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与法国精神1
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2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3所谓的“野蛮矫情”4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5，甚至迪奥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6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7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8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9，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中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10）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11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12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13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14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15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16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17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名副其实的美18
有的人喜欢陶醉在吸引他们的书本之中，就像他们对待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有的人则在极端真诚的煎熬下试着体验其中的深度和依据，他们为此感到扫兴。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本书是否给我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欢悦，抑或那只是我对时尚的爱好，模仿的本能把诸多元素融入了一代人的趣味，或许那只是出于另一种令人鄙视的偏爱？于是，他们从一本书摇摆到另一本书，无情的忧虑之风刮得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品尝一种纯洁的幸福。然而，有一天，他们似乎遇到了终极的码头，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的凝固不动的镜子。福楼拜或勒孔特·德·利尔19将他们引领到这个宁静的国度，向他们呈现如此明显的美，美的源泉一目了然，这次出现的名副其实的美让他们坚信不疑，为此，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喜悦之中。继而，他们又对无疑是来自名副其实的美的苍白回忆产生了疑虑，而这种美也许早在他们的灵魂形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名副其实的美不应该如此外向，我们必须透过无数幽影，把它当作灵魂来揣摩和爱慕，而不应该如此直接、如此完善地对它进行具体的把握，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拙劣的模仿。也是这一次，忧虑的狂风的无情翅膀触动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美妙的宁静梦想的码头，重新开始他们的旅行：他们摸索着前行，痛苦地寻找美，把书本当作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来欣赏的那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把这些忧心忡忡的流浪者叫做疯子、受迫害者。其实，令人煎熬的忧虑有如谵妄，迫害就像妖言惑众的骗子和投毒犯那样，让所有的艺术家逃离这些也许唯独上天才能赐予、只有人间的天真单纯才能给予我们的饥渴灵魂。
圣诞故事一则20
《小皮鞋》
路易·冈德拉先生著
（《两世界杂志》一八九二年元月一日）
