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旅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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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旗亚总算恢复正常,驾驶它再次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进入意大利。只要不出毛病,还是十分快意的车。综合大家的说法——意大利车似乎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只要不出毛病,十分快意。这蓝旗亚Delta也是如此。性能不是特别好,低速“吧嗒吧嗒”响,高速稳定性有问题,但以二挡三挡忽一下子加速旋转引擎时的吸大麻般的快感,简直妙不可言。我这人虽不大喜欢开快车,但那种感觉实难舍弃。引擎即刻作出反应,整个弹回身体,很想摸摸它脑袋说“好了好了”。可若是动弹不得,无异于大件垃圾。本来想从黑森林开往斯特拉斯堡,但毕竟对车没信心,遂转念返回意大利。

通过国境检查站,驶入红白绿三色旗飘扬的意大利,不由得舒了口气。说来奇怪,甚至有些觉得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下雨下得忍无可忍,食物的黄油味也呛鼻难闻。风光固然秀美,但若日复一日老看阿尔卑斯、教堂和湖水,再秀美也看腻了。翻过国境山顶,天光都骤然一变,无论什么看起来都明晃晃光闪闪的。歌德在《意大利纪行》中兴奋地写了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时感觉到的明媚,其心情十分理解。意大利实在是为上天所宠爱的土地,温暖、美丽,而且富饶。

从德国和奥地利穿过阿尔卑斯国境线返回意大利时,周围的汽车顿时变得狂野起来。不过狂野也自有其规则和倾向性,习惯了会慢慢觉得理所当然,至少不再有最初感觉到的蛮横。我毕竟是刚拿到驾驶执照就来欧洲的,贴着嫩叶标签在罗马街头兜来转去,兜转之间,觉得开车这事不过如此而已(想来也够后怕的)。所以对我来说,回日本在东京街头的驾车体验和东名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坦率说来要严重得多。

不错,意大利的开车人是够蛮横的,可是开车人脸上和车的行驶都有一个个表情,容易读出动向,相距二三十厘米时可以闪过对方或对方闪过自己。然而回到日本就读不出表情来,因而把握不住火候,十分可怕。而在德国,德国人开车大体遵循阶级社会式的秩序,非常正规。所以,越过国境南下目睹阿尔法·罗密欧和菲亚特鼻尖对鼻尖气喘吁吁的情景,深深感到自己回到了意大利。

回到因休假而空空荡荡的罗马,过了一段安静日子。盛夏的罗马有其他季节所没有的独特风情,路上行人寥寥无几,来往的汽车也少得可观。惟独这个季节那令人头痛的路面停车也全然不在话下,喜欢停哪里就停哪里,悉听尊便。人和车都如此之少的空旷的罗马也分明是座极妙的城市。

我家前面有几辆焦头烂额的菲亚特500,已停了好几个星期。一动不动趴在夏日阳光下的汽车因风吹雨打,早已变得满身泥巴狼狈不堪,有的成了孩子们涂鸦的对象,有的轮胎被放光了气,雨刷上夹着的宣传单变成黄色。想必是太太们平时购物用的车,但它们的主人已带着一家老小开更大的车去休长假了。被置之不理的CINQUECENTO们毫无抱怨(想抱怨也抱怨不来)孤苦伶仃地在路上看着家门。

午后的阳光热得叫人头晕,但一进入背阴处,就凉丝丝的很舒服。时而有热气呼一下子扑来,但除却这点,比日本的夏天好过得多,空调也用不着。午饭后拉下百叶窗大致睡一个小时的午觉,这时间里街上寂无声息。晚上走到外面,在路旁咖啡馆吃granite(果汁冰糕)。提起意大利,一般人喜欢gelato(意式冰淇淋),但我喜欢granite,凉凉的,不很甜,酸得厉害。因为是用真正的柠檬做的,酸是不马虎的,而且随处掺有柠檬籽。一说起意大利,我就想起柠檬granite。

