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俄亥俄州的双堡（Twmsburg）参加年度大会的同卵双胞胎。
在成长过程中，我对于母亲家族的爱尔兰血统相当担心。我的抱负是成为班上最聪明的孩子，但爱尔兰人却经常被当成笑柄。此外，别人还告诉我，以前在宣布工作机会的告示板上，最后经常加上一句“爱尔兰人不用申请”。当时我并不了解，这种歧视或许跟爱尔兰人资质以外的因素有关。我只知道虽然我拥有很多爱尔兰基因，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我的头脑不好。所以当时我猜想爱尔兰人的智力及其著名的缺点，必定是爱尔兰的环境造成的，而不是基因。应归咎于教养，而不是天性。如今，在对爱尔兰历史有所了解后，我知道自己年少时的结论离事实不远。爱尔兰人一点也不笨，但是英国人却极力让他们变笨。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征服爱尔兰，肯定是史上最残酷的事件之一。其中最残忍的做法是把当地的爱尔兰居民驱逐到没有开发，不适合居住的西部地区，例如康诺特省（Connaught），而比较适合居住的东部地区则被当成战利品，分封给支持“护国公”克伦威尔的人。后来侵略者开始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实行英国化政策。新教徒视天主教为会让人下地狱的异端，随着新教徒进入爱尔兰后，克伦威尔在1654年正式宣布爱尔兰人必须作一个选择：下地狱或去康诺特。在当时看来，或许还真不知道哪个选择比较糟。由于当时的英国人视天主教为“爱尔兰问题”的根源，因此以严酷的手段极力打压天主教，希望借此压制爱尔兰的文化与国家认同感。其后的爱尔兰历史可说是以种族隔离为特色的历史，其严酷程度跟南非当年恶名昭彰的做法相当，主要的差别是：歧视爱尔兰的基本原因在于宗教，而非肤色。
在为了“防止天主教进一步扩张”而通过的刑法中，教育成了特定的目标。1709年的法规中有下列条文：
任何信天主教的人，如果公开在学校教书或私下在民宅授课，或是担任新教学校校长的接待员或助理，都要予以起诉。
若能发现，以致逮捕及定罪任何天主教之总主教、主教、主教代理、耶稣会教士、修道院修士，或是行使外国教会职权之人士，一律赏50英镑；举报一般教士或非隶属于修道会的在俗教士，赏英20镑；而天主教之校长，或校中之接待员、助理，赏英10镑；以上赏金将向该犯被捕之所在郡的天主教居民课征以支付。
英国人希望爱尔兰青少年到英国人赞助的新教学校就读后，会逐渐弃绝天主教信仰。但是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光靠打压，甚至奖赏的方式，不足以让爱尔兰人背离自己的宗教，反而催生了自动自发的地下教育运动，亦即所谓的“野外学校”（hedge school），巡回的天主教老师在不断变更的户外地点秘密教导学生。“野外学校”的上课环境相当骇人，有位访客曾在1776年提及：“它们几乎可以说是水沟学校，因为我看到许多水沟里坐满了学生。”但是到了1826年，在总数55万的学生中，估计大约有40.3万人是在“野外学校”上课的。这些学校逐渐成为爱尔兰反抗运动的浪漫象征，诗人奥黑根（John O'Hagan）还从这些学校汲取灵感，写出了下面的诗句：
静静蹲伏于树篱的庇荫下，
或于蕨类植物上伸展手脚，
师生均在险恶境地相聚学习。
但是，就算英国人没有达成让爱尔兰人皈依新教的目的，他们仍成功破坏了数代爱尔兰人的教育质量，连野外学校的老师冒险教学的英勇作为也无法挽回这一点，最后终于形成了爱尔兰人是“愚蠢”（stupid）的刻板印象。其实，对于这所谓的“愚蠢”，比较适当的说法应该是“无知”（ignorant），而这正是克伦威尔及其继任者的反天主教政策直接造成的结果。
就此而言，我年少时的结论并没有错：所谓爱尔兰人的诅咒其实是教养（在教育机会低于标准的环境中成长）的结果，而不是天性（爱尔兰基因）所造成的。当然，如今即使是成见再深的英国人也没有理由说，爱尔兰人不如其他族群聪明。现代爱尔兰的教育制度不仅弥补了野外学校时代的伤害，今日的爱尔兰人更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之一。我年轻时针对爱尔兰人所作的推理，无论是在知识多么匮乏的情况下作出的，仍旧教导了我非常宝贵的一课：一股脑儿认定我们在个体或群体之间所看到的差异完全是由基因造成的，这个想法很是危险。我们可能会犯极严重的错误，除非我们能够确定，环境因素没有扮演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在修正世世代代的偏见时，偏好用“教养”（后天因素）而非“天性”（先天因素）来解释的倾向，很符合社会目的。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点矫枉过正。目前所谓“政治正确性”之盛行，已经到了连基因有可能是造成差异之原因的说法，都会成为烫手山芋。现在有一种基本上不诚实的抗拒心态，不愿承认我们的基因几乎可以确定在个人差异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科学和政治多少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美国这类国家显而易见，美国有相当比例的科学研究预算，是靠经由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来提供。但政治也会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影响对知识的追寻。科学研究项目反映出社会热衷的事物，而社会与政治考虑被置于科学考虑之上，也是常见之事。优生学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当时一些遗传学家回应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而产生的结果。在科学基础薄弱到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优生学运动大抵上只是一种伪科学的工具，供那些存有完全不科学的偏见的人运用，例如格兰特和劳克林等人。
现代遗传学谨记优生学的教训，科学家一般会小心避开显然具有政治涵意的问题，甚至连那些不那么明显会成为政治议题的问题，也不敢碰。例如先前我们曾提到，肤色这类明显的人类性状却遭到遗传学家的忽视。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在有这么多有趣问题可供研究的情况下，何必挑一个可能会让你惹得大众媒体争论的问题，或是更糟，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宣扬工具呢？但是对争议的厌恶，甚至是有更实际、更隐微的政治考量的。科学家跟大多数学术界人士一样，一般倾向于自由主义，会投票给民主党。虽然很难说这种支持立场有多少是基于个人的原则，又有多少是基于实际利益，但一般都认为民主党政府在研究经费方面比共和党政府慷慨。
由于本身在政治谱系中属于自由主义那一端，而所处社会环境又无法忍受与主流意识型态不符的真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科学家都小心地避开可能会揭露这类真相的研究。他们恪守正统自由主义派盛行的路线，尊重差异，认为人原本就有差异的权利，却避谈可能造成这种差异的生化原理。依我看来，这对科学和民主社会都不是好事，最终也对人类福祉有害。
拥有知识，就算是可能令人不安的知识，也都比无知好，无论无知的短期好处有多大。然而，政治焦虑感经常偏袒无知，而无知显然能带来安全感。由于不言而喻的恐惧，我们最好不要得知有关肤色的遗传学，以免这类资料遭到反对种族混合的仇恨煽动者的利用。但是其实这些遗传知识可能对我这类的人极端有用。我的肤色承袭自爱尔兰与苏格兰血统，在阳光比蒂珀雷里和斯凯岛（Isle of Skye，我母亲的祖先就是来自斯凯岛）多的地方，比较容易得皮肤癌。同样地，研究心智能力差异的遗传学或许会引起一些麻烦的问题，但是这些知识可能对教育家极为有用，让他们得以按照个人的能力来规划他的教育。目前的趋势是以最坏的情况为重点考虑，避开任何可能产生争议的科学问题；依我之见，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去看这些知识的好处。
现代遗传学实在没有正当的理由，只因为某些问题曾经是污名缠身的优生学运动所感兴趣的，就避开它们。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差异：达文波特等人没有任何科学工具，可供他们发掘出他们所研究的行为特征的遗传根据。他们的科学知识无法找出任何能够证实或推翻其臆测的具体事实，结果，他们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这种做法实在不能称之为科学），而且经常作出显然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例如“低能”是一种体染色体隐性遗传。无论现代遗传学的意义为何，它们绝对跟这种推论方式无关。如果我们找到造成亨廷顿氏舞蹈症的突变基因，就可以确定拥有这个突变的人会得这种病。人类遗传学已经从臆测走向事实。DNA序列的差异是十分明确的事，没有可供诠释的空间。
