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深信共产主义。现在对我们做出批评是很安全的，这是一种趋势。那些人都是罪人。现在我们需要对一切做出解释，就连物理定律也不例外。
我当时是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你知道的，报纸上说这都是那些人的错：是他们造了这么一个粗劣又廉价的核电厂，他们只想省钱，不顾人民死活。人民对他们而言就像砂土，只是历史的肥料。那些人都该下地狱！那里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该死的问题就在于：谁该负责，又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只想复仇，想要见血。那些人才应该下地狱！
其他人保持沉默，让我来告诉你事实。你们会这样写——我不是指你，但是报纸会写，是那些人欺骗了人民，对人民隐瞒事实。然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收到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电报，里面说，你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这是事实，恐慌是最可怕的。人们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程度，就像战时一样。当时充斥着恐惧和谣言，人们并非因辐射而死，而是因为发生的各种状况。我们必须阻止恐慌的发生。
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也不知道事态的进展，只是依照上头的政策行事。如果我们把个人情绪和政治放到一边，你必须承认，当时没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情。连那些科学家都不敢相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不只在这里，全世界都一样。
科学家们在核电厂调查了情况，然后立刻做出决策。我最近看了一个叫《关键时刻》的电视节目，他们访问了政治局的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是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主要思想家。他记得些什么呢？就连这些上头的人也不知道整体情况。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位将军作了如下说明：“辐射算什么？在核弹试爆场里，他们只要等核爆结束后喝瓶酒就没事了。”
切尔诺贝利在他们嘴里像是一场意外，一场普通的意外。万一我宣布禁止人民外出，会怎样呢？他们会说：“你打算破坏劳动节？”这可是个政治议题。他们会因此收回我的党证！（冷静了一点）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认为不是虚构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本在爆炸后几天内来到核电厂，要求他们带他去看反应炉。他们说：“不行，那里有一大堆石墨，辐射量高得惊人，温度又高，根据物理定律，不能让你去。”
“管他什么物理定律！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切。今晚我就要向政治局交报告了。”
这就是军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他们不会用其他方式。他们不知道物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将会发生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可不是上头的指令，或政府的决议所能改变的。这世界是按照物理的定律在运行，而不是按某些人的思想。但我当时能这么说吗？我能试图取消劳动节游行吗？（又难过了起来）
报纸上说，当人们在街上游行时，我们躲在地下碉堡里。我可是顶着太阳，在看台上站了两个小时，没戴帽子，也没穿雨衣。在五月九日，也就是胜利之日，我和老兵们一起走在街上。他们吹着口琴，人们跳着舞、喝着酒。我们都是体制下的一分子。我们都坚信不疑！我们都相信崇高的理想，相信胜利！我们将战胜切尔诺贝利！我们都读过那些关闭失控反应炉的英勇战役。万一俄国人失去崇高的信念、失去伟大的梦想呢？这种想法很可怕。
然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崩解了，不再有政府、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人们批判过去，批判我们的人生。但是想想那些杰出的电影！想想那些欢乐的歌曲！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那样的电影和歌曲了？人们需要受到激励和鼓舞，人们需要理想。只有如此，国家才会强大。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发光发热的理想！
报纸、广播，还有电视，都不断怒吼，要求真相！我们要真相！每一场会议里，人们也要求知道真相！好吧，状况很糟，糟透了。我们都死定了！谁会想听这种真相呢？当暴民涌入修道院，要求将罗伯斯庇尔处以极刑的时候，这样做正确吗？你不能听暴民的话，你不能变成暴民的一员。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沉默）
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连我的外孙女，我那可怜的孩子也病了？我女儿那年春天怀了她，她来到斯拉夫戈罗德，裹着尿布的小孩放在一辆婴儿车里。当时是核电厂爆炸后数周，天空有直升机飞行，路上有军车。
我妻子说：“她们应该去找我们的亲戚，她们应该离开这里。”
身为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我说：“绝对不行。要是我带着女儿和外孙女离开，人们会怎么想？孩子非得留下来。”
有些人想离开，想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会把这些人叫到地方委员会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对他们的测试。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我要害死自己的外孙女？（他继续喃喃地说着，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你要我叙述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乌克兰那边收到了警报，但白俄罗斯却一片风平浪静。当时是播种季节。我没有隐瞒，我也不在办公室里，我在田地和牧场间奔波。人们忙着播种、挖土。大家都忘了，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人们将原子称为“宁静的工人”，大家都很自豪能活在原子时代。我不记得当时对原子有任何恐惧。
说到底，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该是个怎样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大学学位，大半是主修工程学或农艺学的。我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来自高级党校。我对原子的认识，最多就是从民防教育课堂上听来的。我从未听说牛奶中会有铯元素，也不知道什么是锶。我们把含有铯的牛奶运到牛奶厂，我们把肉送到肉厂，我们照常收割小麦。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没人下令要我们停止做这些事。
刚开始那几天，人们感到害怕，但也很兴奋。我是个不懂自保的人。（思考了一下）而且人们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些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信，堆满了我的桌子，都是志愿者。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写，当时的苏联人可是有强烈民族性的。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写。
科学家来了，他们互相辩论，吼到喉咙都哑了。我对其中一个说：“孩子们玩的沙堆有辐射吗？”
他说：“那是别人在危言耸听！一知半解！你懂什么是辐射？我是核物理学家，我亲眼见过核爆。核爆二十分钟后，我就敢坐卡车在烧焦的土地上，到爆炸中心点去。你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把大家叫到办公室：“同志们！如果我跑了，你们也跑了，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共产党员都是擅离职守的人。”
如果我的言语和表情不足以说服人，我就会用另一种方法：“你到底爱不爱国？不爱国的话，就把党证拿出来放到桌上，拿出来啊！”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我却开始起了疑心。核能研究所和我们订下合约，要检验我们送去的泥土样本。他们采集了草皮和一层层黑色的泥土，带回明斯克化验。
他们打电话给我：“麻烦你安排交通工具，把这些泥土运回去。”
“你在开玩笑吗？这里离明斯克有四百公里远。”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话筒，“要我把泥土运回来？”
他们回答说：“对，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根据指示，这些样本要埋在特殊容器里，埋在由水泥和金属制成的地下碉堡里。白俄罗斯各地都送来这样的样本，我们一个月内就已经没地方存放了。”
你听清楚了吗？我们竟然还要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任凭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土地上玩耍。我们必须完成牛奶和肉类的产量指标。伏特加要用小麦制作，苹果、梨子和樱桃则用来做成果汁。
撤离人民——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们撤离一个村庄，然后通知另一个村庄在下周撤离。在这一周，人们堆麦秆、割草皮、铲土砍树，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周之后，所有人都被带上军车运走了。对我来说，我要开会、出差，压力大得失眠，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还记得，有个人站在明斯克的共产党委员会门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民需要碘”。天气很热，但他身上穿着雨衣。
你忘了吗？人们曾经认为核电厂是我们的未来。我时常这样倡导。我曾去过一个核电厂——那里安静、整洁，又令人愉快。红旗在角落里飘扬，写着“社会主义竞争优胜”的标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