。
第二天早上，伯爵给我们母子带来令人兴奋的重大消息。他告诉我们，王后决定给我一笔奖学金，金额是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约等于五十美元。这笔钱在当年不算少，事实上，算得上相当可观。尽管如此，要养活一家四口，这个收入就不算多。我们过得很拮据。
母亲替我们找到一间房间，其实是间阁楼，位于房子的顶层，在昆汀街，面对着王宫。我们的房间俯瞰着王宫的庭园，庭园里有历代国王的雕像。在顶楼还有四间公寓，比我们矮半层的邻居都是劳工阶层，他们是好人，喧闹而友善。对于有一个拉大提琴的年轻人来到他们之间，他们萌生了特别的兴趣，而我一向乐于助人的母亲很快就跟他们成了朋友。我们的邻居当中有一个在王宫担任门卫，他对自己的制服十分自豪，习惯整天穿着，我还猜测他是否睡觉也穿着制服！另外还有一位鞋匠和他的家人，那个可怜人有两个弱智的孩子。还有好几个妇人是做雪茄的。那个地方总是很吵，大孩子跑来跑去，小孩子哭叫，做母亲的则斥责他们，夫妻吵架，叫喊、歌声和争吵一直延续到清晨。那么混乱，又那么喧哗！可是我不让这干扰我练习。事实上，我得承认我在那些声音中又加上了另一种声音，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练习大提琴……
在墨菲伯爵的教导下，我开始了密集的学习。他看出我的教育中有许多缺漏，也看出如果我想作为艺术家走进这个世界，我要学的还有很多。每天上午，我会在九点钟到他家，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规律地接受他的教导，就像是通识教育。然后我们会与他太太和继女一起吃午餐。伯爵夫人是个美丽的妇人，本身也是位有才华的音乐家，曾经是李斯特的学生，她为我上德文课。午餐之后，伯爵会让我在钢琴上做即兴演奏，并针对我的即兴演奏做评论。他有一句评语我始终记得。当时我很喜欢一些特别错综复杂的和声时，每当我沉浸于这种和声，一向和我同坐在钢琴凳上的他就会伸手搂住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小卡萨尔斯，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好吗？”用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没错，对于艺术的目的，还有比这更深刻的说法吗？的确，如果不能以人人都能懂的语言来表达，那么音乐——或是任何形式的艺术——能满足什么目的呢？
如同我所说的，伯爵的教导绝不仅限于音乐科目。他教导我所有能教的，关于人生以及我所生活的世界：语言、文学、艺术、地理、哲学和数学，他不仅教我音乐史，还教我人类历史。伯爵主张，要成为一个发展全面的艺术家，必须对生活有全面的了解。他认为艺术和生活密切相关，这两者密不可分。他不仅具有罕见的天赋，还是个极有智慧的哲学家。
他让我定期参观普拉多美术馆[1]。在我去之前，他会对我说：“小卡萨尔斯，今天你该研究委拉斯开兹的一幅画。”或者也可能是穆立罗、提香或戈雅[2]的一幅画。在那座宏伟堂皇的建筑里，在那些长廊和大厅里，我会站在那些画作前，审视那位艺术家的技巧，思索他那幅作品的含意。我会自问：“他在说什么？他是怎么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我会针对那幅画写一篇文章交给伯爵，再一起讨论我所写的东西。
每周一次，他叫我去议会，去参议院或众议院，听政治领导人物和当天的讲者演说、辩论。然后我会就我所听到和观察到的事物写一篇报告给他。
在我学习时，母亲也在学习。她不仅学外语，还研习其他课程。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帮助我的课业，也是为了避免我们母子之间在教育上出现任何鸿沟。
伯爵用来教我的许多课本是他从前用来教导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书。在那些书的页缘，我常会看见国王做的笔记。伯爵常说：“我有两个儿子：阿方索和小卡萨尔斯。”我也开始称呼他为“爸爸”。
他对我满是体谅，满是温柔！住在马德里的初期，我尚未摆脱在巴塞罗那时折磨我的忧郁，午餐时，如果他看见我心事重重或是悲伤，就会说幽默的故事、诙谐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他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往往能把我逗笑。
伯爵对我的个人教导长达两年半。没有人指派他做这件事，这完全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个了不起的好人，我欠他多大的恩情啊！
伯爵教导我的同时，我还在马德里音乐学院学习。伯爵安排我跟布里顿学习作曲，他当时位列西班牙最重要的作曲家。他的歌剧非常受欢迎，伯爵带我去欣赏他的知名作品《帕洛玛圣母狂欢节》的首演。
