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位女作家叫盐野七生，她25岁的时候第一次到罗马，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从此定居下来。盐野七生55岁的时候开始写作，1000多年的古罗马史，她一年写一本，一共写了15年，出了15本书。这套书的名字叫《罗马人的故事》。
我个人原来对古罗马史也有一点儿兴趣，只不过看得鸡零狗碎，很难概括出一个总体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隔”，就是很多事都知道，但是很难把它用一个逻辑串起来。直到看完这套书，我才觉得我生命底层有一些东西，和那个古老的帝国之间有了一些通联。
我们在读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时候，知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从此留下了一个苟延残喘的东罗马帝国在那儿慢慢地烂下去，罗马时代就此结束。这就是我们对它的印象。
但是如果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公元476年，这一年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要说西罗马皇帝名存实亡，其实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西罗马帝国后期，皇帝不过是“蛮族”雇佣军手里的傀儡而已；要说法统的存续，西罗马帝国真正终结其实是在1918年到1919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欧洲三顶王冠同时落地，而这三顶王冠所属的三个皇帝，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的皇家徽号当中，都有一个“凯撒”。德意志皇帝、奥匈帝国皇帝就不用说了，俄语中的“沙皇”两字，其实就是“凯撒”的意思。所以，应该说一直到近代，罗马都还活着，它是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存在。
古罗马——今天的中国最需要懂的国家
罗马的崛起是在希腊的地中海霸权衰落之后，可是罗马在当时什么都不是。
论文化，它不如希腊，希腊即使在亡国之后，也仍然保持着文化之邦的状态。罗马帝国即使在最鼎盛的时候，养老院的贵族一旦遇到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也还是会想方设法把他送到希腊去留学。
论做生意，罗马人搞不过迦太基人，就是它南边的那个北非国家。
论打仗，罗马人又打不过北方的“蛮族”。不说后来的日耳曼人，即使是早期的高卢人，罗马人也打不过。
那么罗马人凭什么玩大国崛起呢？因为它的制度设计能力。罗马军团真的是依靠制度的力量完成了它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更重要的还有，由《十二铜表法》开始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后来文艺复兴的第一条就是罗马法的复兴。
罗马人建立制度的能力虽然不是绝后，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空前，这一点尤其值得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的中国人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讲历史有一个方法，就是抓住这段历史当中最有名的那个人。古罗马历史中大家最熟悉谁？当然是凯撒大帝。
论军功，凯撒从高卢一直打到不列颠，横扫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他留下这么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虽然惜字如金，但掷地有声。
论文化，凯撒写的《高卢战记》《内战记》，直到今天仍然是拉丁文化界的范文。
论泡妞，凯撒也是一把好手，他的众多女友就包括中国人很熟悉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
其实，凯撒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给罗马带来了一丝和平和安定的曙光，他用军功、声望和强力的政治运作，终于让养老院俯首称臣——公元前44年，养老院集体宣布，向凯撒宣誓效忠。
凯撒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优点，就是宽容。他认为，犯过错不要紧，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可以携手走进新时代。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决定到养老院宣布一件事，他要带兵去东方攻打帕提亚帝国，继续为共和国开疆拓土。与此同时，他还要宣布一下摄政监国的人选。