感情之花中最美的一朵也许就是所谓的对未来的神秘希望，反思会让这花朵迅速凋零。今天与昨天同样心灰意冷的不幸恋人希望他所爱却又不爱他的那个女人明天突然爱上他——他对自己应尽的义务力不从心，他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会神奇般地拥有我所缺乏的这种毅力。”——最后，所有这些人都抬起眼睛仰望东方，期待着他们坚信不疑的一道光明突如其来地照亮他们头顶上的那片忧郁的天空，所有这些人都对未来怀有一种神秘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他们唯一的欲望所产生的结果，任何理性预见都无法对此加以解释。可惜啊，终有一天，我们不再每时每刻地期待来自迄今为止仍然无动于衷的一位女友的情书，因为我们明白，人的性格不会突然改变，我们的欲望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迎合其他人的意志，因为推动意志并且使之无法抗拒的正是隐藏在意志背后的某些东西；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明天不会与昨天截然不同，因为明天来自昨天。
然而，在某些尚未遭到反思过分扼杀的灵魂中，这些神秘的希望在某些风调雨顺的年代再度绽放。例如，在圣诞之夜，一种希望的芳香让灵魂飞向上帝，这些灵魂期待自己最终能够出类拔萃并且得到爱戴。这种芳香会让上帝感到喜悦，有时，在圣诞节的夜晚，作为心灵的优秀园丁，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会满心欢喜地去浇灌有待绽放的希望。他用理性的眼光来论证在某个逼真而又神秘的短篇故事中得到大胆肯定的感情，梦寐以求的某种幸福终于在圣诞之夜得到了实现。今年，我们没有圣诞故事。阿纳托尔·法郎士先生在令人赞叹的《犹太的行政长官》21中非常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能使用这样的措辞——然而，元旦的这期《两世界杂志》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姗姗来迟却又真实美妙的圣诞故事，那就是路易·冈德拉先生的《小皮鞋》22，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和赞叹。夹杂着快感的同情怜悯让这个故事变得更加温柔甜蜜。在这个圣诞之夜的最后时刻，看不见的香炉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散发出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故事的结尾部分弥漫着神圣的芳香。一个小孩子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乃至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重新回到被他抛弃的妻子身旁。读着这期《两世界杂志》，美貌的弃妇，遭到丈夫或情人背叛的女子都能从这个小故事中获得神奇的安慰。这些美妙篇章被她们的眼泪濡湿，让她们久久地沉湎于重归于好的梦想，而在此之前，重归于好在她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不断地激发出她们最宝贵而又最不自信的希望——在让我们如此感动之前，冈德拉先生为我们刻画了德·尼埃伊先生极具讽刺意味的肖像，这表明作者对性格有着一种绝妙的先见之明。可怜的德·尼埃伊先生！他的诗让他的生活充满朝气，相形之下，他那无疑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世俗生涯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他经常与冈德拉先生在“上流社会”相遇。他衬衣的硬胸后面有着一副无懈可击的护胸甲，遮掩在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是他的心灵的唯一出口，只有从那里才能进入戒备森严的领地，他躲藏在故作正经的态度背后，自以为这道防线固若金汤；然而，冈德拉先生的思想仿佛是那个没有具体形状的仙女，“穿梭于锁钥之间”，就像雅典娜那样，在德·尼埃伊先生的心中翱翔，为他遮挡在最阴暗的灵魂中闪烁的星星火焰，让他能够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地再现这些火光。冈德拉先生尊重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说，他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者。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对于美与丑，他一概来者不拒，同时刻画灵与肉，可以说，故事末尾的诗意来源于真实。我们梦幻中最美的花朵以我们的鲜血为汁液，以我们纤细的白色神经纤维为根茎。他为我们留住了《小皮鞋》的故事中洋溢的一切浓浓的诗意，却没有试图将人物“诗意化”“理想化”（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诗人）。其实，动人的爱情奇迹发生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家里并不说明冈德拉先生拜倒在浪漫派与自然主义胆大妄为的心理学面前，后者拒绝将马里翁·德洛姆23和羊脂球的品德赋予“布尔乔亚”24。帕克蕾特·韦农也许是一位温柔有爱的母亲。然而在我们看来，她首先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母亲，她希望自己的女儿“漂亮优雅”，“生活有规律”。