讽刺的是，那些最担心未受约束的遗传学可能会揭露一些事的人，却是带头替这个领域的最基本洞见抹上政治色彩的人。例如，科学家从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历史发现，传统上所谓不同的“人种”（race）之间，其实并没有重大的遗传差异；向来就有人建议，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的社会应该停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人种”这个分类，包括消除病历中的这项资料。这类建议的理论在于，你在医院接受的医疗质量，可能会因为你在医院数据表上填写的民族类别而有所不同。在任何行业，无疑都找得到种族主义的踪迹，包括医学在内。但是，即使不在数据表上填写种族，等到跟有偏见的医生面对面时，这种不填写数据的做法又能提供多少保护？然而，隐瞒对诊断可能很重要的信息，却显然是危险的做法。有些疾病在特定种族中的发生率，的确比在整体人类中来得高：美国皮马族（Pima）印第安人特别容易患二型糖尿病；非洲裔美国人患镰形细胞贫血症的可能性比爱尔兰裔美国人高得多；患纤维囊泡症的人以北欧血统的人居多；泰赛二氏病在德系犹太人中比其他族群常见得多。这不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或政府“老大哥”不受欢迎的独裁式干涉，这只是尽量充分运用所有有用的信息而已。
遗传学是一门年轻的学问，发展史并不长，却在许多格外丑陋的政治事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如同先前所见，优生学有一部分是遗传学家自己创造出来的。然而，20世纪中叶于苏联蓬勃发展的伪科学“李森科主义”（Lysenkoism），却是在高层领导者的主导下，使遗传学深受其害。在这件事上，斯大林有很大的决定权。李森科事件是自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以来，政治对科学最严重的侵犯。
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仍在努力站稳脚跟。斯大林在列宁死后赢得了继任的斗争，积极巩固权力，而农业的集体化也正在展开。当时在阿塞拜疆一个偏远的农业研究站里，有一位没受过教育但野心勃勃的农人突然声名鹊起。1898年出生于乌克兰的李森科（Trofim Lysenko）看起来绝不像是执掌斯大林农业革命的人选。他几乎不识字，1927年他在甘贾（Gandzha）的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中央植物育种实验站担任低阶技术员时，被一位去采访的《真理报》记者挖掘出来。这位记者或许刚好缺乏好的新闻题材，在看到李森科后才找到灵感。由于有这位解决农业问题的“赤脚教授”，他写道，所以当地“突厥语族的农民才能度过冬天，而不必一想到明天就战栗”。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把李森科描述成解决实际问题的人，而不是装模作样的学者：“他并不去研究果蝇毛茸茸的脚，而是直接从事物的根源着手。”
对苏联官员来说，赤脚教授的形象是不可抗拒的。他是“大地之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他的农业“直觉”无疑比不中用的知识分子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有价值。李森科也没令人失望，趁着新获得的名声很快地提出，冬麦应该经过“春化作用”（vernalization）的处理。冬麦一般是在秋天种植，在冬天长出嫩芽，但其中有些会枯萎，剩余的则在春天成熟。李森科建议，“春化”处理可以避免冬天的损失。他宣称只要让种子变得湿冷，就可以骗它们在春天发芽，从而增加产量。最后以实验证明这个方法的人正是李森科的父亲，并且是在他自己的田地上进行的。结果，比起同地区以未春化的传统方法种植的麦田，他父亲的产量果然多出三倍左右。
其实春化作用并不是李森科的发明；无论他是从哪里得知的，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例如春化作用就曾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的农业文献。但是由于李森科缺乏教育（因此对其他地方的成果一无所知），所以他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这是他独创的做法。然而，其后运用这方法的结果并不都这么好，反而差异很大，视当地的情况而定——俄亥俄州的农夫明白这一点，但这位赤脚教授显然不明白。
短短两三年，饱尝失败之后，李森科不再提倡“冬麦春化”，反而开始推动“春麦春化”，这真是讽刺剧的上好题材——想想看，春麦之所以叫春麦，就是因为它是在春季种植的。后来，李森科的小麦增产政策再度180度大转弯，因为他要求在播种前先把种子加温（而不是让它们冷化）。小麦春化只是李森科贩卖的众多农业秘方之一，但它充分说明了他的整体策略：完全不必管专业知识，也不必做具有一致性的严谨试验。基本上，只要李森科直觉上认为是好的做法，就值得实施。他所信奉的科学方法几乎像是从神学推论中得到的灵感，而这竟然是出自一个为无神论国家工作的样板人物：“要获得某个结果，你必须先想要获得那个结果；如果你想获得某个结果，就一定会得到它。”
李森科操纵媒体的谨慎手法，倒是经过缜密的思考。他从《真现报》初尝成名滋味后，就发现国家控制的媒体是提高自己科学地位的理想舞台，胜过堆满灰尘、乏人问津的学术或专业期刊。《真理报》在1929年特别报道过两次这位赤脚教授成功的春化处理方法，两次都详尽描述了纯朴的老李森科先生所作的贡献。
当时的苏联正需要这样的李森科。集体农庄最后证明是问题重重。即使官方数字也指出，那段期间乡村地区的生产量很差。李森科出于直觉的权宜方法被捧成热门，即使稍后证明那些方法造成的伤害比带来的好处要多。干劲十足的赤脚教授李森科只讲求行动和解决实际的问题，不理睬伟大的理论或艰涩的学术问题。
很快，李森科在苏联的体制中玩政治的技巧就娴熟起来。他的“讲学”根本不想伪装成正统的科学，反而大谈意识形态。难怪斯大林也会热烈支持他，在“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带头起立欢呼“太棒了！李森科同志！”李森科投桃报李，把他最新的伟大构想，亦即一种分枝小麦，命名为斯大林。斯大林高兴地接受了这份荣耀，幸好他在世之时来不及发现这种分枝小麦再度失败。尽管这种小麦天生的产量比较高，但却需要低密度的栽种方式，以至于多谷穗的优点也弥补不了这缺陷。
李森科每推出一个不可行的新计划，都把苏联整个农业卷入一场庞大的实验，最终他必须要为数百万人深受饥馑之苦负责。但可悲的是，由于苏联对那个时代的记录是出于自我宣传，尤其是李森科本人所作的记录，因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在李森科的职业生涯祭坛上有多少人成为祭品。不过，只要提一个证据就够了：根据比较客观的分析家所作的估计，在1953年斯大林死亡时，苏联可以提供给人民的肉类和蔬菜数量，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下最黑暗的封建时代差不多。然而，李森科的不良影响并不限于农业而已。
李森科及其追随者一想到新苏联人要卑微温顺地追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西方科学家，就痛心疾首。李森科对发展农业所提出的疯狂理论，甚至到了声称只要提供正确的环境，就可以改变任何作物的地步：以简单的方式操纵环境，就可以把冬麦“变成”春麦。而且根据李森科的说法，它们不只改变一季而已，改变后的作物可以成为纯种作物——那些后天获得的性状将会传给下一代。最后李森科成为彻底的拉马克学派信徒
。在热衷实验的罕见时期，他甚至命人做实验“驳斥”孟德尔学说——堕落的西方遗传学之基础。李森科的数学能力不足，他真的相信实验结果证明了孟德尔的遗传概率是错误的，即使后来一位杰出的苏联数学家重新分析数据后，证明它们完全符合孟德尔的预测。李森科也不是都不做实验，只不过他绝不允许实验结果跟他那异想天开的学说有丝毫抵触。
20世纪30年代晚期，李森科和苏联遗传学界发生了一连串争论，前者有所谓“好战而无知的核心分子”的支持，而后者则是当时国际科学界中的杰出学者。摩根的学生穆勒（也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念研究生时的指导教授）到苏联参加共产主义伟大的社会实验，结果发现自己卷入了有关拉马克遗传学说的公开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十分怪异，而且大多被人暗中操纵。在斯大林的整肃时代，政治现实的影响力远比科学真理大得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知，直言反对李森科的遗传学家所遭到的“打压”，到底有多少是李森科直接造成的；然而无论是谁下的命令，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确有许多反对李森科那些拉马克学派构想的人无故消失了。有些遗传学家仍勇敢地坚守立场，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穆勒为了保命，被迫逃离苏联。苏联遗传学的老前辈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也是充满热忱的苏联爱国志士）在1940年被捕，后来因营养不良而病死狱中。