但是凯撒太掉以轻心了，他居然相信了养老院的宣誓效忠，甚至解散了自己的卫队。他去开会的那一天，随身只带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他的大将，后来的“后三头”之一的安东尼。可是安东尼半道上让人以商量事情的名义给骗走了，所以凯撒几乎是孤身一人来到了养老院的会堂。
他刚刚坐定，就被14个年轻人团团围住。这14个人掏出佩剑，把凯撒捅得跟血葫芦似的。当然，凯撒临死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帝王的威仪，他用长袍裹住了自己血肉模糊的身体，含恨而逝。
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到这一刻，突然面临着一次断崖，因为这意味着100多年的流血、牺牲和内战换来的安定的希望，突然之间又要破灭了。
古罗马的制度性困境
为什么凯撒会被刺死？凯撒身上背负的那个历史的共业——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矛盾？想要知道答案，我们就得把时间倒推到公元前146年，差不多是凯撒死之前的100年。
公元前146年这一年很有意思，当时东西方两个大帝国——中国和罗马——都是国势蒸蒸日上的时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在中国，汉景帝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汉武大帝刘彻即将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开疆拓土，但是基本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从春秋战国到秦国的郡县制到西汉初年的分封制，然后再到七国之乱结束，终于回到了帝制的正轨。这个时候制度建设是摸清楚了，所以汉武大帝上台之后，才开始开疆拓土。
可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好相反，它是先开疆拓土，后建设制度。所以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就陷入了一种制度性的困境中。
很多人会说，罗马不是有什么养老院制、执政官制、保民官制吗？多好的制度啊。没错，尤其是在和迦太基人打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时候，对手就是著名的“战略之父”汉尼拔。当时迦太基人绕过阿尔卑斯山，兵临罗马城下。罗马人就是靠着养老院制度、执政官制度、保民官制度，全国上下一心，打赢了这场战争。这足以证明那是一套非常好的制度。
可是，一个国家在扩张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制度一旦在规模上扩容，就会出现不适应的问题。这一点在东方的中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西方的罗马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其实这也不单是罗马的问题，全世界的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即一个小国家突然扩张之后，原来的制度就不好使了。
比如说中国，秦国变成秦朝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著名的暴政？很多人说秦毁于暴政，可是为什么在统一六国之前没有暴政呢？有的历史学家是这么分析的，说这是因为制度扩容的问题。秦国原来是一个边陲小国，所以它有一个戍边制度。每个农夫每年要为国家当三个月兵，到边关去打仗，打完仗之后再回家耕作。当时对到达边关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如果不到，就要杀头。
这个制度是可行的。可是，当秦国变成一个大帝国的时候，再用这套制度就会有问题。比如说陈胜、吴广，他俩是河南人，秦朝派他们到渔阳戍边，就是到今天的北京密云这一带。那时候交通条件不好，他们选的路也很有意思，先往东走，到大泽乡这一代，然后再往北走。结果走到半道，到大泽乡这片沼泽地的时候遇到大雨，路断了，“失期当斩”，陈胜、吴广想反正是死，还不如干一场！这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它的制度设计原来是好的，只不过扩展到更大的地域范围以后，就出现问题了。
罗马帝国也一样，原来它只是台伯河边的一座城，当它把地中海都变成自己的内湖的时候，它的疆域扩展，人口增多，带来的问题就太多了。举两个例子，罗马攻打下那么多地方，新征服的人口要怎么办呢？而且打仗总不能靠自己打吧，于是就开始发展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打来打去，最后仆从国、同盟国的军队人数比罗马的军队人数还要多。据史料记载，罗马军队当时有4万人，而同盟国的军队已经达到8.35万人，是罗马的一倍多。可是分战利品的时候，罗马又不肯多分给他们，这就有问题了。
