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说描述的事件，在达尔文医师以及德国一些生理学作家看来，并非不可能发生。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匿名为妻子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小说《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所写的序文，一开头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故事在现代人心中所激发的想像，超过这位诗人写过的任何作品。《科学怪人》深刻描绘出科学揭露生命奥秘时的惊悚面，在它之后的作品或许都无法望其项背。可能也没有人这么深刻地探讨过，人类侵占这种如神般的力量后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
早在玛丽·雪莱于1918年出版这本小说之前，赋予无生命的物体生命，以及改善生命的自然面貌，就已经引起人们无穷的想像。在希腊神话中，雕刻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塞浦路斯之王）请求爱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把生命吹入他用象牙雕成的美女雕像中，获得应允。但是一直到启蒙运动引发科学突飞猛进时，科学家才初次明白生命的奥秘或许是在人类的能力可及范围内。事实上，雪莱在序言中提到的达尔文医师并不是我们熟知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而是其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他利用电力让死尸的器官闪现生命力的实验，令他的朋友雪莱相当惊异。现在看来，我们知道达尔文医师对当时所谓“伽伐尼电流”（galvanism，即由化学作用产生的电）的探索颇惊世骇俗，但却转移了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生命的奥秘一直到1953年都仍是秘密。直到DNA双螺旋体的发现和其后的遗传学革命后，我们才有理由思考人类或许有一天能掌握传统上被视为专属于神的力量。我们现在知道，生命其实就是一大串协调好的化学反应，而这个协调机制的“奥秘”是一组复杂得令人惊叹的指令，而且它们同样是以化学方式刻写在我们的DNA内的。
然而，距离完全解开DNA的运作奥秘，我们仍有一段漫长的路途要走。例如在人类意识的研究上，我们只有非常粗浅的知识，以至于如今仍有一些论点纳入了生机论的一部分观念，即使其他研究早已揭穿这些观念的谬误。不过，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以及我们操控生命的实际能力，现今皆已成为事实，难怪玛丽·雪莱会有许多后继者。艺术家跟科学家一样，都热衷于探讨新发现的遗传知识所衍生的影响。
许多这类的探讨失之肤浅，显示出探讨者根本不了解哪些在生物学上是可行或不可行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探讨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它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而且它提出问题的的方式雷霆万钧、直指人心。安德鲁·尼科尔（Andrew Niccols）在1997年推出的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把想像力发挥到极限，提出社会迷恋完美基因的可能后果。这部电影描绘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分为两种，一种是拥有改良基因的统治阶层，另一种是跟今日的人类一样，基因并不完美的下层阶级。超级灵敏的DNA分析会确保最好的工作都交给拥有优秀基因的人，而那些“不完美人”则处处遭到歧视。这部片中的主角是“不完美人”文森（Vincent，伊森·霍克[Ethan Hawke]）饰），他是父母在汽车后座于激情中孕育的产物。他弟弟安东（Anton）则是后来在实验室经过适当的基因改造而成，拥有最优秀的基因。在他们俩的成长过程中，文森每次都努力想在游泳比赛中击败弟弟，但总是徒劳无功，反而一再被提醒自己是劣等人的地位。基因歧视最后迫使文森接受卑微的工作，到Gattaca公司当清洁工。
