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大家讲个段子。当年苏共中央开全会，正值赫鲁晓夫当政，他在台上大肆批判斯大林。这时候场下有一个人突然尖叫起来：“赫鲁晓夫同志，当年斯大林当政的时候，你不也是中央委员吗？你当时怎么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呢？”
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赫鲁晓夫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谁说的？站出来！”
等了半天，也没人敢站出来。赫鲁晓夫脸色一变，说道：“当年我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你今天不也是什么都不敢说吗？”
讲这个段子，是想表达我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很多人以为历史就是在讲是非、忠奸、善恶，可是读到一定的境界后，你会发现把这些都读没了，反而会读出一种悲悯之情，读出一种同情之理解。
一个历史人物，不管他被供奉为神，还是被描述为鬼，当你了解到更多事实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承认人性是多元的，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可以理解的。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秦桧，很多人就说罗胖给秦桧翻案了。真是那么回事吗？我只不过是说，在秦桧当时的历史处境当中，他的很多做法是有他的道理的，仅此而已。这样读历史，才能读出真滋味。
“恶棍专业户”隋炀帝？
现在我们聚焦另外一个历史人物，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一个人物，他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杨广。所有用来描述坏人的词语，尤其是描述坏皇帝的那些词语，全部可以用在他身上，比如说弑父、淫母、杀兄、幽弟、荒淫、残暴。在中文里能找到的所有贬义词放在隋炀帝身上都没错，他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形象。
所以，让我们这些后人对他抱以理解之同情就难了，因为他就是个恶棍，拉出去毙了就完了。但是历史上只有绝对的白痴，怎么会有绝对的恶棍呢？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那很好研究，阅读正史就好。因为正史的史官在选择史料的时候，通常都是比较负责任的，也都是经过考证的。
可是隋炀帝不行，因为正史对他的很多记载都没法儿信。比如在张宏杰先生所著的《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里面，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杨广他妈独孤皇后死了，杨广表面上号啕大哭，痛不欲生，吃斋念佛；暗地里却谈笑如常，让仆人把鱼、肉装在竹筒里送到宫里来偷偷地吃，他怕散出味儿来，还拿蜡将竹筒封了口。
这个故事你信不信？不信吧，这一幕被司马光写在了《资治通鉴》里，司马光可是史学界的泰山北斗；信吧，这件事又太不可思议了。
首先，独孤皇后跟杨广母子关系很好，这是见于史料的。其次他是一个皇子，从小吃着大鱼大肉长大，至于在亲妈死的那一天，冒着巨大的政治和伦理风险吃这么一口肉吗？这也太说不通了。
而且我阅读过隋炀帝的一些作品，比如说他的诗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不能说诗人都是好人，但诗人至少是情感丰富的人吧？隋炀帝随便一首诗拿出来搁在南宋，那都是响当当的婉约派。比如这一首《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诗人，亲妈死了还非得吃肉？这也说不通。但是《资治通鉴》就这么写了，你信还是不信呢？
用常识还杨广一个清白
为什么后代的历史学家老给隋炀帝泼粪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封建王朝都有个传统，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就要证明前朝的亡国之君有多坏。其他王朝在易代之际，往往是否定前面整个统治集团，而不是在一个人身上做文章。比如说汉代取代秦朝，就没有大肆渲染秦始皇有多坏，私人生活有多淫乱，只是说他残暴不仁。明太祖把元朝赶走，打着的也只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旗。
