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应由谁来建造
灯塔是一种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太熟悉的事物，今天大洋上航行的轮船已经完全用不着灯塔了，因为GPS（全球定位系统）这样高、精、尖的设施已经取代了它的功能。
可是在人类早期的大航海时代，灯塔可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船长，你怎么来确保前面没有暗礁呢？你怎么能确保自己没有偏离航线呢？你只能根据岸上的一些标志物，比如教堂的尖顶等特征很鲜明的建筑，甚至是岸上的一片树丛去判断。一来二去，人们就想，能不能人为地创造一些标志物，让它挺立在岸边，甚至夜里也可以起到作用呢？于是就发明了灯塔。所以，灯塔是大航海时代极其重要的航海基础设施。
灯塔这个物件曾经引发过经济史上一次重要的争论。这个争论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庇古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生在19世纪，主要学术成就建立在20世纪，是剑桥学派扛大鼎的人。
这个庇古开创了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他论证的起点就是灯塔。他说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一买一卖，靠市场的自由交易不就可以解决了吗？可是有些东西是没法解决的，比如说灯塔。灯塔的使用并不需要双方有身体接触，你作为一个船长，在大海上远远地瞄上一眼，这就算用了。可是，你离我还有十几海里，我怎么追上去找你收费呢？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有的船长比较缺德，他明明看了灯塔，等你找他收费的时候，他却死不承认，就说没看，那你怎么办？根本没有充足的证据迫使他把银子掏出来。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市场经济就需要一次调整。那谁来调整呢？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彪形大汉，名字叫政府。政府说：“你们没有办法收费，我有办法，我可以收税啊。先把税收上来，然后我出面来建灯塔，让大家免费使用，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从这个思路出发，庇古他老人家推出了一整套所谓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词汇“庇古税”，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
什么叫庇古税呢？在市场经济的很多交易过程中，会产生一个溢出效应，比如说一个工厂，它做生意貌似只是一买一卖的关系，但是它往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却使公众的利益受损，这也叫交易的外部性。
那怎么解决呢？政府又出来了，说交税，给银子，我把你对公众福利的破坏、对公众利益的减损，用税收的方法收上来，然后再还补到社会当中。这种税，就称为庇古税。这个税听起来好枯燥，但是又那么有道理。
但是不久，庇古的冤家对头就出现了——又一个经济学家科斯。科斯跟庇古一样是英国人，但是他后来主要生活在美国。
科斯写了一篇文章，叫《经济学当中的灯塔问题》，专门跟庇古老先生抬杠。有趣的是，庇古是学历史出身的，后来受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感召，才改行学了经济学；而科斯这个学经济出身的学者，研究灯塔问题的思路，反而更像一个历史学家。
科斯一生的学术主张是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经济学家在黑板上推导出来的，是想当然的，我们能不能回到真实的历史当中，看看史料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比如说灯塔问题。
科斯这个经济学家偏要去干历史学家的活儿，考证来考证去，大家就傻眼了。原来，在英国历史上，早期的灯塔居然大部分都是私人建造的。
灯塔其实就是一盘生意
让我们把时间切换到17世纪。在此之前，英国沿岸几乎没有灯塔，大家都摸着黑往前走。后来发现这样不行，我们的海运事业这么发达，总得有灯塔。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一个政府机构，名字叫领港公会。
领港公会最早是海员的一个集体组织，比如说有个海员死了，他的遗孀、他的孩子由谁来抚养？有个海员受伤了，怎么给他治疗？所以，大家就集体出钱搞了这么一个工会。但是后来政府一看，说这活儿你们别干，我来！所以，领港公会又成了英国政府的海事机构，主管海洋的一些事务，其中就包括建灯塔。
真的建了吗？建了。建了多少呢？只有一座。
到了1614年左右，很多船员、船主，包括码头上的一些工作人员，一共300多人向政府请愿，说你们赶紧多建些灯塔吧，要不然繁荣的海洋贸易就没法持续了。领港公会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比如说什么经费不足、人手不够、船员的福利优先等，总而言之就是不建。