再者，新征服国家有很多战俘，罗马人直接把他们变成了奴隶。这就导致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境内，意大利本土的1/3居民都是奴隶。罗马共和国鼎盛时期公民不过100万人，怎么看得住上亿人？
所以这就必然要发生战争，比如说同盟战争，就要解决同盟国的问题，再比如像斯巴达克奴隶起义，迅速从几千人发展到了2万多人，而罗马兵团只有4万人，面对这种反抗，怎么解决？就算他们不反抗，你不害怕吗？
仅此也就罢了，更重要的是，除了罗马人和外邦人，新征服地区的人之间还衍生出了一个矛盾，就是贫富分化问题。
在《罗马人的故事》里面，最开始讲古罗马就是开疆拓土那一段，整个就是一个水泊梁山，因为他们就是靠抢来过日子。他们不会种田，罗马本地的农田又不是很好，它真正的粮仓是西西里，西西里还被迦太基人占着，所以它只能通过打仗去抢，以战为耕。
罗马人怎么打仗？要靠分级。如果你是上等人，有枪，又养得起马，你就可以当骑兵、当军官；如果你没钱，弄根棍子或者拿把刀剑跟在队伍后头，就是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罗马军团里分很多级，“Class”这个单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阶级”这个词，就是从罗马军团的分级制开始的。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按出力多少分，有枪有马的就分得多，抄着棍子的平民百姓就分得少，这看起来很合理。
可是，如果这种制度长期运营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比市场经济还要残酷。市场经济长期按规则运营，就会产生贫富分化。而以打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罗马人，贫富分化就更严重了。刚开始也就罢了，随着帝国的扩张，老百姓除了打仗，已经没有办法兼顾家里的田园耕作了。
从公元前146年到公元前44年这100年间，将近20%的罗马人都当过兵，而且服役的期限基本上都在7年左右。原来是出去抢一把，然后就回家种田过日子。现在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上了，要抢就要去遥远的西班牙、高卢，甚至亚洲、非洲乱打一通。等七八年后回家一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家里人都快饿死了，早把家里那几亩薄田甩卖掉了，自己一下子变成了贫农。
到罗马共和国末期，这种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据说这帮复员军人沦为赤贫以后，只好到罗马去当盲流。罗马城最高峰的时候，有32万这样的盲流，占到罗马公民总数的1/3。可见这个社会的贫富矛盾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
凯撒当政的时候，罗马就面对这两个矛盾：第一，疆域扩张带来的罗马和其他人的矛盾；第二，疆域扩张带来的贫富分化。这两个矛盾不解决，罗马将永无宁日。
凯撒被刺：贫富分化的博弈
到了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跨海南征，彻底灭掉了迦太基城，史称“第三次布匿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就是罗马把迦太基城彻底给推平了，而且罗马人很缺德，在人家的土地上撒满了盐，意思是让此地从此寸草不生。到这一年为止，地中海彻底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的国势达到了巅峰。
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什么叫政治？古往今来政治的核心问题就一个，就是按规矩来的时候，只要博弈下去，一定有一部分人胜出，这叫富人。可是富人胜出之后，他们永远占少数，穷人永远占多数，于是穷人就要跟富人谈判。穷人会说，把钱交出来，要不然弄死你，因为我们人多。所以好的政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既不让双方撕破脸，又能让大家按规矩来博弈。与此同时，还能够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给穷人，让穷人不至于走投无路，这就叫好的政治。”
罗马这个时候就亟需这样一次变革。历朝历代的贤达们都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最早两个不懂事的，叫格拉古兄弟。这俩人出身望族，一看这个形势，说这还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得让富人赶紧把钱和地掏出来。所以兄弟俩弄了两个法律：一个叫《粮食法》，一个叫《土地法》，逼富人张嘴吐出钱和土地。可是富人凭什么这么做呢？
