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青铜雕像、地毯和镜子绝对是装点美国旅馆缺一不可的四大法宝。和银行、邮局一样，旅馆毫无争议地跻身于纽约最漂亮的建筑行列中。除了卧室之外，旅馆里还设有多间宽敞的会客厅供旅客接待访客，而女眷们则可以随时享用装饰奢华的梳妆室。我逗留数日的中央旅馆其规模之宏大几乎可以同一座小型城市相媲美。每当夜幕降临，旅馆里的常客或过客，还有纽约城里众多的市民都会聚集在旅馆大厅里，有人读报，有人会客，有人优雅从容地吸上一支雪茄，有人不拘小节地大嚼烟叶，还有人躺在摇椅里优哉游哉地颠来晃去，颇有一点偷得浮生一刻闲的味道。
中央旅馆坐落在百老汇大道上，这是纽约最热闹繁华的街道，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在城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抵达纽约时已经入夜，不再适宜到处闲逛，所以我和同伴只好在旅馆里四处溜达。走着走着，我们便来到了餐厅。眼前的大堂无比开阔，可同时容纳数百位客人用餐。整间餐厅布置得富丽堂皇，可惜，俗丽有余而雅韵不足。支撑天花板的石柱既粗且短，偌大的空间也因此显得局促逼仄，置身其中，不免感到几许压抑。环抱餐厅的巨大双开门一通到顶，乍眼望去竟让人想起了乡村农场里粗头笨脑的大谷仓。
旅客们每天都会到楼下的餐厅用餐。在美国旅馆，你无须为餐点埋单，因为这部分开销已包含在房费中。旅客每天可在餐厅里免费享用五次餐点，不过大多数客人主要还是在这里解决三顿正餐。就餐时，一桌的客人们像是旧相识一样相谈甚欢，不过仅此而已，一旦面前盏空杯尽，他们便会立即起身离去，既不会等候同桌的食客，也不会因为他们的陪伴而特意致谢1。女士们经常光顾餐厅，而且总是独来独往。事实上，许多女士都独自出门旅行，即便是待字闺中的少女，身后也鲜有年长的妇女亦步亦趋地随行伺候。女士们身上的华服简直美轮美奂，其精工细作的程度几乎能让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裁缝都自叹弗如。就餐时她们都不戴帽子，故而放眼望去餐厅里就像正在举办大型私人家宴一样隆重而正式。这里的侍从基本上都是黑人，客人们从来不给他们小费。当地的服务行业一般都雇用有色人种，因为他们的劳动力相较白人要廉价许多。每张餐桌边上都站着两三个黑人侍从，每个人都长着黑羊般的脑袋。他们彬彬有礼，手脚麻利，身着燕尾服，系着白色领带，配上这一身行头，黑人侍从即便谈不上英俊潇洒，也端的教人眼前一亮。他们的工作并不复杂。按照美国人的饮食习惯，盛满各种菜肴的瓷盘被一次性端到客人面前。于是，桌上一溜排开了琳琅满目的汤、肉、鱼、蛋、布丁、西红柿、土豆、冰激凌、草莓、苹果、杏仁、咖啡，简而言之，就是花色齐全、分量简约的食物大荟萃。至于哪一道是头盘，哪一道是主菜，那就全凭个人喜好了，想吃什么，尽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快朵颐，全然不必担心因为礼仪不周或吃相不雅而招致四面八方投来鄙薄苛责的目光。整个就餐过程中身材高大的黑人始终尽忠职守地杵在你边上，那感觉有点像是刽子手寸步不离地看押着临刑的囚犯。每当你端起杯子啜上一口，他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立即往你的杯中添满冰水，对于你的任何要求他都会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回应道：“好的，先生！”于是你一边“享受”着机械刻板的服务，一边品尝着冷冰冰、硬邦邦的食物，即使在一流的餐厅里，情形也不会有多少改观。美国饭菜口味之糟糕世上绝无仅有，它从不会为你的营养、健康着想，只会挖空心思地想尽办法让你能够风卷残云般地消灭眼前的食物以便尽快回到工作中去。所有一切仿佛都唯速度马首是瞻，只有晚餐多少花了一些心思，而这也是托了公司五点下班的福。
入住旅馆的第二天，我没有效仿之前华沙某位女同仁的做法，把自己关在阅览室里埋头编撰美国风俗习惯的文章（她似乎天生就有闭门造车的才能2），而是走出旅馆，打算至少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城里的风土人情。前一天晚上，我一夜无梦，睡得分外香甜，丝毫没有体验到那位女同仁笔下所描述的惊心动魄。据她所言，她来美国的头几个晚上几乎成宿无法入睡，屋外到处都是噼里啪啦的枪声，听上去美国人似乎对深夜喋血街头这码事情有独钟。然而，现在我却不由得开始怀疑那位女同仁耳朵里听到的动静究竟是血腥残酷的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还是仅仅出于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我没有太过纠结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迫不及待地一头栽进旅馆外的世界，准备在这座城市里尽情畅游一番。
可惜纽约非但没有让我心醉神迷，反而大失所望。欧洲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几处不容游客错过的标志性景点。在巴黎和伦敦，名胜古迹如同恒河沙数；在维也纳有圣斯蒂芬大教堂3；在柏林有考尔巴赫4；在布鲁塞尔有威尔兹和圣米歇尔大教堂5；在威尼斯有名闻遐迩的水道；在罗马有教廷和古罗马竞技场；在科隆有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在克拉科夫有瓦维尔和马特伊科6。还有华沙，那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地方！一方面，那里有的是天花乱坠的美好意愿，瞅着满地西瓜不捡、抱着芝麻绿豆不放的首脑领袖，世上最擅长搬弄是非的精英栋梁，象征着王朝统治的撒克逊花园7，还有漏洞百出、形同虚设的社会福利制度。而另一方面，华沙的每一样东西又无不浸透着传统的浓墨重彩，几个世纪的风云沧桑从城堡的壁垒之上睨视着芸芸众生，每一堵墙壁、每一块砖石都与历史浇筑为一体；每一道缝隙、每一个角落都彰显着民族精神以及发端于历史黎明的高贵品质。然而，所有这一切你都无法在纽约寻得半点踪迹。这个城市的观光胜地只限于旅馆和银行，换言之，你在这里看不到一座纪念碑或一处历史遗迹。若想探古寻幽，那你只好动身前往华盛顿，而在纽约，你只能看到满大街的商人。生意、生意！从早到晚除了生意还是生意，这就是你在纽约所见、所阅、所闻的一切。城市里居住着的似乎不是一个特定的民族，它更像是一个由商人、实业家、银行家、政府官员组成的共同体，一个兼容并蓄的世界大市场，你会感叹其海纳百川的宏伟规模，生机勃勃的运转模式，以及先进发达的工业文明，但你也会因为它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唯利是图的生活理念而感到百无聊赖，无所适从。当你想要描画这座城市时，你竟不知该从何处落笔，你也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个视角，秉持怎样的标准去观察、研究这座城市。每一条街道就是另一条的翻版，街上挤满了私人坐骑和公共马车，到处都是嘈杂纷乱的人群。行人们个个神色焦灼，步履匆匆，仿佛所有的理智与淡定都已抽身离去，他们就这样被躁动和狂热牵着鼻子，急不可耐地赶往四面八方。你会发现这份焦躁无处不在，甚至连房舍、街道、人行道的开挖建造也透着一股刻不容缓的态势，往往一处未及完工，另一处已着急慌忙地掘地打桩了。比如百老汇大道上有一幢白色大理石打造而成的旅馆，紧挨着旅馆建有一排红色砖房，再往前一些你会看到一堆焦黑的残垣断壁。就在昨晚，那里刚发生了一场火灾，可今天，一栋崭新的房屋已经拔地而起。如果明天又一场大火将它付之一炬，那么后天肯定还会有一栋新屋紧跟着破土而出。
在远处的教堂里，人们扯开嗓门赞美恩主，歌功颂德；换一个地方，你会看到虔诚的信徒浑身颤抖，诚惶诚恐；隔着几条街，另一座教堂里的人们毕恭毕敬地依循天主教的仪式顶礼膜拜。但是现在，所有这些教堂都大门紧闭，为什么？因为今天是工作日，所有人都忙着做生意、谈业务，日理万机的他们实在抽不出空约见主祈祷忏悔。无论从建筑规模还是建造年代上看，这些教堂都显得平平无奇，丝毫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不禁让人心生疑窦，莫非连教堂都是一夜速成的产物？教堂旁边是一片占地不大的公墓区，比起其他地方，或许也只有这里才能让人们从夜以继日的劳碌奔波中彻底解脱，真正地息劳归主。街道更远处有几家棺材铺，主要经营棺椁和墓碑生意。