1948年，这场争论正式结束：孟德尔学说出局，拉马克学说获胜。这实在是一场荒谬的悲剧，特别是在距离当时四年之前，艾弗里划时代的实验已经证明了DNA就是孟德尔所说的遗传因子。顺便一提，李森科对双螺旋的发现也采取同样典型的蒙昧主义说法：“它涉及单一物体因为加倍，而非分裂，成为相反之物，也就是说，这是经由重复、增加，而不是经由发展所形成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看起来跟李森科有关遗传的其他论述倒是很一致，同样不知所云：
在我们的概念中，整个生物只是由大家熟知的一个普通身体构成的。一个生物，除了这个普通身体外，没有其他特殊物质。但是任何小分子，以比喻的方式来说，一具活躯体的任何微粒、任何小滴，一旦是活的，就必定拥有遗传性的特质，也就是适合生命、成长与发展的必备条件。
达尔文是李森科要对付的下一个目标。这位变成了神祇的失控的农民否定了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教条，即同种的个体之间为了获取有限的资源而竞争。他认为，个体之间不是竞争，而是合作。李森科更进一步结合反孟德尔学说和反达尔文学说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极其怪异的物种起源统一理论：既然生物是由环境塑造而成，那么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一种生物体有可能变成另一种生物体！他最喜欢引述的例子是：只要把一只林莺的饮食改成毛毛虫，就可以制造出一只布谷鸟。不久之后，全国各地的李森科忠实信徒纷纷写信来报告他们成功的转变实验：病毒变成细菌，兔子变成鸡。苏联的生物学本身也开始经历一种转变：从科学变成笑话。
李森科罕见地采取经验主义做法，在乌克兰敖德萨（Odessa）附近的集体农庄上实地测量小麦作物。
李森科对达尔文学说的否定，终于让他处于极为尴尬的地位，甚至连他擅长的政治生存手段都难以应付。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目睹了所谓的“伟大的斯大林自然转变计划”。这计划的一部分是种植许多树木，以保护大草原不受严酷的东风侵袭，从而使气候普遍变得温和。基本上，这并不是一个坏主意，但可想而知，李森科对于最佳的种树法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这些树应该密集种植，树苗并不会互相竞争阳光和养分，而是会为了群体的利益合作。于是乎，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一群群农夫从四面八方来到大草原上，按照李森科的方法种植橡树群。结果呢？这些树之间发生激烈的竞争，造成每一群橡树都长不好。到了1956年，只有4%的橡树繁茂生长，并且只有15%存活。等到苏联农业部终于不再替李森科的种树计划找借口时，据估计已经浪费了超过10亿卢布。
那是一次惊人的失败，但是李森科的权力已经根深蒂固，再加上苏联生物学界有太多他的手下，因此一直到1964年，克里姆林宫才永远不再任用他。这位赤脚教授曾设法说服斯大林的继任者，他仍然是创造苏联农业奇迹的不二人选。事实上，后来苏共中央委员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换上了勃烈日涅夫），据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赫鲁晓夫继续任用李森科普遍感到失望。李森科在1976年去世，他的家人要求把他葬在最受尊敬的新圣母（Novo-Devichi）修道院中的国家公墓里。但这个要求遭到拒绝。
我绝不是想用李森科的故事来暗示，在那个笨蛋操控下的苏联科学的悲惨命运，跟当代西方的研究环境有何可比之处——即使是在那些最受政治影响的大学中。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以凸显出：把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和科学挂勾，说得好听些就像配错对的夫妻。科学的确会揭露令人不安的真相，但重点在于它们是“真相”。无论立意邪恶或良善，任何企图隐瞒真相或阻碍真相揭晓的做法都具有破坏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科学家愿意向有政治后果的问题挑战，但是他们经常被迫付出不公平的代价。1975年，哈佛大学的威尔逊（E. O.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书。他在这本不朽的著作里分析了动物行为背后的进化因素，从蚂蚁（这是他本人的专长领域）到人类都有，结果却在专业刊物和大众媒体中都遭到枰击。一本1984年出版的反驳威尔逊的书，其中名就道尽了一切：《无关基因》（Not in Our Genes）。威尔逊甚至遭到人身攻击；抗议人士认为他的书鼓吹“基因决定论”，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把一瓶水泼到他身上。同样地，研究人类智力遗传学（稍后我们将会讨论）的普洛明（Robert Plomin）在发现美国学术界充满敌意后，便离开宾州州立大学到英国去了。
当科学威胁要搅乱或重新定义我们对人类社会的假设以及我们对己身为一个物种和一个人的看法时，总是会激起激动的情绪。有什么问题比这更激进：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是我从双亲继承而来的A，T，G，C序列所造成的，还是自从我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在多年前结合后我本身所经历的一切造成的？第一个从“天性VS教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人，正是优生学之父高尔顿。这种探讨的影响甚至扩及比较实际的、不那么哲学性的领域。例如，所有的数学学生都生而平等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硬逼着像我这类没有数学天分的人去理解微分方程式，可能只是浪费时间与金钱。
在一个以平等主义这一理想为基础的社会中，许多人对于人不是生而平等的观念感到深痛恶绝。这个问题不仅攸关许多事物，也很难解决。一个人同时是基因和环境的产物，我们要如何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以决定它们各自的贡献程度？如果对象是实验室里的老鼠，我们可以进行一套简单的实验，包括让它们在特定的、统一的环境下繁殖长大。但是，幸好人类不是实验鼠，因此很难找到能说明真相的数据。由于这是个重要的议题，又几乎没有圆满的解决方法，所以围绕它的争议一直不断。但是一个自由社会应该坦然而对以诚实的态度提出来的诚实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在发现真相后，必须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来应用它们。
在缺乏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天性VS教养的争论完全取决于社会变迁的流行风潮。在20世纪初优生学运动的全盛时期，是以天性居上。但是当优生学的谬误日渐显现，尤其是在遭到纳粹与其他组织的可怕应用后，教养开始占上风。1924年，美国重要心理学派“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创始人约翰·沃森（John Watson；跟我没有亲戚关系），将他的教养主义观点总结如下：
给我12个发育良好的健康婴儿，然后在我设定的世界里扶养他们长大，我保证随机选一个，都可以把他训练成我选择的专家类型：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当然，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乞丐和小偷，无论他的天赋、兴趣、性取向、能力、素质和种族为何。
