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葬礼

在外婆的葬礼上,主持仪式的人端着一张纸面无表情地念悼辞:“……李秦氏同志,几十年如一日,积极,投身边疆建设,为,四个现代化,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我站在人群中,恨不能冲上去把他的稿子夺过来撕得粉碎,再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都2008年了,还四个现代化!

还有,“李秦氏”是谁?我外婆有名字,我外婆叫秦玉珍!

外婆静静躺在旁边的棺材里,再也无法为自己辩护。然而就算活着,也无法辩护。她倔强而微弱。她全部的力量只够用来活着。

此时,她全部的力量用完了。她躺在那里,全盘接受这敷衍了事的悼辞的污辱。

那人继续念:“……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学习和工作,建设祖国,维护边疆稳定,以慰,李秦氏同志,在天之灵。”

仿佛我外婆白白活了一场,又白白死了一次,临到头被那个投身边疆建设的李秦氏顶了包。

我外婆叫秦玉珍。

小时候,外婆带我去学校报名,填家长姓名时,她骄傲地报上自己的名字:“秦玉珍!”

对方问:“哪个玉?哪个珍?”

她更骄傲地回答:“玉珍玉珍,玉就是那个玉嘛,珍就是那个珍!这个都不晓得嗦。”

其实她自己才不晓得。她不识字。

我弄丢了钢笔,外婆认为我是故意的,破口大骂:“欺到我秦妹仔头上了!哪个不晓得我秦妹仔?哪个豁(骗)得倒我秦妹仔?”

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她是永远的秦妹仔。永不老去,永不会被打倒。

可终究还是死了。

她一死,她的痕迹立刻被抹杀得一干二净。她的一生和那个司仪的总结毫无关系。并且她的死亡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也毫无关系。

追悼会上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妈也一个都不认识。

若棺材里的外婆这会儿坐起来,保证她更惊奇。她也统统都不认识。

和在场的所有人相比,我和我妈还有我外婆三个更像是外人。

棺材合盖之前,我最后一次抚摸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人,悲伤而疑惑。这个瘦脱了形的人,一动不动的人,任凭棺盖扣在头顶,既不反抗,也不挣扎的人,怎么可能是我外婆?

下葬的时候,他们立起了碑,碑上只有“李秦氏之墓”几个字。落款一长串亲属名字,其中一大半和外婆一辈子也没打过交道,剩下的一小半也很少打交道。

唯独没有我和我妈的名字。

果然和我们仨都没关系。

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已经很老很老了。那时她就已经为死亡做好了准备。

当时我们在四川,她张罗了好几年,修好坟山,打好墓碑。又攒钱订下棺材,停放在乡下老屋。

做完这些事,她心满意足,开始等死。

每当她生了大病,感觉不妙的时候,就会告诉我她的存折藏在了哪里。

藏存折的地方往往绝妙无比,任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来的。

而每次她病一好,就悄悄把存折挪个地方重新藏起来,警惕性不是一般的高。

后来我又大了一些,她开始教我怎么处理她的后事。

她教我怎么给她穿寿衣,并反复嘱咐,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把她挪到地上或拆卸的门板上,千万不能死在软床上,否则尸体会变形。

又教我到时候要记得把某物放在她脚下,再把某物垫在她身下……

我从七八岁便做好了准备,学习如何面对她的死亡,品尝失去她的痛苦,并且接受终将独自活在世上这个事实。

再后来,她跟随我们来到了新疆。出发之前,我们哄她,说过两年就回来。然而她知道,以自己眼下的岁数来看,“过两年”的说法实在没个准儿。

不止是我们,也不止她,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次她恐怕再也回不去了。一个佛教协会的大和尚专程约她去照相馆合影留念。

外婆骄傲地说:“师父说,要留个‘记忆’。”

——我猜那和尚的意思大概是“纪念”。当时,我外婆是他们协会里年纪最大的会员。

到了新疆后,天遥地远,没有了坟山,没了棺材,她惶恐不安,感到无着无落。

但有时又显得非常洒脱。她对我说:“我哪天要是死了,就把我一把火干净烧了。这是庙子上的师父说的。我们都是信菩萨的,不信那些请仙请神的……”

然而过了几天又反悔:“还是莫要烧的好,我怕痛。还是埋了吧……”

她的寿衣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无论走哪儿都随身带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无比熟悉它的存在了。可不知为什么,到头来终究没能穿走。

整理旧物时,发现它们叠得整整齐齐,如最乖巧的猫咪一样卧在外婆乱七八糟的遗物中。

这更是令外婆的死亡失去了一粒最重要的核心。

在她的葬礼上,人人都说这是喜丧,活到九十六岁算是寿终正寝了。

可是我知道不是的。这是非正常死亡,是恶意的死亡。

把外婆折磨致死的种种痛苦,往下还要折磨我。

种种孤独,种种惊惧,挟持了外婆,也挟持了我。

都说“人死如灯灭”,可外婆死了以后,她的灯才慢慢亮起,慢慢照亮我们最真实的内心,和我们往后的道路。

记得前两年的一次分别,临行前,外婆非要把她手上的银镯子抹下来给我。但圈子有点小,一时不好取。

当时时间紧迫,另一边有人拼命催着上车。她不免着急起来。

我赶紧劝她:“下次再说吧。反正冬天就见面了。”

然而我们都知道,所谓“下次”其实是越来越渺茫的概念。

她一边拼命抹镯子,一边解释:“这是‘记忆’!庙子上的师父都说了,人要有‘记忆’。你二回一看到它,就记起我了……”

四川老话里并没有“记忆”这个词,我猜她从来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而那一刻,她表达得无比准确。

那天,她最后还是戴着银镯子走了。

——带着没能为我留下任何“记忆”的遗憾,以及仍然拥有这只心爱镯子的微小庆幸。

她实在喜欢它,那是她耄耋之年的唯一财产。

此时,她静静躺在棺材里,平凡的银镯子挂在她干枯的手腕上。我趴在棺材沿上俯下身子,最后一次握住她的手。冰冷而僵硬。

她下定决心要将镯子送给我那一刻的强烈爱意此时已荡然无存。

棺材一落下坟坑,还没开始埋土,我和我妈就离开下葬的人群,从这场尴尬的葬礼中提前退场。

我也为外婆写了一份悼辞:

秦玉珍,流浪儿,仆佣的养女,嗜赌者的妻子,十个孩子的母亲。大半生寡居。先后经历八个孩子的离世。一生没有户籍,辗转于新疆四川两地。七十多岁时被政府召回故乡,照顾百岁高龄的烈属养母。拾垃圾为生,并独自抚养外孙女。养母过世后,政府提供的六平米的廉租房被收回,她于八十五岁高龄独自回到乡间耕种生活。八十八岁跟随最小的女儿再次回到新疆。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遥远的向日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