在另一条街上有许多商店橱窗，里面陈列的商品件件宝光灿烂，无比张扬地展现着其不菲的身价。从物件的陈设摆放上能看出设计者的确花了不少心思，可是整体效果依旧俗不可耐。橱窗前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垃圾，街上满是泥泞，污秽不堪，路面的砖石铺得高低不平，低凹处积着一个个黑黢黢的泥水潭。堵塞的下水道一直乏人疏通，所以雨水永远无法将脏乱的路面冲刷干净。大街上随处可见残如败絮的报纸，被行人踩得稀烂的果皮。满载货物的货车、金碧辉煌的私人马车还有装满乘客的公共马车把道路填塞得水泄不通。几头无主的流浪猪耷拉着伤痕累累的耳朵泰然自若地徜徉在车水马龙中，而像这样视死如归的猪绝非少数。“在这儿，有一头孤独的猪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狄更斯曾这样描写过以猪为主角的纽约街景，“它只有一只耳朵，在漫游途中不幸和同伴走失，随后加入到一群流浪狗的行列中，而事实证明，没有同伴它一样可以过得很好。它到处游荡，四海为家，那种怡然自得、从容不迫的风姿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走在归家途中的俱乐部会员。每天早晨，它按时离开留宿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城市的茫茫人海中，逍遥自在地度过漫漫长日，等到了晚上，他就像是吉尔·布拉斯8那个神秘莫测的主人一样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自家门口。它是一头无拘无束，大而化之同时又宠辱不惊的猪。它交游甚广，认识许多气味相投的猪们。它不愿大费周章地停下脚步，正儿八经地寒暄攀谈，通常它只须一番打量就能判断出对方是否是同道中‘人’……”9
比起狄更斯初到纽约那会儿，现在漫步街头的动物数量一定少了许多，然而即便是在今天的纽约，尤其在下东区，你和动物们擦肩而过的次数肯定大于你在十座欧洲城市与其同类邂逅次数的总和。总之，我平生从未见过比纽约更杂乱无序的城市，而且我敢断定，华沙市政当局如果想就乌七八糟的市容同纽约一较高低，那么无论它花多大的力气也是白搭。在脏、乱、差的榜单上纽约铁定独占鳌头。这也难怪，谁让人家天生就占了先机——纽约是一座人流量与物流量都大得没边的港口城市。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上也确实没有哪座城市能像纽约那样在市政管理和公用事业维护上舍得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然而不巧的是，就同其他各国政府一样，纽约市政当局也是硕鼠当道，而且其胃口之大、手段之高明让欧洲的腐败者们自惭形秽。打个比方，如果欧洲某个城市盖起了一座市政大楼，当地的官员会想办法让这座大楼衍生出自家的一栋宅院，可要是换成纽约的同行，他断不会只满足于小小一栋宅邸，如果市政大楼不能为他催生出一座私人山庄，那他宁愿冒着山庄“死于难产”的风险也要将中饱私囊的“宏图伟业”进行到底。在纽约，所谓公款与公共福利无非就是那些想要趟过泥沼却又不想湿鞋的人用来抹在鞋底的那层欲盖弥彰的油脂。之后我会再度提及此类贪赃枉法的社会现象以及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不过现在还是让我言归正传，继续向各位介绍这座城市。
现在，我们正沿着百老汇大道接着往前走。离市政大楼不远处耸立着雄伟的邮政大厦，里面配备的先进设施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所有的大商号、大公司以及有钱人都拥有自己专属的编号邮箱，他们每天都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收取信件、包裹甚至钱款。在银行也设有类似的服务。只要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客户就能进入一个由铁将军把门、花岗岩砌成的地下金库，租用一个自己专享的铁抽屉，在里面存放重要的文书、黄金、珠宝以及诸如此类的贵重物品。抽屉的主人来去自由，想取走或放入多少物件全凭个人意愿，他也可以随时剪去存放其中的债券息票以兑换利息。简而言之，虽然他将钱存入了银行，但他依旧是这笔款项的绝对主人，完全可以自由控制钱款的进出。重重门锁、坚固的铁栅栏，再加上训练有素的保安，所有这些都让盗贼望而却步，由此确保客户的财产万无一失。另外，客户也不必担心他的家当会在火灾中灰飞烟灭，因为这里所有的银行都是用经得住烈焰炙烤的巨石盖建而成的。
在市政大楼附近有一个广场，环绕广场建有一排砖房，众多具有影响力的报社，比如《先驱报》、《论坛报》、《纽约时报》还有《国家报》就坐落在那里。这些报纸每天的发行量高达好几十万份，而让它们成批面世的印刷设备对于整个欧洲而言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贝内特家族拥有的《先驱报》被公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日报，该报业集团雇有成千上万名员工，每年能创造数以百万美元的收益。《先驱报》的编辑团队中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对于这些真正的无冕之王，就连国会和总统都不得不另眼相看、小心应付。每天，无数的电报线将无数条新闻从全美以及世界各地传送到报社。不单单是《先驱报》，还有《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该报的发行量在很久之前已经超过了英国与之同名的报纸10），它们对于欧洲新闻事件的报道之迅速、之准确，比起欧洲本地的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重金聘用的报道大军驻扎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伸展着敏锐的触角不分日夜地捕捉着空气中的异动，每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这里任何一家报刊的周印刷量远远超过华沙所有报纸一年发行量的总和。在《先驱报》的记者中甚至有像斯坦利11这样不同凡响的人物，在贝内特家族的大力资助下，此时此刻他正深入广袤的非洲大地，站在了报道的最前沿。美国人甚至夸口说许多欧洲的大使、政要都在扮演着通讯员的角色，为美国的报刊输送当地的政治要闻。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美国报刊其新闻覆盖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从中也可见一斑。
然而，就文学性而言，美国的报纸比起欧洲的同业就要相形见绌许多。在欧洲，只要是见诸报端的文章无不文情并茂，但美国的报业并不特别看重文采。相较于锦绣流丽的辞藻，他们更加注重新闻的内容，而即时性与精确性更是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故而，这里的报纸其实就是一种媒介，它无法成为文人墨客围炉而坐的那盆激荡人心的炭火。记者的个性湮没在了庞大繁杂的报业机构中，他们只是拿钱做事的雇员。诚然，总体来说，他们每一个都承担着繁重的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就个人成就而言，他们不会因为一支生花妙笔而成名成家。
美国报业和欧洲报业的一个主要差异就在于前者对新闻稿件的政治性与信息量的要求远远高于文学性，而美国的新闻业也精准地反映了公众的需求，大众希望能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政治、工业与商业方面的最新动向，至于文章是否具有精妙的文辞、优美的文体、斐然的文采，则不在他们关心之列。