阳光异常晃眼,街上行人全都戴着深色太阳镜。不久,太阳落了下去,人们开始在台伯河畔散步,看见有人在敞篷船上吃晚饭。圣天使堡广场(Castel S.Angelo)的舞台上,身穿花哨衣服的拉丁爵士乐队开始调试乐器。白天热得瘫痪的狗们也终于喘过一口气,这里那里跑跑颠颠。

这个时节无论市场还是副食品店统统关门,买食物要费一番辛劳,去超市也只有冷冻食品、干食品或罐头。头发长了想去理发店,转遍整个罗马城,一家都没找到。这个国家连理发店都休假三个星期。后来回东京,我对常去的理发店里的人说起,对方说他们连正月休息三天都觉得对不起人。若是意大利理发师傅听到这话,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

过了些时日,这样的夏天也结束了,人们渐渐返回城里,车也开始增多,转瞬之间大街小巷满是车辆,控告并排停车的喇叭声响彻街头——往常的罗马回来了。我从窗口看着如此街景,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好歹有了写小说的心思。一气写完短篇,搞了几桩翻译。一来二去,我们离开罗马的日期临近了,即将返回日本。

这样,1989年秋天我的海外生活大体告终。以前出国期间总有临时的回国,家具什物都留在家里,但这次全部处理掉了,感觉上算是告一段落。离开日本是1986年秋天,正好在欧洲转了三年。本想好好定居下来,但这本书里也写了,很难找到合适的房子,以致提着电子打字机和收放两用机在南欧到处流浪。

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男女,遇到各种各样趣事。感触良多,该学的东西也不少。不过说老实话,我们对这种流动生活多少有些累了。一无门路,二不从属任何组织,孤零零的在外国生活远比预想的辛苦。年轻时总可以应付,但我们已不再年轻。我三十七时告别日本,现已年届四十,该打道回府了。

在飞往成田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上拿起几本久违的日本杂志,但上面只有一则报道:关于宫崎勤[1]的报道。这使我很不耐烦。无论翻开哪一页——左一页右一页——除了宫崎勤犯罪的报道没别的,真可谓清一色。

我离开日本时,杂志上连篇累牍是三浦和义[2]和田中角荣[3]的报道,整个日本都被三浦和田中的丑闻弄得如醉如痴,所有杂志都对他们紧追不舍——三浦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三浦和什么样的女人睡了,三浦多么年轻;田中以怎样的姿势举起了哪一只手,田中见了谁、说了什么。这种终端(并且显然毫无意义)的消息经过大众媒体之手,像大小便失禁似的撒得到处都是,而如今他们的消息已杳无踪影。匪夷所思。难道那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回到东京我试问大家:三浦和义和田中角荣究竟怎么样了?但没有人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噢,三浦被判了?不清楚啊。田中?这——,还活着吧?

确实,我觉得这三年间变化相当多相当大。我、或者环绕我的环境变化不小,日本这个国家本身也变化不小。其结果,三年时间里我同日本这个国家之间有了某种乖离、有了某种接近。不过就此这样那样写下类似结论的文字恐怕为时尚早,我也不想那么快下结论。

但有一点可以说得很明确:这三年时间里,日本社会的消费速度实在太快了,快得难以置信。久别重归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面对这突飞猛进的加速度,我不折不扣地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让我想起庞大的掠夺机器。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有名字的无名字的,有形的无形的——所有事物、事象都被它接二连三吞入口中,一股脑儿嚼烂,作为排泄物排出去:便是这种巨型吸纳装置。为它提供支持的就是作为Big Brother[4]的大众媒体。环顾四周,触目皆是被咀嚼过的悲惨的残骸,以及正被咀嚼之物的娇音。是的,这就是我的国家,我中意也罢不中意也罢。

从意大利回来不久就去了美国,大约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半月,目的是为了策划出版事宜。纽约很久没来了,但并没觉得有什么隔阂,一如原先所预想的那样。当然,我不想久住在什么纽约。不过这里的反应直截了当,因而有的地方反倒感觉不到东京那样的乖离感。