小孩就像一张白纸，可以通过经验和教育任意塑造其未来，这种观念和20世纪60年代萌芽的自由主义思想十分契合。基因（及其代表的决定论）遭到摈弃。在忽视遗传因素的情况下，精神病学家倡言精神疾病是各种环境压力所引起的，这种主张造成病患的父母产生无穷的罪恶感与恐慌，让他们扪心自问：我们哪里做错了？有一些关于人类发展的观点，尽管日益站不住脚，但仍然受到政治立场坚定的人支持，而这些人至今仍奉“白纸说”为圭臬。例如一些顽固的妇女运动强硬派就坚称，在天赋的认知力上，两性根本没有所谓的生物（遗传）差异可言：男女学习任何工作的能力都是相等的，毋庸多言。这些妇运人士认为，男女之所以各自在一些工作领域比较常见，完全是不同的社会压力所造成的结果。男性的出生纸上写着一个命运，女性的出生纸上写着另一个命运，而这一切都从我们给女婴盖粉红毛毯，给男婴盖蓝色毛毯开始。
我们看到现今的趋势逐渐脱离了约翰·沃森学派教养至上的立场。而这种背离行为主义观点的转变，跟我们首次了解行为的遗传学基础会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如同第十一章所述，多年来，人类遗传学一直落后于果蝇和其他生物的遗传研究，原因就在于缺乏基因标志，以及我们不可能对人类做繁殖实验。但是，自从1980年以DNA为基础的基因标志问世之后，通过建立相关基因的图谱从而对人类性状进行分析，便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大多数的工作自然集中在遗传学可以解决的人类最迫切的需求上，亦即遗传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然而，有些工作的目标已经开始放在非医疗的问题上。例如，普洛明便利用一年一度在艾奥瓦州举行的全美国超级聪明学童聚会来寻找影响智商的基因。要寻找这种基因，这些智商平均高达160，有点吓人的孩子显然是最好的起点。普洛明把他们的DNA跟“正常”小孩（智商在平均范围，像你我这样的人）的DNA作比较，他也的确发现第6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标志跟极高的IQ有些微关系，所以有理由假定那个域的一个基因或数个基因，可能以某种方式影响IQ。当然，决定这类复杂性状的机制往往牵涉许多基因。
在第十一章，我们曾讨论过绘制多基因性状（例如心脏病）图谱的困难，这些性状由多个基因共同造成，每个基因都发挥一小部分作用，而且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行为性状也属于这个类別。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在第6号染色体上有适当的变异，单凭这一项，并不代表就会形成天才，无疑还必须有其他尚未发现的基因变异才行。但是即使有很好的基因，也不代表就能成为天才，还要在重视学习和思考的环境中成长才行。但是，发现智商的分子基础并且承认这样的发现，都已是一项突破，而这惟有在遗传学革命下才能实现。
在有DNA标志以前，行为遗传学主要是靠双胞胎研究。双胞胎分为两型：异卵（dizygotic，简称DZ）双胞胎是由不同精子授精的两个卵子各自独立发展而成；同卵（monozygotic，简称MZ）双胞胎则是单一受精卵在早期发育阶段（通常是在8或16个细胞的阶段）分裂成两团细胞后所形成。异卵双胞胎在基因上的相似程度跟任何两个手足相仿，但同卵双胞胎的基因则一模一样。因此，同卵双胞胎的性别必定相同，但异卵双胞胎的性别有可能相同，也有可能不同。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不久前，我们才开始了解这两种双胞胎类型的基本差异。1876年，高尔顿首度提议或许可以借由研究双胞胎来决定遗传与教养的相对影响力时，并不知道这两种双胞胎的差异，并错误地假设性别不同的双胞胎有可能来自单一受精卵。然而，从他后来发表的著作看来，他显然已经知道有这种差异。
同卵双胞胎在全球的发生率大约每1000次怀孕中有4次，而且似乎是随机的偶发事件。相对地，异卵双胞胎有可能在一些家族中特别常见，并且每个族群的发生率不同：尼日利亚有一个族群出现异卵双胞胎的比例最高，每1000次怀孕就有40次是异卵双胞胎，但是在日本却每1000次怀孕只有3次。
双胞胎研究的标准模式有一个基本前提：相同性别的双胞胎，无论异卵或同卵，是以相同的方式扶养长大的（亦即接受同样的“教养”）。以某个可测量的特征为例，比如身高。如果一对异卵双胞胎DZ1和DZ2是在相同的饮食、关爱与其他因素下成长，他们的身高差异可归因于基因差异，以及任何在教养上的细微差异（例如DZ1总是把牛奶喝完，DZ2则否）所造成的综合结果。若是用一对同卵双胞胎MZ1和MZ2作相同的研究，由于他们的基因一模一样，因此可以消除掉基因差异的因素；MZ1和MZ2的身高差异必记只是细微的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在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一般在身高上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而其相似程度可以用于评估遗传因子对身高的影响。同样地，同卵双胞胎的智商相似程度也高于异卵双胞胎，可以反映出遗传因子对智商的影响。
这种分析也适用于遗传疾病的遗传性。如果一对双胞胎都有某种疾病，我们说他们是“同病”（concordant）。如果异卵双胞胎的同病率高于同卵双胞胎，就可以支持这种病具有很高的遗传性的说法。例如，晚发型糖尿病在异卵双胞胎中的同病率是25%（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得这种病，则另一人得病的几率是25%），但在同卵双胞胎中的同病率是95%（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人得这种病，则另一人得病的几率是95%）。结论：遗传基因在晚发型糖尿病中占很大的因素。即使如此，环境仍扮演明显角色，若非如此，同卵双胞胎应该会有100%的同病率。长久以来，对这类双胞胎研究的批评在于教养方法：父母对待同卵双胞胎的方式会比对待异卵双胞胎来得相似。父母有时对一模一样的长相有一种狂热，例如，有些父母甚至会把同卵双胞胎打扮得一模一样，有些双胞胎连成年后都还有这种惯。难怪有些人会提出合理的批判，认为同卵双胞胎较诸异卵双胞胎更显著的相似性，有可能只是极为相似的教养所造成的，而不应被解读为遗传影响的证据。这当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分辨相同性别的双胞胎是异卵还是同卵？你会说：“这还不简单，只要看他们的长相就知道了。”错了。在所占比例虽小但仍相当显著的例子中，父母把相同性別的异卵双胞胎误认为同卵双胞胎（因此倾向于让他们接受极其类似的教养，例如刻意让两人穿同样有绉褶的粉红洋装）；反过来说，也有一小部分父母把同卵双胞胎误认为异卵双胞胎（一个穿有约摺的粉红洋装，另一个穿鲜绿洋装）。幸好DNA指纹技术让双胞胎研究不致陷入这种错误。DNA指纹术可以判定一对双胞胎究竟是同卵或异卵，这时那些被误认的双胞胎反而成为绝佳的实验对照组：例如一对异卵双胞胎的父母把他们当成同卵双胞胎抚养，则其身高差异就不能归因于教养差异。
最吸引大众的双胞胎研究，或许莫过于分析从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胞胎。在这类实例中，抚养环境经常差异很大，因此双胞胎明显的类似性可以归因于两人的共同之处：基因。这是很好的新闻题材。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从出生就分离的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红色丝绒沙发，养的狗同样叫欧内斯特。尽管这些相似性很惊人，但它们有可能只是巧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为喜欢红色丝绒家具或为给狗起名字这种偏好编码的基因。根据统计，如果你列出两人的任意一千个特质，例如汽车的型号和款式、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等，其中必定会有一些特质是相同的。但是对媒体来说，这些才是值得报道的事——通常放在“信不信由你”的专栏中。我与合撰这本书的贝瑞都是开沃尔沃旅行车，偶尔都会喝一两杯鸡尾酒，但我们绝对没有亲缘关系。
无论是否受欢迎，双胞胎研究史向来波折多端。有些恶名来自与伯特（CyrilBurt）爵士有关的争议，这位著名的英国心理学家是用双胞胎来研究智商遗传学的开路先锋。1971年他辞世后，其他学者详细检验了他的研究，发现其中一些可能是伪造的。有些人指控，伯特在需要更大的样本数时，会不时虚构一些双胞胎出来。这些指控的真相迄今未明，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这件事不仅让双胞胎研究，也让所有旨在了解智商的遗传基础的研究，蒙上遭人怀疑的阴影。事实上，伯特事件，加上这个研究课题的高度政治敏感性，造成研究经费削减，扼杀了研究计划。没有经费，就没有研究。明尼苏达大学杰出的科学家布沙尔（Tom Bouchard），在1990年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大规模调查，重新界定了双胞胎研究，但他实在很难筹措经费，被迫向一个以支持行为遗传学来推动暧昧政治意图的右翼组织寻求援助。开拓者基金会（Pioneer Fund）成立于1937年，劳克林就是基金会早期的名人之一。我们在第一章中曾介绍过这位研究鸡的遗传学家，他后来把注意力转向了人类，并成为美国科学种族主义的先锋之一。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人种改良，特别是与美国人民有关之人种改良”。布沙尔这类正统的研究人员被迫在寻求有污点的赞助人和看着自己的研究天折之间作选择，这代表着对本应负责资助科学研究的联邦政府机构的严重控诉。税金的使用分配竟是根据政治上而非科学上的价值来决定。