但是隋唐易代之际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伙的，北周、隋、唐本来就是一个集团，在历史学上叫关陇集团。
北周有个牛人叫独孤信，他有三个女儿，分别嫁进了三个皇室。大女儿嫁进了北周皇室当皇后，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七女儿最著名，就是隋文帝杨坚的老婆独孤皇后。
独孤信一个人的血脉流淌在三个皇室里面，你说这人牛不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北周、隋、唐三家其实是一伙的。所以，李唐王朝是不能否定这个统治集团的，那就只能说隋炀帝这个人太坏了，然后把他描述成恶棍、恶鬼。这就是隋炀帝被反复抹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给他恢复真相，也就变得特别困难。
比如说，他到底好色不好色？这就很难考证。在正史的记载里，他简直就是色中饿鬼。《隋书》当中就有这么一个记载，20岁的杨广带领50万大军平灭陈朝后，见到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色心大动，遂将美人纳入了后宫。
《隋书》的作者是魏徵，他写的书，你信还是不信？可是仔细想想，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可能。
首先，当时的杨广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皇子，还不是太子，正处于夺嫡的过程中，平灭陈朝是他重要的政治形象工程，怎么会拿这种大事开玩笑呢？
其次，张丽华是谁？一个举国皆知的淫荡、贪婪、奸诈的妇人。平灭陈朝之所以合法，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这样的奸诈之人给干掉。所以，如果杨广把这样的女人当成一个简单、美丽的肉体来看待，就太没有政治常识了。
更何况，根据当时的历史记载，张丽华的儿子那一年15岁，那她至少得有30岁开外了，20岁的杨广会对一个30几岁的御姐产生这么大兴趣？所以这件事我推断就是诬蔑，可它见于正史。
另外一条罪名就是杨广弑父，这在封建王朝时代，是最大最大的罪名。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这算是今天的正史——白纸黑字记载着：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死于杨广之手。可是这件事可能吗？
史料是这么记载的：仁寿四年，杨坚快不行了，就把太子召进宫来见最后一面。杨广进宫一看，老头子快不行了，旁边俩妃子长得不错，就一把按住实施强奸。完了之后妃子披头散发、满脸带血地扑到了老皇帝的身边。老皇帝就问怎么了，妃子说：“太子无礼。”杨广一看老皇帝知道了此事，就把老皇帝给杀了。
这个过程你信吗？要知道，杨广不是普通人，他13岁封晋王，20岁平灭江南，然后在扬州当了9年的扬州总管，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当上太子，靠的就是硬生生的实力，而不是后人所讲的那些阴谋。
隋朝原来的太子叫杨勇，这个人在很多方面都跟他老爹、老娘搞不到一起去。杨坚特别节俭，而杨勇则比较奢靡；杨坚特别爱猜忌，而杨勇偏偏跟江湖豪侠天天搞在一起，甚至带剑上朝。所以他老爹看见他就不爽。
他老娘独孤皇后最在乎男人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杨勇一点儿也不待见自己的正室老婆，天天跑出去跟一个工匠的女儿野合，生了一堆孩子。独孤皇后自然也对他不满。
还有，杨勇20岁那年的冬至，朝臣都到隋文帝那儿朝贺。朝贺完了之后，隋文帝听见太子宫那边好像也有朝乐之声，就让太监去打听。太监回来报告说，百官打您这儿拜完之后，就上太子那儿烧冷灶去了，太子一高兴，说也要奏朝乐，所以这是百官在朝贺太子呢。
你说他爹这时候心里能没想法吗？当然会对杨勇心怀不满了。总而言之，当时远在扬州的杨广，真的是靠自己的名声上位的。他在南方礼贤下士，整理文化，结交当时的江南名士，做出了很多政绩，都是硬功夫。两个一对比，老皇帝自然是越看长子越不舒服，最后在开皇二十年（600年）决定重立太子。
换了太子之后，杨广一改此前几年的务实作风，从此利用当太子的三四年时间专心写书、编佛经，一心礼佛。而且当上太子的第一年，他就跟老爹说好，举行太子册封大典的时候不能穿太子服饰，因为这服饰跟他老人家的太像，要避免被人误认。而且，他还建议以后太子宫里的人，不要对他称臣，因为老爷子才是唯一的主上。杨坚说，好孩子，真懂事。
这么能装、能忍的杨广，难道连老爷子咽气之前的几个小时都忍不住，就要把人家妃子按倒，然后把老皇帝杀掉吗？这不符合常理。
这时候最符合他的利益的举动就是，认认真真地伺候老皇帝走完最后一程，顺顺利利地接班。挺过这几个小时，天下就是他的了。常人都会这样做。