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位没有出场的德·尼埃伊太太，这个故事中仅仅出现过她悲伤而又可爱的身影，尽管她从未现身。这个故事难道不就是为她而写的吗？这些人物之所以取自“她的上流社会”也许就是为了让她更加感动，因为上流社会的丈夫比其他各界人士更多遗弃自己的妻子。艺术如此之深地根植于社会生活之中，以至于在掩盖着十分普遍的感情现实的特殊虚构之中，一个时代或一个阶层的风俗和情趣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能够为此增添迥然不同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拉辛在某些戏剧中将赏心乐事与罪恶混合在一起构筑悲剧命运的结局，喜欢召唤公主与国王的幽灵，难道不正是为了宫廷中那些遭受着激情令人快慰的折磨的女观众吗？可惜的是，不幸的德·尼埃伊太太很可能等不到为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冈德拉先生向她通报这个奇迹。不过，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大失所望；她不能指责艺术欺骗了她，因为撇开她的痛苦中包含的自私因素换位思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这个足智多谋的安慰角色还是非常丰满的。他的谎言是唯一的现实，只要人们对真实爱情的谎言还有那么一丁点喜欢，我们周围制约着我们的这些东西就会逐渐减少。让我们幸福或不幸的力量从这些东西当中脱颖而出，为我们变痛苦为美的灵魂增添力量。这才是幸福和真正的自由之所在。
一本驳斥风雅的书25
《上下颠倒》
每当老好人雅迪斯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出小戏26中用一种令人作呕的庸俗口气头头是道的时候，忠实地反映出作者对主人公敬佩之意的其他人物就会叫嚷道：“这位雅迪斯先生真是别出心裁！啊！雅迪斯先生，您的确与众不同。”《上下颠倒》是新近出版的一本精美小书，用带着恭维意味的指责谈论这本书自相矛盾的（匿名）作者大概不会让人显得同样滑稽可笑。其实，这本书的实质内容值得商榷，尽管作者流露了他的全部思想，其中也不乏某种忧郁而又妩媚的美雅，然而，人们从中感觉到的更多是一种恶劣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竭诚尽力与现实本身达成一致的崇高努力。按照《上下颠倒》作者的说法，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来自“衣着打扮，这个法国社会的灾难……它逐渐动摇了社会大厦的基石”，而造成这个灾难的各种原因，在他看来，必须到“民主和平等的倾向中，从这个词最庸俗的意义中”去寻找——“……在路易十四时期，当君主制度以僵化和刻板的形式存在之时，对公共生活的普遍期待很高，所有工匠都在不知不觉地朝向一个更高的目标共同努力。”翻开任何一部服装史，任何一部关于奢华的律法，《上下颠倒》的作者都可以找到这种祸害本身及其在十九世纪日趋严重的蛛丝马迹，再次阅读阿历克斯27或忒奥克里托斯28，《结婚十五乐》29、马亚尔30的《誓言》或《奥古斯都时期一位罗马贵妇的衣饰》之后，他坚信不疑地认为，如果衣着打扮是灾难，那么早在十九世纪之前就已经猖獗一时的这种灾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已经不那么可怕了。阿里斯托芬曾经在《吕西斯忒拉忒》中借用克里奥尼斯之口说道：“唉！女人们究竟还有完没完？她们生活在自己的闺房深处，身穿黄绸面料的轻盈服装或飘逸的长袍，香气袭人，插花抹粉，脚蹬雅致潇洒的长筒皮靴。”依我看，《上下颠倒》的作者把这种灾难的演变归咎于“民主与平等”的影响更是荒唐。如果说在古老的君主政权时期，“所有的眼光都朝向上面”，那么他是否真的以为，正如他确信的那样，他们从中观赏到的就是一种建筑在粗俗和简朴之上的景象呢？德·拉费里埃31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历数了瓦卢瓦宫廷中陪伴王后的一名贵族的嫁妆，这份赫赫有名的嫁妆能让我们这个时代最风雅的犹太女人望尘莫及，天主教报纸对这些嫁妆的描写读起来十分有趣。既然《上下颠倒》的作者声称，他也是特别喜欢跟女人进行美学交易（据我猜测，这个词意味着跟衣着华美的女人进行交易）的那些人之一，那么即使是在今天，他也应该清楚地知道，没有必要去追求这种交易，除非她们是“共和派”女人。不，无论他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像一个拥有风雅特权却又憎恶这种特权的人那样设想民主。我们宁可将之视为一位神情庄重、衣着得体、稳重温暖的主妇，她笨手笨脚地打碎了那些放在工作和修行的祭坛上的香水瓶和脂粉罐。最后，既然我们无法进一步反驳像《上下颠倒》的作家那样富有思想和才智的人，我们也许会告诉他泰奥多尔·雷纳克32先生报道过的一个真实事件。十三世纪的里昂犹太妇女生活极尽奢华，不惜献身于风雅，为此人们不得不对她们进行十分严厉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同意《上下颠倒》的作者的看法，巴黎的妇女如今正在享受更大限度的宽容。
不信教的国家33