文森在Gattaca公司工作时逐渐孕育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到太空旅行。但是要符合到泰坦星（Titan，即土卫六）的飞行任务，他必须隐藏自己“不完美人”的身份，于是他借用拥有完美基因的杰罗姆（Jerome，裘德·洛[Jude Law]饰）的身份。杰罗姆原本是运动员，不幸在一场意外中造成残疾，他需要文森的帮忙。文森利用杰罗姆的毛发和尿液样本，混入飞行训练计划。他遇到美丽的艾琳（Irene，乌玛·瑟曼[Uma Thurman]饰）并谈起恋爱，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是就在他即将飞向太空的一星期前，发生了不幸的事件：飞行任务的主任遭人谋杀，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一根“不完美人”的头发。文森掉的一根睫毛不仅有可能毁了他拼命想完成的梦想，也可能因为DNA证据而被无辜地卷入案情，当做谋杀犯。文森似乎注定要失败，但他设法逃过了可怕的基因搜捕网，直到Gattaca另一位主管被发现是真凶为止。这部电影的结局有喜有悲：文森飞向太空，但艾琳没有去，因为她的基因被发现有一些瑕疵，不适合执行长途太空任务。
大概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在《千钧一发》所描绘的基因专制暴政下。不论剧情描述的一切在科技上是否有可能成真，我们仍必须正视这部电影所指出的重要问题：DNA知识是否必然会造成基因种姓制度，基因的阶级制度？一个先天就决定了优胜劣败的世界？最悲观的批评者甚至设想出更可怕的情节：未来我们会不会利用DNA来繁殖注定要当奴仆的克隆人？未来我们会不会把目标从改善弱者，转移到使强者的子孙更强上？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操控人类的基因？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今日一般民众对操控人类基因的危险性所存有的偏执恐惧，大多是因为合理地认定人性有自私的一面。确实，自私自利是进化为了增加我们自身的生存机会而设定在我们天性里的，为了自己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牺牲他人。批评者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遗传知识只被用来扩大特权阶级（最能运用遗传学来造福自己的人）与受压迫阶级（遗传学只会使其处境更加不利的人）之间的差距。但是，这样的观点只认定了人性中的某一面而已。
若说我对遗传学的知识与技术日益精进所造成的影响，看法与一般人相当不同，这是因为我认可人性的另一面。尽管我们可能有竞争的倾向，但人类也是社会性很高的物种。我们会对身处困顿的人寄予同情，就像我们快乐时会想微笑一样，这些都是内建在我们本性中的遗传成分。即使有些当代的道德理论家认为我们无私的冲动（行为动机），最终还是出于自私的考虑——对他人仁慈只是促使对方回报相同恩惠的一个条件性的行为——但有个事实依然存在：我们人类是一个独特的社会性物种。自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合作猎杀长毛象之后，个体之间的合作就一直是人类得以成功的主要因素。鉴于这样的集体行动具有很大的进化优势，自然选择很可能让我们有希望看到他人（以及我们的社会）做得好而不是失败的欲望。
有些人即使接受改善他人命运的冲动是人类本性的说法，但对于帮助同胞的最佳方法仍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也是争论多年的社会及政治议题。目前盛行的主流意见仍是解决教养问题（亦即改善后天环境）。营养不良、缺乏关爱和未受教育的人，很难拥有充实的生活。但是，如同先前所见，教养的影响虽大，仍有其极限，这在先天极度不利的个案中最为明显。即使提供精心设计的营养和教育，罹患X染色体脆弱症的男孩仍然永远无法照顾自己。即使提供再多的额外指导，也无法让天生智力迟钝者成为班上的第一名。因此，如果我们真想改善孩童所得到的教育，公平地说，我们终究不能只局限于寻求教养上的补救方法。然而，我的疑虑在于，教育政策经常是由政客所制定的，对他们来说，“不让任何孩子落在后头”这种口号才有吸引力，因为没有人会反对它。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每个孩子都有同样的学习潜力的话，一定会有孩子被落在后头。
至今我们仍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学得比较快，我也不知道我们何时才会了解。但是只要想到有多少在50年前还无法想像的生物学见解，在遗传学革命后成为平凡无奇的知识，这个问题就显得没有意义。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遗传学无疑具有改善个人与整体人类生命的庞大潜力，但是我们准备好接受它了吗？最直接的说法是，我们是否想运用遗传学的信息，设计出最符合儿童个别需求的学习方式？我们是否迟早会希望发明一种药，让X染色体脆弱症病童能跟其他孩子一起上学，或让天生迟钝的学习者跟得上天生快速的学习者？还有实现希望更遥远的生殖细胞基因疗法，在找到相关基因后，等未来有了能力，我们会不会想要运用它，在学习迟钝者还没出生之前，就把他们改造成快速的学习者？这可不是科幻小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赋予老鼠更好的记忆力，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把目标设定在对人类做相同的事上？
