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情之所至

在这个无奈的多风的下午,我只剩下一个爱情,爱我自己国家的名字,爱这个蓝得近乎哀愁的中国海。

愁乡石

到“鹅库玛”度假去的那一天,海水蓝得很特别。

每次看到海,总有一种瘫痪的感觉,尤其是看到这种碧入波心的,急速涨潮的海。这种向正前方望去直对着上海的海。

“只有四百五十海里。”他们说。

我不知道四百五十海里有多远,也许比银河还迢遥吧!每次想到上海,总觉得像历史上的镐京或是洛邑那么幽渺,那样让人牵起一种又凄凉又悲怆的心境。我们面海而立,在浪花与浪花之间追想多柳的长安与多荷的金陵,我的乡愁遂变得又剧烈又模糊。

可惜那一片江山,每年春来时,全交付给了千林啼。

明孝陵的松涛在海浪中来回穿梭,那种声音、那种色泽,恍惚间竟有那么相像。记忆里那一片乱映的苍绿已经好虚幻好缥缈了,但不知为什么,老忍不住要用一种固执的热情去思念它。

有两三个人影徘徊在柔软的沙滩上,捡着五彩的贝壳。那些炫人的小东西像繁花一样地开在白沙滩上,给发现的人一种难言的惊喜。而我站在那里,无法让悲激的心怀去适应一地的色彩。

蓦然间,沁凉的浪打在我的脚上,我没有料到那一下冲撞竟有那么裂人心魄。想着海水所来的方向,想着上海某一个不知名的滩头,我便有一种号哭的冲动。而哪里是我们可以恸哭的秦廷?哪里是申包胥可以流七日泪水的地方?此处是异国,异国寂凉的海滩。

他们叫这一片海为中国海,世上再没有另一个海有这样美丽沉郁的名字了。小时候曾经多么神往于爱琴海,多么迷醉于想象中那抹灿烂的晚霞,而现在,在这个无奈的多风的下午,我只剩下一个爱情,爱我自己国家的名字,爱这个蓝得近乎哀愁的中国海。

而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海的沙滩上遥望中国,这是一个怎样咸涩的下午!

遂想起那些在金门的日子,想起在马山看对岸的角屿,在湖井头看对岸的何厝。望着那一带山峦,望着那曾使东方人骄傲了几千年的故土,心灵便脆薄得不堪一声海涛。那时候忍不住想到自己为什么不是一只候鸟,犹记得在每个江南草长的春天回到旧日的梁前,又恨自己不是鱼,可以绕着故国的沙滩岩岸而流泪。

海水在远处澎湃,海水在近处澎湃,海水徒然地冲刷着这个古老民族的羞耻。

我木然地坐在许多石块之间,那些灰色的,轮流着被海水和阳光煎熬的小圆石。

那些岛上的人很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他们在历史上从来不曾辉煌过,所以他们不必痛心。他们没有骄傲过,所以无须悲哀。他们那样坦然地说着日本话,给小孩子起日本名字,在学校的旗杆上竖着别人的太阳旗,他们那样怡然地顶着东西、唱着歌,走在美国人为他们铺的柏油路上。

他们有他们的快乐。那种快乐是我们永远不会也不屑有的。我们所有的只是超载的乡愁,只是世家子弟的那份茕独。

海浪冲逼而来,在阳光下亮着残忍的光芒。海雨天风,在在不放过旅人的悲思。我们向哪里去躲避?我们向哪里去遗忘?

小圆石在不绝的浪涛中颠簸着,灰白的色调让人想起流浪者的霜鬓。我捡了几个,握在手心里,我的臂膀遂因而沉重。

忽然间,就那样不可避免地忆起了雨花台,忆起那闪亮了我整个童年的璀璨景象。那时候,那些彩色的小石曾怎样地令我迷惑。有阳光的假日,满山的捡石者挑剔地品评着每一块小石子。那段日子为什么那么短呢?那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预见自己的命运?在去国离乡的岁月里,我们的箱箧里没有一撮故国的泥土。更不能想象一块雨花台石子的奢侈了。

灰色的小圆石一共是七块,它们停留在海滩上想必已经很久了,每一次海浪的冲撞便使它们更浑圆一些。

雕琢它们的是中国海的浪头,是来自上海的潮汐,日日夜夜,它们听着遥远的消息。

把七块小石转动着,它们便发出朗然的声音,那声音里有着一种神秘的回响,呢喃着这个世纪最大的悲剧。

“你捡的就是这个?”

游伴们从远远近近的沙滩上走了回来,展示着他们色彩缤纷的贝壳。

而我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七颗黯淡的灰色石子。

“可是,我爱它们。”我独自走开去,把那七颗小石压在胸口上,直压到我疼痛得淌出眼泪来。在流浪的岁月里我们一无所有,而今,我却有了它们。我们的命运多少有些类似,我们都生活在岛上,都曾日夜凝望着一个方向。

“愁乡石!”我说,我知道这必是它的名字,它绝不会再有其他的名字。

我慢慢地走回去,鹅库玛的海水在我背后蓝得叫人崩溃,我一步一步艰难地摆脱它。而手绢里的愁乡石响着,响久违的乡音。

无端的,无端的,又想起姜白石,想起他的那首《八归》。

最可惜那一片江山,每年春来时,全交付给了千林啼。

愁乡石响着,响一片久违的乡音。

后记:鹅库玛系冲绳岛极北端之海滩,多有异石悲风。西人设基督教华语电台于斯,以其面对上海及广大的内陆地域。余今秋曾往一游,去国十八年。虽望乡亦情怯矣。是日徘徊低吟,黯然久之。

——选自《愁乡石》

不是游记

不能放弃的酸疼

既没有看见什么依山而筑的别墅,也没有看见什么衔尾优游的小船。倒是那么巨幅的汽水广告,在猝不及防中跳进了视线,心中便突然像饮了那满杯冒着泡子的辛辣,无端地悲哀了起来。

然后,飞机才正式着陆,一种乍然沉船的感觉。香港到了。

于是,才看到那一块块比坐标纸还规则的公寓,每一户都晾着些不十分白的衣服,在正午的懒风中待飘不飘的,猛一看,恍惚觉得是某种老屋的窗纸,又破又干地裂成一种败落的形象。

再然后,才在甬道里看到“靠左走”的牌子,两个简单的英文字竟使我在其下呆立了许久,“反其道而行”的世界又是怎样的世界?

满街乱扑的艳阳下,偶见的树色似乎都清新,让人怎么也想不起两年前曾有怎样令人心悸的日子。沿着左,车子开向沙田,诗诗在我的臂上睡了,这城市的彩色不曾投上他的睡睫。

“这湾海,”许说,“就要填起来了。”

我抬眼望那不十分青绿的山,忍不住的悲悯便涌上来,不久后,此处将无山,山都将屈服于铲土机,成为一担担的泥。而水,那又浅又亮的水也将没有了——在一片片的黄泥之下,水将被埋葬。

“没有办法,”无奈的声音从前座传来,“那边每年要跑过来五万人。”

五万,乱世里一个怎样不值钱的数目。

浅海里的阳光异常地刺目,我转过脸,像避开电影中某个悲惨的镜头。而垂首处,诗诗的午梦清熟,一朵笑意自他的黑睫撒下,他沉重的头压着我,那重量让人觉得多么像乡愁——它压得你酸疼,但你不能放弃。

“你要去边界吗?”许说,“我去过几次,再也不忍去了,那种古来未有的伤心地竟让外国人当观光区了。”

平稳的路上车子似乎忽然颠簸得不能忍受,满眼的山色一瞬间便模糊了起来。

苦芥

崇基书院是一个小小的山庄,我惊讶于那重叠的绿嶂,和那些隐现的曲径,曲径的低处是我的小屋——那只有两面墙的小屋。小屋的另两面全是白漆的窗,那么怡人地开向大片的草地和海水。

如果只是演讲,只是对着这一带耀眼的绿,三个礼拜又算什么?但如果要负荷乡愁呢?如果要同时思念那条多柳的新生南路与多烟的廿四桥呢?

……

晚餐的桌上有人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连吃的青菜都是从那边来的。”

我停箸望他,疑惑地指着覆在鲍鱼下的苦芥说:“这也是那边来的吗?”

“是的。”

我黯然良久感到方才吃下的那特别的苦味一直苦到趾间。

有生之日,我知道,这悲剧的苦味将永远被反刍。

碎成节的

夜里醒来,半窗昏月,满谷虫鸣。一条黄昏时分明看见在几十米外的山泉,此刻竟响得像在枕上流过的。

客里的愁情到此一起迸发。

草场尽处的火车辗过铁轨,也辗过我不寐的双耳。

“火车开向哪里?”白天,我曾这样问别人。

“往这边是九龙。”一个女孩告诉我。

“那边呢?”

“那边是上水和罗湖——再过去就要到广州了。”

“只要换一班车就到广州了吗?”

“大概是的吧?”