如今的法国酷似保罗·布尔热34先生的这本《门徒》，后者向我们讲述了门徒的悲惨故事，这个门徒曾经投身于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门下，这使他深感痛苦。然而，读者却更多地将之归罪于当时的政府而不是小说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为西克斯特先生35的课程仅仅适用于某些思想精深的人，可以假定，这些人有能力证明他们老师的学说中的长短是非。然而，“没有上帝的学校”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却丝毫没有“哲学头脑”；他们只能接受人们灌输给他们的各种没有经过检验的理性，这些理性即使没有使他们绝望，至少也让他们只寄希望于一种人世间的幸福，并且因此喜欢选举甚于祈祷，喜欢炸药甚于选举。不信教的教育难道注定会是无神论教育吗？不选择上帝和灵魂的教育，就整体而言，难道就是最坏的选择吗？据说，“大家只是没有兴致谈论这些事情。”这恰恰就是唯物主义。不信教的国家取代信教的国家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人们只会惊讶地看到，否定一种宗教往往与宗教本身一样，会带来同样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狂热。目前在公共领域强势的激进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信徒，或他们在更有温和派倾向的人身上引起恐惧，对宗教施行各种形式的迫害。也许，人们会告诉他们，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大哲学家达成的默契是十足的谎言），如果不相信他小说中的现实的那个人今天构想出一种人类生活的理论，如果富于仁慈幻想的人在接受这种理论的同时立即顺应天意，不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他们优美高贵的作品，他们永恒的福报安享人伦之乐，那么国家也就不必委托这个足智多谋而又令人信服的诗人去治愈我们的苦难，这些苦难首先包括一个伦理结论，比如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种关于生活和幸福的理论是存在的，它长期以来被人接受而且名正言顺；可以说，它就像真理那样确凿，《不妥协者》和《灯笼》（在哲学界却不具备权威！）的编辑们一口咬定这种理论没人赏识。法国在学习这种理论的过程中壮大成长，勇气倍增，无私公允，光荣体面。法国在实践和思辨领域最纯正的杰作应当归功于因为基督教而被提高到自身之上的某些思想。如今，法国传教士将文明推向东方，这个时期最大胆的哲学家可以满怀虔诚去冒犯街头巷尾的唯物主义杂货商。他遵从的宗教法规并没有妨碍笛卡尔和帕斯卡尔，而这样的宗教法规对于某些市府顾问恣意放纵的才智似乎是一个阻碍。正因为如此，法国才得到了“解脱”。可怜的解脱！人们在解脱了一种义务之后反而不那么自由了，人们遭受着自己恶习的束缚。刺杀皇帝只是向俾斯麦亲王宣告“文明斗争”36的悲惨结局。但愿社会主义的进展能够引起政府的恐惧，告诫政府如今存在着比教会的巨大势力更加可怕的东西，如果人们不能严肃认真地批驳像奥梅先生37那样虚妄的哲学，那么事实上它就会在实践中扩展其后果，就像所有愚人的哲学那样，成为一种带有破坏性和走向灭亡的学说。
洛朗斯
东方奇观38
《亚洲土耳其游记》
德·肖莱伯爵先生著39
献给热衷旅行的亨利·德·罗特希尔德40
I
可惊的旅人！我们从你们像海一样
深沉的眼中读到多么高贵的故事！
请打开你的藏有丰富回忆的宝箱，
拿出用星和大气镶成的奇异宝石。
我们想出去旅行，不借助帆和蒸气！
为了安慰我们那像坐牢似的厌倦，
请把你们以水平线为画框的回忆
映上我们像画布一样张着的心坎。
你们看到过什么？
波德莱尔，《旅行》41
旅人在追忆中很有把握地将那个即将在我们面前呈现形形色色的人与物的魔术师的地址告诉了我们，尽管在这个方面，没有人比德·肖莱先生讲述得更加精彩。然而，同样陶醉于美的世界及其浮华的波德莱尔却说，这些“高尚的故事”不是现实：
最最富丽的城市，最最壮丽的风景，
从来没有具备过这种神秘的魅力，
像那些白云偶然变幻而成和美景
我们到处都曾看见……
那种使人厌倦的、永世之罪的场面……
从旅行中获得的知识是多么辛酸！
单调狭小的世界，不论昨今和以后，
永远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面影，
就像沉闷的沙漠中的恐怖的绿洲！
（同上）
然而，对毫无用处的华美事物尤其敏感的一代人已经被首先赋予生活以目标和意义，为人类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创造自己命运的感情而忧虑的一代人所取代。旅行的伦理现实已经恢复原状（参见保罗·德雅尔丹42的《现时的义务》）。这样的现实归结为人类在意志上付出的努力及其在伦理方面取得的改善。我们只想为此说明，最讲究的艺术家，最高尚的伦理学家都会喜欢游记类书籍，他们不仅对科学饶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体现了最高级的智慧和最令人钦佩的活力，比如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位作者。
II