布沙尔用标准化心理学测验来测量人格性状，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所作的双胞胎研究显示，有许多人格性状受到基因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在许多特征（例如是否会有宗教信仰）上观察到的变异性，经常有超过50%是基因差异所引起的。布沙尔的结论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对性格的影响小得惊人：“在以多重方式测量性格和性情、职业与休闲兴趣，以及社交态度后，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在这些方面的类似性，跟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差不多。”换句话说，就可测量的性格构成要素而言，天性的影响似乎比教养大。
教养对性格发展没有影响，这个发现就连布沙尔都大惑不解。教养几乎没有作用，但数据显示环境仍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分开养育的同卵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性，跟一起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差不多；但是无论是一起养育还是分开养育，同卵双胞胎之间仍有不同。是否有教养以外的环境因素造成这种差异？有人认为，胎儿期经验的差异，亦即胎儿在子宫里的生活差异，可能很重要；在这个早期发育阶段，即使微小的差异都可能对后来形成的个体有重大的影响——毕竟这是脑成长的时期。在自然植入（胚胎在子宫壁上着床）与胎盘发育的过程中，即使同卵双胞胎也可能遇到非常不同的子宫环境。一般以为所有的同卵双胞胎都共享一个胎盘（因此有相同的子宫环境），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25%的同卵双胞胎是使用分开的胎盘。研究已经证实这类的双胞胎彼此之间的差异，多于共享一个胎盘的同卵双胞胎。
在所有双胞胎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智力遗传学。我们的聪明才智有多少是由基因决定的？日常经验便足以证明，这当中有许多差异。我在哈佛任教时发现一个熟悉的模式：在任何群体中，总是有一些不太聪明的人和一些极其聪明的人，而绝大多数人都是中庸之资。尽管哈佛的学生在入学前都经过智能筛选，但这并没有使哈佛成为例外。无论是哪个群体，都有相同的比例。这个“钟形曲线”几乎适用于人类任何有差异的性状：例如大多数的人都是中等身高，但总是有一些人特别高，有一些人特别矮。但是在用钟形曲线来描述人类智力的差异时，却引来一阵激烈的挞伐。原因在于，在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根据本身的智慧和能力尽量发展，智力这种性状具有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测量智力可以预测出一个人未来生活的好坏。于是，天性与教养的争议，和我们这个讲求“英才”的社会的崇高愿景纠缠在一起。但是鉴于这两个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要如何确实地判断它们各自所占的分量？聪明的父母不仅传递聪明的基因，他们养育小孩的方式通常也有助于子女的智力发展，这使得基因与环境的作用混淆难分。严谨的双胞胎研究之所以非常珍贵，正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得以分析智力的构成要素。
布沙尔的研究和稍早其他人的研究都发现，在智力差异中有多达70%可归因于相应的遗传差异：这是天性的影响大于教养的重要论点。但这真的代表我们的智力多半取决于基因，而教育（甚至我们本身的自由意志）跟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多大关系吗？绝非如此。如同所有的性状，遗传到好基因很幸运，但教养可以在许多方面影响一个人的表现，至少是在钟形曲线广大的中间地带，社会环境的差异主要是在这里形成的。
以日本的部落族（Buraku）为例，他们的祖先一度在日本的封建习俗下，不得不做“污秽”的工作，例如宰杀动物。尽管日本社会已经现代化，部落族仍是生活贫困的社会边缘族群，平均智商比日本全国的平均值低10到15。他们是基因较差，还是智商只不过反映出他们在日本较低的社会地位？答案似乎是后者。移民美国的部落族跟其他的日裔美国人毫无区别，他们的智商提高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拉长，见于日本本土的智商差距已不复见于美国。教育的确很重要。
1994年，研究政治及社会学的美国学者默里（Charles Murray）和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中指出，尽管教育有一定的效果，但不同种族之间平均智商的差异可能可以归因于基因。这种说法极具争议，但是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天真。默里和赫恩斯坦知道，综合观察智商的遗传基础，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平均智商的差异后所获得的结果，并不能直接作出结论说基因就是造成群体差异的原因。假设我们要种植某种植物，而这种植物的高度会有遗传差异。我们把一些种子种在质量好的土壤中，再把一些种子种在质量差的土壤中，结果发现每群植物中都有一些植物是比较高的——这个结果一如预期，因为有遗传差异。但我们也观察到，土壤不好的那群植物平均比土壤好的一群植物矮。环境（土壤质量）对这些植物造成了影响。虽然在同一群植物中，在所有其他因素都相等的情况下，遗传是决定高度差异的主要因子，但两群植物之间的差异却与遗传无关。
相同的论点是否适用于智商测验值落后其他美国人的非洲裔美国人？由于非洲裔美国人的贫穷率相对较高，有很高比例的人是在教育质量相对较差的市中心成长，因此环境当然对他们的智商测验成绩有所影响。然而默里和赫恩斯坦的论点在于这个差异实在太大，无法完全以环境来解释。同样地，单凭环境因素一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就全球而言，亚洲人的智商平均比其他种族高。我承认我并不希望民族族群之间的平均智商存有可测量的差异，然而，虽然《钟形曲线》一书的说法有待商榷，但我们不应该因为忧心其政治涵意，就不深入探讨。
有关环境对人类智力的影响，最令人振奋的证据或许莫过于弗林效应（Flynn effect），亦即全球智商普遍提高的现象，第一位描述此效应的是新西兰心理学家弗林（Robert Flynn）。自20世纪早期开始，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都有可靠的数据记录），每一代的智商平均上升9到20。基于我们对进化过程的了解，有一件事可以确定：我们并没有在全球人口中看到大规模的遗传变化，因此这种改变必定主要来自于教育、健康和营养整体水平的提升。当然，这当中多半还涉及一些我们尚未了解的因素，但弗林效应已足以指出，即使一个性状的差异性大多是由遗传差异所决定，但这个性状的可塑性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绝非任由基因操纵的傀儡。
遗传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个发现应该不会令人太过惊讶；如果事实不是如此，才更令人吃惊呢。我们是进化的产物，在我们的祖先当中，自然选择无疑对所有攸关生存的性状都有很大的影响。大拇指可以和其他手指相对的人手，便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早期必定有许多种不同形式的手，但自然选择拣选了我们今日的手，促使造成这种手的遗传变异不断扩散，进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确保每一个人类都拥有这个极宝贵的资产。
行为对人类的生存同样重要，因此也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控制。我们对油腻食物和甜食的狂热或许就是这样进化出来的。我们的祖先一直都有营养需求的压力，因此拥有能随时充分利用高热量食物的习性大有好处。自然选择会眷顾造成甜食癖好的遗传变异，因为有这个变异的人比较容易生存。如今在食物来源丰富的地区，对于那些努力不要变胖的人来说，同样的基因却是一种天谴：对我们祖先有利的适应，在今日却成为适应不良。
