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地毯上的小瓷砖图形来记忆，记忆一段艰困、清贫、务实、赤手拼搏的年代，并且记忆汗水、泪水、记忆爱。
呆人呆话
在澄清湖的小山上爬着，爬到顶，有点疑惑不知该走哪一条路回去，问道于路旁的一个老兵。
那人简直不会说话得出奇，他说：
“看到路——就走，看到路——就走，再看到路——再走，就到了。”
我心里摇头不已，怎么碰到这么呆的指路人！
赌气回头自己走，倒发现那人说得也没错，的确是“看到路——就走”，渐渐地，也能咀嚼出一点那人言语中的诗意来。天下事无非如此，“看到路——就走”，哪有什么一定的金科玉律，一部二十五史岂不是有路就走——没有路就开路，原来万物的事理是可以如此简单明了——简单明了得有如呆人的一句呆话。
——选自《步下红毯之后》，摘录于《种种可爱》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有些时候，我不知道怎样回答那些问题，可是……
有一次，经过一家木材店，忽然忍不住为之驻足了。秋阳照在那一片粗糙的木纹上，竟像炒栗子似的爆出一片干燥郁烈的芬芳，我在那样的香味里回到了太古，我恍惚可以看到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我看到第一个人类以斧头斫向擎天的绿意，一斧下去，木香争先恐后地喷向整个森林，那人几乎为之一震。每一棵树都是一瓶久贮的香膏，一经启封，就香得不可收拾。每一痕年轮是一篇古赋，耐得住最仔细的吟读。
店员走过来，问我要买什么木料，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愚笨地摇摇头。我要买什么，我什么都不缺，我拥有一街晚秋的阳光，以及免费的沉实浓馥的木香。要快乐，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少啊！
我七岁那年，在南京念小学，我一直记得我们的校长。二十五年之后我忽然知道她在台北一所五专做校长，我决定去看看她。
校警把我拦住，问我找谁，我回答了他，他又问我找她干什么。我忽然支吾而不知所答。我找她干什么？我怎样使他了解我“不干什么”，我只是冲动地想看看二十五年前升旗台上一个亮眼的回忆，我只想把二十五年来还没有忘记的校歌背给她听，并且想问问她当年因为幼小而唱走了音的是什么字——这些都算不算事情呢？
一个人找一个人必须要“有事”吗？我忽然感到悲哀起来。那校警后来还是把我放了进去，我见到我久违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一张脸，我更爱她——因为我自己也已经做了十年的老师，她也非常讶异而快乐，能在灾劫之余一同活着一同燃烧着，是一件可惊可叹的事。
——选自《晓风散文集》
冬来好酒酿几坛？
一
“冬来好酒酿几坛？”
以上，是个问句，但，是谁在问谁？
也许该是农夫问农妇，或是老农问儿子，那刚接手的青壮农。
或者是爱饮酒的诗人陶渊明问的？（陶渊明写过了不少饮酒诗，奇怪的是他从来没写过酿酒诗，可见也是一个懒汉）。
当然，也许是沽酒铺的老板娘问老板的？
以上的假设都可以成立，且都可以算是一个美丽的问题。试想，秋天收了高粱或糯米（或目前正红的“小米酒”的原料小米），到了冬天，一切农忙都歇下来，天气初寒，正是酿谷类酒的好季节，于是家人商量，今冬该酿几坛美酒？酒以成礼，明年春社日祭祀的时候，我们家也要有拿得出手的酒吧？酿它几坛好呢？
二
不过这样美丽的问题如果换了个情境，其实就有点可怜了。
设若这是老百姓问政府的，设若问话的地点在遥远的马祖。
“请问长官，我们这一家一户可被允许酿多少酒？”
答案简单明了：
“一家一百升。”