博弈到最后的结果是，养老院派人把这俩人给杀了，还把尸体抛入台伯河，染得河水一片赤红。这就是第一次改革的结果。
在很多社会内部，当穷人和富人到了不得不兵戈相见的时候，一定会召唤出一个魔鬼——军阀。因为那些军事力量的掌控者，最愿意利用的就是这种情绪。穷人没饭吃了，我可怜你们，来，跟我走。电影《让子弹飞》里面就有这个情景，“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打到哪儿就去哪儿，“闯王来了不纳粮”，所以穷人自然就跟着他们走。穷人一旦跟他们走了，他们就成了独立于规则之外的一个暴力机器。
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罗马在上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几轮军阀混战。马略、苏拉，“前三头”时代的克拉苏、庞培，包括我们说到的凯撒，其实都是军阀。其中最著名的是马略，据说他发明了一根棍子，叫马略之棍。马略跟养老院说，我不要你们提供补给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扛着辎重往前走，我们打仗行军速度快；还能边打仗、边耕作、边修路，我们自给自足。养老院一看挺好，就同意了。
当一股军事力量拥有自己的后勤补给，不再依赖中央财政的后勤支持的时候，就变成了军阀。所以马略后来看罗马不顺眼，就杀回罗马，把养老院杀了个鲜血横流。
罗马人打来打去，先是马略，然后是苏拉、庞培、克拉苏，最后打出一个凯撒，国家终于获得了暂时的安定。
但这个故事不可能完，因为凯撒用的仍然是穷人，凯撒一生都住在贫民区，他认为所有的政策都要为穷人服务，这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所以他跟养老院不废话，格拉古兄弟搞的《粮食法》和《土地法》不是没有通过吗？现在不用你们这些保民官、执政官讨论了，我直接就颁布政令。
凯撒开始彻底使用强权来稳固局面，解决贫富分化了。养老院也拿他没办法，凯撒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他说，我不吃鱼，大家都别吃鱼了！一纸政令就下去了。当时罗马著名的大知识分子西塞罗就在日记里偷偷地骂他，但也不敢公开骂，只能隐晦地说：最近老拉肚子，是不是因为不能吃鱼的原因呢？
凯撒就是这样，而且他做事不太讲规矩。西塞罗经常收到一些外地的小国王给他写来的感谢信，说感谢你在养老院支持我当国王。西塞罗说，我没说过这话啊，谁支持你当国王了？然后再一打听，原来是凯撒干的。凯撒经常在颁布政令之前，发现缺养老院一个签字，又不能签自己，那就签西塞罗吧，于是这个政令就发出去了。
养老院对凯撒，真是豆腐落在灰堆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养老院还经常试探性地卖个好，说给你上个什么光荣称号，或者给你一个什么好处吧，凯撒就点点头，连站都不带站起来的。
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才出现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一幕——凯撒被刺。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双方的矛盾和现在的解决方法，实在是不可持续的。多年之后，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孟德斯鸠写了一本《罗马盛衰原因论》，其中有一句话：“即使凯撒不被刺死，他的政策也不可能持续。”
因为凯撒一直是用强权在压制养老院，而养老院里面都是罗马城几百年来的望族。凯撒暂时可以把他们压制住，可百年之后，这套政策还能持续吗？届时反弹是一定会有的。即使现在有凯撒，可凯撒身后这个国家又会陷于混乱。
凯撒一死，局面彻底崩溃
刺杀凯撒的14个人背后，影影绰绰有些养老院大佬的身影。他们谋划刺杀凯撒需要多长时间？对于一支反叛队伍而言，还又是精英阶层，肯定早就制订好了一整套计划。
最后，他们推出来的这个组织者是谁？他叫小布鲁图。小布鲁图刺杀凯撒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凯撒列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
凯撒临死的时候还转身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你，布鲁图？”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小布鲁图想的是，我们贵族怎么能任由你这样的军阀来胡作非为呢？虽然咱俩关系不错，但我还是要宰了你。