而且当时的政治局势也非常凶险，他的几个弟弟都在地方上，已经有内线报告说有人造反了。此时他还有心扑上去，一下子脱掉几十年的伪装变成一个禽兽吗？所以，即使是终身致力于给杨广抹黑的那些唐朝文臣，在《隋书》里面也没敢这么写，但是后来的很多历史书居然就这么写了。
隋炀帝的帝国蓝图
刚才我们一条一条地驳斥了正史中记载的关于隋炀帝的不实之处，你可能会说：“无非是翻案文章，有什么意思？”
没错，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历史人物，不能构建一种情境，把这个人放回去，让他的行为得到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这活儿就算是白干。
要知道，不管我们怎么替杨广喊冤，他毕竟都是个亡国之君。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毕竟让他变成了废墟。你说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是因为他个人道德品质败坏，什么好色荒淫，还能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吗？
这就是《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这本书好看的地方，它的作者张宏杰先生为我们重新构架了一个隋炀帝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公元604年，也就是大隋仁寿四年。这一年，隋炀帝登基。在后世之人看来，这一年他似乎没什么事可干，天下统一，风调雨顺，民生殷富。杨广坐在皇帝的位子上垂拱而治，老老实实做一个守成之主就好了。
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可不是这样，因为隋文帝杨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就是从开皇二十年（600年）到仁寿四年（604年）这一段时间，陷入了每一个老皇帝都会陷入的困境，就是越来越爱猜忌，他开始屠杀功臣，并开始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对老百姓越来越严酷。所以杨广登基之后，满朝文武都放心了，觉得以后不用再整天喊打喊杀了，我们大隋江山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是不是要再上一层楼呢？这也是天下人的希望。
在杨广看来也是这样，老爹晚年干的那些事，自己虽然不吱声，但心里还是有想法的，所以他一上台就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把老皇帝临死时颁布的那些严刑苛法全部废除，大规模地修订了《大隋律》。
更重要也更有趣的一点是，杨广把谋反大罪的连坐制度给废除了，你造反就杀你，跟你的家人没关系。这是多么先进的法治思想，不过这一条到唐代的时候又恢复了。在中国这么多皇帝里面，做过这件事情的似乎只有杨广一个。
第二件事，即位当年，普免天下租税。因为他老爹实在是太抠门了，整天就跟个聚宝盆似的搜刮民间财富，据说隋文帝临死的时候，国库里的粮食足够天下人吃五六十年。杨广就认为，搞那么多粮食干什么？最后烂了喂猪猪都不吃，还不如分给老百姓呢！这一条杨广在执政期间干过多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降低天下的税赋，所以他绝不是一个不懂得宽仁之道的皇帝。
第三件事，礼贤下士，开科取士。据史书记载，杨坚是武将出身，素无学术，不太尊重知识分子。而杨广则不同，他本来就受过完整的儒家教育，科举制就是从杨广那时候正式开始的。他开启了一代文治，一改他老爹的治理方法。
当杨广做完这三件事之后，他在天下儒生心中，简直就是冉冉升起的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雪片一般的称颂贺表飞向朝廷。
但是在杨广看来，这不过是先上几道凉菜，让你们先吃着玩玩。你们真以为我在太子府隐忍那几年，天天都在抄佛经？我是在构划我伟大的未来帝王生涯，我将来要干的事情是你们这些儒生想都不敢想的。
果然，当年十一月，隋炀帝一道诏旨下来，说要征发十万民夫到洛阳北边修一条一千里长的堑壕，以备北方的突厥骑兵南下。为什么要现在修呢？十七天之后答案才揭晓，原来隋炀帝决定在洛水之滨修建帝国全新的都城——洛阳。过年之后，三月十七，百万民夫集中在洛水之滨修建洛阳城，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工程。几天之后，隋炀帝又一道诏旨下来，再征发百万民夫修建大运河的第一期工程通济渠。
为什么迁都洛阳、修大运河
我们熟悉的隋炀帝出现了，这完全是抽风的节奏嘛！为什么非得像个精神病似的同时开建那么多大工程呢？
《资治通鉴》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迷信。有一个江湖术士跟隋炀帝讲：“五行当中您属于木命，水生木，所以您不能在长安待着，得去洛阳。”隋炀帝听了之后说：“好，那就迁都洛阳。”