“如此富饶慷慨的大自然散发着自身的活力。”德·肖莱先生用这些词语来形容法兰西，他在该书的结尾好像也这样形容他自己。这本书之所以生动有趣，是因为从所有形式下透露出来的那种生命力，那是依附于各种风景，重新创造这些风景的艺术想象的感性生活，思考最严肃的历史问题的刻板精神生活，意志顽强地继续最艰难的事业，圆满完成这些事业的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生活。精神和行动的狂热让德·肖莱伯爵对整个旅行的叙述充满热情，他毫不犹豫、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从君士坦丁堡到埃尔祖鲁姆、迪亚巴克尔、巴格达和亚历山大港的旅行，尽管一路上气候极为恶劣，盗匪出没，遇到来自各个方面几乎无法克服却又被他轻松克服的困难，这样的轻松自如赋予风格以某种独特的生命。能够用当地语言与土著人交谈的随行军官（朱利昂先生）使得德·肖莱先生能够沿途收集到构成他这本书华彩部分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传奇。这些传奇犹如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含苞绽放的鲜花，从不同于我们常见的男人的嘴唇上散发出芳香，他们的思想却奇怪陌生而且与众不同，即便我们对此可以理解。这些传奇的实质往往是一种饶有趣味的现实主义，我们将要在这里讲述的这个绝妙的“恋人城堡的故事”就是见证，《巴黎回声》上一期的副刊之所以没有刊登这个故事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我敢说，那是治疗身体虚弱的冷水浴处方，尽管它有引人入胜的标题和纯属虚构的诗意。
III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总体上给德·肖莱先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多次赞扬他们的家庭感情。他甚至对土耳其青年的美有过专门的精彩描写。他刻画亚美尼亚人的篇章虽然精彩，却不怎么讨喜。在谈论过这些人之后，德·肖莱先生又说：“亚洲的土耳其是个独特的国度，那里不仅并肩地生活着互不相干的不同种族，而且还奉行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宗教。亚美尼亚人或希腊人，伊斯兰教徒或叙利亚人，马龙派教徒或迦勒底人，格利哥利派或聂斯脱利派，某些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或阐释上的分歧有时造成了无法调和的帮派之间的互相争斗，尤其是在人多势众、十分卑鄙的神职人员的煽动下。然而，有些人更加兼容并蓄，开塞利城的一个基督徒大商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将自己的长子送到亚美尼亚人开设的学校，将二儿子送进耶稣会，将三儿子送到新教学堂。他坚信，这样做可以使他得到各派的支持，让他的孩子每人奉行不同的信仰就是让他们无偿接受良好教育的方式。”开塞利城的这个居民是否有点像梅拉克43先生笔下的那个人物？后者离开他的那些无形的同伙就是为了前往小亚细亚殖民。有关埃尔祖鲁姆的那一章尤其好笑。当警察马上就要追上德·肖莱先生和他的随从时，军队却列队从他面前经过，卖力地向他致敬。他不得不郑重其事地进行大阅兵，尽管他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中尉。“我们刚刚走了几步就被人认了出来，操场上鼓声大作，士兵们亮出武器，军官们挥舞旗帜沿途向我们致敬，乐声响了起来，我们这些习惯于演练阅兵而不是检阅军队的可怜中尉不得不身穿我们的旅行衣装，头戴直筒无边帽，手提马鞭从队列前面鱼贯而过，我们仿佛置身于梦境之中，惊讶地注视着我们的衣袖，看看那里有没有在一夜之间突然长出几颗星星来。”
最后，我想就这个旅人希望深入研究的奥斯曼帝国的目前现状做一些基本的回顾，读完这本书的读者也许不会为此感到失望。
在伦理观的发展与科学进步之间，一个均衡的国家需要和谐。而这种和谐在土耳其并不存在，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压力之下，政府颁布令人赞叹的改革政令，购买机器，配置军火，在必须执法、推行新发明和开枪射击的时候，这个政府所要面对的是统治者为压迫被统治者而特设的一个官僚等级制度——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就是从州知事到警察宪兵按部就班地敲诈勒索的受害者，辛勤劳作的农民永远无法偿清强加给他的赋税——行政官员的军队榨干了（这是专用术语）他们治下的民众，这就是奥斯曼帝国的现状——卡特琳娜二世拿她手下的将军的过错与土耳其人的无可救药相比较，她说：“我们的人只是年少无知，而他们的人却是老年痴呆的极度衰弱。”——一个世纪以来，对土耳其帝国前景的评价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本书鲜活逼真，没有奢望却又不乏才智，因为它既是反思，又是生动别致的观察，其中的描写就像水彩画一般清澈透明；书中的所有一切都是通过直观的语调讲述出来的，更加确切地说，它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那是永远无法模仿的直指人心的语调。
《恍如梦中》44
《恍如梦中》
亨利·德·雷尼埃著
对诗歌一窍不通的岂止是法官、医生、行政官员和上流社会人士。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历史学家、伟大的戏剧家和伟大的“文人”也不见得真正爱好诗歌。因此，人们没有权利指责我们在这里试图宣传一部出色的诗集是愚蠢可笑的举动，因为这样做并不需要渊博的学识甚至智慧。阅读一首诗难免会让任何聪明人士大失所望，相对这种失望而言，《恍如梦中》45给不喜欢诗歌的上述人士准备的失望更加残忍。因为一般来说，诗歌或多或少包含着奇异陌生而又各司其职的因素：阿罗古先生46的诗带有雄辩的成分，而里什潘先生47的修辞是既辉煌又唐突，大有乘坐阿尔戈战船前去掠取金羊毛的那种动人心弦的胆魄48。