官员想说而未说出的话是：
“嘿！嘿！法有明文规定，你干吗来烦我，这法又不是我定的，早就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一家一百升，酿多了，你们拿去卖，烟酒公卖局吃什么呀？”
在当今台澎金马的版域里，我认为马祖是最醇美的酒之故乡，虽然埔里绍兴也十分驰名，金门高粱也脍炙人口。
身为一个政府，还要与平民争酒钱，也太小家子气了。如果要限制，限制大资本家设大厂，用工业方法制酒，尚有道理来限。至于一般的民宿主人，亲手酿几坛好酒来待远客是多么诗意的经营啊！怎么忍心扼止？
我不好酒，但旅行天下，总觉附带品一口酒是很必要的。例如桂林的三花酒、张掖的皇台酒、四川的五粮液、金门的大曲。还有那些喝不到的，例如苏东坡在海南岛喝的土著椰子酒，或黄庭坚喝的橘子酒也都令人格外神往。至于虚构之酒，如贾宝玉在梦中喝的“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看来应是花果酒，令人尤不胜魂思梦想。
但马祖之酒却是可以触及的美梦，可以含在口中的真实幸福，商家给它取名叫“酒中酒”，其酒甘醇浑厚，朴实无华，保持着田家风味。目前的“主酿人”多是老妈妈。我认为此类“酿酒人”其实是“国宝级酿酒人”，他们的身份跟诗人类似，他们生产的东西都是神品，都是造化天工。这种酿酒人我们的主政者应该哭着爬着拜着，求他们多酿几坛好酒才对，怎可限制他们呢？酿好酒的手法一旦失传，我们的损失比少掉一个盟友要严重多啦！
李白那人酷酷的，杜甫很记挂他，常写诗来念他，可是李白却并不怎么想念杜甫。终于，这人好不容易总算写了一首诗给妻子（他的妻子其实也是大有来头之人），也不肯好好写成一首情诗，只嘲笑她嫁了个酒鬼。
可是，就是这样的李白，居然还写了一首诗给纪叟，那姓纪的老头何德何能可得到李白一整首诗？原来那诗的题目叫《哭宣城善酿纪叟》，内容如下：
纪叟黄泉里
还应酿老春（老春指酒）
夜台无晓日（夜台指墓穴）
沽酒与何人
原来善于酿酒的师傅是如此令人怀念啊！
而我们的“政府”却叫善酿者少酿点酒，实在是不通之极啊！
说来，金门马祖如台湾的岗哨，一向备受辛苦。近年转型，让他们发展观光，但发展观光却又不准他们好好酿酒，实在说不过去。
有人说马祖多美女（特别是东引岛），可能是和马祖古来常为海盗驻扎地有关。海盗抢了女子来，多半抢美丽的，这些美女的后代自然也就是美女了，至于美酒是不是也是海盗文化的一部分，就不得而知了。
世上的美酒之乡，大概都在农业区，该处或产葡萄或产高粱，总之，你必须有物可酿，就算汉人看来奇怪的马奶酒，你也必须先养起大群马匹。可是，马祖什么都没有，马祖是个军事基地，马祖并不产糯米，所以只好靠台湾糯米。马祖在酒世界里唯一可以自豪的大概就是他们祖传的好手艺加上好酒曲了。当然，冷冽干爽的天气也帮了大忙，那是老天的恩惠。
这样的美酒之岛，一家子该酿多少酒呢？这种问题与其去问法律条文不如去问诗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一句“有诗为证”的话，我于是静下心来翻读唐诗和宋诗。
为酒说话的诗当然极多，我挑了其中的三首，第一首是晚唐温庭筠的《醉歌》，其中两句是：
锦袍公子陈杯觞，
拨醅百瓮春酒香。
（“拨醅”也写作“酦醅”或“泼醅”，这种酒其实就是马祖之酒，此事以后再讨论。）
第二首是宋代诗人郑侠的《示潮州妹子》，之所以选他，有三个原因（其实有关酒的诗，陆游写得更多，也更好）。第一，他虽祖籍是河南，后来入了闽，就变成福清（福州）人了，他跟台湾或马祖岛的关系就多了一重。第二是他家老妹嫁到潮州去，潮州是许多台湾客家人的祖籍，此人跟台湾的因缘就更多了。郑侠的妹妹想来是个酿酒好手，老哥便厚着脸面去赖皮跟妹妹讨酒喝。那首七律的末两句是这样的：