在纽约一家餐馆见了一位美国作家。他刚从日本回来,对一个同伴说:“喂,日本人全是雅皮哟!”可我不大明白,日本社会到底什么地方算是雅皮社会呢?我问什么地方雅皮呢?他这样应道:“比如日本航空(JAL)的座席商务席比经济席还多,你能相信有这样的飞机?我是无法相信。那岂不发傻,岂不没有实质性?那样的社会太没有深度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未免过于道德主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说这种镶金镀银的扭曲的模拟社会是雅皮社会,那么日本社会眼下或许真的在朝那个方向努力。一本杂志上一个女孩这样说道:若是宝马,我只想和开700系列的男孩约会,讨厌500,300系列更是穷兮兮的。最初我以为这是一种时髦玩笑,或者是含有双重意味的复杂的口信,然而那既非玩笑又不是口信,而是真真正正的心里话。她们是当真这样说的。喂,那不就是车吗?我心想。不就是方向盘稍微打歪一点就会撞在电线杆上报销的东西吗?可对她们来说那并非东西,那是明确锁定其存在位置的重要的共同幻想。

我当然不能加以嘲笑。我以后必须在这土地上肩负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大人的责任生存下去,这是先决性的问题。况且我连自己在这里有怎样的发言资格都还不能判断,甚至应该嘲笑什么都不知晓。

回日本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能写作,脑袋好像晕乎乎的,重力好像大不一样。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我基本上糊里糊涂什么也没干。我对处于那个场所的自身资格这个那个想了很多。每天在自家周围跑步,看书,和久别重逢的人喝酒,开玩笑,温泉也去了,可坐在桌前偏偏无从落笔,写了个开头的短篇一直扔在那里。早上起来打开电子打字机,定睛注视屏面,然而大脑一片空白。

这三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就算经历了许许多多,到头来不还是回到出发点上来了——这样的念头也不是没有。可以说,我是在失落的状态下离开这个国家的,而在年届四十返回的现在,看上去仍和那时一样失魂落魄。无奈仍是无奈,疲惫仍是疲惫,原封不动。乔治蜂和卡洛蜂至今仍藏在哪里不动。一如它们所预言的,只是年龄增加罢了,什么也没有得到解决。

但我这样想:就算重新回到原地又有什么不好呢?更糟糕的可能性都是有过的。

是的,总的说来我是个乐观的人。

我是为了让自己的重力安顿下来做这本书的。修改过去写的随笔,补充新的词句,集为一册。所花时间比预想的多得多,书也比预想的长得多。

写文章是非常好的事,至少对我是非常好的事。可以将自己最初的想法“删除”什么、“插入”什么、“粘贴”什么、“移动”什么、“更新保存”什么。如此重复几次之后,即可清楚得知自己这个人的思考或者存在本身是何等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东西。不是说不完整。当然可能是不完整的,但我所说的过渡性、暂时性不是那个意思。

至今我仍时常听见远方的鼓声。安静的午后侧耳倾听,会在耳底感觉出它的回响。有时又想踏上旅途,想得不得了。但我蓦然这样想道:此刻位于此处的过渡性暂时性的我本身、我的存在本身,说到底恐怕即是旅行这一行为。

并且,我哪里都去得成,又哪里也去不成。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开头写的那首土耳其旧时民谣。写这些随笔当中,我已决定成书时用这个做书名。也是偶然,同酒井忠康所著《远方的鼓声——日本近代美术私考》不谋而合。按理应该另想书名,但我对这个书名有很深的珍爱之情,在取得理解后决定继续使用。

另外,此书基本上是采取新作体裁,但有几章以前在杂志上发表过,修改后收入书中。


[1] 日本杀害多名女童的罪犯。1989年案发,2006年被处死。

[2] 日本企业家,曾被怀疑枪杀其妻,案情几经反复,2003年被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无罪。2008年被美国当局逮捕,在狱中自杀。

[3] 日本政治家(1918—1993)。1972年至1974年任首相,因洛克希德事件丑闻下台。

[4] 意为“老大哥”,指极权国家中的独裁者。出自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

《远方的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