凝视着那黑色的车厢,第一次发觉火车竟有那么沉重,重得竟碎成那么多节。

而此刻,在黑如深渊的夜里,鸣笛是残忍的闪电,裂开席梦思上的梦,裂开长帘下一个孩子均匀的、大提琴般低柔的鼾声。

上水。罗湖。广州。火车。碎成节的。珠江大桥。爱群酒家。多么接近的遥远,多么陌生的熟稔。

火车向北,火车向南,火车永远在辗。

白鸟

早晨十一时,山坡上的小松树刚刚晒干,可口可乐的罐子在地上滚动。我拿起一枝笔,想在名片的背面画一幅眼前的水田,却忽然忍不住地哭了。小小的长着小松的小山坡,一口气可以跑完的小山坡,而二十年过去,结辫的小女孩已是母亲,故国的路却仍遥远。山河渐碎,碎如泪,碎如不能再碎的心。

深圳河,怎样黄浊而又怎样滞重的一条河。赤柱的海水快意地蓝着,浅水湾的海水轻松地亮着,而世上竟有深圳,黄如坟土浑如胆汁的深圳。刺人如一条鱼鲠的深圳。悲哀如一痕内伤的深圳。永生永世不能痊愈的深圳。

山色残忍地青着,水牛残忍地悠闲着,一只白鸟残忍地往返于河面,分明仍是王维的山水,分明仍是倪云林的山水——如果没有铁丝网,如果没有巡警。

日光白如飞尘,飞尘白如日光,呛鼻的干燥中,只有深圳河是永不止息的泪沟。八月,饮冰的季节,我的心却只能饮恨,只能饮二十年流不尽的忧伤。

一座漂亮的彩色飞亭可笑地站在山头,亭下站着一个可笑的卖画人,在炫耀那些廉价的油彩,面对着僵死的山河,他竟能画出那样橘红的落日,那样缤纷的船影。三十元一幅,或者二十元,山河可以标售,风景可以打折。小摊上并且有明信片,兜售着中国人最悲凉的故事。

笔在手,画在目,泪在两岸临风。风无声,泪无声,画无声,笔无声。唯深圳河,响自受创的肺腑。

走下山径,看见可口可乐在路侧堆栈,我哭了。世上有何物可适失乡者之口,世上又复有何事可乐怀愁者之心。

白鸟在此岸,白鸟在彼岸,白鸟翩翻着古代的翅膀,水牛蹒跚着老式的悠闲,山峦折叠着国画的皴法。有异的是山河,不殊的是风景。

纸片的一面绘着深圳,纸片的另一面是我的籍贯和名字——薄薄的一纸是迢迢的河汉,薄薄的一纸是无鹊可渡的无限远。

二十年,深圳。深圳,悲哀如一痕内伤的深圳。

彩色的游戏

隔着海,望香港的灯火,香港不见,只见一片霓虹。城市是什么?城市或者只是一种彩色的游戏。曾在巴比伦玩过的,曾在罗马玩过的,现在又在香港和九龙被玩了。下一站,历史的下一站又是什么?

弥敦道上,两层的巴士飞驰。人群像千足虫,重复着永远走不完的脚,在人行道上匆匆来去。忽而穿行在热流中,忽而被大公司的冷气袭中。行人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是在赤道,或是南极?是在洪荒年代,或是二十世纪?

午夜三点,在朋友家中被吵醒,身在十三层楼上一个最蔽静的房间里,却疑惑是被踩在暴动的人潮之下。城市,城市是什么?是声音的竞技场吗?

不寐时,便想到那天晚上的街景,皇后道上不知何处驶来张皇的救火车,怪异的灯光下,街边的喷泉忽然变色,喷着愤怒,喷着忧郁,喷着寞落,喷着死。而码头上的汽油霓虹广告,把海水染红又染绿,让人想起古老的海战,让人想起血流漂杵的人类史。

不能忘记黄昏时,四起的灯光里,亚皆老街上站着一个发绺如蛇的疯子,颠踬着步履,斜披着褴褛,被贴在一街川流的繁华上,像一个黏错了的手工。

还有那些龙,一条条被塑在大厦门前的,此刻,在午夜三点,不知是否也疲于张牙舞爪,疲于它古老的骄傲。每次看见它,就仿佛看见沉甸的中国,被钉在大厦的门楣上,任过往的市声溺死,任纷落的市尘压死。

大厦楼梯间的白纸,在夜色里忽然也特别地粲明起来——大厦是另一种破庙,在逃荒的年代。楼梯是床,纸是褥,希腊哲人的木桶到此也成了负荷。生活究竟可以赤裸到怎样的程度?流亡的故事究竟可以写成怎样的惨淡?城不寐,我亦不寐,相对的清醒中唯彩色在周流,在永无止息地玩着渐渐疲乏的游戏。

有一天,没有太阳也没有雨,天空严肃地灰着,大学对面的那座山好像才突然有分量起来。丽日高悬的日子,我只感到它的快乐怡人,晨雾如纱的日子,我只感到它的空灵缥缈,但在这样黯然的阴天,我才忽然发现它那种悲剧性的庄严。对着山,我第一次向这个城市倾出我的爱。

那时候,才想到这个城里必然有许多忧愤的忧魂,有许多泪,有许多澎湃的血脉。我不知道他们住在哪一座木屋中,也许夜来时,他们同样地飘流在弥敦道的人潮中,我分不出他们的脚步。但我知道,在灯光之外,在层楼之外,在栉比的橱窗之外,必有一些有价值的灵魂,如同在海底的荒凉中,也有沉船中古美人的红玉。

任滨海的比基尼戏水,任港外的舴艋舟冲浪,山只一味地沉默。山在太平的景象之外,山在繁华的画面之外,山很怆然,山很傲然。

山的线条缺少柔和,山的颜色不够明朗,在这严肃的阴天。山郁郁结结,如同深夜里被抑压在心底的哀歌。但山使我爱这个城,山使我想起那些陌生的灵魂,山使我想起那些不瞬的望乡的眼睛。

吊颈岭

所谓调景岭,据说原来是叫作吊颈岭的。

吊颈岭很美,小小的屋子像白蕈一样茂生在绿山坡上。山下是水,水也绿,绿得像旧式的丝绸。让人怎么也想不出二十年来的悲愁。

而吊颈岭,那自尽者的故事,常蹑足而来,在盛夏的窗下呢喃着流浪人的调子。

据说是许多年前了,一个犹太人买了这块地。“这样的山,这样的水,”那犹太人想,“有一天会被珍视的。”

然而,没有,那山那水和那片浓绿竟一直被拒绝。犹太人破产了,他茫然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不相信地摇着头。最后他以一根细绳结束了自己——那失根的犹太人。

自悬是一个怎样的动作啊!一种和泥土隔绝的死亡又是怎样的死亡?

人行到山下,行到水湄,竟也能感到那种被扼的痛苦。相形之下,破产已不足为创伤,家破国裂之后还有什么悲哀成其为悲哀?绳索也不成其为疼痛,背井离乡之后还有什么吊挂成其为吊挂?

那天中午,餐厅里打起“生猛海鲜”的大字,心中便涩然地像被粗砂纸磨过一般。生猛,什么海鲜还能生猛?在离水之后。低首看自己,和同行的,不曾践踏过故土的诗诗,二十年的凄楚便一下子翻涌而至。想起那天在一家水果店里,正满心愉悦地望着那些澳大利亚的、美洲的和台湾的漂亮水果,一旋身间却在一个不惹眼的大竹篓里发现“新鲜南京百合”的标签。忽然,百合羹的记忆便那么准确地来到舌尖,南京城的夏从看不见的角落拼凑而来。但最令人不能忍受的还是百合根上的那一团湿泥——像是用什么人的眼泪和过的,那么湿、那么黏,那南京城的黑泥。我曾在其上躺过的,我曾以之做过手工的,南京城的泥。一刹间,我急急地转身而去,觉得自己像一头被追赶的猎物在千山间踉跄。

有何海鲜能生猛?在离水之后。有何人能安然?在离土之后。吊颈岭,使乡魂黯然的又何止是这一岭?使旅思沸滚的又何止是这一岭?

吊颈岭,遥远的自尽者的幽泣在群峰间回响,流落江左的异乡人谁能没有抹颈的剧痛。

——选自《愁乡石》

何厝的番薯田

猝然间,他掷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那是哪里?”他虚弱地问,像刚挨过一记闷棍。

“厦门,排长。”

“我知道,我说正对着我的那片沙滩,那片红土番薯田。”

“你是说有人、有房子、有渔船的那个地方吗?”

“是的。”

“那是何厝,属于厦门的一个小村子。”

“很好的名字。”他低下头,像在玩味那名字可能产生的意义。

“好了,你走开吧!”良久,他抬起头来说。

早晨的阳光把土地晒得很温暖,他把双肘撑在多草的红土丘上,面对着刚知道名字的那个村落。

眼前有海水,很轻柔地推着一波一波的细浪,像记忆中的钱塘,闪耀着女性的绿。

而红土岗在此岸,红土岗在彼岸,红土岗在两岸的阳光里红得凄艳,憔悴而又惊心。

他把望远镜掂在手里,决定不了要不要再看一次。

刚才他真的没有想到在望远镜里两下的距离会一下子变得那么近。当镜片里乍然出现了走动的人影,他吓得几乎掷碎了望远镜。

那种清晰真是一种可怕的清晰,一种残忍的清晰。你差不多觉得一伸手就可以拥抱到他们了,他们却远在宇宙的洪荒里。

并列的透明双圈中圈着世纪的悲剧。他有一种破碎的感觉。

“天好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大担岛的海边上,”前几天有个老兵向他这样吹牛,“看厦门大学的学生赛篮球,有时候裁判弄错了球,我们就嘘他。”

他当时死也不相信,但现在他看到了那样熟悉的白衫白裤,在海滩上捡着海螺海贝一类的东西,他又差不多能相信了。那里有一带田舍,有着翼然欲飞的屋脊——多像这一边的。而飞到哪里去呢?战争不来,海峡的云很低,海峡的水很柔。

望远镜掂在手里,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再看一眼那个叫作何厝的村子。

那个村子里的人想必都姓何,何厝的意义大概就等于“赵家庄”或者“陈家集”之类的名称吧!在古老中国深广的腹地里,有多少这样美好的地名。这样亲爱的家族所居的地方。

再看一眼吧,仅仅一眼,他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已经准备好了,悲剧已经夹着海峡上演了二十年了,不看又怎样呢?