美酒年年须百瓮，
好从南海便乘船。
听来好笑，这位哥哥不单指名要酒，而且还要上一百瓮，而且预约以后年年都要，而且还指定从南海乘船的路线，来个“宅急便”。
第三首是一首宋代的李涛所写的《春社日寄李学士》。“春社日”要解释一下，社日是指土地神的祭祀日，一年中春有春社，秋有秋社，春社是指立春以后第五个戊日，秋社则指立秋以后第五个戊日。春社一般在阳历三月底。李涛的诗句如下：
社翁今日没心情，
为乞治聋酒一瓶。
社翁是李涛的字号，“治聋酒”是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如果喝了社日的酒就能治耳聋之病，想来是些爱喝酒的糟老头子想出来的谬说。而李涛给朋友写诗抱怨，意思是说：
老朋友啊！你身为翰林学士，有按月发给你的内库酒，怎么不分一瓶给我啊！（既可转手赠人一瓶，可见李学士得到的酒不少）听说社日饮春酒，可以治疗耳聋，老夫我急着喝它几盅呢，一时等不到，害得我的心情都好坏哦！
从诗人看来，好酒是该酿它一百坛的。
一百坛，勉强合乎美酒之公理。
而马祖岛奉我国台湾地方政府之命只准酿一百升，这跟实际需要简直相差百倍，我忍不住要为善酿的马祖“酒国达人”请命。
让善结佳果的荔枝树想结几公斤就结几公斤吧！
让善于吟咏的诗人想写几首诗就写几首诗吧！
而绝色的女子要犯几次美丽的错误岂不该由她自便？（哈！这一句是限制级，七十岁以下的美女请不要看，看了倾人之国或倾人之城，或害人辞职谢罪，岂不天下大乱！好在于人口结构中，美女这种“变种人类”久久才出现一尊。）
让绝妙的酿酒人能酿几坛便酿几坛吧！
写在二〇〇九年，清明之后，谷雨之前
正是该好好喝春酒的日子
——原载于二〇〇九年四月六日，《中国时报》
用地毯来记忆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城市好歹都有个机场，机场或漂亮或壮观或管理井然或豪华气盛或因创意涌现而风情万种，或如三家村野店，质朴无华，皆无不一一令人印象深刻。毕竟，那是我们“初履贵宝地”的第一印象。
但我独对香港机场难忘。
香港机场建在大屿山，称为山，其实是一小岛，兴建的时期是英国统治的末几年。大英帝国毕竟有世家子的气度，殖民一场，大家好聚好散，机场算是他们送给分手情人的精美礼物，用以永志高谊。
机场外观之简明利落或视线之平远壮阔都不在话下，而交通动线之方便快捷虽称完美，但在全球来讲也不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香港机场可贵处一般人大概很快就可以注意到，他们会在你寄完行李把大型手推车归还以后，居然很贴心地再为旅客准备一部小型手推车。小推车小巧精致，但对妇女或老年人却是恩物，因为提着行李走过机场大厅也几乎等于跋涉千山万水，横跨大漠荒烟，迢迢之路，步步都是艰难困阻啊！
如果有人去统计一下，我相信“老中”是世人中手提行李件数最多、重量最沉实的一族了。出远门嘛，奇华饼家、巧克力、烟、酒、新东阳……好歹总要买几盒啦，谁没有个三亲六戚的？而这些都不适合托运行李，把饼摔成饼渣，那还成话吗？
所以，这个以华人为主的机场，充满来往穿梭的“大包小包族”，这些迷你小推车乃应运而生。
关于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动用“爱”这个动词呢？
政客惯于说“爱民”或说“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我因而不太屑于用那个“爱”字了，因为那个字被那些烂人说来说去早都变成脏话了。
但礼失求之于野，如今能在香港机场里遇见“兼爱”两字的现实脚注，叫人不感动也不行。