这帮请愿的人一看，领港公会说的也是事实，那怎么办呢？咱们自己出钱来建行不行？所以，他们又跑去跟当时的英国国王请愿。英国国王一看，反正你们自己出钱，建就建吧。
所以从17世纪初开始，英国的大船主们就开始凑份子去建灯塔。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首先，谁出钱？肯定是大船主们出钱。你想，那些大船主的商船装的货比较多，吃水就比较深，触礁的风险相对就更大，一旦触礁，损失肯定惨重。而很多小船主不愿意出钱，只愿意搭顺风车。所以，最后当然是大船主把钱掏了。
其次，怎么收费？也很简单，只要你的船入港，那就算你用过灯塔了，就收你一次费用。如果你好意思觍着脸就是不进港，就在外洋漂着，那也行，这便宜就让你占去吧。
就这样，把钱给收上来之后，也分给领港公会一部分，就当是特许经营权的租金，剩下的作为资本收益，分给建塔的大船主们。这就是当时灯塔建设从投资到收益的整体逻辑。
那么，他们建设灯塔的成绩怎么样呢？从1610年到1675年，私人的灯塔共建了十座。而政府的灯塔呢？一座都没有。
时光荏苒，几百年就这么过去了。到了19世纪30年代（就是英国人当强盗，打到我们中国人家门口之前那个时间段），英国下议院的议员先生们突然回过神来了，说这怎么行？这明明是一个公共基础设施，却被你们这帮奸商拿来盈利，而且挣了那么多银子，不行，我们得收归国有。所以19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的私人灯塔就基本绝迹了。
这件事留下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庇古老先生的解释，他说这盘生意不挣钱，所以政府才跑出来“英雄救美”，所以是政府把市场干不了的事给干了。
可是科斯先生提出来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灯塔这东西完全就是一盘生意，而且可以挣很多钱，是政府不让商人们挣这笔钱，迫于无奈这盘生意才结束的。
哪个版本更有说服力呢？
民营企业建立免费设施的可能性探讨
请问，政府建灯塔有哪些坏处？我们可以指出两个。
第一个，政府做事效率比较低。这个大家都好理解。
第二个，政府用抽税的方法来建公共基础设施，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不公平。就拿建灯塔来说，政府抽税是在国境内普遍收取的，如果我是一个住在内陆的公民，这是不是对我就不公平？税我交了，可是灯塔带来的好处，我毛也没沾着啊！
大家琢磨琢磨，私营企业有没有可能跟政府一样，建立免费的灯塔呢？答案是有可能，关键是政府赋予私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有多大。如果你不仅让它经营灯塔，还把整个码头都交给它来经营，那它用市场行为真的可以建免费的灯塔。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把整个码头都包给你，那你的主要收入来自哪儿？船舶在码头停泊，什么修船、装卸货、船员的娱乐或者卖东西给他们，可能会成为你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时候，你在码头附近建一些灯塔，吸引远方的船只来到这儿，让这个码头变得更便于停泊，这不是你的利益所在吗？那建几个免费的灯塔，又有什么问题呢？
给大家讲个趣闻。我曾经问过一个油轮公司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大土豪，这艘油轮上所有船舱的票我全买了，我就一个人坐着一艘油轮在公海上玩耍，可以不可以？”
那个油轮公司的人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价格得上浮。我说：“为什么？按照票面价格我全买了还不行吗？”他说：“不行。因为油轮公司的收入一共分三块：第一块是船票；第二块是油轮靠岸之后，岸上的一些旅游项目是收费的，再卖票给你，这又是一笔收入；另外，船上还有一些酒、餐饮、香烟、手表、香水等免税的商品，这也是一笔收入。这三笔收入基本上是1：1：1的比例，你一个人上船的话，剩下两份收入油轮公司都没有了，所以肯定不能按照原来的价格卖给你船票，否则整体收入会受损。”
同理，当一盘生意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内在的动因去调整不同收费区段之间的收费策略。所以，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在民营企业的生意当中，其实也是可以出现的。
市场有的是办法
说实话，随着经济变得越来越发达，整个企业经营的思路越来越宽广，各个经济领域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丰富，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多。比如说广告。广告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重大发明，仅仅靠广告，就可以把很多原来没法收费的事情变成一盘大生意。