并列的圆镜头里再一次出现了白色的长沙滩,以及红土的番薯田。有船从海上回去,那种两头尖起像是独木舟的渔船。他再一次惊讶于两岸的土质、作物和生活方式竟都那样相像。

他们会不会碰面呢?那边的和这边的渔船。他们会不会谈谈今年的螃蟹收获量呢?或者听对方唱一段他们心爱的南管戏?

他的心重新被刺痛起来——他看到一群穿浅黄衣服的人,浅浅的土黄。

他也许该叫他们作“敌人”,并且用一种可以裂眦的愤怒去看他们。可是他没有,他感到眼眶欲裂,那是被急涨的泪水压迫的。

他们都很年轻,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似乎正在被指挥着做什么工事。他们都生于哪一年呢?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九年?他遂想起了他的弟弟,那个出生于一九四九年而从来没有被母亲见过的弟弟,他小小的尸骨被埋在红色的泥土中,在一个不知名的村落。父亲自己动手埋的,逃亡年代中的不甚稀罕的悲剧。

而红土岗在此岸,红土岗在彼岸,红土岗在两岸的阳光里红得凄艳,憔悴而又惊心。

番薯秧在红土田里翻腾,一种浓稠苍老的绿。番薯秧在两岸的熏风里澎湃,阴暗的惨绿沉重地压迫着两岸的呼吸。战争很遥远,故土很近。故土虽近,战争却遥远。

他不能自已地想到昨天那个诗人副连长告诉他的那个悲惨的故事。

曾有一个士兵,每天早上总要痴痴地在岸上瞭望,有一天,他终于对人说出他的秘密。

“你看到那个红砖房吗?那是我的家。我的妈妈还活着,每天早上她出来喂鸡,在那老树下。”

很美的一幅画,画在一幅很悲惨的油布上。

其实何止那个常在海风中坐着的士兵呢?如果有一架够大的望远镜,并且坐在风寒的高处,谁都可以看见自己的老母,在庭前的老树下独立,一遍一遍地饲养着她们的小鸡,借以压抑一次又一次思子的冲动。

何厝,他念着,你这陌生而又熟悉的村落。十八年来接受了多少流浪者带泪的凝望,做过多少人假想的家乡,成为多少人思念的郁结。何厝,你这念着就有那么凄恻的名字。

放下望远镜,海水把那些愁红惨绿的画面隔离了,何厝消失了,远望过去只剩下一带发白发亮的沙滩,绕着十八年前的旧山河。

近午的海水绿得比什么时候都伤感,像是把两岸番薯田的绿都挪过来了。番薯田翻腾着,海水翻腾着,世纪的悲哀翻腾着。他把自己撑在红土丘上,听两岸的番薯秧在风中簌簌然地、使人裂心地低泣。

——选自《愁乡石》

留言板

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去看让旅客留言的那面牌子。

那些粉笔字不知道铁路局允许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们不是宣纸上的书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笺上的墨痕,它们注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们存在的时候,它是多好的一根丝绦,就那样绾住了人间种种的牵牵绊绊。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来:

缎:久候未遇,已返,请来龙泉见。

春花:等你不见,我走了(我二点再来)。荣。

展:我与姨妈往内埔姐家,晚上九时不来等你。

每次看到那样的字总觉得好,觉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爱。一份人间的必要的温度。

还有一个人,也不署名,也没称谓,只扎手扎脚地写了“吾走矣”三个大字,板黑字白,气势好像要突破挂板飞去的样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还是写给过往来客的一句诗偈,总之,令人看得心头一震!

《红楼梦》里麻鞋鹑衣的疯道人可以一路唱着“好了歌”,告诉世人万般“好”都是因为“了断”尘缘,但为什么要了断呢?每次我望着大小驿站中的留言牌,总觉万般的好都是因为不了不断,不能割舍而来的。

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人生也无非是种种羁心绊意的事和情,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

——选自《步下红毯之后》,摘录于《种种有情》

等车及其他

在乡间的小路边等车,车子死也不来。

我抱书站在那里,一筹莫展。

可是,等车不来,等到的却是疏篱上的金黄色的丝瓜花,花香成阵,直向人身上扑来,也许香的不是丝瓜花,而是不知名的草。花棚外有四野的山,绕山的水,抱住水的岸,以及抱住岸的草,我才忽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美的重围了。

在这样的一种驿站上等车,车不来又何妨?事不办又何妨?

车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忘了。事是怎么办的?我也忘了。长记不忘的是满篱生气勃勃照眼生明的黄花。

另一次类似的经验是在夜里,站在树影里等公交车。那条路在白天车尘沸扬,可是在夜里却静得出奇。站久了我才猛然发现头上是一棵开着香花的树,那时节是暮春,那花是乳白色须状的花,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它叫马鬃花。

暗夜里,我因那固执安静的花香感到一种互通声息的快乐,仿佛一个参禅者,我似乎懂了那花,又似乎不懂。懂它固然快乐——因为懂是一种了解,不懂又自是另一种快乐——唯其不懂才能挫下自己的锐气,心悦诚服地去致敬。

或以香息,或以色泽,花总是令我惊奇诧异。

看儿子画画,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他用原子笔画了一幅太空画,线条很仔细,似乎有人在太空漫步,有人在宇宙飞船里,但令我失笑的是由于他正正经经地画了一间大楼,题名是“移民局”。

这一代的孩子是自有他们的气魄的。

十一月,秋阳轻软如披肩,我置身在一座山里。

然后一个穿大红夹克的男孩走入小店来,手里拿着一沓粉红色的信封。

小店的主人急急推开木耳和香菇,迎了出来,他粗着嗓子叫道:

“欢迎,欢迎,喜从天降!你一来把喜气都带来啦!”

听口音,是四川人,我猜想他大概是退役的老兵,那腼腆的男孩咕哝了几句又过了街到对面人家去挨户送帖子了。

我心中莫名地高兴着,在这荒山里,有一对男孩女孩要结婚了,也许全村的人都要去喝喜酒,我是外人,我不能留下来参加婚宴,但也一团欢喜,看他一路走着去分发自己的喜帖。

深山,淡日,万绿丛中红夹克的男孩,用毛笔正楷写得规规矩矩的粉红喜柬……在一个陌生过客的眼中原是可以如此亲切美丽的。

我有一个黑色的小皮箱,是旅行美国时旧箱子坏了,朋友临时送我的。

朋友是因为好玩,跟她一个邻居老先生在“汽车间市集”(即临时卖旧货处)贱价买来的。

把箱子转交给我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号码是〇八八,然后,她又告诉我当时卖箱子的老先生说,他之所以选〇八八,是因为中学踢足球的时候,背上的号码是〇八八。

每次开阖箱子,我总想起那素昧平生的老人,想起他的少年,想起大红色的球衣,以及球衣背后骄傲的号码,是不是被许多男孩嫉妒的号码?是不是令许多女孩疯狂的号码?

每次一开一阖间,我所取出取进的岂是衣衫杂物,那是一个呼之欲出的故事,一个鲜明活跃的特写,一种真真实实曾在远方远代进行的发生。

我怎么会惦念着一个不知名姓的异国老人呢?这里面似乎有些东方式的神秘因缘。

或开,或阖,我会在怔忡不解中想起那已是老人的背号〇八八号。

——选自《步下红毯之后》,摘录于《情怀》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一方纸镇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它沉沉稳稳地驻在那块土地上,像一方纸镇。美丽凝重,并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

有时是在市声沸天、市尘弥地的台北街头,有时是在拥挤而又落寞的公共汽车站,有时是在异国旅舍中凭窗而望,有时是在扼腕奋臂、抚胸欲狂的大痛之际,我总会想起那座山。

或者在眼中,或者在胸中,是中国人,就从心里想要一座山。

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

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尽之际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

辛稼轩需要一座妩媚的青山,让他感到自己跟山相像的“情与貌”。

是中国人,就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

我要的那一座山叫拉拉山。

山跟山都拉起手来了

“拉拉是泰雅尔话吗?”我问胡,那个泰雅尔司机。

“是的。”

“拉拉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他抓了一阵头,忽然又高兴地说,“哦,大概是因为这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山跟山都拉起手来了,所以就叫拉拉山啦!”