又有一个术士跟他说：“老臣往东方一望，睢阳那个地方有王气，有人想要取您而代之啊。”隋炀帝就问：“那怎么办呢？”术士说：“修大运河，破他的王气。”“好，那就修大运河。”
当然，还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说隋炀帝就是爱玩，想去扬州又不愿意坐车，就修条大运河坐船去。这也太滑稽了，隋炀帝是什么人，他怎么会基于这些可笑的理由征发天下的民夫呢？
杨广到底为什么要兴建这两大工程呢？如果处在隋朝当时的历史情境里，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隋朝在统一之前，中国已经分裂了400年，只有在西晋的时候短暂统一过，所以分裂的势力仍然非常大。隋朝虽然统一了全国，可在精神文化上统一了吗？所以，要想锻造一个大一统的千秋帝国，还要下几招妙棋。
杨广下的第一招妙棋，就是把都城移出关中，在洛阳新建一个东都，和原来的长安形成扁担之势，这才挑得动整个帝国。原来只把长安当都城，那么对江南、山东发生的事情就鞭长莫及。比如在杨广登基那一年，他弟弟造反，消息两个月后才传到长安，虽然这次起事被镇压了，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帝国的中央没有一个中枢机构，很多事情都是照顾不到的。
另外，杨广是带兵并灭掉陈朝的主将，他还当了将近十年的扬州总管，他知道这个国家的南北方人民在精神文化上没有统一，互相瞧不起，毕竟在长达400年的时间里，南方和北方都属于两个国家。所以必须修建一条大运河，完成南北双方货物乃至军事物资沟通的一个大通道。
不管是站在当时来看，还是站在千秋万代之后的今天来看，当年的这两项大工程，都是重组帝国地缘格局的重要棋子，也是两招妙棋。
要知道杨广可是“富二代”，他老爹搜刮天下，攒了五六十年的粮食，作为“富二代”的他怎么想？接着搜刮、囤积粮食？那是没出息的“富二代”。有钱就得花，而且得花在刀刃上。杨广做的事情，和其他英明神武的帝王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汉朝，文景之治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汉武帝上台就开始花——攻打匈奴，虽然打到后来也是民穷财尽，但毕竟使帝国拓地千里，而且除却了匈奴这个肘腋之患。
后来的清朝也是这样，康熙、雍正负责积攒钱粮，到乾隆上台的时候有钱了，于是就有了十全武功。虽然在乾隆末期，国家也是民穷财尽，但是毕竟由他造就了一个帝国的盛世。
所以，你凭什么认为杨广不该这么干呢？既然老爹攒了银子，我就该花呀！当然你可能会说，你花钱归花钱，也不能把老百姓逼得太狠了，老百姓会造反的，你怎么不吸取历史教训呢？
杨广此前的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他，泥腿子造反没戏，虽然秦末农民战争也是陈胜、吴广两个泥腿子起的哄，但是最后真正把秦朝天下掀翻的是西楚霸王，还是贵族。
所以杨广认为，过度使用民力，虽然老百姓苦了一点，但是为了帝国的千秋大业，还是值得的，也不至于惹出什么巨大的麻烦，只要贵族阶层还掌握在我的手里，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三征辽东，从千古一帝到遍地盗贼
杨广的年号叫大业，千秋大业的大业，这两个字也是杨广亲手圈定的。在《二十四史》的帝王年号当中，这是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到了大业五年（609年）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眼大隋帝国，这时候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已经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上了，而且文治武功一时鼎盛。中央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37万卷，隋炀帝杨广亲自主持编撰的图书已经达到17000卷，而且科举制已经步入正轨，天下士人归心。
除此之外，隋炀帝杨广还亲自带队进击西方强国吐谷浑，凿通了西域和丝绸之路，把青海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设置郡县，所以说隋炀帝的武功也很显赫。
天下的经济也好得不得了，而且杨广真的很走运，他在位的这五年风调雨顺，财富滚滚而来，天下的民户达到了890万户，人口达到了4000多万人。
