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提过，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极为理智；不过我也说过，同时我还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的人。
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我还没被关押进集中营，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刺激的梦。那时有大量精神病患者被强制执行“安乐死”，我在梦中看到一些人站成一排等待被送进毒气室处死，出于对他们的同情，我见状略一思索便毅然加入了他们。看，我的行为与那位著名的波兰儿童医生雅努什·科尔恰克（Janusz Korczak）的做法真是不谋而合，后者在二战时主动跟随自己抚养的孤儿们进入毒气室，只不过科尔恰克医生是真正这么做了，而我只是做梦想想罢了。
我只能说，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而在我身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品质中，其中一个就是：我总会记住别人的好处，忘记别人的坏处。
我在生活中有什么愿望吗？我只记得，读大学时我总是希望拥有更多，比如能够有一辆汽车、一栋房子以及成为一名大学编外讲师。后来，我如愿有了一辆自己的车，房子的愿望则落空了（不过后来我倒是为我的女儿女婿购置了房产）。我也终于进入大学任职，还是一位出色的大学教授呢。
至于还有什么想做的事，我倒可以很明确地说出来：我想去阿尔卑斯山登山。以前我的旅伴鲁道夫·赖夫曾邀请我一起去，不过我当时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休假。此外，登山还是我心目中最刺激的三件事（征服一座新的山峰、赌博和颅部手术）之一。
正如大家看到的，我总能经受住生活中的各种伤害和责难，这大概要归功于我自身的一种生活态度。我一直这样告诉别人，同时自己也这么做：当你遭受到什么磨难，屈下双膝（当然是在脑海中）并祷告上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会再遇到比这更糟糕的事情。
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们在心中不仅要对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进行排序，还要建立一个对我们所摒弃的无价值的等级秩序。在泰雷津集中营厕所的墙上，我曾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无视一切，并为每一件狗屁事儿喝彩。”是的，我们要看到积极的一面，至少那些想要艺术地生活的人需要如此。
我这里说的不光是那些我们以后想竭力避免的事情，还有那些我们过去已经摆脱掉的倒霉事。对于后一种情况，那些幸运的家伙要心怀感恩，并常常回忆品味一下，最好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丢了笔记本的小孩子一样，为这件事设立一个纪念日。
说到这儿，我年轻时还曾想写另外一个短篇故事——在我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有个人发明了一种药，谁吃了它，就会变得无比聪明。医药公司盯上了这种药，疯狂地寻找它的发明者，却一无所获。原来，这个发明者已经吃了自己的药而拥有了无穷的聪明才智，可是他不想自己的成果被贪婪的商人利用，成为盘剥大众的商业工具，于是躲进原始森林，独自一人悠哉度日。我一直未将这个小故事写成文章，倒是还记得我为它写的两首诗，那时我应该是15岁。其中一首诗是：
我做了一个关于存在和生命的梦：
我看见两颗星从天幕滑落，
两颗星，想结为一体。
愿望虽美，却是
表象的负担！
两颗星越来越小，
可是远远地
我看见它们合而为一。
我不断说服别人，这第二首诗是节选自印度玄学典籍吠檀多[1]，它是这样写的：
我的精神挣脱了枷锁：
挣扎着，我的精神攫走时空，
坠入无尽的永恒，
拥抱永恒的无穷，
它是博大的统一
踏上了万物之基。
如果一个人不光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富有机智，那他就会尝到甜头。举个例子，在我参加博士学位口试时，马雷施教授提问我，胃溃疡是如何形成的，我援引了之前在一个讲稿中看到的某个理论进行回答，接着他又问：“很好，不过还有其他的理论也能回答这个问题，你知道有哪些吗？”
我答道：“当然知道。”接着又介绍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谁提出的？”他接着问。
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终于他没再难为我，说出了某个很有名的人的名字。
“哦对！”我说，“我怎么会突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呢！”
不过实际上，我压根儿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它是我在考场上随口编出来的。
[1] 吠檀多，印度六派哲学中的一派，原指《吠陀》末尾所说的《奥义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