他怎么会想起来用国语的字来解释泰雅尔的发音的?但我不得不喜欢这种诗人式的解释,一点也不假,他话刚说完,我抬头一望,只见活鲜鲜的青色一刷刷地刷到人眼里来,山头跟山头正手拉着手,围成一个美丽的圈子。

风景是有性格的

十一月,天气一径地晴着,薄凉,但一径地晴着,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地好下去,我说不上来地焦急。

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一个人。

说得更清楚些,一个人,一个成年的女人,活得很兴头的一个女人,既不逃避什么,也不为了出来“散心”——恐怕反而是出来“收心”,收她散在四方的心。

一个人,带一块面包,几只黄橙,去朝山谒水。

有的风景的存在几乎是专为了吓人,如大峡谷,它让你猝然发觉自己渺如微尘的身世。

有些风景又令人惆怅,如小桥流水(也许还加上一株垂柳,以及模糊的鸡犬声),它让你发觉,本来该走得进去的世界,却不知为什么竟走不进去了。

有些风景极安全,它不猛触你,它不骚扰你,像罗马街头的喷泉,它只是风景,它只供你拍照。

但我要的是一处让我怦然惊动的风景,像宝玉初见黛玉,不见眉眼,不见肌肤,只神情恍惚地说: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他又解释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我要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山水——不管是在王维的诗里初识的,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里遇到过的,在石涛的水墨里咀嚼而成了瘾的,或在魂里梦里点点滴滴一石一木蕴积而有了情的。

我要的一种风景是我可以看它也可以被它看的那种。我要一片“此山即我,我即此山,此水如我,我如此水”的熟悉世界。

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辗转互相注释的?有没有一种山水是可以与我互相印证的?

包装纸

像歌剧的序曲,车行一路都是山,小规模的,你感到一段隐约的主旋律就要出现了。

忽然,摩托车经过,有人在后座载满了野芋叶子,一张密叠着一张,横的叠了五尺,高的约四尺,远看是巍巍然一块大绿玉。想起余光中的诗——

那就折一张阔些的荷叶

包一片月光回去

回去夹在唐诗里

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

台湾荷叶不多,但满山都是阔大的野芋叶,心形,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真是一种奇怪的叶子。曾经,我们的市场上芭蕉叶可以包一方豆腐,野芋叶可以包一片猪肉——那种包装纸真豪华。

一路上居然陆续看见许多载运野芋叶子的摩托车,明天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美丽的包装纸啊!

肃然

山色愈来愈矜持,秋色愈来愈透明,我开始正襟危坐,如果米颠(即米芾)为一块石头而免冠下拜,那么,我该如何面对叠石万千的山呢?

车子往上升,太阳往下掉,金碧的夕晖在大片山坡上徘徊顾却,不知该留下来依属山,还是追上去殉落日。

和黄昏一起,我到了复兴。

它在那里绿着

小径的尽头,在芦苇的缺口处,可以俯看大汉溪。

溪极绿。

暮色渐渐深了,奇怪的是溪水的绿色顽强的裂开暮色,坚持地维护着自己的色调。

天全黑了,我惊讶地发现那道绿,仍旧虎虎有力地在流,在黑暗里我闭了眼都能看得见。

或见或不见,我知道它在那里绿着。

赏梅,于梅花未著时

庭中有梅,大约一百株。

“花期还有三四十天。”山庄里的人这样告诉我,虽然已是已凉未寒的天气。

梅叶已凋尽,梅花尚未剪裁,我只能伫立细赏梅树清奇磊落的骨骼。

梅骨是极深的土褐色,和岩石同色。更像岩石的是,梅骨上也布满苍苔的斑点,它甚至有岩石的粗糙风霜、岩石的裂痕、岩石的苍老嶙峋。梅的枝枝柯柯交抱成一把,竟是抽成线状的岩石。

不可想象的是,这样寂然不动的岩石里,怎能迸出花来呢?

如何那枯瘠的皴枝中竟锁有那样多荧光四射的花瓣?以及那么多日后绿得透明的小叶子,它们此刻都在哪里?为什么独有怀孕的花树如此清奇苍古?那万千花胎怎会藏得如此秘密?

我几乎想剖开枝子掘开地,看看那来日要在月下浮动的暗香在哪里?看看来日可以欺霜傲雪的洁白在哪里?它们必然正在斋戒沐浴,等候神圣的召唤,在某一个北风凄紧的夜里,它们会忽然一起白给天下看。

隔着千里,王维能回首看见故乡绮窗下记忆中的那株寒梅。隔着三四十天的花期,我在枯皴的树臂中预见想象中的璀璨。

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处见繁花,原来并不是不可以的!

神秘经验

深夜醒来我独自走到庭中。

四下是彻底的黑,衬得满天星子水清清的。

好久没有领略黑色的美了。想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舞会里,别的女孩以为她要穿紫罗兰色的衣服,但她竟穿了一件墨黑的,项间一圈晶莹剔亮的钻石,风华绝代。

文明把黑夜弄脏了,黑色是一种极娇贵的颜色,比白色更沾不得异物。

黑夜里,繁星下,大树兀然矗立,看起来比白天更高大。

日本时代留下的那所老屋,一片瓦叠一片瓦,说不尽的沧桑。

忽然,我感到自己让桂香包围了。

一定有一棵桂树,我看不见,可是,当然,它是在那里的。桂树是一种在白天都不容易看见的树,何况在黑如松烟的夜里。如果一定要找,用鼻子应该也找得到。但,何必呢?找到桂树并不重要,能站在桂花浓馥古典的香味里,听那气息在噫吐些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在庭园里绕了几圈,又毫无错误地回到桂花的疆界里,直到我的整个肺纳甜馥起来。

有如一个信徒和神明之间的神秘经验,那夜的桂花对我而言,也是一场神秘经验。有一种花,你没有看见,却笃信它存在。有一种声音,你没有听见,却自知你了解。

当我去即山

我去即山,搭第一班早车。车只到巴陵(好个令人心惊的地名),要去拉拉山——神木的居所——还要走四个小时。

《可兰经》里说:“山不来即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去即山。”

可是,当我前去即山,当班车像一只无桨无楫的舟一路荡过绿波碧涛,我一方面感到作为一个人或一头动物的喜悦,可以去攀援绝峰,可以去横穿大漠,可以去莺飞草长或穷山恶水的任何地方,但一方面也惊骇地发现,山,也来即我了。

我去即山,越过的是空间,平的空间,以及直的空间。

但山来即我,越过的是时间,从太初,它缓慢地走来,一场十万年或百万年的约会。

当我去即山,山早已来即我,我们终于相遇。

张爱玲谈到爱情,这样说: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人类和山的恋爱也是如此,相遇在无垠的时间,交会于无限的空间,一个小小的恋情缔结在那交叉点上,又如一个小小鸟巢,偶筑在纵横交错的枝柯间。

地名

地名、人名、书名,和一切文人雅居虽铭刻于金石,事实上却根本不存在的楼斋亭阁都令我愕然久之。(那些图章上的地名,既不能说它是真的,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只能说,它构思在方寸之间的心中,营筑在分寸之内的玉石。)

中国人的命名恒是如此慎重庄严。

通往巴陵的路上,无边的烟缭雾绕中猛然跳出一个路牌让我惊讶,那名字是:

雪雾闹

我站起来,不相信似的张望了又张望,车上有人在睡,有人在发呆,没有人理会那名字,只有我暗自吃惊。唉,住在山里的人是已经养成对美的抵抗力了,像韦应物的诗“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而我亦是脆弱的,一点点美,已经让我承受不起了,何况这种意外蹦出来的,突发的美好。何竟在山叠山、水错水的高绝之处,有一个这样的名字。是一句沉实紧密的诗啊,那名字。

名字如果好得很正常,倒也罢了,例如“云霞坪”,已经好得很够分量了,但“雪雾闹”好得过分,让我张皇失措,几乎失态。

红杏枝头春意闹,但那种闹只是闺中乖女孩偶然的冶艳。而雪雾纠缠,那里面就有了天玄地黄的大气魄,是乾坤的判然分明的对立,也是乾坤的浑然一体的含同。

像把一句密加圈点的诗句留在诗册里,我把那名字留在山巅水涯,继续前行。

谢谢阿姨

车过高义,许多背着书包的小孩下了车。高义小学在那上面。

在台湾,无论走到多高的山上,你总会看见一所小学,灰水泥的墙,红字,有一种简单的不喧不嚣的美。

小孩下车时,也不知是不是校长吩咐的,每一个都毕恭毕敬地对司机和车掌大声地说“谢谢阿姨”!“谢谢伯伯”!

在这种车上服务真幸福。

愿那些小孩永远不知道付了钱就叫“顾客”,愿他们永远不知道“顾客永远是对的”的片面道德。

是清早的第一班车,是晨雾未晞的通往教室的小径,是刚刚开始背书包的孩子,一声“谢谢”,太阳霭然地升起来。

山水的巨帙

峰回路转,时而是左眼读水,右眼阅山,时而是左眼披览一页页的山,时而是右眼圈点一行行的水——山水的巨帙是如此观之不尽。

作为高山路线上的一个车掌必然很愉悦吧?早晨,看东山的影子如何去覆罩西山,黄昏的收班车则看回过头来的影子从西山覆罩东山。山径只是无限的整体大片上的一条细线,车子则是千回百折的在线的一个小点。但其间亦自是一段小小的人生,也充满大千世界的种种观照。

不管车往哪里走,奇怪的是梯田的阶层总能跟上来,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硬是把峰壑当平地来耕作。

我想送梯田一个名字——“层层香”,说得更清楚点,是层层稻香,层层汗水的芬芳。

巴陵是公路局车站的终点。

像一切的大巴士的山线终站,那其间有着说不出来的小小繁华和小小的寂寞——一间客栈,一间救国团的山庄,一家兼卖肉丝面和猪头肉的票亭,几家山产店,几家人家,一片有意无意的小花圃,车来时,扬起一阵沙尘,然后沉寂。

公交车的终点站是出租车起点,要往巴陵还有三小时的脚程,我订了一辆车,司机是胡先生,泰雅尔人,有问必答,车子如果不遇山崩,可以走到比巴陵更深的深山。

山里出租车其实是不计程的,连计程表也省得装了,开山路,车子耗损大,通常是一个人或好些人合包一辆车。价钱当然比计程贵,但坐车当然比坐滑竿坐轿子人道多了,我喜欢看见别人和我平起平坐。

我坐在前座,和驾驶一起,文明社会的礼节到这里是不必讲求了,我选择前座是因为它既便于谈话,又便于看山看水。

车虽是我一人包的,但一路上他老是停下来载人,一会儿是从小路上冲来的小孩——那是他家老五,一会儿又搭乘一位做活的女工,有时他又热心地大叫:

“喂,我来帮你带菜!”