另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报纸在两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在波兰，阅报纯粹是为满足精神上的渴求，而绝大多数波兰人早已将之视为一种奢侈享受，故而毅然决然地和报纸划清了界限；而在美国，读报就像吃饭一样成为了每个人一天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也就充分解释了为何美国会有数以百万的报刊读者，为何成千上万的报纸不仅出现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就连在昨天刚刚初具规模的新兴小镇上报纸也一样成为了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
让我们暂别报社，走进一条虽然狭小，但其存在意义甚至超越了百老汇大道的著名街道——被称为“银行一条街”的华尔街。一大清早，这里就已经人头攒动。短短一条小马路却堪称富可敌国。每年，华尔街银行的交易量总额高达1700亿法郎。如果对这个天文数字缺乏概念，那么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俾斯麦曾妄想通过强征巨额赔偿从而让法国一蹶不振，而当时赔款的数额仅为50亿法郎12。从外观上看，华尔街貌不惊人，若说有什么能让这条街显得不同一般的话，那也许就是蜂拥而至的人群。他们个个满脸兴奋，彼此简短地打个招呼，匆匆聊上几句，随后便脚不沾地地奔赴各自的战场。显而易见，这里正有重大事件发生，重要到关乎众人的身家性命。
除了银行之外，华尔街上还有许多证券交易所，不过，或许将其称之为收治财迷的疯人院更为恰当妥帖。只消看一眼交易所里的情形，任何一个冷静稳重之人都会大惊失色。这里人声鼎沸，振聋发聩，就好像是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一般。眼前晃动着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耳朵里听到的全是声嘶力竭的叫喊声，这里没有人稳稳当当地走路，所有人都处于奔跑状态，他们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像着了魔似的大喊大叫，每个人都憋足了劲以寡敌众，恨不得自己那一嗓门能力压群雄。不明所以的人会以为他们肯定是患上了某种无法医治的疯病，照这样下去，真让人担心他们非杀了彼此不可。谁会想到眼前这一幕不过是一种商业交易的方式，所有这些吼叫、挥拳其实只是为了让别人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意图而已！当交易所的主管最后打铃宣布交易结束时，同样是这些人，眨眼工夫他们身上的歇斯底里就被友好平和取而代之，彼此挎着胳膊离开了不见硝烟的战场。
除了银行、证券交易所、黄金交易室，以及粮食、木材、棉花期货市场，华尔街就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你驻足停留了。
现在，我们正沿着街道向港口走去。那里虽不及市中心热闹，但混乱的场面倒是更胜一筹。路上的淤泥厚得让人无处落脚，要想穿过马路简直难如登天。相较于城市的其他地方，你会在那里看到更多的黑人。他们受雇充当车夫、苦力、装卸工，或承担着其他体力劳动。黑人们大都穿着长裤和法兰绒衬衣，这些人的头发与我们的不太一样，有点像一粒粒贴着头皮的小羊毛球，面对这种发型，梳子和剪子显然找不到任何用武之地。他们中有些人在干活，另一些则双手插在裤袋里无所事事地站在屋前，使劲地嚼着满嘴的烟叶，目光呆滞地看着过往的行人。黑人的长相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们穿着邋遢，举止懒散。黑人妇女更加令人侧目。判断黑人是男是女的依据不在面容而在穿着，因为他们都长着一色一样扁而宽的塌鼻子，又短又怪的头发，还有一身黑不溜秋的皮肤。这些黑人“女士”和她们的男性同胞一样脏。她们不戴帽子，而且不用手，而是用脑袋运送着各种包裹、商品、容器甚至食物。只要是白人用手的场合，黑人一般都会动用自己的脑袋，从身体构造而言，这显然也是最坚硬结实的部位。我曾见过一个黑人妇女将买来的橙子搁在她那头乱蓬蓬的头发里，那枚橙子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来回晃个不停，不过周围又粗又硬的卷毛一直庇护着它，愣是没让它从脑袋上掉下来。当她注意到我正盯着她的脑袋和那颗岌岌可危的橙子一个劲猛瞧时，这位黑人“姑娘”一边平衡着脑袋上的橙子，一边跳起了一段快步舞。一曲舞毕，她大喊一声：“还不赖吧，先生！”接着就冲着我露出了一排饱满锃亮的白牙。喊完一嗓子后她就走开了，看上去对自己刚才的表现颇为自得。
与黑人们毗邻而居的是众多贫困的移民，他们落脚的地方狭小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生存状况之恶劣简直难以形容。他们都听信了美国遍地是黄金的传言，于是倾其所有换来船资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确实，在美国讨生活比在他们的家乡要容易许多，可是这种情况只限于美国中部和偏远的西部。另一方面，纽约已经人满为患。故而，那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移民在存够钱买上一张去内陆的火车票之前，就纷纷倒在了饥饿、寒冷和绝望中。眼前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伦敦的贫民窟，唯一的不同就是这里还要脏上百倍，因为此处的居民是来自各个国家的赤贫阶级，他们是穷人中的穷人，处境比伦敦的贫民更加糟糕。各种各样的疾病，无论会不会传染，都一视同仁地屠杀着这些一无所有的可怜人。如果他们可以去西部，进入那些人口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州界，那么他们不仅能在美国安身立命，而且也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还有一个自救的途径就是入伍参军，但能依靠此法脱离苦海的人数极为有限。首先，美国的军备人数限额只有25000人；其次，只有那些没有家庭负累的年轻人才有资格入伍。所以，绝大多数移民只好过着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固定收入的生活，他们远远地望着锦衣玉食的百万富翁，目光里有艳羡也有嫉恨，要知道富人们拥有的家产数额之庞大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计算能力。贫富悬殊导致许多穷人铤而走险，他们中的确有人不惜违法乱纪以谋取钱财，但另一些人，据我所知，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被送入监狱，因为在那里他们至少不必过着风餐露宿的日子。
这些不幸的人绝大多数来自爱尔兰，据说他们在美国的人数已近千万。无论从他们的穿着，更确切地说，从他们的传统服饰，深邃的蓝眼睛，漂亮的金发或乌发，健硕的体格，还是盖尔人特有的热烈奔放的语言和手势，你都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和其他移民区分开来。这些特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民特性截然不同，你几乎不可能将二者张冠李戴。爱尔兰人爱酒如命，嗜赌成性，行为处事随心所欲，毫无节制，而且他们脾气火爆，只要一言不合，立即就会拳脚相向。若不是因为宗教信仰从未舍他们而去，爱尔兰人在美国的犯罪率也许会更高。好在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能在死后去往“眼观美景、耳听仙乐”的极乐世界，许多人甘愿默默地忍受着尘世间无尽的苦痛折磨。