举个例子，你说经营厕所挣钱吗？肯定是很难挣钱的，因为城市里厕所的分布那么分散，而定价刚性又很强，甚至有很强的外部性。一个人都快拉裤裆里了，你好意思不让人上厕所吗？人家如果没带零钱，怎么办？这就给经营厕所的企业带来很大的难题，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当中，建厕所一定是政府来干。
但是在德国，就有一家很奇葩的企业，叫瓦尔公司。瓦尔公司就跟政府说，你把厕所包给我吧，我承诺免费。要知道，当时德国政府是算过一笔账的，如果把厕所包给民营企业，即使收每个上厕所的人0.5欧元，一年光在柏林这一座城市，这家企业就要赔100万欧元。可是瓦尔公司居然敢吹这个牛，说自己敢接，而且承诺免费。政府自然顺水推舟，说你去干吧，我看你怎么干。
怎么干？用广告的方法干。人家瓦尔公司把柏林的很多厕所外墙变成了广告墙，香奈儿、苹果、诺基亚这些高大上的公司都在这儿做广告，样子还很好看。
另外，因为德国人上厕所的时候有阅读的习惯，所以瓦尔公司干脆把厕所的手纸上都印上了广告，拿这个都能卖出钱来，简直把厕所事业吃干榨尽了。
总而言之，瓦尔公司在德国的五个重要城市，居然靠这种广告收入，每年盈利3000万欧元。价值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了。
可见，民营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并且是免费开放的，这件事是成立的。
那除了广告呢？你放心，商人有的是办法，一边去建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一边还把钱挣了。比如说，把公共基础设施的冠名权给拍卖了。再比如说，把像灯塔这样的设施改造成旅游景点，在山东的日照、福建的鼓浪屿，灯塔就是景点，不也可以把钱收回来吗？所以市场有的是办法，空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我们再回到科斯老先生的主张，回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上来。一天，我们的策划人陈新杰先生给我看了一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曼昆先生写的《经济学原理》，上面有这样一段话。
大意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这天，美国很多小镇上的居民都要看烟花。曼昆就算了一笔账，说这烟花一定得政府来放。我们假设每个小镇居民看烟花的费用是10美元，如果这个小镇有500个居民的话，这不就有5000美元了吗？而政府只要花1000美元就可以把烟花给放了，等于赚了每个居民8美元，所以这事得政府来做。
这件事在黑板上推演是很好算的，可是真实世界中，经济真的是这样在运行吗？至少我个人的体验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我在三亚亚龙湾的海滩上，看见一个小伙子向姑娘求婚（也许是表白），人家就掏了五万元钱在那儿放烟花，亚龙湾的所有游客都看得见，都可以祝福他们这段爱情，那又何尝不可呢？政府担心的“搭便车”的情况，至少在这个情景里是不存在的，这就叫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如果放烟花这件事可以按照曼昆先生这样来算，那政府就可以收一切税了。比如说，政府说，我们在小镇门口塑一个维纳斯雕像好不好？我们在广场中间搞一个喷泉好不好？你们的眼睛看到了好的东西，你们都受益了，我们就要收税。如果这个推导成立的话，政府就可以无止境地收税，无止境地创造那些也许你并不需要的福利。
讲到这儿，我们就得提到经济学中的一个结论：好像是免费的福利，其实背后都有成本。
你会说，灯塔或者厕所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那么，那些天然应该由政府来操办的事，市场还有没有介入的空间呢？比如说监狱，这总不能由私人老板来办吧？
那你还真错了，美国现在8%的犯人，也就是有13万名犯人，真的就住在私人老板办的监狱里。当然，这有一个历史原因，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两任总统，一个是尼克松，强力打击毒品犯罪；另一个是里根，大力打击非法移民。这就导致美国的监狱里面犯人爆棚，床位不够用了，整个管理措施也跟不上了，政府经费也不够用了。怎么办？美国便尝试引入市场机制，开始允许私人办监狱。效果怎么样？几十年运行下来，还不错。
我们用数字说话，比如说建造一所监狱，私营企业通常只需要5000万美元。如果政府来干，没6700万美元打底不行。从时间上来讲，私人老板只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政府来建的话，为了防止各种跑冒滴漏，所以监管得要严一点儿，建一所监狱的平均时间是四年到五年。
从看管犯人的成本上来看，私人监狱至少要节省10%～30%，那效果如何？还有两组数字，一组是每10万个犯人的自杀率，私人监狱里面是30人，而政府主办的监狱里面是48人。另外一组数字，就是管教的结果——犯人放出去后，一年内重新犯罪，又二进宫，这样的比例是多少？私人监狱是17%，而政府主办的监狱是34%，整整高了一倍。