许多人上车又下车,许多东西搬上又搬下,看他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就理直气壮地载人载货,我觉得很高兴。

“这是我家!”他说着,跳下车,大声跟他太太说话。

天!漂亮的西式平房。

他告诉我那里是他正在兴盖的旅舍,他告诉我他们的土地值三万元一坪(1坪约合3.3平方米),他告诉我山坡上哪一片是水蜜桃,哪一片是苹果……

“要是你四月来,苹果花开,哼!……”

这人说话老是让我想起现代诗。

“我们山地人不喝开水的——山里的水拿起来就喝!”

“喏,这种草叫‘嗯桑’,我们从前吃了生肉要是肚子痛就吃它。”

“停车,停车。”这一次是我自己叫停的,我仔细端详了那种草,锯齿边的尖叶,满山遍野都是,从一尺到一人高,顶端开着隐藏的小黄花,闻起来极清香。

我摘了一把,并且撕一片像中指大小的叶子开始咀嚼,老天!真苦得要死,但我狠下心至少也得吃下那一片,我总共花了三个半小时,才吃完那一片叶子。

“那是芙蓉花吗?”

我种过一种芙蓉花,初绽时是白的,开着开着就变成了粉的,最后变成凄艳的红。

我觉得路旁那些应该是野生的山芙蓉。

“山里花那么多,谁晓得?”

车子在凹凹凸凸的路上,往前蹦着。我不讨厌这种路——因为太讨厌被平直光滑的大道把你一路输送到风景站的无聊。

当年孔丘乘车,遇人就“凭车而轼”,我一路行去,也无限欢欣地向所有的花,所有的蝶,所有的鸟以及不知名的蔓生在地上的浆果行“车上致敬礼”。

“到这里为止,车子开不过去了,”司机说,“下午我来接你。”

山水的圣谕

我终于独自一人了。

独自一人来面领山水的圣谕。

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一棵树里能秘藏多少鸟?一声鸟鸣能婉转倾泄多少天机?

鸟声真是一种奇怪的音乐——鸟愈叫,山愈幽深寂静。

流云匆匆从树隙穿过——云是山的使者吧——我竟是闲于闲云的一个。

“喂!”我坐在树下,叫住云,学当年孔子,叫趋庭而过的鲤,并且愉快地问它,“你学了诗没有?”

并不渴,在十一月山间的新凉中,但每看到山泉我仍然忍不住停下来喝一口。雨后初晴的早晨,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插手入寒泉,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而人世在哪里?当我一插手之际,红尘中几人生了?几人死了?几人灰情灭欲大彻大悟了?

剪水为衣,抟山为钵,山水的衣钵可授之何人?叩山为钟鸣,抚水成琴弦,山水的清音谁是知者?山是千绕百折的璇玑图,水是逆流而读或顺流而读都美丽的回文诗,山水的诗情谁来管领?

视脚下的深涧,浪花翻涌,一直,我以为浪是水的一种偶然,一种偶然搅起的激情。但行到此处,我忽竟发现不然,应该说水是浪的一种偶然,平流的水是浪花偶尔憩息时的宁静。

同样是岛,同样有山,不知为什么,香港的山里就没有这份云来雾往、朝烟夕岚以及千层山万重水的故国韵味。香港没有极高的山,极巨的神木。香港的景也不能说不好,只是一览无余,坦然得令人不习惯。

对一个中国人而言,烟岚是山的呼吸,而拉拉山,此刻正在徐舒地深呼吸。

小的时候老师点名,我们一一举手说:

“在!”

当我来到拉拉山,山在。

当我访水,水在。

还有,万物皆在,还有,岁月也在。

转过一个弯,神木便在那里,在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地方,在拉拉山与塔曼山之间,以它五十四米的身高,面对不满一米六二的我。

它在,我在,我们彼此对望着。

想起刚才在路上我曾问司机:

“都说神木是一个教授发现的,他没有发现以前你们知道不知道?”

“哈,我们早就知道啦,从小孩子时就知道,大家都知道的嘛!它早就在那里了!”

被发现,或不被发现,被命名,或不被命名,被一个泰雅尔族的山地小孩知道,或被森林系的教授知道,它反正在那里。

心情又激动又平静,激动,因为它超乎想象的巨大庄严。平静,是因为觉得它理该如此,它理该如此妥帖地拔地擎天。它理该如此是一座倒生的翡翠矿,需要用仰角去挖掘。

路旁钉着几张原木椅子,长满了苔藓,野蕨从木板裂开的瘢目间冒生出来,是谁坐在这张椅子上把它坐出一片苔痕?是那叫作“时间”的过客吗?

再往前,是更高的一株神木叫复兴二号。

再走,仍有神木,再走,还有。这里是神木家族的聚居之处。

十一点了,秋山在此刻竟也是阳光炙人的,我躺在复兴二号下面,想起唐人的传奇,虬髯客不带一丝邪念卧看红拂女梳垂地的长发,那景象真华丽。我此刻也卧看大树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所不同的是,我也有华发绿鬓,跟巨木相向苍翠。

人行到复兴一号下面,忽然有些悲怆,这是胸腔最阔大的一棵,直立在空无凭依的小山坡上,似乎被雷殛过,有些地方劈剖开来,老干枯败苍古,分叉部分却活着。

怎么会有一棵树同时包括死之深沉和生之愉悦!

那树多像中国!

中国?我是到山里来看神木的,还是来看中国的?

坐在树根上,惊看枕月衾云的众枝柯,忽然,一滴水,棒喝似的打到头上。那枝柯间也有汉武帝所喜欢的承露盘吗?

真的,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来看神木呢?对生计而言,神木当然不及番石榴树,而番石榴,又不及稻子麦子。

我们要稻子,要麦子,要番石榴,可是,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的确也想要一棵或很多棵神木。

我们要一个形象来把我们自己画给自己看,我们需要一则神话来把我们自己说给自己听: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阅尽风霜的泰然庄矜,接受一个伤痕便另拓一片苍翠的无限生机,人不知而不愠的怡然自足。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适者

听惯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使人不觉被绷紧了,仿佛自己正介于适者与不适者之间,又好像适于生存者的名单即将宣布了,我们连自己生存下去的权利都开始怀疑起来了。

但在山中,每一种生物都尊严地活着,巨大悠久如神木,神奇尊贵如灵芝,微小如阴暗岩石上恰似芝麻点大的菌子,美如凤尾蝶,丑如小蜥蜴,古怪如金狗毛,卑弱如匍伏结根的蔓草,以及种种不知名的万类万品,生命是如此仁慈公平。

甚至连没有生命的,也和谐地存在着,土有土的高贵,石有石的尊严,倒地而死无人凭吊的树尸也纵容菌子、蕨草。藓苔和木耳爬得它一身,你不由觉得那树尸竟也是另一种大地,它因容纳异己而在那些小东西身上又青青翠翠地再活了起来。

生命是有充分的余裕的。

在山中,每一种存在的都是适者。

忽然,我听到人声,胡先生来接我了。

“就在那上面,”他指着头上的岩突叫着,“我爸爸打过三只熊!”

我有点生气,怎么不早讲?他大概怕吓着我,其实,我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大黑熊出没的路,一定要兴奋十倍。可惜了!

“熊肉好不好吃?”

“不好吃,太肥了。”他顺手摘了一把野草,又顺手扔了,他对逝去的岁月并不留恋,他真正挂心的是他的车,他的孩子,他计划中的旅馆。

山风跟我说了一天,野水跟我聊了一天,我累了。回来的公路局车上安分地凭窗俯看极深极深的山涧,心里盘算着要到何方借一支长瓢,也许长如杓子星座的长瓢,并且舀起一瓢清清冽冽的泉水。

有人在山跟山之间扯起吊索吊竹子,我有点喜欢做那竹子。

回到复兴,复兴在四山之间,四山在金云的合抱中。

水程

清晨,我沿复兴山庄旁边的小路往吊桥走去。

吊桥悬在两山之间,不着天,不巴地,不连水——吊桥真美。走吊桥时我简直有一种走索人的快乐,山色在眼,风声在耳,而一身系命于天地间游丝一般的铁索间。

多么好!

我下了吊桥,走向渡头,舟子未来,一个农妇在田间浇豌豆,豌豆花是淡紫的,很细致美丽。

打谷机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我感动着,那是一种现代的舂米之歌。

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带我经阿姆坪到石门,我坐在石头上等着。

乌鸦在山岩上直嘎嘎地叫着,记得有一年在香港碰到王星磊导演的助手,他没头没脑地问我:

“台湾有没有乌鸦?”

他们后来到印度去弄了乌鸦。

我没有想到在山里竟有那么多乌鸦,乌鸦的声音平直低哑,丝毫不婉转流利,它只会简单直接地叫一声:

“嘎——”

但细细品味,倒也有一番直抒胸臆的悲痛,好像要说的太多,仓皇到极点反而只剩一声长噫了!