在西部诸州同样有许多爱尔兰人，但他们的境况与在纽约同胞的悲惨境遇有着天壤之别。有的人自给自足，生活安定；另一些人已经为自己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甚至还有人的身家已逾百万。他们树立了宗族团结的典范：互帮互助，聚居一处，并且在参政投票选举中一致行动，即遵照牧师的意志作出统一选择。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民族归属，也从未将故乡抛之脑后，他们热爱爱尔兰，仇视英格兰，即便岁月更替，物换星移，祖先的爱憎分明传承至今。爱尔兰人在美国建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群体，日后，它所具有的能量、所发挥的作用更加不可估量。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基于爱尔兰人在美的人数持续激增的缘故。他们就像兔子一样一窝窝地繁衍后代，而美国本土居民的情况恰恰相反，每户家庭通常只有两个孩子，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尽忠职守的爱尔兰父母认为孩子是上帝恩赐的礼物，于是他们像播撒罂粟籽般地把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带到世上。“每年生个先知”，他们身体力行着这句老话，于是年复一年，爱尔兰人在北美大地上迅速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爱尔兰人无与伦比的生育观让美国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要想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具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来开拓这片辽阔荒凉的疆域。爱尔兰群体在美国的建设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无法取代。然而，占尽便宜的美国人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群体为他们带来的好处，以及在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或者说虽然有所认识，却没有因此心怀感激。爱尔兰人为这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社会注入了某种理想主义色彩，并使两者平分秋色，和谐共存。我知道这个观点一定会让我那些抱有实证主义观念的同仁们嗤之以鼻，但是我依然坚持我的看法。诚然，过度的理想主义倾向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会助长虚无缥缈的空想，催生众多政界的堂吉诃德，遇到困难便指望神灵伸手搭救，身处寒冬只会唉声叹气，眼巴巴地坐等春日来临，然而真到了春季，他们依旧游手好闲，软弱的意志、穷困的处境没有丝毫改变。以上所述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任何片面、极端的思想都会带来恶果。以华人为例，他们是一个摒弃了一切理想主义的民族。现实主义在他们身上已经进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是如此深入人心，已然渗透到了民族血液之中，于是极端的现实主义掐断了所有社会变革的萌芽，断送了一切伟大思想的前途，而为了注入新鲜的血液、革新的理念，欧洲人即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当一个民族抛弃了梦想，那么他们无论在社会事务，还是在科技、艺术领域里都会同时丧失创新精神与进取心。一言以蔽之，他们掐灭了梦想的火种：创造力。
也许，一个民族的特性无形中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命运。然而，这些代代传承的特质并非唯一的主导因素，就像民族性可以影响文明的特质，反过来，无论好坏与否，后者也一样会对前者产生作用。在我看来，虽然美国人身上确实具有诸多优秀的品质，但他们同样也在创建一种片面、极端的文明，而爱尔兰人的民族特性恰似一贴能起到中和作用的良药，对于美国的社会福祉而言是很有必要而且也是绝对有利的。
然而，爱尔兰人也有自己的弱点。首先，他们懒得出奇，特别是来美的第一代移民。其次，要论争强斗狠，美国人绝不是爱尔兰人的对手，而且爱尔兰人总是唯恐天下不乱，一门心思地热衷于政治动乱。这样的性格在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必然会被视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另外，由于他们对牧师言听计从，没准日后会组建一支强大的牧师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此类党派的存在无疑会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因为在他们眼里，自己的集团利益高于一切。假以时日，像这样一教独大的党派也许会破坏目前众多教派和谐共处的安定局面。
还是让我们再度回到纽约城内。虽然这里没有历史纪念碑，没有宏伟的圣殿、教堂、美术馆或博物馆，虽然这里脏乱无序，所有的一切都毫无品味可言，然而无论你会因此留下一个多么糟糕的印象，不可否认，纽约依旧散发着其独特的魅力。而其中让人感触最深的就是势如破竹的工业发展，勇往直前的创业精神和市民们风风火火、使不完的干劲，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昭示着这座年轻城市与生俱来的蓬勃朝气。
纽约之所以能形成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并成为世界瞩目的商业中心，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绝对不是唯一的原因。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样占据地理优势，就商业发展前景而言就算比不上纽约，至少也是旗鼓相当的。然而它们的重要性却不及纽约的十分之一，原因很简单，无论在创业精神还是活力干劲上他们都无法与美国佬相提并论。目前，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和泽西城生活着100万人。如果没有什么不期而至的重大变故，五年之后，纽约的人口将赶超伦敦与巴黎的人口总和。
短短五天的停留使我无法细致入微地观察这座自诩为“帝国之都”的庞大城市。但是，我还是游览了其中几个最主要的地区，而这已足以让我窥一斑而知全豹了，尤其是当我肯定其他地方都大同小异，无非是彼处更加乏人管理、更加乱七八糟而已。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动物的尸体，而那些揣着一颗火热事业心的青年才俊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广告的机会，所以就连肠穿肚烂的动物腐尸上都贴满了小传单。这虽然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我确实在哪里读到或听人说起过这一番无与伦比的纽约街景。
在纽约的城市公共设施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公园。它坐落于百老汇大道，对于纽约的意义就像布洛涅森林公园之于巴黎一样。它和大多数城市公园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我心目中，它无法与伦敦的海德公园和柏林的蒂尔加滕公园相比。而且它的人流量也不及两者，因为在工作日纽约人要埋头处理大小业务，无暇在公园里闲庭漫步，而周日，按照美国人的习俗，他们都爱待在家里打发时光。
在所有的教堂中，除了布鲁克林的教堂（该地区被称为“教堂之城”）之外，没有一处能让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建于英国殖民时期的三一教堂。主体建筑占地颇广，高耸的尖塔屋顶有那么一点似是而非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影子。教堂的四周是一个小规模的公墓区，如今虽然已不再有新的逝者安息于此，不过你还能在这里看到几位美国著名人士的墓碑。