这两个数字你可能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但和其他朝代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后来号称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时期，民户也不过300万户，只有大业五年时的1/3左右。所以如果要论国力的鼎盛，大业五年才真的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
这个时候的杨广其实距离千古一帝已经不远了，如果大业五年他得个SARS或者禽流感死了，那他就是千古一帝。后来唐宗宋祖什么的只能排在他后面了。
但是在杨广的眼中，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等这件事情做完了，他才能心满意足。但正是这件事情，把他从千古一帝的神坛拉到了地狱。
大业五年（609年）年末，隋炀帝杨广在朝堂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兵发辽东，攻占高句丽。在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就是发神经，脑子进水了。高句丽地处一隅，蕞尔小国，距离中华本部山高水远，你搭理它、招惹它干什么？此举完全是出自一个自大帝王的虚荣心。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情境里，可不是这样，当时的高句丽可不是现在这样人畜无害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国，但却横得不得了，经常欺负周边的小部族、小国家，还和北方的突厥眉来眼去，这对中原王朝来说就构成了心腹大患。所以攻灭高句丽这件事情，绝不是隋炀帝脑子突然搭错线。早在他爹杨坚在位的时候，朝野上下就已达成共识，要用兵辽东。
尽管杨广后来失败了，可是几十年后，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是也接着出兵辽东吗？虽然他也失败了，但这至少说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原王朝的帝王都认为，攻灭辽东的高句丽是基本的战略决策。
错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当时朝堂上的文武大臣都不同意，都上书劝谏。因为杨广把老爹杨坚留下的家底都快折腾完了，民穷财尽，老百姓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杨广有强烈的智力优越感，他不听这些文臣的。朕想干的事情在你们看来都不可能，当年灭南朝陈国，后来当太子，打吐谷浑，最后哪件没干成？所以你们别说了，执行就可以了。
于是，从大业五年（609年）一直到大业七年（611年），准备了两年多时间就开始打高句丽。这一打可不得了，据后来的历史学家换算，这一时期征发民夫的总量达到了大业五年之前所有工程征发民夫的总和还不止，这是一个举国的大工程。大到什么程度？隋朝攻打高句丽的第一次战役，就动员了100多万士兵，号称是200万。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人？这跟隋炀帝的一个小心思有关。
虽然杨广号称“知兵”，从20岁就开始打仗，可是他没打过什么硬仗。比如说他攻伐南陈的时候，南陈已经腐朽不堪了，大兵一到便望风而降。后来打吐谷浑的时候也是一样，中原大兵一到，吐谷浑王一看，我的娘啊，人太多了，跑吧。所以，其实杨广没打过什么硬仗。
杨广心里也很清楚，虽然他号称戎马倥偬一生，但手下没有什么真正的名将，怎么办呢？先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吧，就好像相扑运动员出场，先把屁股亮出来，要不一屁股坐死你，要不你投降，他玩的就是这个把戏。上百万大兵压境，那对方不就降了？降了之后就可以凯旋了，这是他千古帝业的最后一步。
所以隋炀帝就跟朝臣讲，咱们再咬咬牙，再加一把劲，等把高句丽灭了，咱们在洛阳举行一次凯旋仪式，从此就让老百姓休息，再不折腾了，好不好？
于是，将近200万人上路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后勤、粮草、辎重，这背后得需要多少民夫。原来大运河是从江南一直修到河南，隋朝大运河又从河南修到北边的涿郡，为什么？就是为了支持这一次北上攻灭高句丽，为了运粮。当时国内的男人已经不够用了，把妇女都征发上了，给我使镐头，给我刨运河，给我运军粮，举全国之力猛扑向高句丽。
虽然说这件事很耗国力，但汉武帝时期打匈奴不耗国力吗？最后也是民穷财尽。但是隋炀帝倒霉就倒霉在，他遇到的对手不一样。别看高句丽是一个小国家，但它就是不服不忿，死守辽东城。上百万大军围着个辽东城，就是打不下来。
于是隋炀帝派大军围城，然后选了30万人绕过辽东城，准备直接端掉平壤，然后水陆并进。战略好像也没问题。但是高句丽人真是凶悍，咱们在这里就不细说了，总而言之，高句丽人诱敌深入，然后在平壤周边的一次战役当中，大败隋兵。隋兵30万人的大军，你知道最后回来多少人？据史书记载，2700人。