乌鸦的羽翅纯黑硕大,华贵耀眼。

船来了,但乘客只我一人,船夫定定地坐在船头等人。

我坐在船尾,负责邀和风,邀丽日,邀偶过的一片云影,以及夹岸的绿烟。没有别人来,那船夫仍坐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觉得我邀到的客人已够多了,满船都是,就付足了大伙儿的船资,促他开船。他终于答应了。

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

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将我们抱起,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们遂挺然成花蕊。

回首群山,好一块沉实的纸镇,我们会珍惜的,我们会在这纸张上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

后记

一、常常,我仍想起那座山。

二、冬天,我再去复兴山庄,狠狠地看了一天的梅花。

三、夏天,在一次出国旅行之前,我又去了一次拉拉山,吃了些水蜜桃,以及山壁上倾下来的不花钱的红草莓。夏天比秋天好的是绿苔上长满十字形的小紫花,但夏天游人多些,算来秋天比夏天多了整整一座空山。

画中人

那夜,你俯身在丝绒大沙发的椅背上,望着我,很艰难地说:

“你们——你们——你们就——”

地毯平舒洁净,丝绒沙发像夏夜空气一般柔和,草坪在落地窗外绿着,星在天上悬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你们就——就——就还是,这样,住在台湾吗?”

我的血哗一声卷起,扑下,好一道浪头!我听明白你的话了,并且也知道你为什么说得那么艰难,甚至,你由于善意而不忍出口的话是什么,我也知道了。

那天晚上,你真正要说的是:

“老朋友,我不懂你为什么一直住在台湾,你看,中国人在美国,也可以混得跟我一样好,在上流的小区里,买一幢不错的房子,有个不错的职业,让孩子读不错的学校。你为什么一直住在那个小岛上?”

“你知道那个岛多么小,你知道你在那里并不安全,你不想把自己弄出来吗?万一,万一……”

应该感谢你的关怀,否则你不会在那样不眠的深夜里这样问我。

也应该感谢你的忠厚,因为有些话,虽然明明在你的眼睛里,你却怕伤害了我而不愿说出口。

我没有被伤害——因为很久以来我已经暗自决定我一定不要作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

“我们还是住台湾,”我以为我会哭,或者会仰天大笑。但没有,我只是以那样平静的,小声的,甚至有几分艰涩的声音缓缓地说,“我们的原则很简单,上帝既然把我们造成一个中国人,我们就选择住在中国的土地上。”

就像松树昂立在松树林里,芦荻生根在芦荻丛中,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难道不是最自然的事吗?这件事,既不需要善意的怜悯同情,也不需要被人当烈士似的崇敬。

少年时,读敻虹年轻时代的诗:

当我赤足走过风雪

你是画外的人

正观赏那茫茫的景致

当时只觉得诗中有千般凄凉,少年时看什么诗都是情诗。但如今,芒鞋踏尽天涯路,两袖征尘中重来辨认那句子,依然觉得那是情诗。不同的是,少年时看它是男女之情,如今看它是酸极痛极的家国之思。

我是那画中人,站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我是“风雨归牧”图,我是“寒江独钓”图,我是“溪山万里”图,我不能走开,我有一片风景要完成。没有人规定我,但我不能走开,因为我已经属于那片天光云影。你可以走开,如果你是画外的人。

有一次,在美国南方旅行,照例寄住在别人家里,倦旅之余,清晨醒来,窗前青草丰软,绿漫漫地齐眉直涨上来,涨得我不敢逼视,院外远方是维吉尼亚漂亮的细高的群树,我一时不知是梦是真,那一切,祥和宁静得令人心酸,我忽然流了一脸的泪。美国是可爱的,一幢幢房子嵌在厚厚绿绿的草坪中间,美好有如童话,拒绝纽约的摩天楼很容易,但那样广大纯洁的草坪,朝阳下闪烁晶莹看来有如露水的养珠场,看来却让人难舍。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吗?与战争绝缘,与贫困绝缘,人生本来不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我流泪,因为我知道,我爱它,我感到它的美丽,我知道那是我疲倦焦苦的灵魂渴望休憩的地方,但我更知道,此生此世我不要留下来。绝对绝对不要留下来。

我回到没有草坪的台北公寓里。

如果有人在海峡那边号哭,我虽不能伸长臂去擦干他们的泪水,但我要坐在一个贴近他们的位置。

如果有人的逃生船在大浪的尖齿中被咬裂,我虽不能舍身相救,但我要满怀敬意地听他们最后的心跳,感受他们最后的呼吸。

如果有人执戟而戍守,我虽不能与他同其行伍,但我要注视着他枪上的准星座,如同他是我的父兄或子弟。

如果有人在建设一块土地,如果有人在树立中国的尊严,如果有人在简简单单地想让大家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不在其中。

我是那画中人,属于东方,属于中国的一张画。

潇洒不再是我的权利,只有“画外人”才能潇洒,因为他无所归属。作为一个画外人,可以说:

“你们台湾……”

“他们大陆……”

“我们在美国……”

老朋友,一别十七年,我并不想查看你拿的是本国护照还是美国公民证,今夕何夕,我没有意思跟你谈政治。知道你生活得很好,知道你关怀我们,知道你心中还叨念着哺育你成长的土地,已经够了。只要看到你把孩子赶去睡了之后大谈师大牛肉面,已经很够很够了!

只是,你问了那样的问题:

“你……还是住在台湾吗?”

像古老年代中的比武英雄,轻轻地不着痕迹地一交锋,便彼此感到五内俱裂的震颤。我们彼此触到最痛的地方了。

我还住在台湾,如果它是万千农人可以住的地方,如果它是万千工人和渔民可以住的地方,如果它是一千七百万人(二〇一四年的人口为两千三百万)可以住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在这里接受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的人,如我,可以住的地方。它不是安全的,它从来也没有安全过,但是凭什么我要走开?没有人能确知这世界上哪一个角落是最安全的,但我知道我们会活得有其应有的尊严。我们是画中人,赤足行过风雪。

而某些人却伸出指指点点的手,在气温调得适度的屋子里,戴着丝质的白手套,他们是画外人。

你敢赌吗?我敢。我知道台湾会熬得下去,我们会坚持我们该坚持的,弃绝我们该弃绝的。我们会发光,在暗夜,如萤。

只是一个不信邪的人,只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只是一个敢跟人斗一口气到底的人,只是一个咬着牙赤足行过风雪的画中人。

你问我吗?我,还是住在台湾。

——选自《再生缘》

情冢——记印度阿格拉城泰姬玛哈陵

要去印度了,心情有点像十六七岁的女孩,知道前面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那人的粗细长短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谈恋爱了,这是大事,极慎重极兴奋,是秘密的隐私,却又恨不得昭告天下。当时搜了一堆参考书,竟又偏偏不去看,因为喜欢留几分茫然和未知。

“啊,可以看到一些佛教古迹吧!”

有朋友如此说,我笑笑。

“可以看看印度教的艺术!”

更内行的朋友如此说,我也笑笑。

至于我要在印度看到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好似王宝钏站在彩楼上,手里握一只绣球,想要丢给一个叫薛平贵的男人,而薛平贵又是谁呢?一个远方的流浪人?一个在幻象中红光护体让人误以为花园失火的人?不知道,但知绣球落处,一切一定是好的——因为我相信它是好的。

及至到了印度,才蓦然发现,许多让人流连的古迹,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印度教的,而是伊斯兰教的。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莫卧儿帝国一直统治着印度,其间,印度本土的神雕断头折臂斩腰削鼻不一而足,总之连神带庙,给弄得七零八落。至于伊斯兰教自己在失势以后留下的建筑,因为印度教佛教没有那么强烈的排他性,倒很幸运地都一一保留了。而伊斯兰教徒一向又有洁癖,古迹保持得相当完好,“阿格拉”古城就是如此。

阿格拉几乎是莫卧儿帝国时期的“副都”(正式首都在德里),天气干燥,土质多砂,倒有几分具体而微的大漠景观。不知是此城的天然环境较近沙漠,容易引起蒙古人的乡愁,所以会有许多位莫卧儿皇帝都来建造它,或是因为这城既被许多莫卧儿帝王所钟爱,久而久之,竟也很知礼地把自己归顺为大漠景观以求回报。总之,这城市和其他湿热的城硬是不同。

飞机到了城市上方,俯首一看,毫不费力地就看到泰姬玛哈陵墓在下午的阳光中兀自白着。彼此一照面,虽各自一惊,却不肯就此泄了底,只两下里静静打量不语。还有两天呢!我要好好看看它,此刻先不急。

旅馆是美式的,前面停着出租车、三轮车、马车和骆驼、大象,这一切交通工具都等着要把客人往陵墓带去。想着这么大这么新这么漂亮的一家旅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住着想要去一窥泰姬玛哈陵墓的人,不能不说是一奇。旅舍中人去探陵墓中人,而旅舍难道不也是陵墓吗?陵墓难道不也是旅舍吗?想着想着,忽然迷糊了。

我的房间里除了正常的两张床以外,紧靠大片落地窗有一张八角形设计贴地而做的床,周围绕以矮矮的有图案的木栏杆。所谓床,其实只是围着栏杆的软垫,上面放一个圆柱形的枕头。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种床呢?”我问提着行李在等小费的侍者。

“这是莫卧儿式的床。这里常常会有伊斯兰国家的人来住呢!”

