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说到哪儿啦？啊，对了，如果说我在牛津的时候从罗斯金身上学到了独立见解所体现的正直，那么我从沃尔特·佩特[71]处学到了感情的诗情画意。我去听他的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讲座，他那低沉质朴、经过训练的音调之美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直到最后一学年才遇到他；他很欣赏我写的一篇关于格罗夫纳美术馆的小文，约我去喝茶。这人的自身形象反差竟是如此之大：他的外表像是个布尔的农夫，举止却如圣洁的处女。他的气质在本质上是女性化的，却错投到他这种身体上。他的房间适合做圣西瑞尔教堂或者圣伯纳德教堂—他的一面墙上挂了一幅16世纪的圣母圣婴像，除此以外空无一物。他的书架上摆了一些巴斯克维尔字体的经典著作—事实上，在佩特对希腊神话的描写中体现的虔诚，超过了纽曼的全部作品。
第一次会面以后，我感觉到我的体魄给他造成了一种不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有同样感觉，他们看到我也会拘谨。我有一次对雷吉·特纳说我有尼禄的体格，特纳立刻反唇相讥：“不过是板油做的，奥斯卡。”看到我岿然竖在那里，佩特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之外。此后，我和他经常见面，不过每次见面总有种莫名的紧张。有次和他在讨论《会饮篇》时陷入悲痛，不经意把手放到他胳膊上，他顿时大惊，好像我用烙铁烫了他一样。这一刻，我和他都感到十分不舒服。
他说话时还常把玩一把玳瑁裁纸刀，不住地在胡子上摩来擦去的，然后又放回面前桌子上。他能突然间勃发高度的热情，此时他的声调会突然提高，不再像女巫般喃喃低语。罗斯金瞧不起他，可他依然带着十分崇敬的表情谈论罗斯金。可怜的佩特，我那时候和现在都对他怀着不尽的怜悯和不尽的感激。他有一次告诉我：“我想把那些蒙蔽了双目的人的面纱揭开—让他们原原本本地看待生活。”我不相信他真这样做过。他为人太退隐，太天真，不知道生活是永远看不清的。生活只是受苦受难。
不过我的一切都是拜佩特所赐：我从他的散文中学到了他那含羞的艺术的奥秘；从他的眼中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他对我作品的巧妙赞赏让我认识了自己；他还为我指引了日后遵循的道路：他让我放弃启示录式诗歌，转向风格亲切随意的散文。他说诗歌是高级的艺术，然而从难度上说，散文更胜一筹。
确实，我的诗歌似乎唾手可得。我写得很快，随兴所至，感之深切，乃下笔成诗。在我眼中，什么都成了语言，因为我只有在语言里才得以掩藏自己。没有语言，我就如瞎眼上路，跌跌撞撞。我把自己交托给诸神，就是不想看身边的一切。我现在觉得我的很多诗歌是写给年轻人的，但是我用希腊罗马的名字叫他们，所以我和他们都浑然不知这些诗的实际所指。我走到哪里，就把诗人之盾带到哪里，那时候我并不知道，盾也能把人压死。
最后一年，我因写了一首《拉韦纳》悼亡诗，赢得纽迪吉特奖。我像一头肥牛一样被人前呼后拥地带到谢尔登剧院。这首诗漏洞百出，我在剧院里朗诵了其中一些比较保守的片断。那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还搬用了我在布朗普顿演讲中看到的一些用得很好的技巧。这是我第一次品尝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但这成功是致命的，它让我错误地认为成功会和我常相伴。
这首诗印成单册出版后，我受到了良心的折磨。一个人出第一本书，总是既好也坏的事情—它不情愿地走向世人，还把作者的很多特征裹挟着带去，作者总希望把它召唤回家。我刻意地用很传统的方式写这首诗，戴着所属时代的面具，但是，我意识到我本可以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感情在其本原状态下并不成熟，但我可以用诗歌将其梳理得有条有理。结果我却用了别人的声音。还有人为之喝彩：这就是一个艺术家美好的开端，是不是，而且日后的悲剧阴影只对它产生了一星半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