不过，香港机场最感动我的还不在此，而在于机场中的地毯。机场大，平面面积当然也大，地毯漫地铺过去，平整美丽如小湖的湖面。但感动我的当然并不在地毯本身，地毯全世界机场都有，一般而言波斯或印度系统的用色特别美丽。香港的地毯并没有阿拉伯世界的炫奇艳魅的繁富色彩，它只是不起眼的浅灰深灰加上浅米和宝蓝交错成的小格子，非常非常不引人注意。
但我每次经过香港机场，看到那片地毯上的图案，都勾起内心极大的震撼。我试着问其他香港朋友或台湾朋友，他们都说没什么，他们看这片地毯就只是地毯罢了。
这件事，当然一时也没什么公理可言，我只好试着把自己假想成地毯图案的原始设计者（我无缘得识此人，有读者可以帮我找到此人吗？），下面是我假拟的“设计构想”之说明：
我很荣幸向你们提出我对香港机场的地毯图案的基本想法：
我的想法是“想让香港成为一座有记忆的城市”。
香港为什么要成为一座有记忆的城市呢？那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记忆是值得自豪的。
百年前的人都死了，那些满洲大官和英国皇族的协商，昔日的战争和胜负和谈判和国际冷暖，百年来都由这座城市承受了。但这个当年小小的多岩岬的温暖渔港，后来却成为美丽光灿的东方明珠。
这样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天堂，它只是几百万噍类（编按：噍类指活人，亦指张嘴嚼食的生命）长期经之营之的家园。在这里没有祖国，却有道统，没有一代宗师，却有井然管理。而且，好玩的是，这里的人死守着他们的语言，忠心不二。例如分明是去看西医求诊断，他们竟会说成去“睇脉”（“睇脉”是看脉或把脉的意思）。“停车”，在香港说成“泊车”，仿佛大街小巷一时全成了码头，而港人仍是古代渔民，驾一叶扁舟，在港湾里求一位置以系船。至于老外，在港人嘴里早经正名为“鬼”或“番鬼”，港人大大方方替“鬼”做编目分类，成年男女分别是“鬼佬”“鬼婆”，年轻的则是“鬼妹”“鬼仔”，精密正确绝不混淆，至于从事色情行业的则另有名目叫“咸水妹”。
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想死了赚钱，但绝大部分的市民，赚的其实只是血汗钱。或如阿婆在“传统街市”卖着一小盘一小盘的猪肠粉，下铺薄纸一张，算是卫生措施。或如小杂货店里卖一串金黄色的剥好的新会橙皮（新会，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当地出产的小橙，直径只四五厘米，皮芳香，比较贵，橙肉不太好吃，反可以便宜购得），或如车衣厂中的女工没日没夜地赶工……
曾经，在香港这个地方——包括启德机场和一般写字楼——地上铺的都是一寸见方的人称马赛克的小块瓷砖。它便宜、耐磨、耐空气中的盐分，也不怕潮湿，它是香港早期建材中的主角，虽然，它看来并不是那么尊贵。
有一天，如果你有幸站在新的大屿山赤角机场，一眼望去，全是那盖地而来的地毯。奇怪的是，你会发觉我用的虽是柔软的纤维材质，图案看来却分明希望让人想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硬硬的、耐用的马赛克小瓷砖，我想用地毯上的小瓷砖图形来记忆，记忆一段艰困、清贫、务实、赤手拼搏的年代，并且记忆汗水、泪水，记忆爱。
对，我是这样来替我所不认识的设计者转述了他的设计概念，我也试图为万千旅客解读香港机场中那片地毯上的瓷砖图案。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
我想用地毯上的小瓷砖图形来记忆，记忆一段艰困、清贫、务实、赤手拼搏的年代，并且记忆汗水、泪水，记忆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