莫卧儿,这名字倒是听过,但自己的屋子里跑出一张莫卧儿床,感觉又拉近多了。我忙不迭地脱了鞋爬上“莫卧儿”式的床,抱膝看落地窗外的草坪和花园。莫卧儿,奇怪,莫卧儿分明是帖木儿的五世孙在阿富汗、印度一带所建的帝国,帖木儿本人又是元室的一支,想来中国人和莫卧儿国也不是完全非亲非故了,如果不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入侵,现在印度也许仍是莫卧儿帝国,那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落地窗外红花绿草兀自低迷。

晚饭前,我们去赶一趟“夕阳下的泰姬玛哈陵”。

资料上都说泰姬玛哈陵是纯白色的大理石造的,其实不然,天然的东西总难得有百分之百的纯白。照我看,它的好处正在某些石块的微灰微红微棕所造成的立体而真实的感觉,如果每块石头都纯白不二,恐怕看起来反而会平板呆滞,有如一张大型照片。

黄昏很合作,适度的霞光把四野拢在水红色的余韵里。正对着陵墓的大门前是一列几百米长的水池,一条不可踩踏的琉璃甬道。看到这里,才知道美国林肯纪念堂前的那一池水光是从那里偷来的。而且仔细一想,连白宫都有了嫌疑,白宫太有可能是从这“世界七大奇工”之一的陵墓偷去的构想,至少那份“白”,和那圆顶就有点难以抵赖。

大抵看墓园,最宜在黄昏,日影渐暗之际,归鸟投树之时,声渐寂而色渐沉,只丢下你和墓,相对坐参“死亡”的妙谛。而后,天忽然黑了,你不知道幽灵此刻等着去安息,或是去巡游,心中有一份切肤的凄楚。

因为贪看天光的变换,舍不得到陵墓里面去,只绕着整栋建筑,看那敦实的圆顶,看那些门框上看不懂的由花色石头嵌成的《可兰经》文。

“哈啰,你们为什么不进去看?”有几个贴墙而坐的男孩闲闲地说。

“我们没有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由于习惯,我们顺口这样回答。

“哼!没有时间!”有个男孩几乎有点气了,“你们花了几万块钱,老远跑到这里来,来到这里却不肯进去看,还说‘没有时间’!”

“啊,今天晚了,”我们忙着解释,“明天我们会再来看。”

“明天!明天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他的语气一半愤然,一半不屑。

我们出其不意地挨了一场骂,但因为喜欢他的自豪和霸道,都乖乖地闭了嘴敬聆教益。其实世间景物何曾有一瞬相同?早晨是行云的,夜来可能是山雨,百千年前的沧海此刻可能是桑田,曾经四足行走的那个奇怪生物,此刻已历经二足行走的阶段而进入三足行走的末程。世间何尝有一物昨日今日可做等观,那男孩毕竟是太年轻了,弱水长流,我只能尽一瓢饮,世界大千,我只能做一瞬观。我虽一向贪山嗜水,恨不能纵云蹈海,但也自知人力有时而穷,玩到力竭处,也只能拿《牡丹亭》里小丫头春香的一句戏词自我安慰,所谓:“这园子委实观之不足——留些余兴,明日再来耍子吧!”

人生能尽兴处便尽兴,不能尽兴则留此余兴,但这些话太繁复,没法一一讲给那年轻的男孩听,且留他在暮色里独自愤然。能爱自己的景观爱到生气的程度,这人已够幸福,让他去生甜蜜的气吧!

暮色极深了,我们走不了三步就忍不住要一回头去看那建筑,远远只见陵寝内有一支隐约的蜡烛摇曳的微光。整个建筑俯下身来护住那一点火光,像一只温暖的白色的大灯笼。

泰姬玛哈陵晚上不开放,但月圆前后四天例外,因为月下的陵寝又有一番玉莹的光泽。伊斯兰教徒给人的印象虽每每失之太强硬,但他们对月亮却独有深情,可惜我们没有算准时候,此刻尚是月牙时期。想来想去,等到月圆之夜来夜游泰姬玛哈陵是不可能了,只好自己加一段行程——在睡眠中去魂思梦想吧,月不圆之夜,对梦访者,那扇门应该仍是开放的。

凌晨绝早,我和南华赶在朝阳之前,又跑到陵墓去。心情竟有点小儿心态,一夜都急得睡不稳。排队买了第一张票,一走进红砂岩的门楼,只见将醒未醒的一栋古陵墓,在蓝天绿草之间兀然巍立。多奇怪的石宫,昨日初见,不觉生分,今日再访,亦不觉熟稔。它是盖给死者的,却让生者目授神移,它是用石头建成的,却又柔于春水柔于风。

我和南华坐在石板地上,晨凉中痴痴地看那穆然的殿宇,癫狂就癫狂吧,如果要我看长城,我也有足够的痴情和癫狂啊!但长城万里,没有一寸为我而逶迤,我只能看泰姬玛哈的墓,它们同是世上的奇工,就让我像故事中崔莺莺说的“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吧!

(小小的翠羽的鸟儿,急速地从一棵树飞投到另一棵树上去,每一棵树都很碧绿很丰美啊,你们还挑来拣去干什么呢?你们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们作“树的电波”好吗?你们必是那些绿色的树所放出来的绿色长波短波吧?)

本来以为绝早之际,不会有游客,不料却有跟我们一样早的人络绎而来。令人感动的是其中大多数并不是东洋或西洋观光客,而是来自四乡的,还有结队成群的锡克族人。锡克人照例头上缠一块布,上身或着汗衫或赤裸,下身又是一块缠布,不知怎么缠的,竟缠成灯笼裤的形式,腕上戴锡环,而且,像约好了似的,大家一律长得又高又瘦又黑,这世界上几乎大多数的“漂亮地方”都是外国观光客的天下,但这些显然并不有钱的本土锡克族人却跋涉而来,要看看自己伊斯兰世界里无限庄严的陵宫,这景象跟我常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中国小孩东张西望顾盼自雄的神采一样令人生敬。

这是一个怎样的早晨,一群远自台湾出发的中国女子,来看莫卧儿王朝五世国王沙杰汗国王的爱妻泰姬玛哈的陵墓。我们也身为人妻,也为某个男人所爱宠,我们一方面是来看这世上极雄奇的建筑,我们同时也来看这个一如寻常夫妻的平凡的爱情故事。

陵宫临河,河名朱穆拿,是恒河的一支,隔河是旧皇宫,以及猛虎为守的古堡。朱穆拿河在皇城一带是勇壮的护城河,但在陵宫之下却流成一首温婉的情歌,低低的,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往前淌去。

世上多的是伟大的工程,但大多跟宗教、国防、炫奇矜能有关。金字塔当然足以令人叹服,以弗所的黛安娜月神庙也令人肃然,但看泰姬玛哈陵却令人心潮涌动,如黄河化冰,澌澌有声,看大匠奇工,竟能令人悄然泪下的,世间恐怕只此一处。

庞大的陵墓何处没有?秦始皇的陵寝光看数字已令人跌足而叹!那规模哪里是坟墓,根本就是一个城市,但泰姬玛哈陵却是一个丈夫献给妻子的爱,只此一点,便足千古。

早晨仍然清凉,我和南华仍然发痴一般的远远地坐着,慢慢地遥读每一块石头,每一片镶嵌,想三百七十年前的一代风华。据说这是沙杰汗王子和蒙泰慈·玛哈王妃初遇的地方,她原来的名字是“皇城之荣”的意思。她十九岁出嫁,过了十九年的婚姻生活,其中十七年是王妃,两年是王后,生了十四个孩子,却夭折了七个,最后生完一个女儿,便在随夫南征的营帐中死去。想来做贵夫人也大不易,如果说“半生忧患”,倒也是实情,而沙杰汗对她的深情,恐怕也是在这番转战南北,相偕相伴的寻常百姓的夫妻之义而来的吧!细味“寻常夫妻”四字,只觉得有余不尽。

陵宫并不极高,只有约七十米高,约等于二十层大厦而已。四角远远的有四座同质料的石塔,算是祈祷塔,看来陵宫是被祈祷所环护的。石塔用肉眼稍微仔细看立刻可以发现与地面并不做九十度垂直,而是稍稍向外侧倾斜。这些细微处一看便知道是一个体贴入微的好情人设计的。他怕年代湮久,石塔倾圮,所以预先在设计上把它向外斜出,即使有一日,地老天荒,石崩塔坏,也不致向内压倒,惊动陵寝中那美丽女子的睡睫。

一个极小的男孩,正正经经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去,那么小的孩子竟有那么肃然的表情,我几乎想笑,但终于没笑出来,只凝神看他一路走向陵宫。他将成长为一个怎样的印度少年呢?他也会是一个“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吗?人间的爱情能一脉相传吗?世上多的是伟大的史册,堂皇的建筑,但泰姬玛哈的建筑却是秀丽而深情的,小男孩啊,你看懂了什么,你记取了什么?