所以在美国近几十年的实践中，发现私人完全可以介入监狱这样一个天经地义由政府来做的领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
救还是不救？这是一个问题
你可能又会问，那些紧急救助服务，比如消防队能不能由私人来办呢？这就要说到201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则新闻。美国田纳西州有一个县叫奥拜恩县，这个县的公民做了一个决定，把政府的很多设施、服务砍掉，这样就可以少交点税，比如说消防队。如果失火怎么办？相邻的南富尔顿县有消防队，我们给他们交点钱，万一有火灾，让他们来救。
这样一个安排本身无可厚非，但是2010年，当地有个叫吉尼的人家里失火了，他抓起电话就打给南富尔顿县的消防队，说赶紧来救火。人家说没问题，10分钟就到。但是紧接着电话又拨回来了，问他有没有交每年75美元的火灾保险。吉尼说：“没有啊，你们赶紧来救火，救完火多少钱咱好商量。”人家说那可不成，没有交保险是不救的，“啪”就把电话给撂了。
吉尼正在抓狂的时候，一看南富尔顿县的消防车来了，以为是人家发了善心。没想到，让人感觉极其纠结，而且在道德上引发激烈争论的一个场景发生了——消防队的车到了之后，不是去救吉尼家的火，而是救吉尼的邻居。因为邻居一看这边失火了，就赶紧给消防队打电话，消防队一查底册，这个人交消防保险了，赶紧派消防车到他们家来救火。所以，只见消防队员拿着消防水管对着一所没有着火的房子在那儿滋水，而生生看着旁边烈火熊熊的吉尼一家烧为一片废墟。
当时，在美国舆论界就掀起了两股风暴，一派严厉地批评消防队的做法：我们是有文明底线的国家好不好？为了75美元，你们就见火不救，好意思吗？这是一个道德上的沦落。
而另一派的意见是：吉尼这种人在美国社会太多了，他们平时就习惯了白吃白喝，至少是蹭吃蹭喝。平时让他交钱他不交，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他们又搬出道德大旗来说事。这种人不惩罚，以后谁还买火灾保险呢？
最终也没有结论，但你不觉得这两派意见都有它的道理吗？
中国第一支私人消防队
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中国其实也有一个范例。
这就得说到1999年的时候，吉林省的公主岭市下面有一个镇，叫范家屯镇。范家屯的人口并不多，12万人。政府的消防设施其实是布不到这种镇级单位的，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聪明人，这个人叫孙国华。他一算觉得这事干得，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兄弟凑了将近50万元钱，买了四辆水罐消防车，招了十几个消防队员，把这盘生意给干起来了。这可不是政府的消防队，是地地道道的民营公司。
孙国华算的账也很简单，我们这个范家屯镇一共12万人，一个人一年给我交一元钱，不多吧？就12万元。然后还有一些政府机构、一些厂，他们再多交点，这样一年大概能收到20万元。维持这个消防队的日常开支，大概成本是14万元，这样兄弟几个一年还能挣上6万元钱。你看，这个账算得挺好吧？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也比较支持，既然政府无力承担办消防队的成本，那民营公司来干也挺好，就帮他收这一块钱。
可想而知，不可能足额地收上来，但经过政府官员们的吆喝，一年大概能收上10万元钱，所以刚开始消防队虽然赔钱，但是赔得并不多。
但是，到了2000年左右，政府，尤其是乡村的基层政府，开始禁止对农民进行乱摊派、乱收费。一块两块的，说多不多，但是它毕竟也属于政府正常税收之外的摊派费用。政府便拱拱手说：“孙国华，这钱我们没法帮您收了，您自个儿想招吧。”
所以，孙国华就多了一项任务——跟各个村签一份防火协议，你们村每户交一块钱，我来给你们提供消防服务。但是没有了政府背书，这钱收起来就困难了，孙国华这个消防队经营得就十分艰难了。
话说到了2005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范家屯这个镇下面有一个叫作尖山子村的村子失火了，大家就给公主岭市的消防队打电话。对方说，我们的消防车到你们那儿至少一个小时，黄花菜都凉了，范家屯有一个民营的消防队，赶紧去找他们。
结果电话就打到了孙国华那儿。孙国华一看缴费记录，说你们村这火我不能救，因为按户数来算，我今年应该收你们村3700元钱，但是你们只肯交1000元钱，这生意做不成，我已经把钱退给你们了。既然退了钱，那我跟你们没这份儿交情，这火我不救。
这跟前面讲的美国吉尼一家的情况是不是一模一样？这件事同样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报纸上说，你是干消防队的好不好？你跟大夫一样，病人在你们家门口，你就活活看着他死？你良心何在？
消防队这个案例跟前面讲的监狱、灯塔有个区别，它其中叠加了一个道德因素。当然，孙国华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一盘生意，他陷入一个困境：如果你不交钱，遇到火灾我也救，那大家就都不交钱了，那些原来交钱的村子也不会交了。总不能说，你们家失火了，我去救的时候，咱们先讨价还价一番，因为要烧掉的东西值两万元钱，所以你得给我一万元，那不就显得更不近人情了吗？如果不能提前把这个钱收了，现场再去讨价还价，那引发的道德争议恐怕会更激烈。这是孙国华这方面的道理。
