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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成在机场超市匆匆买了盒烟,躲进厕所,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扔进马桶,把那根大麻插了进去,将整盒烟塞进了托运行李。他没听大家的,没把那根大麻扔掉,他舍不得,总觉得还能派上用场。

装有《三个胡安在海边》的画筒长约一米五,塞不进行李箱,京昌只得一路手持。结果它被先后忘在了到墨西哥城当天的出租车上,墨西哥城的旅馆里,墨西哥城机场的厕所里,以及搭乘的这班飞机上。之前几次多亏其他人轮番提醒,这次则多亏空服细心,将它从后排座椅下找出。艾文对京昌说,你要是再忘了,它就是我的了!那张画艾文也想要,他已开诚布公地提过几次了。

他们经停利马,已是晚上八点。机场人头攒动,所有人都拿着地图,地图上都有个被着重标出的地方,马丘比丘。艾文感叹说,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可没这么多人,也没这么多纪念品店。再次起飞。途中艾文告诉其他人,智利人不像南美人,他们比纽约人更冷。

“听过安第斯排箫吗?既空明,又冰冷,正反映出他们的性格。”

黎成想象着,却怎么也想不出冰冷的人该是什么样子。

此时窗外的云彩被灯光照亮,黎成发现一大块明晃晃电路板似的城市正浮向自己,世上离家最远的国度正浮向自己。

当晚一行人夜游了圣地亚哥中心区,在那里每隔一会儿就有辆名贵跑车轰然驶过,黎成看得心花怒放。

夜宵时胡安来电。

“猜我在哪里?”

“美国?”

“美国。”

“你爸还好吗?”

“很好,只是老了。”

“他会替你出飞复活节岛的机票吗?”

“我会跟他说,但不会问他要,所以听天由命吧……但我觉得不容易,别忘了我那么想留中国他都不愿出一分钱,要他买张上千美元的机票送我去参加朋友婚礼就更难为他了,不是吗?”

“别勉强,不要因为机票跟你爸闹僵了!”几个人少有的以哥哥姐姐的口吻嘱咐他。

电话里安静了好久,随后胡安笑着说:“不会更僵了。”

艾文给大家租了辆奔驰。为在那辆车里待久一点,黎成每天都从地图上找出很多需要开车去的地方。

京昌一天比一天兴奋,因为离去复活节岛潜水的日子越来越近。他总是一个人久久地思量着什么,然后笑笑说,冒进了,真是冒进了!每次这样,大伙儿就笑话他,怎么着,又急着去复活节岛喂鱼呀?然后京昌就说后悔告诉了他们。何光和吕伟嘿嘿地笑,艾文和黎成却一脸严肃,黎成总是那样,不足为奇,只是艾文有点反常。

周末,他们去了圣母山上的动物园。布局和大吉岭动物园相似,全是坡,笼子漫山,动物两三只,但在那里能俯视整个圣地亚哥,所以黎成很喜欢。下山,走过聂鲁达故居,黎成坚持要进去看看,他说这里可是聂鲁达住到死的地方!吕伟记得在他房间的书架上见过《伐木者,醒来吧!》。

艾文对故居不感兴趣,觉得故居存在的原因大多不怎么光彩。京昌说他到过的故居分两种,没做好准备成为故居的和做好准备的。此处属于后者,一钉一铆、一砖一瓦都为传颂。黎成不愧曾是好学生,对诗人了如指掌,不少细节连讲解员都不清楚。讲解员是个聂鲁达的信徒,他口中,诗人一生完美。

大家走马观花地回到门口,却迟迟未见黎成。

黎成在故居最深处的一块旧展板上看到“胡安”这个名字,“这个胡安是谁?”

“是这片大陆上最平常的名字,所以是指所有人。”讲解员问,“您的国家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叫同一个名字?”

黎成随口举了几个例子。

“我叫伊斯拉,这名字也不少,您呢?”

“我的很少见……”

“梨橙?”讲解员重复着,“那么您姓什么呢?”

“黎成是全名,我姓黎,名成。”

“成?什么意思?”