然而，这一次却没有任何实体可以挂靠，唯有一望无际的喧嚣和青蓝色辽阔境域在映照着天空的永恒，它贞洁犹如大海，不留人类的痕迹，没有任何世俗的废墟。然而，那些爱好诗歌的人却可以在其中无止境地做梦，在大海或波德莱尔、拉马丁49或维尼50的诗句中徜徉。亨利·德·雷尼埃堪可与这些大诗人相媲美，在我们的景仰中，他的地位远远高于表面上让人难以接近的高蹈派诗人。可我们的赞誉——即便是如此的简短——却必须恰如其分才好。如果像这样的诗不是智慧的结晶，那我们又怎么敢断言它不同凡响，我们又怎么能够在为之陶醉的同时鄙视自己为此陶醉呢？
哲学家们试图在人们通常所谓的智慧之上把握一种至高无上、像感情那样专一和没有极限的理性，这种理性既是他们思考的对象，同时又是他们思考的工具。《恍如梦中》略微体现和展示了这种理性，对事物的这种神秘而深刻的感情。
塞庞特街的议会会议51
——致罗贝尔·德·弗莱尔
一
跟演员的荣耀相比，政客的荣耀可能更加轰动一时，更加直截了当，更加令人陶醉。所以，“上流社会人士”对此跃跃欲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继这幕社会喜剧之后，我们那个没有名分，至少不行使公共职能的沙龙议会——或翘首以盼的年轻人期待的议会——将尽情享受对法律、组建或推翻内阁的投票权，终于兴高采烈地做了一回政客，明天，他们也许会客串马车夫，大家轮流着将国家这辆邮车驶向他梦想中的道路之上。他们谙熟政客和演员的快乐，那个演员早晨还是安静的布尔乔亚，晚上却成了夏特莱剧院能言善辩、桀骜不驯的大将军，除了没带武器，他会骄傲地将银纸制作的马刺扎向马戏团的马匹。然而，在一个虚拟的议会大会上，注定只能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大家的欢乐当中的幻觉部分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象征，不偏不倚的观众听见了政府的不现实的提议，看见了幻觉中的议院正在对没有人打算实施的法律进行投票，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错了门，他面前的难道不是真正的议会。过分的梦幻和不可能的放纵缔造了一种完全自足的现实。
二
我不想把这些肤浅的评语用于塞庞特街刚刚创办的议会，我有充分的理由只说好话。如果我说，除了我之外，所有的成员都具备真正的政治才干，他们非常严肃认真，史无前例地谦虚，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我说的这些话。然而，才智横溢的年轻人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让人斗胆跟他们仅仅开个尽管是善意的玩笑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幻想才能，恒久不变的严肃认真，他们会非常自然地说“议会主席先生”，“我亲爱的同事”，“我漫长的政治生涯”，“阁下体现了贵党几百年来的仇恨”，“坐在这些长凳上的政府与法兰西同在”，所有这一切不那么滑稽却又感人肺腑的措辞似乎表明，自大革命以来，并非个个身居要职的全体议员至少每个星期都会奇迹般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突然延长星期一晚上的会议，用火热滚烫而又冥顽不化的党派灵魂充实自己。有一次，我看见一些小女孩在海边嬉戏。一个正在慢跑的女孩假扮开车的公主。另一个女孩则拿着前面的女孩遗忘的一只手笼在后面追赶，她竭尽全力大声叫嚷道：“夫人，殿下忘记您的手笼了。您的手笼，我的公主。”小姑娘微笑着致谢，毫不惊讶地接过手笼。人们也会对塞庞特街的那个议员这样说：“部长先生，拿好这个公文包。”然而，他们却没有发笑，因为他们其实是在十分严肃地工作，在安德烈·勒邦52先生这个上司的英明领导下，他们研究的广度和力度以及历史价值都大大增加。由于遭到众议院的否决，在此投票的法律总有一天会开历史之先河。再者，这些法律是似乎更加宽容，比上一代更注重宗教观念的年轻人政治走向的标志。在此，我们无法逐一枚举塞庞特街所有的演说家，我们只听说过其中的某些人。因为坚持学校法而刚刚下台的议会主席佩桑53先生用温和平静而又美妙有力的语调发表他那套老生常谈的演说。他时而精明，时而奉承，时而不可捉摸，是塞庞特街最善变却又不露痕迹的演说家。可以说，他在那里十分优雅灵巧地表演着塞庞特舞蹈。这并不妨碍他非常慷慨地将他的公文包奉献给他的思想，让人们了解他的心头所愿。德·卡朗先生是右派的主要头目，具有某种阴沉的力量和充满激情的辩术。新任议会主席德·托雷斯先生对听众的实际作用非常值得赞赏。不过，机敏过人、精力充沛、思想非常高尚的德·苏塞先生也许更加稳重精明，更加通情达理。我对泽瓦洛先生的评价同样如此。
然而，我却很想知道对帕扬先生的赞美之辞，他是最后一次会议的胜利者。人们对他如此高超的思想，如此出色可爱的才干，以及他在讲坛上的优美姿态大加赞赏。他的演讲是杰作，让人看到其他许多奇观的可能。这才是一位思想家、演说家和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马塞尔·普鲁斯特
附：有人告诉我，德·佩耶利莫夫先生在我没有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表现出一位辩论高手和一个演说家的非凡才干。
M.P.