音乐学院的院长莫纳斯泰里奥是我的室内乐老师。莫纳斯泰里奥是位出色的小提琴家，一个神童，七岁时就得到王室的赞助。他是个伟大的老师，在我音乐生涯的这个发展阶段，不可能遇到比他更好的老师了。可以说，在我人生当中，除了父亲之外，是他给了我音乐上最大的影响。为了打开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了解音乐真正的内在意义，并且教导我所谓的风格，他做了多少事！我那时已经非常注意音准，这是当时的音乐家不太在意的事，而莫纳斯泰里奥加强了我在这件事上的信念。他还鼓励我练习音乐的重音标示，我对此极为重视。他看待音乐的方式十分严肃。那是“世纪末时期”，艺术家有飞扬的头发、飞扬的领带和飞扬的言辞！精巧的花腔、矫揉造作、夸张的情感在当时蔚为风尚。但是莫纳斯泰里奥不一样，他极为强调音乐的基础原则，从不把音乐视为玩具、一种兴之所至。对他来说，音乐是人类尊严与高贵的一种表现。
我成为他的学生时，莫纳斯泰里奥大约六十岁。他为人体贴，对我十分慈和。课堂上，他有时会谈起音乐的规则——对他来说，音乐是种语言，和语言有着相似的规则，比如重音、音长和持续的变化——或是用他的小提琴来示范说明，这时他会从眼角看着我，仿佛在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有一天，他告诉班上同学，要我们第二天务必到学校来。他说：“我们有一位学生表现优异，王后要颁奖给他。明天你们就会知道他的名字。”第二天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我。从他手里，我接获从克里斯蒂娜王后那儿得到的第一枚勋章，她是我的赞助人。那是天主教伊莎贝拉勋章，我当时十八岁。
我常到王宫去。每星期两到三次，我会去演奏大提琴，用钢琴即兴演奏，或是在音乐会中演奏。我渐渐受到王室成员般的对待。克里斯蒂娜王后的钢琴弹得很好，常和我演奏二重奏。我们坐在同一架钢琴前一起弹奏，四手联弹。她是个和蔼、仁慈的妇人，非常亲切。我越来越依恋她。她不仅是我的赞助者，还成了我的第二个母亲。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首度认识了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他那时候七岁，是个可爱的男孩！我们渐渐喜欢上彼此，他喜欢我讲故事给他听。他热爱玩具士兵，我们常常一起玩，把他的小小部队排成阵列，让他们行军、演习。我会带邮票给他，而他会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从不曾失去我对王室家族的爱意，也不曾忘记他们对我的恩惠。
不过，这当然是件私人的事，跟我对君主政体或是整体宫廷生活的感觉毫无关系。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世界，我也不喜欢那个世界。在贵族当中有许多人矫揉造作，他们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而且宫廷里总是钩心斗角。我是在普通百姓之中长大的，我仍旧认同他们。在我所受的教育和先天的倾向上，我都拥护共和政体。而且，我是加泰罗尼亚人，并且深以为傲，而出身自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往往瞧不起加泰罗尼亚人。
许多年后，阿方索已是执政的君王，我有一次对他说：“你是国王，我爱你，可是我拥护共和政体。”他说：“你当然是拥护共和政体，我知道。这是你的权利。”而事情怎么可能会有所不同？没错，我是个艺术家，可是从事艺术的同时，我还是个用双手工作的劳动者，终其一生都是。因此，当我必须要在君主政体跟共和政体之间做选择时，我的好感自然是在共和政体那一边。
然而，我跟西班牙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将持续许多年。事实上，最近一次接触是在我首次拜访马德里王宫之后七十多年。那是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时我去希腊指挥我的和平神剧《马槽》。我在雅典见到了王储卡洛斯[3]，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我庆贺他没有在佛朗哥[4]的政权下接受王位。我告诉他：“我认识西班牙王室五代成员，从伊莎贝拉二世开始。”卡洛斯娶了希腊公主索菲亚，第二天他带着太太一起到我住的饭店来了，还有他们两岁的女儿。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室的第六代。
卡洛斯最近誓言要继续当佛朗哥的继承人，这多么令人遗憾！而当年流亡的国王，他的祖父，对这个政权的态度是多么不同！
我在马德里待了将近三年，这时我母亲说她认为我在那里学习的时间够久了，是时候做点儿改变了。她认为我现在该专注于拉大提琴，我也认同。她提议我们可以回巴塞罗那去，但伯爵听到后非常反对。他想要我留在马德里，跟着他工作，成为一个作曲家。在歌剧界，他将大力提携我。我母亲的看法十分不同，她对伯爵说：“我相信对卡萨尔斯来说，大提琴要胜过其他一切。他将来要成为作曲家，以后还有的是时间，而他在大提琴上所下的功夫并不会有所妨碍。可是若他现在不专注于这件乐器，将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缺憾。”他们的争执变得很激烈，两人之间的辩论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情势变得十分紧张。王后也反对我们离开。事情的发展令我父亲极为烦恼，他写信给我母亲：“你心里在想什么？这究竟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母亲坚定不移。