黎成没回答。

讲解员书呆子气浓,却不笨,没追根究底,“通常名字特别的人,人也与众不同”。

黎成尴尬地笑了,忙转问展板上的内容。

讲解员说那是聂鲁达的一段逃亡经历。[1]

圣地亚哥可去的地方不如墨西哥城多,没两天他们就把市中心逛遍了。

一天下午,大家百无聊赖地聚在一个酒馆打着哈欠,黎成指着地图上一个圆圈提议去看赛马,京昌上网一查,当天正是跑马日,于是一呼百应。赶到时马场外已停满了车,和这里相比欧洲马场实在太严肃了,入场前吕伟还担心自己衣着不整,结果发现里面尽是穿裤衩光膀子的粗人。圣地亚哥的马场像公园,跑马日像节日,不但入场免费,押注的下线更低至约两元人民币,且婴幼儿皆可入场。于是马场里人潮汹涌,其中很多对赛马并无兴趣,只是躺在与赛道一栏之隔的草地上晒太阳,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围着父母一会儿一个跟头的绕着,稍大一点的孩子在草地上追逐,他们的名字被大人们不停呼唤着,此起彼伏,有时甚至盖过了马匹冲线时的喝彩声。

五点入场,阳光仍烈,一场马刚跑完。他们没上看台,和孩子们盘坐在草坪上。这时艾文才想起和泰吉到过这里,说这里一点没变。吕伟问艾文,泰吉到底会不会来复活节岛,艾文说这两天会继续催问。再次提到那个日本人,便再次提到了见证人,以及他的家庭。黎成认定泰吉是幸运儿,从小就不自知地被一些极端、强烈的力量推动,最终离开了渴望离开的地方。他说若换作是他,也会离开,而且一去不返。何光忘了告诉他,泰吉在几年前就回家了。

他们在草地上或坐或卧,看赛马一次次奔过面前,日头西斜,它们的影子在赛道上缓缓伸长,如秒针飞转。很快天黑了,照明亮起,又一场马匹展示环节到了,他们掸着屁股上的草起身相马。几轮下来,吕伟注意到何光选马全靠眼缘,哪匹马腿长毛亮就选哪匹;京昌多虑,又看马,又看赔率,又看出赛记录,所以选得最慢。最痛快的反倒是黎成,只押最冷门赔率最大的那匹,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押的钱也是最多的,其他人每场顶多押十元,而他每场都押一百。何光对他说:“来这里就是为了高兴,当然要押可能会赢的了。”黎成只是说:“万一呢?”马匹被轮流牵出接受检阅,五号、七号、十三号……二号出场,一匹从无参赛经验的小马,黎成看着赔率说,就它了!

他们正要去下注,艾文的手机响了,远在日本的老婆打来的。她已完成所有的申请与审核,正在东京郊外一所孤儿院挑孩子,如果这次和哪个孩子有眼缘,几天后就能领走了。尽管吕伟在看马,但还是留意到了艾文的慌乱。

艾文说:“你看着选吧,是女孩儿就好。”

实际上,艾文老婆的父母是很传统的中国人,岳父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他们领养男孩儿,他当时的原话是,都给别人养孩子了,不养个能传宗接代的就亏大发了!艾文本来对孩子的性别无所谓,只是听岳父这么一说,反而坚持要个女孩儿。因为这事儿,他和岳父僵持了几个月,后来还是岳父松了口,说到底不能有孩子的责任在他的女儿,艾文没抛弃他女儿,他也该知足了。故此,他们最终会有一个女儿。

“实在没办法,政府指定这间孤儿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震后孤儿,是农村孩子,有些土气。”艾文的老婆最讨厌土气,她说孩子太多挑花了眼,想打开视频让艾文拿主意。艾文心里不情愿,想推脱,她说,你以后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了,至少也该发表意见啊!艾文犹豫片刻,打开可视功能,然后看到了一个贴满儿童画的房间和一群扑在镜头前的小眯缝眼,大的有十来岁,小的也就四五岁。有些孩子对他老婆的出现不以为然,画画的画画,发呆的发呆。他老婆拿着手机一个个划过那些孩子的脸,其实作为一个美国人,艾文压根看不出那些日本孩子的长相有什么分别,他只能看出谁高点谁矮点,谁黑点谁白点,谁敦实一点,谁瘦得皮包骨,谁活泼好动,谁打了蔫。于是他瞪大了眼一个个挑着,就这样,其他人在这边相马,他在那边相女儿。一圈下来,艾文白看了,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老婆问他对哪个孩子比较有好感,没等他回答,她就说其中有几个女孩儿看着可人,没那么土气,但已被其他领养家庭相中,要竞争,要拼家境,她说要艾文做好准备。艾文无奈地连连摇头,愣了一会儿,走到大伙儿身边,“都是亚洲人,你们帮我看看这些日本孩子谁比较可爱,选一个!”

吕伟问:“选一个干吗?”