隋朝大军一直溃退到涿郡，才止住脚步。这时候的隋炀帝可不再是那个自信满满的隋炀帝了，他这辈子没打过败仗，没吃过亏，所以郁闷得一头钻进皇帝的御帐，半个月没出门。确实没法儿跟大家交代，牛皮都吹出去了，洛阳那边已经在准备凯旋仪式了；他为了吹这次大牛，还把很多番邦、外国的国王、使臣都带上了，让他们观摩他是怎么打仗的。使臣一看，中华上国原来就是这么打仗的，都在那儿偷着乐。
半个月之后，杨广出了帐篷，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谁也不准说话，马上准备第二次伐辽东。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时间，就是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历史性时刻。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隋朝伐朝鲜，就是它从顶点到衰落的转折点。我倒不这么看，我认为隋炀帝杨广钻出御帐，宣布第二次伐辽东的时候，才是转折点。大家都有过第一次，失败也不算什么。他爹杨坚伐辽东也失败了，失败就不打了，及时收手。唐太宗也打过朝鲜，一看打不过就不打了。唐太宗那时候就说，魏徵要是活着，我绝对不干这一仗。他们都知道收手。可杨广不知道，他恼羞成怒，觉得尊严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于是立马准备第二次东征。
这一次东征，动员的民力就更可怕了，因为杨广认为，“吃一堑长一智”，战略上得更加重视，所以准备的民夫，包括各种辎重、粮草，是第一次东征的一倍。
大家算算账，在征辽东之前，大业五年，国力其实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经过第一次征辽东，死伤了几十万人，损失了大量的粮草、辎重，国力进一步被消耗殆尽。等他第二次又动员了一次一倍以上的资源再扑向高句丽的时候，国家已经快到了骆驼背上最后那一根稻草压上的时候。这时候民间已经乱了，很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不是没粮食吃，而是兵役太重，已经到了全国皆服役的程度了。当时就有一首著名的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老百姓说，去你妈的，反正要死的，何必跟着皇帝到辽东那个异乡去死呢？跟你拼了算了，于是盗贼四起。
我们前面讲过，杨广并不在乎这些人，我职业军队还怕你们这些泥腿子吗？你是为了一口粮，而我是为了整个王朝的统治，跟你们争斗太不对称了。而且此前也没有经验告诉大家，泥腿子自发的这种反抗能够动摇我王朝的根基。所以杨广并没有太在乎全国到处是盗贼，也就是农民起义军的这种状态，开始第二次攻伐高句丽。
刚把辽东城围住正打呢，出事了。洛阳的杨玄感叛变了。杨玄感是谁？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那可是贵族。杨玄感叛变，让隋炀帝感觉到大事不妙。不仅因为杨玄感本人是贵族，还因为他是在洛阳发难。要知道，隋炀帝身边很多大臣的娇妻、美妾、子弟都在洛阳。所以隋炀帝一听见这个消息，立即下令回军，于是第二次征高句丽失败了。
他退到涿郡的时候，听说杨玄感的反叛大军已经被攻灭了，后悔不已，早知道就不回军了，再坚持几个月不就能够完成自己千古一帝的夙愿了吗？在这么一个尴尬的状态下，隋炀帝干脆宣布第三次征辽东。
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讲了也让人生气。总而言之，他第三次征辽东好像是成功了，实际上也是勉为其难。当他在为自己的粮草能不能接续得上感到忧心的时候，一看高句丽认怂了，于是就顺水推舟，班师回朝。
在回朝的路上，一股农民起义军，也就是盗贼，居然冲进他的御营抢走了四十几匹御马！可见大隋王朝此时已经遍地是盗贼了。这个时候隋炀帝才意识到，已经不是什么能不能当得上千古一帝的问题了，不是在历代帝王排行榜上排第几的问题了，而是大隋王朝在他的手里还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了。
自尊心受挫如婴儿
此后的几年，隋炀帝基本上是全国的“灭火队”队长，到处扑火。大业十二年（616年）的春节，他过得特别凄惨，因为各地的道路已经被起义军阻断，向皇帝朝贺新年的使节都没法儿进京了，各国使臣云集东都洛阳称贺天朝皇帝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
史书上记载，这个时候杨广夜里经常会做噩梦，惊叫而醒。怎么办呢？得找一堆妇人，拍打前胸、摩挲后背，说“不哭不哭”才能入睡，他已经变成了挫败得没法再挫败的一个婴儿。