泰姬死于一六三〇年,陵宫自一六三二年盖到一六五三年,每天动用工人两万,其间曾因政治局势而停工一段时间。沙杰汗死于一六六六年,三十六年的鳏居就国王来说是一件奇怪的事。那是一个月夜,那年他已七十五,爱情却犹自温热,据说他临终时从古堡的病榻上支起病体,遥望朱穆拿河对岸的月光下的泰姬玛哈陵最后一眼,方始咽气。

他们合葬在一起,国王的墓尺寸上稍大一点,但他早已把中线的位置留给爱妻了,他自己像一个因事晚睡的丈夫,轻轻地蜷在一旁休息,这一侧卧,便是三百年岁月。不管人间几世几劫,他们只一径恬然入梦。

听故事的人常常听到的是沙杰汗的爱情,一首国王和王后的恋歌,但泰姬玛哈陵其实是一则双料的爱情故事。沙杰汗虽贵为国王,毕竟不是建筑大匠,当年丧妻,一心虽想造一个好陵寝,却又不知如何着手。当时刚好有一位建筑师来献图,整个设计虽大体仍沿着伊斯兰建筑的圆顶和塔柱的基型,但是他敢于建议用白色大理石代替旧式建筑的红砂岩,在比例上也做得匀称完美,沙杰汗终于决定采用他的设计。

而那位建筑师,我们所不曾闻名的一位,为什么能有那么细腻美丽的设计呢?原来,他当时和沙杰汗一样,同是丧妻的伤心人。一个有大匠之才的男人和另一个有权位在手的男人,两人都拗不过命运,同时丧失了他们的妻子,但他们却执拗地爱下去,两个人合作完成了这项奇迹。建筑师的设计原来并不是给王后的,他是为他自己心中的王后,他的亡妻而设计的。虽然陵墓后来以泰姬玛哈为名,但想来他自己的妻子却必然带着了解的微笑临视每一根柔和的线条。她会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做的,不管别人叫这墓为什么名字,我爱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做的。”

那是一则双倍份的,爱的故事。

在这里,每一块大理石和另一块大理石之间是以爱情为黏合剂而架构起来的。

轻轻地走过,轻轻地传述这古老的故事,不要惊起一则三百年前的爱情。

陵墓里面到处饰以整片的镂花石板,长宽各约五尺,看着实在觉得眼熟,有些分明是石榴或莲花的图案,石棺的周围尤其明显,除了必要的小入口,四下用这种石饰绕得有如一圈石篱笆。

“这些雕刻,当时都是从中国请来的艺术家雕的!”导游说。

怪不得看着如此亲切,算来当时是明朝了,不晓得是怎样一批人千里迢迢来到印度做镂花石匠。这种图案分明是该用木头刻的,他们却硬把石头当木头来着刀,而且刻得如此亦娟秀亦刚健,实在令人爱不释手。做个没学问的人真好,因为永远遇到意外,跑来印度看到伊斯兰艺术自己已觉得十分可惊可奇,及至在王后陵寝中又发现中国匠人的手迹更是瞠目结舌,乍悲乍喜。

墓穴分两层,上面一层是“虚墓”,下面一层才是“实墓”(另有一说谓真正的墓还要再掘地数丈)。不过那种事对我而言不具意义,那是考古学家和盗墓者的事。

墓前坐着守墓人,一灯如豆,他不时长啸一声来表示陵墓设计上的回声之美,伊斯兰世界的音乐别有一番凄紧扣人的魔力,我在回廊中转来转去,听回声盘旋而上,如果中国诗人相信鸟鸣可以使深山更幽静,则这串吟啸想来也可以使陵墓更肃穆庄严吧!

太阳渐渐升高,整个墓宫也由凌晨的若有若无的莹白色转变成为刚烈的金属白。当年建材的选用真是高明,简直有点道家的意味,以不设色为色,结果竟反而获致了每一种颜色,时而是晨雾牵纱,时而是夕阳浴金,阴晦时有含烟的温柔,晴朗时有明艳的亮烈。天空蓝中带紫,谦逊沉着,仿佛它的存在,只为给泰姬玛哈陵做一面衬景。已经五个小时了,我和南华移坐在石塔的阴影里,依然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不朽的美。

手边有一本印得很粗陋的明信片,上面引了几位诗人的句子,这种题咏,总是显得吃力不讨好,有一位乌都诗人(乌都是印度的主要种族之一)说:

“好像沸腾(冒泡)的牛奶湖。”

另外一个印度诗人说:

“以皎柔的月光筑成的仙境。”

和真正的泰姬玛哈陵相比,那些诗句显得笨拙而又多事。

“别人怎么说,我不管,我说,”导游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泰姬玛哈陵像一颗爱的眼泪的结晶。”

他说完,等着大家鼓掌,我们鼓了,心里却不甚甘心,因为觉得也没什么大好处。

其实说泰姬玛哈陵“像什么”是徒劳无功的,它什么都不像,它是它自己,无可比拟,而且,也不必比拟。它清清楚楚说明了两个男人的悼念之忱,使人想见当年两个早逝妻子的清纯可爱。

“你们喜欢泰姬玛哈吗?”导游像考小学生一样问大家。

“世上所有的女人都会喜欢泰姬玛哈的故事!”我说。

一个印度女人擦身而过,她穿着一身湖绿色的纱质纱丽,真正的“其人如玉”,微风动处,“如玉”的裙裾又复变得“似水”。而当年的泰姬又是怎么的风情呢?十九岁初嫁,朱穆拿河里曾经鉴照一双怎样的璧人!

再看一眼泰姬陵,再想一遍前因后果,以恋栈不舍的目光为花,再献一束芬芳吧!

泰姬,世间所有的女人,基本上是彼此知悉的,因此,容许我和你说话,像朋友一样,泰姬,世间的万千故事里,如果少了你的这一则,将是多大的遗憾。

泰姬,希望在垂老之年未至以前,我能再看一次这陵墓,在月下,在雨中,在朝暾夕照间。

泰姬,幸福的女人,你使我明白,什么叫作一个女人的幸福——而且,原谅我,当我赤足走在绿茵上(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庙堂都要求参观者脱鞋),当我坐在石板上,当我穿过白花盛开馨香感人有如一卷经典的绿树,当我叩响每一片大理石的清音,去遥想你隔穴的心情,我忽然为强大的幸福感所攫住,并且重新估计自己究竟拥有多少资产。

你盛年而死,我却活着,并且很无赖地强迫丈夫要把一首叫《白头吟》的歌练好,以待他年唱给我听。

你虽身在世上最美的陵墓中,却不及见其设计之典丽,嵌镶之繁富,我却千里而来,相对俨然,身在山中不见山,何如身不在山中而可以追烟捕岚听风观树。泰姬啊!一棺之隔,我原以为我要来嫉妒你的,而现在还是请你嫉妒我吧!

你活着的时候有仆从之盛,宫廷之富,我却只有小小的公寓,和一畦“日日春”,种在绽红送翠的阳台。但我的那人却说:“天地虽大,有一小块地方却属于我们。”当紫薇和小茉莉相对各自紫其紫白其白,我爱宇宙间的这立锥之地远胜皇苑。

泰姬,这样的陵寝而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了,这样耗费一亿多人次的大工程古来也可能只有这一座了。有一日,如果死亡走进我的屋檐,我们会束手请它先带走它所宠眷的一位。如果它先带去的是我的丈夫,我确知我的名字将是他口中最后的呢喃。如果被选中的是我,我也深信我的墓穴会是一座血色的红宝石宫殿,(和你的白色系列成为多么漂亮的对比啊!)红而温暖,在一个终生相随的男人的宽阔胸膛中,中间而稍左,在那里,我将侧耳,听我一生听惯的调子,他呼吸的祈祷,他血行的狂涛——再也没有比那更好的位置,宇宙的坐标图上最最温柔的一个点。

泰姬!

——选自《再生缘》

想你的时候——寄亡友恩佩

泰国北部清莱省一个叫联华新村的小山村,住着一些来自云南的中国难民。

白天,看完村人的病,夜晚,躺在小木屋里。吹灭油灯的时候,马教士特意说:

“晚安,你留意看,熄灯以后满屋子都是萤火虫呢!”

吹灯一看,果然如此,我惊讶起坐,恋恋地望着满屋子的闪烁,竟不忍再睡。

比流星多芒,流星一闪而陨灭,萤光据说却是求偶的讯号,那样安静的传情啊。

比群星灿然,因为萤光中多一分绿意,仿佛是穿过草原的时候不小心染绿的。

我拥被而坐,看着那些光点上下飘忽,心中又是欢喜,又是怅然。

想人生一世,这曾经惊过、惧过、喜过、怒过、情过、欲过、悲过、痛过的身子,到头来也是磷火莹碧,有如此虫吧?我今以旅人之身,在遥远异域的长夜里看萤度熠耀,百年后,又是谁在荒烟蔓草间看我骨中的萤焰呢?

这样的时刻,切心切意想起的,也总是你。

如果你仍在世,萤火虫的奇遇当足以使你神驰意远。如果你也知道这小小的贫瘠的山村,山村中流离的中国人,你会与我同声一哭。而今呢?大悲恸与大惊喜相激如潮生的夜里,感觉与你如此相近而又如此相远,相近是因二十年的缘分,相远是因为想不明白死者舍世以后的情怀。

在受迫害时期,祖国大陆的基督徒有一首流传的诗,常令我泪下,其中一段这样说:

天上虽有无比荣耀的冠冕

但无十字架可以顺从

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碾磨

在地,才能与他沟通(原文作交通)

进入“安息”就再寻不到“渡境”

再无机会为他受苦

再也不能为他经过何试炼

再为他舍弃何幸福

是不是只有此生此世有眼泪呢?此时此际,如果你我拨云相望,对视的会皆成泪眼吗?如果天上有泪,你必为此异域孤孑而同悲吧!

《放尔千山万水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