小说阅读54
《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
亨利·德·索西纳著
新老两代的差别以及新一代胜过老一代显然体现在思辨的力度，梦境的悠远，为遭到唯物主义驱逐的思辨恢复地位的雄心壮志，艺术上的自然主义，出于一些也许是朦胧的却又注定是强烈的憧憬，企图为生活提供远景，赋予我们的命运以意义，认可我们的行为。然而，直到现在，除了鲜见的几个例外，新一代人的宏伟企图几乎全部落空，究其原因，对生活的过分推理让人失去了反映生活的禀赋，一部过分推敲的作品难免有失生动，分析愈有深度就愈是缺乏色彩，活生生的人物犹如被人逮住的这些蝴蝶，将它们牢牢钉住是为了研究蝴蝶幻影般的翅膀。艺术是一种本能，思辨有点像是创作上的软肋，或许这就是高尚的现代作品惨遭厄运，作品一经问世便立即死亡的关键。
这样的厄运是否可以避免呢？亨利·德·索西纳伯爵以《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为标题，写出了一部极其生动、无比深刻的书。在这本书中，绝对到极致的抽象得到了切实的体现，进而演绎为最辉煌、最鲜明的具体形象。书中的人物犹如左拉描写的那样生活，伴随着司汤达的评论和诠释，最后又像是经过了托尔斯泰的审判，却又不带作者本人独特的偏见，他用富于节奏和新颖独创的语言在我们面前吟唱各种曲调，直到让我们陶醉。人们喜欢把精美的语言比作蜜蜂，来到我们中间的极为罕见却又妩媚可爱的伊米托斯山贵宾。我们作家的语言应该像蜜蜂那样，既有一针见血的蜇刺，又有蜂蜜的甘甜美味——还有翅膀！
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造型优美，置身于独特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是每个家庭中上演的爱情与死亡戏剧的演员，是永远痛苦的主角，而且永远对他们遭受的、更多是他们制造的命运负有责任。因此便有了画家的描绘，诗人的直觉，对风俗细致入微到难以置信的研究，对激情的叙述，有关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深刻原因的这些令人伤感的宏观看法，时而让人觉得那是《哈姆莱特》的延续（母亲之死和儿子猜疑的场面），时而又让人觉得那是对《罗密欧》的批评（占有克莉斯汀娜之后的失望）。（对话就像引领着我们沿着由我们努力铺设而成，沾染着我们的清新泪水的道路飞快地从地狱驶向“新生”天堂的列车，）到处都是深刻的思想，比如：“对于美，通常就像天才那样，声名鹊起之时就是其诞生的根源枯竭之际，这就表明，名声跟随着光环而不是伴随着光环来临是永恒的法则。”或者：“崇尚时髦为女人分门别类，就像手摇风琴发出的声响那样。”
我根本不想谈论这本书：哪怕是触碰这本书，唯恐这样一朵新芽清纯、芳香醉人、色泽温暖、娇嫩的根须向土壤里四处延伸的珍稀鲜花会凋零枯萎。读者自会明白，在某种程度上奋发向上的各种艺术情同手足，瓦格纳的主题音乐在这里被移植到文体之中，在巴松皮埃尔55前辈的召唤下，以深刻的哲学和奇异的诗意，让现时与迷惑它、引导它的过去水乳交融。为了彻底理解一种如此丰富和如此新颖的艺术，为了领教这本书的结尾流露出作者用意的那种如此现代、感人肺腑的哲学感化，请您怀着难得罕见、新奇高尚的深深喜悦去阅读《克莉奥帕特拉的鼻子》。
《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56
《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
托尔斯泰著