最后，他们妥协了。伯爵同意我离开马德里，但有一个条件：他要我去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那是当时全欧洲最好的音乐学院，可以在弦乐器和作曲方面提供优异的教学。伯爵说，在那里我可以跟弗朗索瓦·赫法尔特学习作曲，他是音乐学院院长，在音乐界享有盛名，而且是伯爵的老朋友。伯爵告诉我们母子，说他会跟王后安排好，让我于音乐学院就读期间能继续领取每个月两百五十比塞塔的津贴。事情解决了，我们前往布鲁塞尔，恩立克和路易跟我们一起去。出发之前，伯爵给了我们一封写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的介绍信。
我这一生在布鲁塞尔度过许多愉快的时光，但我的首次造访却称不上愉快。从一开始就没有好兆头。坐在火车上那拥挤的三等车厢穿越法国，那旅程似乎没有尽头，而等我们终于抵达布鲁塞尔——那是我头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眼前所见令我沮丧。那里跟阳光灿烂的加泰罗尼亚非常不同！当时是冬天。我讨厌寒冷，而天气又冷又湿又凄凉。浓雾笼罩着那座城市。
我们直接前往音乐学院去见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是位著名的音乐学家兼历史学家，人生经历十分曲折有趣。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面包师傅，希望他继承父业，但他的音乐才华很快就显露出来。年纪尚轻时，他便以他所写的教堂音乐和歌剧声名大噪。他旅行到西班牙，成为西班牙音乐的权威。有一段时间他在巴黎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后来转向音乐史研究。他是位杰出的学者，写了许多书，其中《古代音乐史与理论》是部经典之作。他对墨菲伯爵的影响很大，并且鼓励伯爵研究西班牙的鲁特琴历史。在去世之前不久，这个面包师傅之子被比利时国王册封为男爵，表彰他为刚果谱写的国歌。
我把墨菲伯爵的信交给弗朗索瓦·赫法尔特。他年事已高，相当虚弱，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谨慎地慢慢读那封信，我们谈起伯爵、马德里，还有音乐。他要求看我作的一些曲子。我身上带着一首我作的弥撒曲、一首交响诗和一首弦乐四重奏。他对我的技巧表示惊讶。“可是很抱歉，”他说，“我非常抱歉，没办法教你作曲，我实在太老了，而且看了你的作品，我不认为我能教你多少东西。”他又说：“你最需要的是去听音乐，尽你所能地去听，欣赏各种音乐演出。布鲁塞尔无法给你这些，当今的音乐中心是巴黎，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在那里你能听到全世界最好的交响乐团的演奏，巴黎有四个乐团：拉穆卢（Lamoureux）、科隆（Colonne）、帕斯德鲁（Pasdeloup）和巴黎音乐学院，你能听到所有的音乐。这才是你需要的。”他又说伯爵信上提到我演奏大提琴的能力。“我想让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提琴教授听你演奏，”他说，“你明天上午能来吗？”
第二天，我出现在班上。我非常紧张，因为这所音乐学院享有盛名，据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弦乐器学校。我坐在教室后面，听那些学生演奏，我得说我并不怎么佩服，我开始觉得不那么紧张了。那堂课结束时，教授向我示意，在那之前，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他注意到我在场。他说：“嗯，我想你就是院长向我提起的西班牙小子。”我不喜欢他的语气。
我说是的，我就是那个人。
“好吧，西班牙小子，”他说，“你似乎是拉大提琴的。你想演奏吗？”
我说我很乐意。
“你都演奏些什么曲子？”
我说我演奏的曲子蛮多的。
他叽里呱啦念出一串作品，每一次都问我能否演奏他所说的那支曲子，而每次我都回答可以，因为我的确能演奏。然后他转身面向班上同学，说：“嗯，这不是很了不起吗？看来我们这位西班牙年轻人什么都会演奏。他一定是真的很厉害。”
那些学生大笑。起初这位教授的态度令我难受，毕竟这仅是我在一个陌生国度的第二天，可是现在我却生他的气，气他嘲弄我。我什么也没说。
“也许，”他说，“我们是否有这个荣幸，请你演奏《温泉之忆》？”那是首炫技的曲子，在这所比利时学校经常被拿出来演奏。
我说我会演奏。
“我相信我们将从这个什么都会演奏的年轻人这儿听见惊人的音乐，”他说，“可是你用什么乐器呢？”