据我所知，无论在纽约还是其他城市，美国没有一座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剧院。当然，剧院还是有的，而且几乎座座都是宏图华构，高堂广厦，但是在那里登台的演员和歌唱家大部分都是砸下重金从欧洲请来的名角大腕。甚至舞台上演出的剧目都出自欧洲剧作家的笔下。虽然美国原创的剧本偶尔也会被搬上舞台，但都是平庸之作。每一出剧目的开头都牵强拙劣，注定之后的情节发展也难以引人入胜。
不仅仅是纽约这座城市，就连它的市民也乏善可陈。坦白说，他们身上具有许多美德，但只有在深入交往后你才有机会发现这些闪光点。他们大都举止粗野，缺乏教养，言行中还带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习惯，这一切都让欧洲游客瞠目结舌。自然，许多一直在欧洲游历或者大半生都在欧洲度过的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和欧洲相同阶层人士的行为举止别无二致，然而，在普通大众身上那种一目了然的鄙俚浅陋，甚至让最忠实的亲美派们都不得不承认，就礼仪教化而言，欧洲诸国将美国远远抛在了身后。接下来我所要描述的风俗习惯不只是我在纽约逗留的短短五天中所观察到的，还有很多来自于之后我在美国生活中的所见所闻。
首先，如果一个外国游客想在美国找到一个热心和善的指路人，就像他在法国随处都能遇见的绅士那样，那么他肯定不会如愿以偿。纽约人永远处于忙碌状态，当碰到有人问路，他通常会用一句“哦，我不知道”加以搪塞，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不知道，他只是不愿意停下脚步和一个不相干的人多费口舌。对于法式礼节，这里的人几乎一无所知。就算外国游客偶尔遇到一位愿意为其指路的美国人，后者提供帮助的方式也一定和拒绝时一般粗鲁无礼，求助者闻之忍不住要回敬一句：“无知者狂妄。”13
总体而言，这里没有人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外国人身上。原因显而易见。游历巴黎和欧洲其他城市的游客大多来自上层阶级，他们非富即贵，四处旅行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怡情养性。然而滞留美国的旅人基本上都是一些一贫如洗的移民，他们出身市井，举止粗鄙，而且许多人身上都背着一段经不起推敲的历史，他们来美的目的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从美国人的碗里分得一杯羹。无怪乎美国本地人对新移民一直怀有戒心。不过，倘若换成一个欧洲的名门望族，那么他反过来会站在传统文明的制高点上倨傲地打量着美洲大陆上这些自以为是的民主之子。自然，这对于促进相互理解、建立和谐关系也是毫无助益的。欧洲人在礼节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更衬托出美国人天生的那种浅薄粗野，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难理解为何与美国人打交道，特别是他们留给你的第一印象是如此让人难以忍受了。
美国人并不是不知道自身的问题。其中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甚至想大展拳脚，一改自身乃至全民身上的陋习。然而，大部分的民众却认为不拘小节的言谈举止本身就是共和制与民主制国家所应该彰显的特质，故而他们非但没有意愿改正，反而处处表露出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优越感。
这种愚蠢可笑的民族自尊心比比皆是。在自我膨胀心理的操控下，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戴上了玫瑰色的眼镜，将自身的缺点瑕疵看成了我有人无、所向披靡的优势所在。你很容易在个人身上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杰克一口气灌下一整壶酒，在明眼人看来，他无非是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但是杰克却对自己的酒量颇感自豪，若是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他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于是，我们会听到有人总爱喜欢把“我中风了”、“我得了流感”、“我打小就是个暴脾气”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张口闭口间他们非但不感到一丝难为情，反而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可见，对于自己的缺点短处已然迷恋到了极致。上升到国家的高度，问题同样如此。
美国人也不例外。他们坚信自己的国家位列世界之首。然而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却认为美国只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如果按照欧洲人的严格定义，它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一个由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这里买卖商品，开展贸易活动，从事农业与工业建设，彼此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合作关系，并听命于其自成一格的政府与法律。然而，这个集团始终缺乏一个国家所必备的、将所有个体凝聚在一起的核心特质。这么说并非空口无凭，不过现在我想还是点到即止为妙，因为想必读者会对接下来的话题——美国人的个人习惯——更感兴趣。
美国人的风俗习惯中究竟具体有哪些登不了大雅之堂呢？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能上得了台面。不过，还是让读者自行判断吧。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四、五点，几乎所有的纽约人，事实上应该是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在为积累财富而拼命工作。衡量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就是他所拥有的财产，这种价值观甚至在习语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人从来不说一个人“有”多少钱，而是说他“值”好几万。到了晚上，所有的公司、商行都打烊了，人们吃过晚饭后终于能稍事休息放松一下。这时候，所有美国人（在此我仅指中产阶级）都不约而同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压制而成的烟草块，用小刀切下一点，塞入嘴里，随后有滋有味地咀嚼起来。这时，他通常会坐在摇椅里，两腿搁在窗台上，手里把玩着那把小刀，得着什么就削什么，甚至连摇椅的扶手、窗框，或是身边的桌子都不放过。要是他正好在一墙之隔的屋外，那么倒霉的就是走廊上的格栅。这个削东西的嗜好简直成了国民大爱，以至于许多美国人会特地随身带上一块小木块，以便随时随地都能掏出来过上一把瘾。其实这种举动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人精神空虚，愚昧无知。如果一个美国人恰巧和一群欧洲人待在一起，当他发现同伴们正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而光凭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常识压根就无力招架他们瞬息万变、火花四溅的思维碰撞时，他也只好无计可施地掏出小刀，闷声不响地削东西，以此来掩饰无处置喙的失落与尴尬，他的沉默中带着明显的不以为然，仿佛是在无声地告诉旁人，作为一名货真价实的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所谓的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在他眼里全都一文不值。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并非无动于衷，他羡慕那些见多识广、出口成章的欧洲同伴，对于胸无点墨的自己着实感到羞愧懊恼。