人类是高度社会性的物种，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自然选择曾眷顾有利于社会互动的遗传适应。不仅姿势（例如微笑）已经进化成一种对他人表示心情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推测，强大的自然选择压力，也会让人类发展出能够判断他人意图的心理适应。社会团体免不了会有寄生虫，在一个群体里，总是有一些个体不作任何贡献，仅从群体取利。侦察出这类爱占便宜者的能力，对一个合作性社会的成功相当重要。虽然我们不再结伴搭伙，围在火堆旁一起烧烤兽肉、分享食物，但我们察觉他人心情与动机的天赋，可能还是来自我们发展成社会性动物的早期阶段。
自从威尔逊1975年出版《社会生物学》后，了解人类行为的进化生物学方法也发生了进化，促成了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这门现代学科的兴起。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维多利亚时代的插图：一个婴儿做着天生就会的动作。
在进化心理学领域，研究人员要探究的是人类行为的共性——人性。亦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特征，无论你是新几内亚的高地居民，还是巴黎女子。我们希望能了解某个性状跟过去由这个性状所带来的适应优势之间的关系。这类相互关系有的很单纯，争议也较少。例如新生儿的抓握反射动作很强，可以光靠手脚支撑悬吊在半空的全身重量，这种能力可能源自于婴儿必须能够紧紧攀住多毛的母亲才能生存的年代。
然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并不限于下图文字所描述的这类平凡能力。女性在全球数学领域的人数相对较少，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所造成的，还是无数年代的进化已经让男女性的脑适合于不同的目的？我们能否完全用达尔文学说来解释男方比女方年长的婚配倾向？少女可能生育的子女数目比35岁的女性多，所以男性是否在体内由进化设定的机制驱策下，想把后代数目增到最大，才有娶年轻女性的倾向？同样地，年轻女性寻找年长富有的男性婚配，是否因为远古时自然选择便促使女性选择雄壮有力、资源丰富的男性？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来自推测。然而，随着我们找到愈来愈多可决定这些行为的基因，我相信进化心理学会从现在所处的人类学边缘地位，移到这门学问的核心部分。
人类的文化奇观。两个对比强烈的流行时尚观念：20世纪50年代的巴黎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高地。进化心理学试图寻找我们差异极大的行为下所具有的共同点。
就目前来说，基因影响行为的力量在其他物种身上比较明显，事实上我们可以利用遗传学技巧来操控这些物种的天性。在这些技巧中，最古老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工选择，农夫很早就运用人工选择来增加乳牛的牛乳产量，或改善绵羊的羊毛质量，但是，这个技巧的应用并不限于这类具有农业价值的性状。狗是狼的后代，它们的祖先可能常在人类的居处附近游荡，寻找残羹剩肴，对于清除垃圾挺有帮助。一般认为它们最早是在一万年前赢得了“人类最好的朋友”这个称号，那个时期大致跟农业兴起的时间相当。短短一万年之内，在育种者的培育下，狗的身体构造及行为的多样性变得令人眼花缭乱。“狗狗秀”就是对基因力量的礼赞，每一个品系的狗实际上都是一个遗传隔离（genetic isolate）的种群，它们就像一部展现犬类遗传多样性的电影中，一帧帧定格的画面。当然，这当中以形态差异最为惊人，也最为有趣：小毛球似的北京狗，体型庞大、一身粗毛、有时重达300磅以上的英国獒犬，身体拉长的腊肠狗，脸孔扁平的斗牛犬。但我觉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行为差异。
当然，不是所有相同品种的狗都有类似的行为（或长相相似），但是一般而言，同种的狗的共同点，会比不同种的狗之间来得多。拉布拉多犬友善顺从；灵堤则很神经质；边界牧羊犬没羊可赶的时候，会去追赶任何东西；新闻报道中的恶犬事件提醒我们，比特犬（一种斗犬）的攻击性极强。有些犬类行为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形成刻板印象。想想一只指示犬（pointer）刻意摆出它“指示”猎物方向的姿势：这并非个别的狗被主人教出来的“愚蠢把戏”，这种本领早就写在该种狗的基因里。尽管狗有形形色色的品系，所有的现代狗仍是同种的动物——亦即基本上，即使长相南辕北辙的两只狗仍可以彼此交配，制造后代。1972年，一只勇猛的公腊肠就证明了这一点，它让一只睡着的母大丹（Great Dane）怀了孕，这只母狗后来产下13只“大腊肠”。
fos-B
只是一个基因的影响：左图中的正常母鼠非常自愿地照顾幼鼠，而右图中的母鼠缺乏可发挥功能的fos-B基因，完全不理睬初生的幼鼠。
2002年，哈佛大学的迪拉克（Catherine Dulac）发现，把实验鼠的一个基因删掉，会影响信息素（pheromone）里所含化学信息的处理，信息素是一种老鼠用来传递信息的气味。公鼠一般会攻击其他公鼠并尝试和母鼠交配，但迪拉克的基因改造鼠无法区分公鼠和母鼠，它们会企图和遇到的任何一只老鼠交配。在对一个性联基因进行处理后，也发现实验鼠的养育行为发生了改变，母鼠本能会照顾自己初生的小鼠。然而哈佛医学院的布朗（Jennifer Brown）和葛林伯格（Mike Greenberg）发现，破坏fos-B基因的功能就可以使实验鼠丧失这个本能。接受这个基因改造的实验鼠完全不照顾后代，但在其他方面完全正常。
大多数行为的基础无疑是多基因型，亦即受到许多基因影响。但是在对老鼠进行一些简单的基因操控实验后发现，即使只改变一个基因仍会对行为有重大影响。1999年，普林斯顿大学华裔神经学家钱卓（Joe Tsien）使用先进的重组DNA技术创造出“聪明鼠”（smart mouse）。他把额外的基因复本植入实验鼠体内，该基因所制造的蛋白质在神经系统里是化学讯号的受体。这只转基因鼠在一连串学习与记忆测验中，表现得比正常鼠好，例如它在走迷宫和记住走出迷宫的信息上表现更佳。钱卓按美国电视剧《天才医生》（Doogie Howser, M. D.）里那位年轻早熟的住院医生之名，把这只实验鼠命名为Doogie。
pair-bonding
新近建立起“配偶连结”的一对草原田鼠，以及使它们如此恋恋情深的基因DNA序列。
鼠类甚至让我们得以一窥人类所谓“爱”的基本机制，不过鼠类可没有这么浪漫的字眼，而是被称为“配偶连结”（pair-bonding）。田鼠在北美很常见。田鼠长得都很像，但不同种的田鼠生活方式差异极大。草原田鼠（prairie vole）是一夫一妻制，也就是说，一对草原田鼠会厮守终生。但是它们的近亲山区田鼠（montane vole）却是乱交制（promiscuous），公田鼠在交配后旋即离去，母田鼠一生通常会跟数只不同的公田鼠孕育下一代。是哪些不同造成了差异这么大的性策略？荷尔蒙提供了前一半的答案。在所有哺乳动物中，催产素（oxytocin）与育儿的许多层面有关：它刺激分娩时子宫的收缩，也刺激母体制造供新生儿吸食的乳汁；因此它也跟母亲与幼子之间养育关系的建立有关。这种荷尔蒙是否也能产生另一种关系，亦即一对草原田鼠之间的配偶连结关系？事实上，它的确有这个作用，另一种普通的哺乳动物荷尔蒙抗利尿激素（vasopressin）也有这个作用，不过抗利尿激素主要是以控制尿液的制造而为人所知。但是为什么同样有这两种荷尔蒙的山区田鼠，性关系却比草原田鼠紊乱？结果发现，关键在于荷尔蒙受体，亦即连结至在体内循环的荷尔蒙的分子，它会促使细胞对荷尔蒙讯号产生反应。
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学家英西尔（Tom Insel）把研究重心放在抗利尿激素受体上，结果发现这两个品种田鼠之间有一大差异，但这个差异不在于受体基因本身，而在于可以决定基因启闭时间与地点的邻近DNA区域。这个差异造成抗利尿激素受体在草原田鼠和山区田鼠脑部的分布非常不同。但是光靠这种基因调控上的差异，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会（套用人类的用词）充满爱恋，而另一个物种则毫无眷恋之情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英西尔和他的同事赖利·杨（Larry Young）把草原田鼠的抗利尿激素基因，以及整个邻近的调控区域全都植入标准的实验鼠（属于乱交制的鼠种，跟山区田鼠类似）体内。虽然这些基因改造鼠并未立即变成浪漫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但英西尔和杨观察到它们的行为的确有显著的改变。它们没有像典型的小鼠一样，在交配后立即唐突地跑开，反而对母鼠显得温柔关心——简言之，加入这个基因不能保证永恒的爱情，却似乎可以让被改造过的老鼠不那么像鼠辈。
