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在我们身后塌落消散，留下几条线索，让我们试图借以修复。绝望的任务。历史由当下塑造。
带着亲爱的骆驼和小狗走过大半个澳大利亚，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如果我专注心力的话，可以追溯回某个特定地点的闪亮瞬间，回想起我对动物们的感情和走进那片超凡景貌中的喜悦，以及当一些潜在致命的小错发生，让我认清那片大地的中立态度时，心中慌乱的恐惧。但它们很快消失不见。
我在抵达印度洋——旅程的终点——两年后，写出这本书。在地球彼岸一处简陋的小公寓里，非凡的回忆壮举发生了，让完整的九个月——2000公里路途中的每一处营地——变得清澈（或者当时在我看来如此）。但书一旦出版后，记忆就开始褪色，就好像书偷走了记忆。真正的旅途，我在旅行时是谁，全部塌落了，只留下一个名叫Tracks（《我独自穿越沙漠，领悟了安全感和自由》）的相似品，以及几张年轻女人的照片，我很难认同她就是我。
照片都很精彩，但自我见到的那一刻起，它们就让我不自在。我能初步理解，它们代表主观能动的缺失，还有，那趟旅行——我的旅行，最终会被它的重构品纳入。我是对的。它先是被我自己的书挟持了，然后是瑞克的照片，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一部几乎与“真实发生的事情”毫无瓜葛的电影挟持。
所以我还能给这本疯疯癫癫的书补充什么呢？一本从来无意去写的书，一本早在我把自己当成作家之前写的书，然而自出版之后，它就从来没有绝版过。那三十载中，我有几次机会去磨掉一些粗粝的棱角，但我一直决定不那么做，无论它的风格多么粗俗，它是用神韵、信心以及追求真理的激情写就的——为了给我自己的行为撑腰：保留它吧。瑞克·斯莫兰的几张照片也收录在这个版本里。我现在无条件地热爱它们。它们或许排挤了真实记忆，但它们不是很美好吗？毕竟，那也是他的旅行。
我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或许更中肯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试图摆脱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呢？如果《我独自穿越沙漠，领悟了安全感和自由》这本书有什么寓意，那就是，一个人应该意识到，对顺从的要求看似自然，其实只是因为熟悉。无论哪里有遵从的压力（一个人的遵从经常有益于另一个人的权力），哪里就有抵抗的需要。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人们应该放下他们正在做的事，奔向更狂野的地方，肯定不是让他们仿效我的做法。我是说，一个人应该在最普遍的情况下，选择冒险。心智的冒险，或者用一个更古典的词——精神。
从我的角度看，那个问题要么根本没有答案，要么就是答案太复杂，有太多方面，以至于长篇大论也没有意义。我希望行动本身胜于解说。谁不想进入那片优美的沙漠呢？而且带着骆驼是穿越它最明智的办法（我负担不起卡车）。但即使我试图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也不再是那个对自己的生命做出决定的人了。我和她关系亲密，甚至偶尔为她感到骄傲，但她不是我。
那么她是谁？要回答那个问题，你得对她那个时代有些了解——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什么似乎都有可能，发达世界的状况正被它的年轻一代彻底审视。
我们很幸运地只经历了战后繁荣。我们不为钱发愁。我们在其他方面担心未来——核弹，冷战和它的各种热点地区，生态崩溃。我们分租房屋，学习有弹性并节俭地生活。我们形成亲密的友谊，似乎有生物纽带的韧性，它们的本意正是去复制生物纽带。你可以选择不去参与政治，但你无法回避政治。它在你呼吸的空气里。而且政治曾经关乎正义。它曾是高尚的气节，与职业政客卑劣的权力斗争无关。
我们反对战后核心小家庭的封闭，它对安全和安保的关注，尤其是它对女人应该留在家庭领域的设想。我们想去理解塑造社会的政治力量，想去理解广大的世界都在挨饿时，我们为何得以享受物质幸福的不公，理解阶级、种族、性别间权力和机会的失衡。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或许最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和自由一样重要。自己做决定、做自己的自由。这种志向免不了涉及冒险，同时释放了学习、发现和转化的机会。
我的描述当然是老生常谈，现实的变数更大，也复杂得多（我们被宠坏了，也自私），但没有人可以远离他们时代的陈规而活。我到爱丽丝泉去，至少部分是因为被那个时代的承诺、追求和正义感的势头驱使。