嚼烟叶的习俗，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已不如往日那般蔚然成风，但直至今日依旧非常普遍。只要你稍加留意三五成群的人们，你就会发现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下巴正像某些反刍动物那样张弛有度地开合律动着。隔上一小会儿，他们就会吐出令人作呕的汁液，而满嘴的烟叶让他们的双颊看上去永远都是鼓鼓囊囊、不得空闲似的。只要是铺着大理石的旅馆、饭店，就会张贴友情提示，提醒公众务必在痰盂里吐痰，以免触目惊心的烟草汁液弄脏大理石地面。无论在私人住所还是公共场所，你都会发现痰盂无处不在。
美国人的陋习还不止这些。他们离开餐桌时从不会向同一张桌子就餐的食客致谢，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已经精简到了仅仅点一下头或挥一下手，交谈时他们会抓住对方的外套扣子或衣领，就连主仆之间也毫不避讳。回到家中或去别人家里做客时，他们从来不记得要脱下帽子，但对于外套却总是随处乱扔，就算有女士在场或其他讲究礼节的正式场合也不会稍加注意。
因为行程仓促，我没有时间在纽约观摩了解政府机构的日常办公情况。不过数月之后，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州府的萨克拉门托有幸旁听了一次陪审团庭审。亲爱的读者们，如果当时你们也在场，也必定会和我一样叹为观止。审判长安坐在庭上，嘴里隔三差五地冒出一个响嗝，下巴像牛反刍一般极富节奏地咀嚼着烟叶，他目光涣散，无神地看着听众。一众审判员没有一个穿着外套，他们同样嚼着烟叶，与其说是坐着不如说是躺在椅子里。没有一只脚是安安分分地踩在地板上的，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伸直了双腿翘在栏杆上。律师们也同样只穿衬衣，而旁听席上也没人脱下帽子，所有人的腿都举得比头还高。每个人不是咳嗽就是吐痰，仿佛咳嗽吐痰能拿到额外的酬劳一样。我早已习惯了欧洲法庭的庄严肃穆，故而眼前这番景象让我顿生错觉，仿佛自己正置身在一个污浊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德国地下啤酒馆里，只盼着能尽早离开才能舒坦自在地呼吸到新鲜空气。
毫无疑问，若是在小城市，情况更是糟得无以复加。如果良知秉承着民主的精神，如果审判裁定公正无私，那么法庭上随处可见的民主的粗糙简陋与大而化之将无伤大雅。然而，就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世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司法制度比他们的更加腐败。就像老约翰说的那样，要想趟过泥沼而不湿鞋，那就必须在鞋上涂抹上正义的油脂以避人耳目。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而在美国这条公理不仅适用于司法界，在所有的行政机构它都同样大行其道，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处的公义道德像在美国一样尚沉睡在酣梦之中。而个中原因请听我细细道来。首先，政府官员的薪水很低，而且他们没有养老金可拿；另外，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互相倾轧，争斗不断，往往是你未唱罢，我就登场，没有哪一方能长期执政。一旦掌权，执政党立即铲除异己，在所有的职位上安插自己党羽以示犒劳奖赏。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自己屁股底下的这个位子坐不长久，所以他们就更要抓紧时间趁着大权在握肆无忌惮地谋取私利。
这是一种蠹政病民的体制，美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报纸对于此类政治丑闻的报道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然而，这种体制已然和美国共和制紧密交织在了一起，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想改变无疑是天方夜谭。
但即便能够根除这种政党分赃制，还是会有其他罪恶的制度取而代之。在任何一个共和制国家，无论其本质是什么，所有官员的一举一动必须与政府的意志，也就是当权者的意志相一致。不然，就会出现法国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虚有其表的共和制政府和一群拥护君主制的官员14。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这个处于迷途的国家显得茫然无措，它既不知道怎样才能从这轮恶性循环中脱身而出，也不知道在摆脱沉疴痼疾之后自己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拯救共和制的出路并非一定要改变现有体制或推翻政府，而是要在今后几代人中推行彻底的教育制度改革，要把时下风行于全美的价值观——只有金钱才能造就个人价值，只有物质追求和物质享受才是人生奋斗的唯一目标——连根拔除。必须承认，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委托妇女担当起了教育大任，因为在思想上，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她们会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满腔赤诚地投身于教育事业。
然而，我认为在波兰若要让妇女承担教育年轻人的责任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因为我们的国民性与美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如果仅仅因为外国的制度在当地能够大放异彩于是就盲目地全盘采纳，这种做法势必贻害无穷，任何想要彼唱此和的人无疑就是在重蹈美国庸医的覆辙：对于所有疾患，他唯一的处方就是芦荟，并扬言无论患者最后是病愈还是病逝，作为医者，他不过是在协助其顺应天命而已。这对于波兰公共教育改革的领导者而言都是应该引以为戒的教训。
在美国，让妇女担负起教育后代的职责还能带来另一个永久性的裨益，即提高全民的文明素质，而在这一方面，美国就像是一块无人开垦的处女地一样长满了荒草。一位端庄优雅、知书达理的女性教师只要往讲台上一站，无须她呼三喝四，学生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就会自行收敛，而一位男性教师永远不可能具备这种潜移默化的强大影响力。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美国女性所受到的礼遇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通过特有的言传身教，美国的女性教师确实肩负起了重大的历史使命。我曾经参观过加利福尼亚州科森尼斯河边的一所小学校。那个地方四周都是荒野，时常有印第安人出没。当地的居民都是一些贫苦的农夫、羊倌、淘金者，还有许多华人。自然，在一个由贩夫走卒、文盲白丁组建而成的定居点里触目所及的必然都是些粗俗不堪的举止。现在请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地处荒蛮的小镇，孩子们被送进学堂接受教育，学校的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纤弱秀美得恍若一株含羞草，一看就知道这里和她的出身与她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不可同日而语。你们真应该亲眼看一看当这位老师一出现，所有的地痞混混一下子变得多么慌乱尴尬，他们手忙脚乱地从头上摘下帽子，抓在手里反复拨弄，一脸无措地看着与周遭环境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的姑娘。在她面前，没有人再敢放肆地乱开玩笑或出口成脏，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些习惯行为在此时此刻是多么不合时宜。如果这时还有人不识相，那么他的左右会自发地冒出拳头和手枪等着给他一顿教训。我敢肯定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们会在这样一种耳濡目染的影响下逐渐变得斯文有礼，最终脱胎换骨。