我们不能忘记，人脑和鼠脑的功能毕竟天差地别。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鼠类——无论它是居住在山区或草原——创造出一件艺术品。但我们仍应牢记人类基因组计划最值得省思的一课：我们的基因组和小鼠的基因组像得惊人。自人与鼠的谱系分离以来，已各自进化了超过7500万年，但是在这段期间，控制人与鼠的基本遗传软件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由于无法像鼠类遗传学家一样撤除或促进特定基因的功能，人类遗传学家只能依赖“自然实验”，亦即对脑功能造成影响的自发性基因变化（spontaneous genetic change）。许多特征最明确的遗传疾病都对智力表现有所影响。由于多了一个第21号染色体而引起的唐氏症会造成智商变低，但许多患者拥有开朗无邪的性情。威廉氏症候群（Williams syndrome）是缺少一小段第7号染色体所造成的，这种患者的智商也低，却经常拥有不可思议的音乐天赋。
但是在上述这类疾病中，心智问题其实是整个系统发生机能障碍的副产品，因此我们无法从中得知多少与行为有关的遗传学。这有点像停电时发现计算机不能用了，这样一来你知道计算机是需要电力的，但对计算机功能的细节却仍所知甚少。所以，要了解行为遗传学，必须研究直接影响心智的疾病。
在引起基因图谱绘制者密切注意的心智疾病当中，最可怕的两种是躁郁症（bipolar disease, BPD，也称manic-depressive disease）和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这两种病都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同卵双胞胎的躁郁症同病率高达80%，精神分裂症的同病率则是50%），而且这两种病在全世界都对心智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每100人中就有1人得精神分裂症，而躁郁症的比例也差不多。
如同先前所见，要理清多基因性状很困难，因为每个基因都只有一小部分作用，而且环境经常对整个性状有很大的影响，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正是如此。但这种整体性的研究困难也让研究人员养成一种坏习惯：他们倾向于只发表正面的结果，而不公布已被剔除的可能性。相反的做法也使问题加剧：在无数基因图谱绘制者证明某条路行不通之后，研究人员只要发现任何相互关系的蛛丝马迹，就会有一股发表的冲动。会有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做法经常招致相反效果。在理想状况下，发现相互关系应该只是一个开端，后续应该作更多深入的分析，分辨哪些是有意义的结果，哪些是统计上的巧合——毕竟，如果尝试的标志够多，偶尔会碰到一些看似有相互关系，其实缺乏基因连结的巧合，也是可以预期的。但是研究人员在必须获得结果的压力下，经常过早发表其发现，后来当其他研究小组无法复制相同结果时，才难堪地撤回这项宣告。
在搜寻与心智疾病相关的基因时，还不止这些障碍。尽管精神病诊断手册努力建立诊断标准，但诊断本身经常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病例可能是根据模棱两可的症状来认定的，因此在一个家族里可能有一部分的人遭到误诊；这些错误的认定对基因图谱分析有极大的杀伤力。此外，这些疾病是根据症状来界定和诊断的，但是有可能有数个遗传原因都会造成类似的症状，这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每个精神分裂症病例中，造成发病的基因可能互有不同。在通过遗传学来检视时，即使不同症候群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可能变得混淆不清。自1957年起，我们就知道躁郁症和单极忧郁症（unipolar depression）在遗传学上是两种不同的症候群，但令人困惑的是，这两种病之间有基因重叠现象：单极忧郁症在躁郁症患者的亲属中，比在整体人口中常见得多。
心智疾病的基因至今仍很难琢磨，部分原因或许就在此。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基因图谱分析已经证明，造成精神分裂症的基因分布在多达12条染色体（总数的一半）上。躁郁症的情形也差不多，相关基因分布在10条染色体上。但是这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以基因图谱研究找出这两种病的基因区域后，发现其基因区域似乎的确有一些重叠现象。因此，或许有些基因负责的是人脑的整体组织与结构，这些基因的功能不良，或许是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有妄想或幻觉的原因。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史上，经常有期望很高但最后落空的情形。例如某项研究在一个族群里找到了具有说服力的相互关系，但后续的研究却又无法在其他族群找到相同的相互关系。1987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例子，一个以安曼派教徒为对象、经过大肆宣传的躁郁症研究，发现这种病与第11号染色体有关，但这个看似很有希望的发现最后却没有通过后续研究的考验。斯坦福遗传学家里施（Neil Risch）和波兹坦对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有很适切的评述：
（绘制疾病基因图谱的）这种困难以精神病遗传学领域最令人沮丧，躁郁症（两极病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确实，有人可能会说最近这种病的基因连结研究历程，大概只有这种病本身的病程可堪比拟。发现基因连结的欣喜很快就被无法（在其他族群中）复制相同结果的焦虑所取代，这种情形已经变成一个固定模式，让许多精神病遗传学家以及观察者有如经历一场云霄飞车之旅。
我并不否认这些困难的存在，但是我仍然极度乐观：我们现在正迈入一个遗传分析的新纪元，应该很快便能摆脱这种“一下成功，一下失败”的恼人情况。有两个创新做法是关键所在。第一个做法是以“候选基因”来寻找基因。在找出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再加上对许多基因的功能终于有一些基本了解后，我们可以把搜寻范围缩小至前所未见的程度，锁定功能与特定疾病有关的基因。以躁郁症为例，这种病显然是脑部调控血清素（serotonin）和多巴胺（dopamine）等特定化学神经传递质浓度的机制发生障碍所致，我们或许可以把重心放在制造神经传递质或其受体的基因上。选好候选基因后，我们可以比较患病与未患病者的这个基因序列，看是否有跟这种病有相互关系的特殊变异。200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研究所，兰德领导的研究小组调查了76个躁郁症的候选基因，其中只有一个证明与这种病有相互关系（这个基因负责编码脑部特有的神经生长因子，专家正在测试这种神经化学物质是否可以用来治疗渐冻人症[见第五章]）。但是有一个真正有关联的基因的确极具价值，这个基因被发现位于第11号染色体上，这显然证明了最初对安曼派教徒所作的研究，该项研究很早就指出染色体的这个区域与躁郁症有关。
我之所以对搜寻这些难以琢磨的基因感到乐观，另一个原因在于技术的改良。要侦查某个基因的微弱作用，我们必须使用格外灵敏的统计分析，而这种分祈本身需要非常大的数据库。惟有在高流速基因定序（high throughput sequencing）和遗传定型技术（genetic-typing technology）出现后，我们才有能力从大量的人群中收集到大量标志的适当数据。当然，这种工业规模的遗传分祈是学术界大多数的实验室所无法负担的，所以我们将会看到由制药业提供资金的生技公司在这个领域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2002年，法国Genset和冰岛deCODE这两家生技公司就各找到一个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这些发现是重要的一大步：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实际的基因（而不是只能把一个作用与某条染色体的某个区域相连），能够研究它们的功能，进而了解这种病的生化基本原理。惊人的是，这两个基因都与神经传递质“谷氨酸盐”（glutamate）的功能调控有关。