这帮人把凯撒弄死后，小布鲁图就跑到广场上，掏出一份稿子来演讲，意思是政变成功了，暴君死了，暴政结束了，自由来临了，大家拥护我上台吧。可演讲完之后才发现，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没人支持他。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当时大家对民意已经有了误判，而且误判之深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凯撒有误判，他根本没想到，已经宣誓效忠的养老院居然会心怀叵测，一定要弄死他后才甘心；而养老院这帮人也根本没想到，他们把凯撒这样的暴君弄死之后，居然没有人支持他们。可见双方对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有错误。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人能够作为黏合剂，把对立的双方粘到一块儿了。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凯撒，但他也只是暂时弥缝着这个局面，凯撒一死，这个局面就彻底崩溃了。
接下来，养老院这帮人就开始商量：我们把凯撒的尸体抛入台伯河，跟格拉古兄弟一样吧！但他们还没商量出结果，凯撒的小伙伴们就已经把尸体给弄走了，安东尼在凯撒的宅邸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和葬礼，并宣读了遗嘱。遗嘱当中有一句话：我死之后，把我所有的财产分给罗马人，每人300个赛斯特斯。赛斯特斯是当时罗马的货币单位，相当于每人300个铜板。
老百姓对此当然感激涕零，于是就不干了，说凯撒一直对我们很好，本来就是我们平民的保护神，临死了还不忘给我们分钱，现在你们居然把他给弄死了！然后他们在凯撒的葬礼上点燃火把，直接冲进了养老院，开始砍杀那些行刺凯撒的刺客，罗马再次陷入混乱。
凯撒指定的继承人屋大维，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
在凯撒的遗嘱当中，除给百姓分钱这一条之外，还有一条让大家都目瞪口呆：凯撒指定了一个继承人，这个人叫屋大维。让屋大维继任凯撒的职位？没有人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屋大维当时还是个小毛孩子。我的同事李源先生总结了屋大维平生的六大恨：
第一大恨，年龄小。凯撒指定他为继承人的时候，他才19岁，谁会支持他？
第二大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
第三大恨，长得矮，只有1.75米，看起来就不像一个强权人物。他不像凯撒、庞培、苏拉这些人，都是1.8米的大高个儿。
第四大恨，身体不好，一辈子都有肠胃病。他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在他执政的时候，养老院动不动就要到神那儿给他祈福，前后共祈福了55次。每次都是眼看着快不行了，但过几天摇摇晃晃又活过来了。
第五大恨，出身不好。在古罗马拉丁语当中，屋大维是“第八”的意思。那屋大维跟凯撒是什么关系呢？他俩在血缘上其实并不是很亲，屋大维的母亲是凯撒的侄女，所以屋大维算是凯撒的外甥孙。
第六大恨，没有军功，一生似乎只打过一次胜仗。
总而言之，屋大维这个黄口小儿，既没有任何民意的支持，又得不到军方巨头的首肯，就摇摇晃晃地拿着这份遗嘱，登上了凯撒留下的位子。在他的面前，前两个问题仍然摆在那儿，一个是罗马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一个是贫富分化。而且他的面前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凯撒的尸体。一个小孩子面对这个局面该怎么办呢？
一个19岁的黄口乳子，就这样坐到了罗马共和国最高执政官的位置上。但他的权力基础是那样地薄弱，他简直就是个泥足巨人，这是他的起点。可是他的终点又是多么辉煌啊，屋大维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奥古斯都大帝，是罗马元首制的创始人，是事实上的第一任罗马皇帝。
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
屋大维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化，推动这一次巨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让我们回到起点，看看屋大维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掉极左和极右势力，否则这个国家将永远不得安生。在这里我要提到一本书，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秦晖写的《共同的底线》。这本书里讲了一个概念：中国其实缺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什么叫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就是双方能够按照共同认定的游戏规则在一起博弈，别动不动就掀桌子，动不动就打翻狗食盆，让大家都吃不成。只有大家坐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商量好，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更多的自由，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也叫共同的底线，这样才会诞生国家的长治久安。
