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雨果·斯泰恩在美术大街和我撞个正着。雨果从各方面看都是地道的德国人，唯独说起话来有希腊味。
“亲爱的奥斯卡，”他告诉我，“我们在庆祝圣·泽菲利努斯[84]节。你一定要来参加啊。”
“你说迟了一天，”我回答说，“不过，或许教皇也不会马上知道吧。”
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到卡里萨雅酒吧去。这次活动不大成功。有两个美国小伙子加入到我们中间来。他们一口咬定说他们是因不道德行为被哈佛开除的。我说你们去上哈佛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们给我买了一杯苦艾酒：美国人吃惊的时候总要买酒喝。他们俩都有一个可怕的坏习惯，互相以“她”相称。到最后喝昏了头，居然要把这把戏用到我头上。
“她可是个名女人。”他们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感到恶心：我在文明世界经过这么多磨难，遭到这么多谩骂，结果却成了文学界的包迪西亚[85]—哎，够荒唐的吧。
我不卑不亢地离开了酒吧后，出租马车出了个不小的事故。我们正要拐到波拿巴大道，车子突然撞到了一辆马车上，我身子猛地一下倒向前，头磕到扶手上。我的嘴唇差点裂成两半，血流不住，活像个殉难的圣徒。不过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我至今弄不明白的事—我笑了。我大笑不止。我莫名其妙地为自己的受伤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