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谈谈我人生的起点——我出生的时候。我是在切尔宁街6号出生的，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父亲有一次告诉我，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博士，曾在切尔宁街7号，也就是我家斜对面住过一段时间。这么说来，第三维也纳学派——意义治疗的诞生地和第二维也纳学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的诞生地可以说是近在咫尺。
布拉特街在我们街区的另一面，沿着这条街走一小段，就到了奥地利第二国歌的诞生地，也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蓝色多瑙河》的那栋房子。
意义治疗的最初构想是在我出生的房子里形成的，而其成书则是在我回维也纳之后所住的另一所公寓里。由于我的工作室位于整套公寓的一个半圆形的角落里，再加上我著书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阵痛”，所以我将其戏称为“半圆产房”。
我3岁时就立志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这大概让我父亲觉得很高兴。那个时候，孩子们普遍流行的职业理想是船员或军官，而我很容易地就将自己的医生梦想与之结合起来，一会儿希望将来成为船医，一会儿希望成为军医。不过，除了医疗实践之外，我小时候还对研究工作颇感兴趣。记得4岁时，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妈妈，我知道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了！我们只要找来一些想要自杀又刚好生病的人，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吃的喝的，比如鞋油、石油之类，如果他们活下来了，就表示我们发明了治疗他们疾病的新药了。”可是即使这样，现如今我的一些批评者还说我缺乏实验精神！
大概也就是在我4岁那年，有一天晚上快入睡时，我突然被脑海中出现的一个念头吓坏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死。此后，让我用一生的时间苦苦思索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这么一个问题：既然生命如此短暂，那它的意义何在？最后，我终其一生探索得出的答案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死亡本身让生命变得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生命的短暂并不会抹杀它自身的意义，因为过去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消失，而是被保存起来——过往的一切在消逝之前，就被保存在了“过去”。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所学所感，都被存放到“过去”之中，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使它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的童年有两件没能实现的心愿：我想成为童子军，并拥有一辆自行车，可是这两件事都因为一战的爆发而成为泡影，令我忧伤不已。不过，那时还有一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在城里公园和游乐场的几百个小孩里，有一个公认最强壮的小孩和我摔跤，却被我用“肘击锁颈”式功夫撂倒在地。
在我稍大一些时，我一直想写个短篇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个人弄丢了自己的笔记本，找得快发疯，后来有人捡到并还给他，不过这个拾金不昧的正派人却很想知道，那笔记本的日历上有些奇怪的标记到底是什么意思。最终真相大白，原来这是一些提示性标记，用来提醒笔记本的主人一些特别幸运的“个人纪念日”。譬如在7月9日这天的日历上标记着“布尔诺火车站”，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说，有一年的7月9日这天，当时他只有两岁，在布尔诺火车站的站台上，他趁着父母不注意爬到火车铁轨上一列待发的火车前，直到火车离站的汽笛响起，他的父母才看到他。他父亲迅速地把他从铁轨上抓上来，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真是太幸运了！谢天谢地我如此安排情节，因为这个小孩其实就是——我自己。
童年时我有一种备受保护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自然不是通过哲学思考获得的，而是来自我生活的环境。大约在我5岁那年——这件事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时我们在海恩费尔德（Hainfeld）消夏，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半梦半醒，双眼还未睁开，心中忽然被一股无法言喻的愉快神圣的情感所充盈，感觉自己被保护、被珍视。当我睁开双眼时，看见父亲正站在我面前，弯下腰对着我微笑。
再来说说我的性成长。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一家到维也纳森林公园游玩，路上我和哥哥捡到一沓明信片，上面印着些色情图片。我俩对此既不惊喜也不惶恐，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气急败坏地把它从我们手中抢过去狠狠撕掉。
后来，我大概8岁时，“性”被笼罩上一种秘密的色彩。这得怪我家里那个活泼漂亮的女佣，她有时会向我和哥哥（单独或一起）展示她的身体。比如，她会躺在地板上假装在睡觉，然后诱惑我们和她玩这种游戏。事后她总是再三叮嘱我们，这件事情绝不能让父母知道，它是我们三个人之间的秘密。
之后几年，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当然，我指的是与性无关的错事），都会很害怕，因为家里的女佣经常晃着食指警告我说：“小维克，要听话，不然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妈妈！”这句话就足够让我乖乖的了——直到有一天，我听到母亲问她：“那秘密到底是什么？”女佣回答：“噢，没什么，只不过是他偷吃了点儿果酱！”所以，我说她一直警惕我会走漏什么风声，绝不是空穴来风。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没跟你说过，玛丽昨天带我去布拉特街坐旋转木马了，对不对？”我想用这种说话方式来表明我要保守秘密。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这样说：“爸爸，我没跟你说过，我昨天摸了玛丽的身体，是不是？”
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开始弄明白性与婚姻的关系，不过那时我还不清楚性与生育之间的联系。那时我已经上中学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结婚了，不会在晚上的时候直接睡觉，因为我不想错过“好事”——那件大家称之为“同床共枕”的事。我心想，大家真的会那么笨吗？会笨得直接上床睡觉而错过那么美妙的事情？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清醒地享受这件事情。
另一次，我们一家在波滕施泰因（Pottenstein）避暑，有一个女老师和我父母是朋友，就常常过来陪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她戏称我为“思想家”，可能是因为我喜欢向她提问，而且总是不断地冒出新的问题，没完没了。当然，我认为我当时并不是什么伟大的思想家，不过倒可以说是一个在思想上刨根问底的探索者。
也许可以称为苦思，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可以称为苏格拉底式的自省，不管怎样，我小时候，每天早上在床上吃过早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喝过咖啡之后，总会花几分钟时间思考人生的意义，特别是接下来这一天的意义，或者更确切一点，这一天对于我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在泰雷津集中营的一件事：一个来自布拉格的大学讲师给我们几个同行做智商测试，结果显示我的智商水平高于平均值。这个结果让当时的我很沮丧，因为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还能利用自己的智商优势有一番作为，可是如今我被关在集中营里，这一切就变得毫无意义。
说到智商，每当我听到别人有一个新想法，而那其实是我早就想到的，我就会觉得很好笑。但这种情况也不会让我感到不自在，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成果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而别人却是费了很大心血才取得的，所以他们将自己的辛勤劳动成果发表，并因此成名，都是顺理成章的。实际上，就算有人因我的想法而获得诺贝尔奖，对我来说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