所以，后来他的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他从此就变成了一只鸵鸟，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我失败了。他本来是要画一只鹰，但是现在却画得像一只鸡。要是一个没有自尊心的人，鸡就鸡吧，再添几笔卖掉，挣几个铜板也可以。但他是大艺术家，是在大沙盘上作画的人，画鹰画不出来，那老子就不要了，这就是后来杨广的心态。我就是鸵鸟，我把头扎进沙子里，我把屁股高高撅起，谁爱打谁打。我这个皇帝不打算好好干了。
这个时候，他只想去扬州，他当过近9年扬州总管的地方。那个地方他最熟悉，而且可以远离让他非常操心的北方。所以，扬州那个荒淫无度的杨广，实际上已经不是刚开始的那个杨广了，而是一个自尊心受挫、已经打算不要命的婴儿。
他在扬州行宫里留下了很多故事。有一天，也许是常常，他拿着镜子，摸着自己的头颈感叹道：“真漂亮啊，如此好头颈，将来会被谁砍掉呢？”
北方的御林军陪着他到了扬州，一看皇帝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保着他也没有什么出路，他们都是北方人，可皇帝赖在扬州死活不肯回去，怎么办呢？造反吧，把皇帝杀了算了。这就是他最后的结局。
话说那一天，御林军冲到他的御帐当中，一把把他抓起来说：“走，到朝堂上去，走完你人生的最后一站。”杨广说：“就让我骑这么一匹破马，用这么一个破鞍子吗？这像是我走完人生最后一站骑的马吗？换好鞍子来！”
御林军也没办法，到处找，最后找了一个不错的马鞍子给他搁上去了。到了朝堂之上，御林军掏刀要干他，他说：“慢着慢着，知道不知道典故啊？诸侯之血入地，天下尚要大旱三年；我天子要死，那还了得？会发生什么灾祸，你们当得起吗？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怎么能血流当场呢？”
御林军上哪儿给他找毒酒去？最后找到三尺白绫奉上。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就被大业压垮在了这三尺白绫之上。
好了，故事讲完了。难道我只是要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杨广的故事吗？非也。我想说的其实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的一个词，叫“大国崛起”。
寻找与力量相匹配的目标
当代的中国，正在和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一样，面对一个广阔的上升空间，这是一个盛唐就要喷薄而出的时刻。那我们从1000多年前的大隋王朝跌倒的这一跤身上，能学到什么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中国崛起》，它的作者是我国著名的外交专家张剑荆先生，《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如何面对成长中的烦恼”。在这本书当中，张剑荆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痴迷于力量的民族。原来我们力量大的时候，就陶陶然、欣欣然看不起周围的小兄弟，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后来挨打了，我们就突然觉得，还是自己的力量不如人家。所以国际博弈靠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那一套丛林法则，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强国之路。说白了，从184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国家主题就是强大，就是富国强兵。说白了，就是追逐力量。
可是当力量快要到手的时候，我们其实缺乏一种提醒的声音，在这本书里，就有这样的声音。张剑荆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好的制度会生产出两样东西：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对力量的控制。这两者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缺一不可。如果你只有力量，而让这种力量失去了控制，那么就请看看1000多年前的隋炀帝，就请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日本。
国家在追逐力量的过程中，如果对力量没有控制，那么你的力量不管怎么大，最终还是不够大。如果你对力量有控制，虽然你的力量不够大，但是你可以寻找到一个和你的力量规模相匹配的目标，避免失败。
所以，不管是杨广，还是德国、日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优良的制度可以生产出力量和对力量的控制，这是当代中国在走向大国崛起的路上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