当然，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消防队这种事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办，会引发道德风险，他们会不会自己去纵火啊？我觉得这样想的人就有点不讲理，明明靠救火就能够挣钱，他干吗要冒着犯重罪的风险去纵火呢？所以这种道德指责虽然会永远存在，但是我们要听到另外一派来自市场发出来的声音，听听他们的道理。
最现实的解决方法何在
现在，我们先把道德搁置起来，谈谈解决办法。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很多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办法还不简单？政府收了老百姓那么多税，救火这种事，政府不干谁干？
道理是对的，但问题是，你觉得这现实吗？中国每年的火灾有60%发生在乡村，或者村镇一级。可是中国90%的村镇一级，是没有消防设施的。消防队主要集中在城市，至少也是一个县城或者是比较繁华的镇子。农村发生火灾怎么办呢？让政府给每个村建一个消防队？那这笔开支可就海了去了，所以这是不可行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经济学，往往要把道德搁置，就看最现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民营企业的介入可以部分地解决问题，为什么不能允许它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行呢？至少它可以作为政府力量的一种补充，在市场上存在。
我们回过头来看吉林省的农民企业家孙国华先生，他的思路到底如何呢？一个人一年只需要交一元钱，就可以享受全年的救火服务，好便宜。虽然这只是一个农民企业家的草根创造，可是不得了，其中暗含了人类几百年来解决类似问题的一个基本思维，那就是保险思维。
虽然孙国华先生不敢说自己办的是保险公司，因为那玩意儿需要国家批的牌照，但是它实质上就是啊。保险有两个天大的好处：第一，它把一个巨大的风险分摊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要交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服务；第二，它把那个可以产生巨大的伦理难题的商业交易的场景给弱化了。比如说，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再叫救火队来，临时谈判救火的价格，这可能更不近人情，所以把交费这个机制前置，在你们家还没有着火的时候，咱俩心平气和地把价格谈下来。这是一种商业上的智慧。
保险公司已经演化为一种金融手段
提到火灾保险，最早发明它的是英国人，因为英国伦敦发达得比较早，房子造得又比较密，曾经有一场大火把半个城都烧掉了。英国的商人就想，我们可不可以办一家这样的保险公司，你们平时给我交钱，我给你们发个牌子挂在家门口或者商铺门口，一旦失火，我们保险公司办的救火队就去给你救火？所以你看，最早的消防队是没有政府什么事的，它就是市场自发成立的一支力量。
后来，随着英国人的足迹遍及全球，这套方法就传到了美国，传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最早的火灾保险公司，1866年成立于香港，它就是英国人带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保险和火灾救助机制里，起到了很多作用。
但是，现代化的保险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不仅仅是把一个巨大的风险给大家平摊了，其实已经演化成了一种金融手段。像著名的投资大佬巴菲特，你知道他那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底子是什么？可不是什么风险投资基金，正是一家保险公司。巴菲特为什么投资的生意能做那么大？因为手头有钱。钱是哪儿来的？大家交的保险费嘛。
所以，现在的保险公司已经不仅仅是靠风险的红利在挣钱了，它们往往愿意把保费压低，而扩大承保的范围，目的只有一个：你们都给我交钱，这个风险我来背，我把这个钱收上来之后，再拿到其他投资渠道把利润给挣回来。
你看，商业的力量不仅可以就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着眼于各种各样的产业、整个市场和人类的全球化交易来解决问题。所以有时候，在政府手里是一个大难题，但是商人用逐利的动机和其本能，也许在道德上我们给予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却可以促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说这些，并不是宣扬市场万能论。