屋大维当年也是这么想的，养老院和军阀双方杀来杀去，到哪年才算个头？这样吧，我来操刀，剁手行动就此开始。
他先是以为凯撒报仇为名，冲到养老院，将所有向凯撒动刀的人挨个儿诛杀。养老院其他人就没有嫌疑吗？当然有，屋大维就阴森森地围着养老院转，看谁不顺眼就剁谁。据史料记载，屋大维看见一个法官腰里别了个东西，觉得很可能是把剑，就把他宰了。后来证明这个法官其实什么都没有，当时屋大维在养老院是制造了一点点对极右势力的恐怖主义的。
反过头来，他又往极左这边看。就是军阀这一帮，他们总是替平民说话，跟养老院那帮贵族不是一伙的。领头人是谁？安东尼，就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大将。可安东尼心里不服，自己岁数又大，辈分又高，却要来辅佐你一个黄口乳子，扯什么呢！你又不会打仗，又没有军功。
屋大维确实不会打仗，前面我们说过，他一生就打过一次胜仗，而且据说有一次在打仗的时候，竟然因为睡着而忘记发命令了。后来安东尼一见到屋大维就拿这件事来嘲笑他。
屋大维心里暗暗憋了一股气，通过十几年的博弈，才终于把安东尼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七世的联军灭于亚克兴海战之中，从此左派也老实了。
但这还不算完，因为军阀不是单指哪一个人，它是一派势力，只要土壤还在，它随时会滋生出来，下一个滋生出来的会是谁呢？屋大维盯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阿格里帕，也是凯撒留下来辅佐屋大维的，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名将。从史料上看，屋大维对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俨然是一辈子的好基友。可是从史料的蛛丝马迹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屋大维一直在防着他。
比如说罗马军队将领经常会欢呼“战友们”云云，但是屋大维就不许阿格里帕这么喊，他只能喊“战士们”。再比如说，屋大维和阿格里帕是同年，可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罗马塑像里面，阿格里帕被雕刻成一个50岁开外的老人，而屋大维则被雕刻成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可见他想给罗马公民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跟我干吧，我年轻。其实他的身体远远不如阿格里帕健康。
他还生生逼阿格里帕离了婚，然后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其实阿格里帕的前妻也是来自屋大维家族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屋大维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你的老丈人，你若生下儿子，那就是咱俩共同的继承人，你也就不会惦记我的位置了。就这样，屋大维死死地把阿格里帕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从此消灭了军阀对于执政官以及罗马现行体制的威胁。
屋大维上台之后，先打了这套组合拳，对极左、极右势力一个都不饶，先剁了再说。说白了，这一步就是告诉大家，要玩就把桌子支起来好好玩，别动不动就掀桌子。
第二步，咱们玩什么？过去都是争上游，谁有钱、谁有权、谁有拳头谁就赢，赢家通吃。现在咱们不能那么玩，咱们得玩麻将。我打一张，我才能吃一张；我吃一张，我得打一张。跟养老院之间，得有进有退，好商好量，大家都觉得合适了才能玩得下去，最后谁和牌呢？咱们慢慢凑，不着急。这就是屋大维主张的游戏法则。
安东尼死了之后，屋大维就跑到养老院去，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恢复共和。屋大维可不想像凯撒那样最后被捅死。养老院说，被你们一家子欺负了这么多年，你还想共和？那我们欢迎。不过咱们也得给你个东西。三天之后，养老院封了屋大维一个“奥古斯都”的称号。奥古斯都后来变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但这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在拉丁文当中，大概就是一个厉害的人、一个神圣的人的意思。