有人可能会猜想，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优生学运动的黑暗时期，我们不知会对上述这类可能性有什么样的直觉反应。像“基因增益”（genetic enhancement）这类字眼仍会让我们不寒而栗吗？现在的情况是，人们只要一听到要改善自然赋予我们的基因，就感到忧惧。在讨论我们的基因时，我们似乎陷入了哲学家所谓的“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亦即假定大自然原本的意图是最好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受到感染时，会借由调高住宅里的温度和服用抗生素，谨慎地避开这种谬误，但是一提到基因增益，我们就立即升起“大自然善知”（nature knows best）的大旗。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要让人们接受基因增益的技术，最可能的途径是通过预防疾病的工作。
生殖细胞基因疗法有让人类抵抗HIV病毒残害的潜力。重组DNA的技术能让植物分子遗传学家得以培育出对马铃薯病毒有抵抗力的马铃薯，它也同样可能让人类对艾滋病产生抵抗力。但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迈进吗？有些人争论说，与其改变人的基因，不如把心力花在我们有能力医治的人身上，以及灌输大家杂乱性关系的危险性。但我发现这类卫道主义的反应，其实是很不道德的。教育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证明，单凭教育，绝对不足以获胜。在我撰写本书时，全球的艾滋病危机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这种病毒实在很擅长躲开我们想控制它的意图，连最优秀的科学家都晕头转向。虽然在发达国家，艾滋病的扩散已经减缓，但是在全球的许多地区，艾滋病的定时炸弹仍滴答地响着。我为这些地区的未来感到忧心。这些地区的人民大多不富裕，也没有足够的教育能应付这种疾病。我们只希望强效的抗病毒药物或有效的HIV疫苗能很快问世，并且价格低廉，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取用。但是以我们迄今发展疗法的记录来看，这种重大进展的可能性不是很高。遗憾的是，那些提议用生殖细胞基因改造法来对抗艾滋病的人，可能得等到对传统疗法都绝望了，甚至发生全球性的大灾难后，才有可能获得许可去放手进行研究。
目前全世界的政府都明令禁止科学家将DNA加入人类生殖细胞内，支持这些禁令的人形形色色。在一听到这种事就反射性地大加反对的民众当中，以宗教团体占大多数，他们认为变更人类种系就跟扮演上帝一样。而非宗教界的反对人士，如同先前所见，担心的是这会导致可怕的社会大转变，就像《千钧一发》所描绘的情境：人类天生的不平等被极力放大，而平等社会就此消失殆尽。尽管这种假想很适合当电影脚本，但是依我看来，它就跟遗传学能创造乌托邦世界一样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即使我们假定基因增益，就像任何强大的科技一样，有可能被用于各种可怕的社会目的，这只会让我们更有理由发展它。自从我们的老祖先第一次把木棍制成矛以后，在人类历史上，武力冲突的成败一直是取决于技术。我们绝不能忘记希特勒曾极力逼迫第三帝国的物理学家发展核武器，说不定有一天对抗现代版希特勒的战争，会取决于我们对遗传学技术的精熟程度。
依我看，刻意推迟人类基因增益技术的进展，只有一个真正较为合理的论点，亦即大多数的科学家都不确定生殖细胞基因疗法是否安全。盖辛格的例子使人们普遍对基因疗法投下深刻的怀疑。不过我们仍应指出，表面看来，体细胞基因疗法比生殖细胞基因疗法容易，其实不然。体细胞基因疗法是要杷基因注入数十亿个细胞，在这些细胞中，只要有一个细胞的某个重要基因或一群重要基因受到损伤，就有可能造成癌症副作用的可怕情形，法国的严重综合型免疫缺乏症个案就是一例（见第十二章）。相对地，生殖细胞基因疗法是把DNA注入单一细胞，因此整个过程可以受到更严密的监督。但是生殖细胞基因疗法的赌注甚至更高：若种系实验失败，会造成无法想像的灾难——一个生下来就有缺陷的人，而且可能是难以想像的缺陷，这都是因为我们改变了他的基因。这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受苦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由于科学进展遭到挫败，全体人类都会成为输家。