在有了候选基因及超强的基因图谱技术这些新方法后，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造成躁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基因。希望这会带来更好的疗法，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基因如何控制人脑的运作。
然而，就那些神经化学基础仍是一团谜的性状而言，由欣喜的期望猛然坠入焦虑谷底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在非病理（非由疾病引起）行为的研究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情况。哈莫（Dean Hamer）1993年对男同性恋者所作的遗传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发现X性染色体上的某个区域似乎与同性恋倾向有相互关联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如果证明同性恋跟肤色一样是基因作用的结果，则适用于肤色的反歧视法或许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同性恋者。然而，哈莫的发现并未通过时间的考验。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只要发展出统计能力更强的分析方法（并且学会辨识和忽视较弱的相互关系），我们最终一定可以辨识出一些让我们有某种特定性倾向的遗传因子。但这并不是纯粹决定论式的臆测：环境的影响是绝对不能轻视的，而倾向也不是势不可逆的宿命。我的肤色苍白可能让我有容易患皮肤癌的倾向，但是如果环境中没有紫外线，我的基因只不过代表一种可能性而已。
哈莫另一个受到高度关切的发现，其证据看起来更坚强些。他研究追求新奇的冲动背后的遗传学，这是心理学家确认的五大性格特征（personality dimensions）之一。当你的例行常规被打破时，你会不会畏缩地躲到角落？还是你会刻意避免一成不变，总是不断尝试各种新的冒险？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情况。哈莫的证据指出，有一个基因变异具有细微但重要的作用，这个基因与脑部讯号分子多巴胺的受体有关。有些尝试复制这个结果的研究已经失败，但有些人则延伸了他的研究，发现同一个基因跟一些特殊类型的追求新奇行为有关，包括吸毒。暴力也可以通过遗传学来检视。有些人的确比其他人暴力，这是事实。而暴力行为有可能是单一基因与环境因子互动后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都有“暴力基因”（虽然有可能大多数凶暴的人都有一个Y性染色体），但我们至少已经确认有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化可能导致暴力爆发。1978年，荷兰奈梅亨（Nijmegen）大学医院的临床遗传学家布鲁纳（Hans Brunner）得知有一个家族的男性有心智迟钝和攻击行为的倾向。在更早的30年前，为了记录这种“诅咒”，一位亲戚详细收集了大量有关这个家族的悲剧档案。布鲁纳以最新方法进行调查，发现这个家族里有八位男性表现出类似的暴力模式，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核心家庭。其中一个强奸过妹妹，后来又拿刀刺狱卒；另一个因为懒惰而被老板稍微骂几句后，开车撞了老板；另外有两个是纵火犯。
由于这个家族惟有男性有这种情形，显示这是性联遗传。这种遗传模式与可能位于X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一致，而且它是隐性的，一般不会表现在女性身上，因为女性第二个X染色体的正常基因会盖过这个缺陷基因的作用。但是由于男性只有一个X染色体，隐性变异会自动表现。借由比较这个家族里受影响与未受影响成员的DNA，布鲁纳和他的研究小组把这个基因的位置正确地标在了X染色体的长臂上。在跟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布瑞克菲尔德（Xandra Breakfield）合作研究后，他发现这8个暴力男性体内，为单胺氧化酶编码的基因都有一个突变且无法发挥功能的复本。单胺氧化酶是一种脑部的蛋白质，负责调控单胺（monoamines）这种神经传递素，肾上腺素和血清素都属于单胺。
单胺氧化酶的故事不仅与这8个暴力的荷兰男性有关，后来它还让我们了解到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亦即天性与教养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2002年，伦敦精神医学研究所的加斯比（Avshalom Caspi）等人研究为什么同样来自有虐待行为的家庭，有些男孩长大后是正常人，有些男孩却会有反社会行为（在此是指学术上所说的，有行为问题的病史，不是指喜欢上网胜过和人相处，或是在派对上独自待在角落啃点心之类的行为）。这项调查发现有关行为发展的一个遗传预测因子（genetic predictor），可以测出单胺氧化酶基因邻近区域是否有突变发生，该区域是负责调控单胺氧化酶产生数量的开关。单胺氧化酶量高的受虐男童比较不会有反社会行为，而含量低的则比较会有。就这些单胺氧化酶含量低的男孩而言，是基因和环境同谋，使他们较容易犯法。女孩受影响的几率比较小，由于这个基因位于X染色体，而女孩同时遗传到两个低含量基因的可能性较小。但有两个低含量基因的女孩可能会跟受影响的男孩一样，有类似的反社会倾向。然而，无论是男孩或女孩，这都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因果关系。在成长时受到虐待，并且单胺氧化酶含量低，并不代表必定会成为罪犯。
在单一基因对复杂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上，最惊人的发现之一是媒体所谓的“文法基因”。如同我们在人类进化（第九章）中所讨论的，2001年牛津大学的摩纳柯在FOXP2基因中找到的突变，被发现会破坏使用与处理语言的能力。有这类突变的人不仅在表达上有困难，也无法搞清楚一般4岁小孩就会的简单文法。要记得，FOXP2编码一种转录因子（一个基因开关），而这个转录因子显然对脑的发育很重要。FOXP2不是直接影响行为（如同单胺氧化酶），而是借由改变控制行为的器官来影响行为。我相信FOXP2将是未来一些重要发现的基本模型；如果我是对的，最后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对行为控制最重要的基因，都跟人脑的构造过程有关。人脑是我们最神奇的器官，至今也仍是极度神秘的物体。它是调控我们所有行为最精巧的硬件，而这些基因正是借由建造这个硬件的方式来影响我们。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了解行为的遗传学基础，包括我们的共同之处——人性，以及每个个体特有的行为。但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相当快速；我相信我所写的内容在本书付梓时一定已经过时。未来我们必定可以看到针对性格的精密遗传分析，而且未来的发现八成会让天性与教养之争逐渐偏向天性的一方——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是我们执着于毫无意义的呆板的二分法才真正可怕。发现任何性状——即使是有可怕政治涵义的性状——其基础主要来自于遗传，来自于基因，并不代表它们是无法改变的。寻找它们只是为了了解人的天性，而教养则不断对天性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的社会或个人要提升教养的作用，就必须了解天性。我们不能再让短暂的政治考虑影响到科学应做的事。没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从现况来看令人不安的真相，但是决策者应解决的是那些现况，而不是自然的真相。如同挤在野外学校里上课的爱尔兰儿童深刻的体验，无论是以多困窘的方式得到的知识，都还是胜过无知。
结果恰好相反，在最近的历史上，对科学预算最吝啬的是民主党的总统卡特（Jimmy Carter）。
1801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首次发表后天获得性（acquired characteristics）遗传理论，提出了一个错误的看法，他认为个体在生活中获得的性状可以传给后代。尽管构想有误，但至少拉马克是尝试根据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来推论，跟李森科不同。
以下的数字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指标：在1956年，苏联有1/6的劳工一年的工资大约是3000卢布。
我的智商还不错，122，但绝对称不上顶尖。我是在11岁时偷瞄老师桌上的智力测验单时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