在旅居加州的日子里，我经常扛着枪漫步在科森尼斯河畔，四周群山环绕，景色如画。受好奇心的驱使，同时我也必须承认被端丽的年轻女教师所吸引，我总是会在那座小学校停驻片刻。校舍小得只有一间屋子，板凳的摆放方式既便于开展课堂活动，又有利于师生间的交流互动。墙上挂着美国、欧洲还有其他区域的地图。在两张地图之间孩子们用晒干的鲜花排列出一句谚语：“知识就是力量。”正对着一排排板凳的是老师的讲台，但是她很少待在那里，相反，她喜欢走到学生们中间，可以说像是在实践逍遥学派的做法那样一边漫步，一边上课。因为孩子们的接受程度不一，几乎每一个学生都需要个别指导。阅读、书写、算术是这里的主要课程。除此之外，动物学、植物学、地理等课程也都有所涉及。
学校采用的教学方式是当今最普遍、最实用的演示教学法。比如在地理课上，老师首先从孩子们上课的这所学堂说起。学生们从中了解到盖起一栋房屋的整个过程以及房间的用处。之后，老师带领他们走出学校，熟悉学校周边的环境、城镇、河流，然后是整个州以及全美国。老师不断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直到他们对整个地球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在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课程上，孩子们先从身边的小动物和花草树木学起。他们认识了许多每天在上学、放学路上都会见到的植物，老师细细地告诉他们这些植物中哪些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她还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教授动物学和矿物学。
幸亏有这样一种卓越的教育体制，美国年轻一代中鲜有人目不识丁、不会加减乘除，或对政治一无所知。简而言之，美国青年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个公民的职责所在并为此做好准备。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校和这样的教师，唤醒公民的良知、重塑社会公德就不再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虽然眼下只有顽皮的孩童对此津津乐道。
在美国，像上文中描述的学校数不胜数。只要有几座农场在大草原上落户，那么在印第安人、水牛、灰熊、美洲虎和响尾蛇出没的地方就会立即建起一所学堂，孩子们每天都会按时上学，哪怕他们的家都在好几里地之外。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舍得在教育上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不久的将来，这份巨额投资必将带来巨大的回报。
年轻人的教育，尤其是初级阶段的教育重任几乎完全落在了妇女肩上。我已经描述了这一教育体制的优点，但就像每一个硬币都有正反两面一样，接下来我会谈一谈它的弊端。由于老师们几乎都是清一色“可爱的年轻女郎”，身处旷野的寂寞与无助就会悄悄地滋生出浪漫的遐想。即便是在一无所有的大草原上，年轻与热血也同样渴望情感的满足。于是，草原上的猎户或农人经常会在女教师一厢情愿的英雄主义幻想中幻化成了身披霞衣、高大威猛的勇士，他们如同扑向大地的瓢泼大雨一般义无反顾地陷入女教师为他们设置的角色中不可自拔，于是梧桐树下出现了幽会的情侣，他们喁喁私语，“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然后，互诉衷肠的低语渐渐归于沉寂。片刻之后又响起一声呢喃，“永远，哦，永远！”于是，干柴遇到烈火，最后演变成了斯沃瓦茨基笔下。
……曾在圣经中出现过的
伤风败俗、罪大恶极的丑事。15
女教师道德感和责任心的沦陷致使魔鬼趁虚而入。在美国，这种情人关系就像一把通天入地的梯子，你要么一不小心跌下来，从此身败名裂，要么就顺杆往上爬，一路爬到婚礼的圣坛，不过总体而言，还是第二种情况更加常见。告知弊端很有必要，哪怕仅仅是告诫那些一旦身居国外，就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情感漩涡的男同胞们，切记要洁身自好，若不然，当真一失足成千古恨。
现在，我还想花上一些篇幅描述一下我所见识的美国妇女。“收拾房间，纺织羊毛，虔诚祷告”16，你若想在美国女人身上印证罗马人对于女性的刻画描摹，那么你肯定会无功而返。这是美国的家庭模式，就是丈夫终日在外做牛做马，妻子成天在家称王称霸。曾经有这样一位奥地利驻瑞士总督17，他把自己的帽子挂在杆子上，并要求瑞士人见帽如见人一般向帽子鞠躬敬礼。以此类推，美国人肯定会煞有其事地把女士的拖鞋挂到那根杆子上，而且女士们完全没有必要下达命令，因为每一位丈夫都会心甘情愿地对着鞋子脱帽致意，俯首称臣。
美国妇女的穿着奢华炫目至极。在百老汇大街上站了短短半个小时，我就看到了丝绸、山羊绒制成的锦衣华服，黛青、鹅黄、翠绿、朱红，五颜六色，晃得人眼花缭乱，即便在巴黎大街上你都看不到如此缤纷夺目的盛况。然而这些服饰仿佛只是为了招摇过市，几乎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审美情趣包含其中。在旅馆里，女士们就算进餐厅吃个饭都要披金戴银，一身穿戴隆重得就像是去参加一场盛大的舞会一样。她们个个华冠丽服，翠围珠绕，似乎不把人看得弹眼落睛誓不罢休，难怪这里阴盛阳衰，女人看上去确实比男人气势逼人。这里并非没有诗情画意的才女，不过欧洲人所盛传的美国女性博学多闻的传言实在让人觉得有点不知所谓。就中等教育而言，我认为欧洲女性的水平远高于美国女性。
美国女孩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她们每个人几乎都有那么一两段开始时逢场作戏，最后却弄假成真的风流韵事，有些女孩甚至直接跳过打情骂俏、相互挑逗的阶段直奔主题。“我从来不过问我丈夫的过去，所以希望他也不要来打听我的私事”，这种观念在美国女性中间相当普遍。然而，如果没有积极而冷静的秉性以及能够自如驾驭感性的理性形成一种强大的自制力，那么这种态度无疑会纵容女性走向放浪形骸的极端。
美国女性对外国人情有独钟，在她们眼中，外国男性风度翩翩，文质彬彬，而美国男同胞们在这方面几乎毫无胜算。然而，外国男人的眼光却有失水准，他们总能把假冒伪劣的赝品当成真金白银，不过，就算他们百里挑一地找到了真爱，那么情况只有更糟，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在美国，步入婚姻殿堂往往就意味着你偷食了禁果，犯下了上帝严令禁止的罪行，同时也坐实了你举止轻佻，行为失检。