当试用基因疗法的小鼠实验触礁时，没有任何人的专业生涯会就此中断，也没有研究经费被撤销。似是，万一基因增益计划损害了儿童的未来希望，而非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想要驾驭DNA的努力势必会受挫，延缓许多年。我们惟有在把功能性基因注入灵长类近亲的方法改良至完美后，才能开始尝试人体实验。然而即使基因增益用在猴子和黑猩猩（后者跟人类更接近）身上很安全，要进行人体实验仍需要十足的勇气；人体实验无可避免仍会让接受实验的人承受一些冒险，然而惟有通过实验，才能实现基因疗法可能带来的庞大利益。其实，施行传统的医疗方法，尤其是新方法，也同样需要勇气，例如脑手术也可能出错，但是如果潜在利益多于危险，病人还是会愿意动手术。
我的看法是，尽管有风险，我们仍应认真考虑生殖细胞基因疗法。我只希望许多跟我有相同看法的生物学家能在即将来临的论战中坚定立场，无畏于不可避免的批评。我们有些人已然经历过被视为跟优生学家是一丘之貉的痛苦，但这只是在矫正遗传学上的不公平时，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代价。如果这样的工作要被称为优生学，那么我就算是优生学家吧。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自从发现双螺旋后，我对于进化安装在我们每个细胞里的杰作满怀赞叹，但是自然机制残酷地、随意地造成的遗传劣势与遗传缺陷，也让我满怀痛苦，尤其当受害者是孩童时。在过去，消除那些有害的基因突变属于自然选择的管辖范围；自然选择是一个效率极高但非常残忍的过程。今日，自然选择依旧经常在支配着我们：天生患有泰赛二氏症的儿童会在数年内死亡，从无情的生物学观点来看，他们是自然选择筛除泰赛二氏症突变下的牺牲品。但是，在找出多年来引起诸多不幸的许多突变后，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避开自然选择。在有了预防性诊断后，每个人都会在选择生下泰赛二氏症病童前三思。这个宝宝可能得面对三四年的痛苦折磨后，才在死亡中解脱。如果说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大量的遗传学新知识后，也带来了重大的道德问题的话，以我的观点来看，应该是我们运用知识来减少人类痛苦的步伐仍太慢。姑且不论基因疗法的不确定因素，我发现，即使是最确定有好处的诊断和治疗法，我们的接受速度仍慢得极不道德。在我们这个医学发达的社会，即使早在10年前就已发现X染色体脆弱症，但至今几乎没有妇女接受过这个病症的筛检，这就是无知或顽固抗拒的证明。读到这些话的妇女应该了解，已怀孕或准备当妈妈的女性可以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为她尚未出生的孩子可能面对的遗传风险收集数据，寻找自己或丈夫家族的有害基因，或直接从腹中胎儿身上寻找。没人可以评断说她们不该获得这些信息。获得这些信息是妇女的权利，如同依此采取行动也是妇女的权利。妇女是必须承担其直接后果的人。
两年前，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德国招致很不友善的对待。我在德国一份很受尊重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的评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道德含义》（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man Genome）引起一阵批评。或许这正是那些编辑的意图：在我不知道，更别说同意的情况下，这家报纸就让翻译替我的文章换了一个标题：《基因组的伦理道德——为什么我们不应把人类的未来托付给上帝》（The Ethic of the Genome——Wh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 Future of the Human Race to God）。虽然我不信敎，也没有隐瞒自己不合乎宗教信仰的想法，但我从来不会刻意激怒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令人惊讶的是，同为科学界人士的德国联邦医师理事会会长，却对我发出有敌意的回应。他指控我“遵循纳粹的逻辑，把生命区分为值得活和不值得活两种”。一天后，一篇标题为《不道德的提议》（Unethical Offer）的社论出现在刊登我那篇文章的同一家报纸上。作者里特（Henning Ritter）自以为是地指出，在德国，永远不会由个人私下来决定是否要结束基因受损胎儿的生命。事实上，他这种卖弄只凸显出他对德国法律的无知；在今日的德国，惟有孕妇有权利在咨询过医生后，决定是否要产下胎儿。