原住民的土地权益最近被立法通过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理想主义者从城里来到爱丽丝泉，实施那套法律，或者建立旨在授权给原住民的组织。我没有直接参与这项社会运动（我忙着训练骆驼和打造鞍座），但我肯定是旅行者中的一个，倾向于“左翼”思想，这更多的是因为我不喜欢另一边，而非我多热心地认同这一边。尽管我当时还不是个作家，但已经有了作家的敏感度。作家的任务是从独立的视角观看世界，并且说出你看到的真相。那在当时的爱丽丝泉不是一件易事（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存在一个“正确的”政治见解，如果你不是100%支持那个见解，就有人指控你为对方提供燃料。我在那种道德压力下感到的不适一直伴随了我一辈子，让我永远谨防固定意识形态的盲目性。
从那以后，几种相互冲突的政治观点在原住民社区内部出现，那只会是好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已经对原住民正式道歉。那对他们会有多大的好处，谁说得清呢？
现在还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这样旅行？不，绝对不能了。那里会有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方法监视你，有更多的繁文缛节阻止你，更多禁区，更多栅栏，更多车辆，更多管制。不管你多么努力尝试，新的通信科技会让迷路变得不可能。我出发的时候，仍有可能以自由人的身份穿越那片乡野，躲开任何雷达，对你自己的生命负全部责任。
同样，隐私的概念变了，现在对它的保护欲望几乎成了让人起疑的理由。我的决定背后的动机，极度个人、私密，收了一家杂志社的钱都感觉像是自我背叛。我怀疑现在那会被认为是反常。
20世纪70年代早期，团体旅游和买部四驱车开车到乡间旅游开始成了时尚。当时这就让我震惊，坐在那些车里的人大多数时间都被封闭起来，他们加速驶过所处的环境，都没有真正去看，去联结。他们的车里装有双向无线对讲机，他们有防晒霜、空调、特别的丛林服装、冰箱。他们似乎有满车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们和身处的地方隔绝开来。因为当你理解了那片乡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带最少的装备漫游其中。
我想卸下负担，减少不必要的东西。从字面意义上说，这个过程是不断留下任何与我的需要无关的东西，隐喻性地说，或者从形而上学的意义讲，是摆脱我的精神包袱。
这本书的核心，我认为，在某个片刻，是减负为另一种意识的浮现提供了空间。某种程度上，我怀疑自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它与放弃边界有关（最初很吓人），以及与我周围的一切融合的知觉。我尽力避免神秘主义的语言，平心静气地描述这一现象。
当然，我与我的环境非常和谐，对事物的相互联系有意识——那个网络，或者网，我们都是它的一个部分。与一位原住民的老人埃迪先生一起旅行，让我调适好，去接受那个变化，同时，我希望我这样想不算冒昧，即新的心境或许跟传统原住民与地方联系的方式有所相似。正当其余的世界开始理解这门如此精深学问的价值时，它却变得稀有了，这真是历史上的一个讽刺。欧洲人的澳大利亚只存在了两百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乡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沙漠系统对未经训练的眼睛依旧原始，它已经被牛群糟蹋，被外来物种折磨得失常。一波又一波的灭绝已然发生，那个进程仍在加速。我有亲自体验，写过这件事：在干旱期间穿越吉布森的沙漠地区，发现它生机勃勃，有大量食物供我的动物吃。接着，一个月之后，到达第一个田园栅栏时，却发现真正的沙漠开始了——一个沙坑里满是要死不死的小公牛，除了有毒的松节油灌木，没有地被植物。那条边界栅栏标志着整个旅行中最沮丧的过渡线。
但我怎么会知道，仅仅三十年，我那么了解的景貌会改头换面到让我觉得回去会很难、很痛苦的地步？
有时，我坐在沙冈上看落日，沙子里会有精细潦草的小小路迹，是蜥蜴、袋鼬和特定昆虫留下的。会有眼斑巨蜥的拖痕，蛇的漂亮凹坑，袋鼠的长尾压痕，鸸鹋的三爪脚印。晚上，那些傻气好奇的鸟儿会进入我的营地，澳洲野狗会在附近嚎叫，整夜都有小袋鼠的砰砰声和本地小生物的窸窣蹦跳声。现在，这些动物大多很罕见，或者消失了。它们的路迹被骆驼的爪垫、猫的足迹、狐狸脚印和兔子洞替代。不管你往哪儿看，这些新的图案和标记都遍布大地，就像菌丝的网。在其他地区，从非洲引进的深绿色水牛草已经占地为王，扼制下面的一切，改变了澳洲内陆的独特色板。
有时我觉得这些变化太闹心，以至于我完全不想再去沙漠。其他时候，我觉得所谓乡愁，愁的就是一种无论怎样都不能再现的经历，就是人和思维的方式，而他们最合适的位置是曾经。这片沙漠属于另一个“现在”，去比较，很傻。
正如《我独自穿越沙漠，领悟了安全感和自由》里那个年轻女人明智地说过的：“骆驼之旅不会开始，也不会结束，它只会改变形式。”
罗宾·戴维森，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