最后，美国女性毫无魅力可言。她们既不优雅贤淑，体貌上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就是她们的专横跋扈。这份霸道简直举目皆是：家中，车厢里，大街上，甚至女士们乘坐的马车也像玩命似的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及路上行人的安危。而美国的法律非但没有设法对此加以限制，反而添柴加薪，助长了这种嚣张气焰。加州有一条法律规定，如果丈夫殴打妻子，那么就要承受21下鞭刑以示惩戒。为什么是21下？为什么不是20下或25下？美国立法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总之，无论是碰到了马路女杀手，还是在家里得罪了太太，男人若不赶紧开溜，那么当真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如果丈夫的家暴行为的确恶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或者法规的制定是为了杜绝虐待女性案件再次发生，那么这样的立法自然会受到大众的认可和拥戴。然而当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丈夫都在外面埋头苦干，拼命赚钱，而为人妻者却成日里摇着摇椅打发辰光，见丈夫下班回家，若是心情不好连个笑脸都欠奉，那么这样的立法无疑就是在变相地鼓励妇女作威作福，得寸进尺。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认为这纯属是对仁爱的误读与滥用。某些报纸这样盖棺定论，从今往后，那些想要用拳头教训贤内助的丈夫还是离开加州为妙，等法律时效期过了之后再回来。他们还断言，火车客运量会因此大幅增加。不过，我怀疑那些铁路局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已经步入围城的好好先生们肯定会认为这种预测纯熟无稽之谈。
美国的女性之所以会受到如此优待，其实可以用经济学术语——供不应求——来加以解释。相较于男性，美国女性的数量少得可怜，特别是在新兴的城镇中，男女比例已经达到了20：1，甚至30：1。光凭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五大三粗、言行无状的男人对待女性就像对待玻璃娃娃那样温柔体贴了。
然而，美国式的尊重女性与法国或欧洲的传统礼仪不能混为一谈。美国男人会当着女士的面脱下外套随手乱扔，或者毫不顾忌地做出其他不合礼仪规范的举动，这在欧洲女性看来无疑是失礼、怠慢的表现。不过，法国男人的殷勤周到往往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总想乘机揩点油、占点便宜，而美国女性完全不必担心有人心怀不轨。要是有狂蜂浪蝶胆敢以任何方式企图冒犯她，四面八方立即会伸出拳头和手枪叫那个混蛋吃不了兜着走。女士们自然知道身边有众多的护花使者，也难怪她们会自命不凡地认为享受男人们的讨好奉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于美国人还有美国这个国家，欧洲人持有许多误解。我之前已经谈到过宗教这个问题，现在请允许我顺便再谈谈美国人的宗教生活。人们一般都以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这里几乎没有不可知论者，人人严守宗教教规，一到周日和宗教节日，整座城市、乡镇就会陷入一片死寂——商店停止营业，马路上的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形单影只，剧院里漆黑一片，所有的公共场所门可罗雀。总而言之，我从没在其他国家见识过如此肃杀萧条的周日。然而，通过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这层庄严的外表包裹的不是诚挚热烈的信仰，而是不经思考、近乎麻木的生活习惯。美国人的务实精神简直无人能及。没有哪个美国人会为了不切实际、无关利益、看不见摸不着且不能转换成数字的东西浪费脑细胞。何为宇宙的起源？造物主是否真实存在？灵魂能否永垂不朽？这些让欧洲青年、教授、哲学家、知识分子心驰神往的问题，这些最初导致原有哲学体系土崩瓦解，之后又引起百家争鸣的热门话题，在美国却显得无足轻重、乏人问津。再也没有哪国国民比美国人更不待见哲学思考了。对他们而言，具体明确的活动远比抽象虚幻的冥想重要。每个人都忙着在商业、农业、工业中挣钱，他们没空去探究宗教形式下的实质与内涵。于是，在每个周日，美国人去教堂礼拜无非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么做，他读圣经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而他之所以待在家里而不去别的地方也只是因为礼拜天压根就没人出门。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在严守安息日的外在表现下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虔诚礼敬，又有多少是走走过场、刻板因循的表面文章？
另一方面，多如过江之鲫的宗教派别，彼此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与不断强大的天主教的激烈斗争都导致了宗教情绪带上了偏听偏信的色彩。然而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派别间的偏见和势不两立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种纯粹的世俗的助力。传统教派的成员若想力保本教得以存续并进一步发展扩大，那么他们就必须为其他人树立典范。一个派别通常都想牢牢抓住它的追随者，于是团体的共同利益与个人的切身利益如胶似漆般地纠缠交织在了一起，他们由此变成了虔诚而狂热的信徒，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发现自己和整个教派已然唇齿相依，就算他们对于本教宣讲的教义不置可否，但是他们既不愿意也不可能脱离所属的教派。
另外，所有的美国人都视宗教信仰自由为美国宪法中最为耀眼夺目的瑰宝之一，他们通过参加不同的教派来展示他们享有这份自由，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严格遵从所属教派的戒律。然而，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美国人缺乏深沉的宗教情感，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流于表面。世俗的追求占据了美国人全部的时间，那些玄妙深奥的问题只好搁置一边。于是这些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所有的宗教事务只有继续依靠习惯和传统撑起门面。
关于美国与美国人，特别是以纽约为主角的速写即将收笔。在这里提及的许多问题也许在之后的书信中会旧话重提。我只想在此强调一点，虽然我批判了诸多缺点、弊病，但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我却不存有丝毫怀疑之心。美国的前途不可限量，她是如此年轻、无所畏惧、充满活力。她对自己的缺陷了若指掌，并且正想方设法地去一一弥补、纠正。因为她像初生牛犊般不畏艰难险阻，所以任何可能的方法她都敢于放手尝试。实践将会证明其中大部分方法都是错误的，但没有人会因此在挑战面前偃旗息鼓。这片国土的进步与发展将不会等待上帝的垂怜或重走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他们不会向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开口求助：“嗨，伙计们，捎带我一把，别把我拉下。”美国人是开历史先河的勇士先驱。那些昏聩老朽的保守派们只会对着革新创举大摇其头，就像他们在看到奇维耶尔恰凯维支18新研制的烤薄饼时大惊小怪地叫嚷道：“老天爷，烤薄饼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代人里谁也没吃过这玩意儿！”我要重申一遍，像这种不值一哂的保守言论绝不会磨灭美国人的斗志，迫使他们停下前进的脚步。正因如此，美国人能够毫无羁绊地萌生全新的想法，并采纳其中最优秀的理念付诸实践。
在接下来的书信中我将向各位描述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之旅，详细介绍途中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