无政府主义肯定是扯淡，市场万能论也站不住脚，我的主张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些看似天经地义应该归政府管的领域，我们能不能用一个相对开放的姿态，让市场的力量、让民营企业的力量来试一试呢？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在这个方面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就拿中国来说，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比较强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市场力量开始介入那些政府原来统管的领域，也是一个既成事实。
举一个例子，你说维护社会治安是谁的责任呢？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政府的责任，应该由警察来管嘛。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记得当年看新闻，说是1984年深圳有一个面对外商的引资洽谈会，有一个外商就问：“我到你们中国来有没有保安呢？”那个时候，中国人没有听过保安这个职业，有事找警察叔叔。所以，我方代表就说：“我们有警察，可以保护你的安全。”人家外商说：“在我们那个国家，出事了警察才出现，你搞个警察陪着我，这客户还不得吓跑了？我需要的是专业的保安。”
于是，当时的深圳政府就派人跑到香港去学习，一看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保安公司遍地都是。原来维护社会秩序这件事也可以用市场的力量来做啊，所以内地最早的保安公司就成立于深圳。那是1984年，也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现在中国有3万多家保安公司，有400多万从业人员，而且涉及很多高、精、尖的领域，比如银行、钞票押运。很多保安公司甚至得到国家允许的佩枪权，还解决了很多退伍军人和退休警察的就业问题，这不挺好吗？现在就算是像鸟巢、水立方举办的各种活动，甚至是奥运会这种大型的赛事和典礼性的活动，也会在民间的保安公司中进行招标。
这跟古时候那个自由市场发育出来的镖局，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民间的力量一直在保护我们千家万户的安全，城市里面稍微上点档次的小区，聘几个保安不也很正常吗？为什么政府原来划定的势力范围，就不能让民营企业进入呢？
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
再举一个例子，国家主持社会正义的那些所在，比如说法院，可不可以引入市场的力量呢？乍听此言，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总不能两个有钱人当着法官的面竞相拍钱来决定谁有理吧？对。但是在中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领域就是用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它就是仲裁。
很多合同的最后一条里，往往有这样一句话：“因履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通过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应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机构可不是国家办的，它理论上是一个民间机构，至少它只是一个事业单位。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或者两个企业之间，发生了合同上的纠纷，大家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到法院打官司，首先费钱、费时、费力，其次商业秘密无法保守；二是到仲裁机构，这些忧虑就都没有了，双方选择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机构、一个都能接受的仲裁员，然后仲裁员的裁决就是一审终局，他的裁决结果是国家和法院也承认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省成本、让双方都免去很多烦恼的解决方法。
市场和国家不像我们有些人想的那样，是完全敌对的两种势力，要么国进民退，要么民进国退。在人类几百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中，这两种力量的关系千姿百态，彼此渗透，彼此合作，也彼此博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对所有的解决方案，我们都应该采取一种相对开放的态度。
更何况，人类社会在往前走，各种各样的技术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市场机制在发育，商人的智慧也在往前走。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二者能跳出多么美妙的双人舞呢？
我们从来不主张市场是万能的，但是人类社会已经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教训，那就是：漠视市场的力量，是要吃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