他说:“做女儿。”

艾文叫老婆拿着手机再走一圈,众人围着他,对每个划过镜头的孩子品头论足,何光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艾文老婆的画外音在讲解着哪些孩子炙手可热,并让镜头在她们脸上多停留一会儿。他老婆确实是中国人,她眼里的漂亮孩子也是大家看着漂亮的。

很快,焦点聚集在一个白净的、不土气的女孩儿身上,她当时正跪坐在长桌前安静地画着什么,一脸认真,连艾文老婆也不好意思把手机贴在她脸上,只远远地把镜头推了过去。众人大赞女孩儿好看,艾文却皱眉不语。

女孩儿慢慢抬起眼看了下镜头,又漠然地低了下去。

艾文想了想,让老婆过去看看她在画什么,他老婆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身后,把镜头推向画纸。那是张像十几岁孩子画的画,画中是三个人的背影,一男一女和一个小女孩儿,他们面对一座二层小楼,小楼的楼顶上还站着一只猫。桌上摊放着各色画笔,可她只选了三种颜色,蓝、绿、黑。艾文老婆说这女孩儿已被三个领养家庭看中,她已做好全力竞争的准备。艾文长叹,让老婆再去看看别的孩子。

之后他们又一同选中了两个,但都因长相出众而早被很多户人家看中。再往下挑,艾文老婆又都看不上。

正束手无策,手机里传来冲马桶的声音,随后是重重的脚步声,艾文老婆下意识地把镜头跟了过去,一个小丫头从厕所里欢蹦乱跳地跑了出来,脸圆圆的,脸蛋上两圈明显的红晕,梳着西瓜头,土气但壮实,整个人圆滚滚的,身上的小毛衣都被绷了起来,一看便知是那种在田埂上打滚、和土狗打架的被放养在田间的村里娃。艾文让老婆去找那丫头的资料,没一会儿知道了她也是个幸存者,父母和爷爷死在了海啸中,奶奶死在了三个月后,丫头在福冈还有个舅舅,但不要她,而且直到现在还没人要她。

这丫头和其他孩子不同,瞳孔里没有死去的父母和被摧毁的家园,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她在房里跑东跑西,也不画画,累了就去摸其他孩子的脸,摸完又看看窗外,一转身望见镜头,咯咯地笑了起来。艾文被勾得不由自主地笑了,他关了可视,走到远处,断然地说:

“就她了!如果这孩子也喜欢你,就她了!”

“不行,这孩子要喜欢咱们两个才能被领走,她必须见过你。”

“现在还没别人打算领养她吧?”

“目前还没有,但这种事哪有准,像买鞋一样,一双鞋摆在那里几个月,眼看就等到打折了,却突然有一天卖出去了。”听艾文没说话,她又说:“你什么时候回来?赶快回来吧。”

艾文思索着。“我尽量吧。”

一个多月后,吕伟得知艾文夫妇成功领养到了那丫头。艾文的岳父母一开始并不喜欢她,觉得丫头土气,但相处没多久也就接受了,毕竟是中国人,开始苛求无比,可接受起现实来又比谁都快。艾文的老婆毕竟生在日本,接受那丫头的时间比她父母长些,回家当天就带着丫头去了东京各大百货商场买回很多名牌童装,说要把丫头变成小公主,就算成不了小公主,至少也要像个城里的女孩儿。艾文为此很不高兴,对老婆说:“你已经让一个人走样了,就让这孩子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艾文挂断电话,回到其他人身边,大家一股脑儿地把刚才憋着没说的都说了。

京昌:挑孩子跟挑大白菜一样,太儿戏!

何光:也太没当爹的样子了吧?

吕伟:走到这步,有些责任是逃避不了的。

黎成:最后那个女孩儿挺可爱的。

艾文被训得抬不起头,只得唯唯诺诺地把目光移向赛道。此时周围突然欢腾起来,呐喊声随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飞过眼前。二号马跑了第一,黎成哀号,因为帮着选孩子耽误了下注,“这场马要是买了,能赢三千多呢!”他抱怨。确实,在这事上他有抱怨的资格,这是当天唯一一次爆冷。在圣地亚哥赌马,按赔率买最热的便几乎场场能赢,但赢的钱不会比银行利息多多少。换句话说,每场比赛前马会就先告诉了大家哪匹马会获胜,可让众人奇怪的是,当那匹马第一个冲过终点时几乎全场哀叹,撕碎的马票雪花般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