那些学生笑得更厉害了。
我气极了，差点儿就要拂袖而去。可是我想，好吧，不管他想不想听我演奏，他都会听到。我从离我最近的一个学生那儿抢过一把大提琴，开始演奏。教室里安静下来，等我演奏完毕，教室里鸦雀无声。
那位教授瞪着我看，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请你到办公室来好吗？”他说，语气跟先前大不相同。我们一起离开教室，那些学生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
教授关上门，在办公桌后面坐下。“年轻人，”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很有才华。如果你来这里就读，并且同意在我班上，我可以承诺你将在音乐学院拿到头奖。我现在就这样告诉你其实不符合规定，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告诉他：“先生，你对我很无礼，在你的学生面前嘲弄我。我连一秒钟都不想再待在这里。”
他站起来，脸色灰白，替我打开了门。
隔天，我们出发前往巴黎。一到巴黎，我就写信给墨菲伯爵，把在布鲁塞尔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告诉他我们为什么去了巴黎。他在回信中流露出不悦，说我违背了他的意愿，说我们的协议是让我去布鲁塞尔音乐学院就读，而非到巴黎去。“王后给你的津贴，”他说，“是基于这个协议才成立的。这是王后的要求。除非你回布鲁塞尔，否则你的津贴就会被取消。”我回信说布鲁塞尔实在不是我想待的地方，说我虽然不想违背他的心愿，却还是打算留在巴黎。他的回信显示出他认为我去巴黎是受了我母亲的影响，但事情并非如此。我自己知道返回布鲁塞尔没有意义。
我从王后那儿得到的津贴立刻被取消。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很艰辛！我们之前仰赖那份津贴，现在少了那笔钱，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立刻陷入窘境。我们毫无经济来源，该怎么办？父亲此时当然更加为我们担心，可是他也没有能力寄钱给我们。
母亲替我们找到栖身之处，在一个比狗窝好不了多少的地方，靠近圣丹尼门。那是个看了令人难过的街区，举目所见尽是贫穷。母亲开始每天外出，设法赚一点儿钱。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而她往往带了待缝补的衣物回来。我的两个小弟弟几乎吃不饱。
我自己当然也拼命努力去找工作，终于在香榭丽舍大道一个名叫马里尼的剧院担任第二大提琴手。那是罗特列克[5]在巴黎作画的年代，如今当我看到他的画作，就想起那间音乐厅和跳康康舞的舞者，当时那种舞蹈非常流行。我一天赚四法郎。我背着大提琴徒步前往马里尼剧院，再徒步回家。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可是电车车费是十五生丁（一法郎等于一百生丁），而我们没有半点儿余钱。
那时是寒冬，最后，工作的辛苦和缺乏食物终于将我压垮。我生病了，病得很重，必须留在家里。母亲比之前更加辛勤工作，让我们有东西吃，替我买药。她缝制衣物直到深夜，可总是愉快开朗，尽一切努力维持我的士气。
有一天，当她回家时，生病的我躺在床上，几乎认不出她来。我明白某件非比寻常的事发生在她身上，我惊慌失措地看着她，她那头乌黑的美丽长发不见了。她的头发现在又短又参差。她卖掉了她的头发，好替我们多换几法郎。
她一笑置之。“别担心，”她说，“别去想这件事。那只是头发罢了，会再长回来的。”
可是我心里很难过。
我们的严酷考验还在继续。终于，我说：“母亲，咱们怎么能这样过下去？我们何不回巴塞罗那？”
“好吧，”她说，“咱们回巴塞罗那。”
于是我们就回去了。
看到我们回来，父亲高兴极了。在我们旅居马德里的那几年里，限于能力，他只来探望过一次。然而，我们运道的转变使他惊慌。我们家微薄的积蓄用尽了。但我并不觉得气馁。母亲为我做了好榜样。
[1] 被认为是世上最伟大的博物馆之一。
[2] 委拉斯开兹是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西班牙画家，代表作《宫娥图》；穆立罗，十七世纪西班牙伟大画家之一，代表作《吃葡萄与甜瓜的少年》；提香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代表作《乌尔比诺的维纳斯》；戈雅是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代表作《裸体的玛哈》。
[3] 指胡安·卡洛斯，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
[4] 指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发动西班牙内战，并获得胜利，其后独裁统治西班牙三十多年。
[5] 后印象派画家，代表作《红磨坊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