那些基于自身信念而不是利用德国过去的可怕阴影来争论的反对者反而比较可敬。备受尊敬的德国已故总统约翰内斯·劳（Johannes Rau）反对我的观点，声称“价值与意义不能仅以知识为根据”。身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从宗教启示中寻找真相，而身为科学家的我则靠观察与实验来寻找真相。因此，我必须根据自己的道德直观来评估最好的做法。我认为，如果像某些人所主张的，直到这些遗传缺陷有疗法问世之前，不该让孕妇接受产前诊断的话，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基督教神学家米特（Dietmar Mieth）则在一篇措辞没那么审慎的评论中，说我的文章有“恐怖的道德观”，对我所说更多知识能提供我们解决道德困境的更好方法，大加反对。但是，有两难困境的存在就意味着必须作选择，而依我的想法，有选择总比没选择好。现在一名妇女在得知自己的胎儿有泰赛二氏症后，必须面对该怎么做的两难困境，但至少她还能选择，在以前她连这个选择都没有。虽然我确信有许多德国科学家也都同意我的看法，然而，似乎有太多人因为过去的政治阴影与现今的宗教现状而噤若寒蝉，除了我的多年好友穆勒-希尔以外，没有其他德国科学家认为有理由要出头替我辩护。穆勒-希尔勇敢地出版了一本评述纳粹优生学的著作《杀人的科学》（Murderous Science），至今这本书仍令德国学术界耿耿于怀。
每个人都有权以宗教为其个人的道德指南，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我反对许多宗教人士认为无神论者就缺乏道德观念的说法。依我看来，我们这些觉得没有必要遵循古籍上那些道德准则的人，依靠的是天生的道德直观，那是许久以前自然选择为促进我们祖先的社会凝聚力而塑造形成的。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启蒙运动在传统宗教信仰与世俗主义之间所造成的裂痕，至今仍多少左右着生物学的社会地位。有些人依然相信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些人则支持经验主义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显示，人类是数百万世代的进化产物。1925年，田纳西州高中老师斯科普斯（John Scopes）因教授进化论而受审判罪，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他所象征的意义仍遭到一再的审判；宗教的基本教义派人士对公立学校的课程设计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持续要求以教授宗教故事替代达尔文学说。由于进化论直接抵触上帝创造万物的创世论信仰，它代表着科学对宗教领域最直接的入侵，因而激起创世论者一贯的激烈防卫态度。然而，随着遗传学知识在往后的世纪中不断增加，愈来愈多人将会了解到自己是遗传骰子随机投掷的产物（也就是亲代基因的偶然混合，加上一些同样偶然的突变的产物），一种新发掘的，但其实比今日的宗教更为古老的“灵知”（gnosis），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指引。我们的DNA，这本创造人类的说明书最后可能媲美宗教经典，成为真相的守护者。
我或许不信教，但我仍然能从宗教经典中看出许多真理。例如圣保罗在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新约·哥林多前书》）：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
在我看来，圣保罗正确宣告了人类的本质。“爱”这个促使我们关心他人的冲动，是我们得以在地球上生存与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随着我们持续深入未知的遗传学领域，这个冲动会守护我们的未来。“爱”深植于人类的本性中，所以我确信爱人的能力已经刻写在我们的DNA中，俗世的保罗会说，“爱”是基因送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如果有一天这些基因可以通过科学变得更加美好，足以消除无谓的仇恨与暴力的话，从何判定我们的人性就一定会减弱呢？
《千钧一发》电影中所刻画的情节除了会让人误以为我们的未来很凄惨以外，这部影片的创作人还加了一句宣传词，凸显出对遗传学知识最深的偏见：“没有基因可以决定人类的精神！”许多人希望这是真的，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有巨大危险的盲点。如果我们能无惧地接受DNA所揭露的真相，就不会再为我们子孙的未来而绝望悲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