在圣地亚哥时间短,大家想去的地方又不尽相同,在最后两天,他们白天分头行动,晚上聚餐。通常情况下,黎成跟着吕伟夫妇,艾文和京昌一起,他俩又租了一辆吉普,去要去的地方,比如城里一家又一家的酒馆。

在聂鲁达故居对面的一家酒馆,艾文试探性地问京昌,如果自己最后没当证婚人,提前回了日本,吕伟夫妇会不会生气,“我了解何光,她对什么都看得开,如果知道我为了女儿食言,肯定不会计较。毕竟你认识吕伟久一点,你比较了解他。”

“那么,他就会让我当证婚人的。”

“泰吉会来替我,如果他们愿意,也许还有个人选。”京昌明白他说的是那个女雕塑家。

“他们不会怪你。”京昌确信。

同日,吕伟夫妇和黎成去了圣地亚哥公墓,吕伟到过的最大的墓园,埋着的死人比全城的活人多得多。虽说是座公墓,却没什么人,尤其是深处,进去半个小时,只遇见一个佝偻的老人,哆哆嗦嗦地捧着花挡在车头。他们没催他,跟在后面往前蹭,在殉职警员公墓前随他停下,他把花放在一块墓碑前,站了一会儿就走了。黎成好奇老人来祭谁,去看墓碑,一九五四年生,一九七三年卒,没看出个所以然。向前在一条稍宽的路上,他们经过老人,黎成探出头,因为怕老人英语不佳,只用一个词提问,“搭档?”老人摇头,“儿子。”

何光问老人要不要送他出去,老人就听不懂了,只是摆手。

那顿晚饭,艾文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直到吃得差不多了才开口对何光和吕伟说:

“当不了你们的证婚人了……”

“回去吧。”何光没让他说完,“你应该回去。”

吕伟注意到黎成正直勾勾地盯着艾文,样子比他为难。

艾文说:“泰吉会来接我的班,他老婆已经从非洲回日本了,他们会一起过去。”

吕伟说不要紧,还有那么多人会来,实在不行还有京昌。

“看我说什么来着!”京昌对艾文说。

“对不起。”艾文对吕伟夫妇说。

饭后何光悄悄把艾文拉到一边,严肃地问:

“现在说实话,你这次出来,是为了去见那雕塑家,还是为了躲家里那些闹心事?”

“为了你们的婚礼。”

第二天下午,他离开远征复活节岛的队伍,坐上了回家的飞机。那又是一段漫长的飞行,但好歹这回他不用再坐经济舱了。那天,头等舱里只有他一个,为他单独服务的空姐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姑娘,对他格外殷勤,有一阵儿甚至坐在了他身旁的位子上,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艾文兴奋地告诉那姑娘,自己就要当一个日本胖丫头的爸爸了,听完,那姑娘告诉艾文自己有男朋友,是个英俊富有的家伙。艾文不知道她说的和自己讲的有什么关系,只是美美地想象着未来的生活,他甚至决定,如果胖丫头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就去乡下买个房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想到这里,他又开始憧憬起田园生活。他陶醉地俯视着下方的彩云,突然想起还不知道胖丫头叫什么。

智利没有直飞日本的航班,要先飞美国,他心想既然到了美国,不如去趟纽约探望爸爸。

那晚纽约飘着大雪,他吱吱地踏过一路皑皑白雪,赶到了爸爸位于长岛的住所。

他急切地敲着房门,想告诉爸爸他就要当爷爷了。

开门的是个娇小的亚裔姑娘,和从前一样。艾文当时转身就走,可走出两步又停下了,他抬起头,仰望夜空中飘下来的雪花,叹了口气,一口白烟从嘴里飘出,离开了他的身体。在那亚裔姑娘关门前,他转过了头。

今年初夏艾文去上海出差,和吕伟夫妇在他住的酒店大堂碰了一面。临别前,他神秘地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祖孙三代,艾文怀抱着女儿,他爸爸从身后搂着艾文,一家人看起来很幸福。

那是何光第一次见到艾文爸爸的模样。

“你和你爸一点都不像!”

艾文听了不高兴:“我为什么要像他?”


[1]一九四六年,智利总统倒向反动阵营。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政府对聂鲁达发出通缉令。聂鲁达被朋友带到靠近边境的一个湖边,三个牧马人作为接应,引领他翻过安第斯山脉逃到了阿根廷。后来聂鲁达为保护那三个智利牧民不被迫害,在所有演说致辞中称他们为“三个胡安”。

《三个胡安在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