但是屋大维不能退让的是什么？是军权。“枪杆子里出政权”。军权虽然在手，但是怎么才能让别人心服口服，这就要动心思了。屋大维就说现在国内已经很安定了，但边疆还是有战乱，所以我们军人就得去打仗。这样好不好？咱们把所有的行省分成两类，富庶、安定的地方归养老院，你们派总督去管；所有边疆地区，战乱频繁、刁民又多，这些地方归我，我去征战四方，给你们提供安全保障。养老院说，那太好了。屋大维说，行，我来保障大家的安全。
罗马当时有几十个军团，都是皇帝在管。这一管，就管出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军事权力。边疆你们不要，那归我好了，边疆也没别的事，征不上来税，又没什么财富可贪污，只剩下打仗了。打仗我负责，给我军队就行。所以这一招就等于是屋大维给养老院钱和安定，养老院给屋大维军权。就这样，养老院心甘情愿地把军权交给了屋大维。这就是麻将的打法，我给你个东西，你也给我个东西。
其实屋大维在这里面还做了很多事情，下面要说第三步，麻将怎么打的问题。既然是打麻将，就要定规矩，是按北京打法还是四川打法，是血战到底还是带混儿？这得事先讲清楚。屋大维就开始了定规矩的过程，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内容了，讲一个简单的，就是遗产税。征遗产税是最不得人心的，人家刚死，亲戚还在痛哭呢，你就上门要钱，好意思吗？所以这种税是很难征上来的。
屋大维说这样吧，我们让富人把钱交在明处，你不是在交遗产税，而是在养常备军，这下钱不就归我了？而且你们钱不够的时候可以找我要。因为打下来埃及之后，是屋大维的私有领地，还有很多人给他捐赠，他变得很有钱，于是率先做出表率。
在屋大维执政的过程当中，很多事解决不了的时候，屋大维就动用私人财产来解决，搞得贵族也没办法，只能跟着掏。
总而言之，他所有博弈算法的基础，就是明确，包括他在各个行省设税务官，其实就是为了治理贪污腐败，让富人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去养活这个国家，去养活所谓的常备军和边关的将士们。
除了定规矩，屋大维还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搞好氛围。既然是打麻将，就得把张太太、李太太、赵太太请到家里来，打的时候虽然暗藏机锋，都是实实在在的钱的输赢，但是桌面上大家家长里短都聊得很高兴，打得晚了主人还得端上一碗热汤面来。
前期的屋大维和后期的屋大维对于养老院的态度截然相反。前期凶横得很，可是等到他真正执政了，对养老院却温顺得像小绵羊似的，经常在养老院发表演讲。他这个人口才不怎么样，养老院的人经常就跟他咋呼起来，说要一条一条地反驳他，有时候把屋大维气得拂袖而去。
屋大维的继任者叫提比略，是他的继子。提比略有一次给屋大维写信说：“您怎么能容忍这帮王八蛋呢？他们对您太无礼了！”屋大维说：“这个氛围已经不错了，他们只要不掏出剑来对着我，跟我剑拔弩张，我就知足了。”总之，屋大维把牌局的氛围搞得很好。
等把这四条都凑齐，养老院突然发现，原来赠送给屋大维的那些自以为不值钱的东西突然升值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些虚名。养老院原来觉得，你反正是一个独裁者，你还一点儿权力回来，我给你一点儿虚名，什么奥古斯都、第一公民，最后连“国父”这顶大帽子都给他了。可是等屋大维先把实地占好之后，养老院这帮精英们突然发现，原来给的高帽子现在全用上了！因为在罗马的政治生态当中，只有屋大维一个人拥有人民的拥护和养老院的尊重，这些高帽子叠起来就是一面旗帜，所有人能够看到的罗马的第一人就是屋大维。屋大维是道德表率，是经过养老院所有人认可的利益平衡点，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最终仲裁者。
为什么元首制后来会演化成帝制？就是因为屋大维用这种非常柔和的方式和一种尊重共和的姿态，拿到了所有实际的权力，又拿到了皇帝应有的声望。而这声望是谁给的？就是养老院原来三文不值二文地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了皇帝。
我们再复一下盘，看看屋大维前前后后都干了些什么事。第一，把牌桌支好，大家不准掀桌子；第二，确定玩的内容，不玩争上游，而是玩麻将，打一张吃一张；第三，定规矩，是玩四川麻将还是北京麻将；第四，搞氛围，大家融融洽洽，和气一堂；第五，等你们把所有高帽子都给我戴上，每个人都愿意到我家来打麻将的时候，对不起，我就要坐庄了，而且是连庄。我就可以把这个职位一代一代地往下传了，罗马帝国就此建立。
说完了屋大维的这一套组合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套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型和成功是多么不容易啊。它至少需要这么几个条件：第一，明确的目标；第二，坚定的决心；第三，柔软的身段；第四，高超的技巧；第五，共同的底线；第六，设计元规则制度的能力；第七，崇高的道德声望。
当一个政治家凑齐了这七张牌之后，他就可以推牌说：“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