我们可以大胆信任的究竟是哪种思想导向？托尔斯泰也许是今天最具现实精神、向善的意志最强烈的那个人。他在全世界的谎言与邪恶的包围中顽强抗争，就像苏格拉底以往所能做的那样。《爱国主义与基督教精神》是他为痛斥法俄庆典而著的一本书，他在书中尽量摈弃祖国这个观念。他认为爱国主义荒唐而且矛盾，因为对德国人来说，爱国主义意味着这样的判断：“德意志是最美丽的祖国。”对意大利人来说，“意大利是最美丽的祖国。”等等。难道我们同样会因为每个子女对自己父母的偏爱而否定家庭感情吗？托尔斯泰补充说：“再者，民众对政府人为煽起的爱国主义无动于衷，而遭到政府谴责的社会主义却让民众的激情日益高昂。一个俄罗斯农民宁可生活在任何一个收入更多的国家。”等等。不幸的是，这一切千真万确，仅仅可以证明自私的感情有压倒利他主义感情的趋势。托尔斯泰怎么会为此欢欣鼓舞呢？在不能确定岩石中还会冒出另一股清泉的情况下，他怎么会自觉自愿地去试着让至少目前还算公允的爱国主义源泉枯竭呢？如果对于自觉自愿进行合作的富有阶级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利他主义本能压倒利己主义本能，而对于穷人来说，社会主义反而意味着利己主义本能压倒利他主义本能；相反，无论是对前者还是后者，爱国主义就是让利己主义本能服从于利他主义本能。
归根到底，最令托尔斯泰恼火的是，战争中相互之间没有仇恨的人们彼此自相残杀。这难道不就是战争给他留下的某种伦理特点吗？全民参战不是为了满足一种卑劣的激情，而是“出于义务”。更有甚者，战争结束之后，敌对的军官之间往往并不互相仇恨。
在物质与势力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为了创造而破坏，利用邪恶，利用对方，让手段服从于目的。而正义与爱情的世界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者自以为用非正义征服世界之后可以用正义统治世界，用暴力战胜仁慈，他们低估了正义与仁慈的词义以及这些品德的性质。所有的财富同样可以由势力来重新分配。正义统治世界的时代不会为时太远。实施暴力、诽谤中伤、排斥异己的排犹主义者终将迫使整个世界皈依天主教。这一天，全世界将会抛弃基督教信仰，因为基督教意味着内心的上帝、心灵向往和得到意识认可的真相。我们永远不会让正义与仁慈的明确而迫切的义务服从于阴暗、遥远而又含糊的义务。
星期天的音乐学院57
我刚到音乐学院，这个音乐会的“元老院”、《辩论报》或《两世界杂志》以间接方式倚仗影响力有限的左派中心，而后者依靠的是被称为权威的某种声誉。这幢古老的房屋就像圣日耳曼近郊的某些地方，让人习以为常的那种不舒适却使它平步青云，与某种原则、某种特权等量齐观，到处向邀请的来宾和订票的观众吹嘘炫耀，有点自视甚高和洋洋得意，好像他们才是真正的客人。这里的演出比在其他各处更加完美。就在昨天，这里还传出一位少妇和一位少女源源不竭的声音，仿佛泉水潺潺流过古老的岩石，在云雀和夜莺的啼转声中，古色古香的住宅犹如阿里斯托芬建造的国度58。
这一天演奏的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与我同行的是我的一个兄弟和S中尉。音乐会尚未开始，我们言不由衷地交谈了几句，每个人都沉湎在自己的心事之中。包厢里渐渐坐满了观众。某夫人刚刚与她当天邀请的两位音乐家和两位上流社会男子一起走进来，她显然在津津有味地品尝这种在她看来味道独一无二的生菜沙拉。另外几个包厢里的组合也大同小异，只会引来她的奚落挖苦或发自真心的由衷冷漠。就这样，她满怀热情地想象着她挑选出来与她共进晚餐的那些人备感荣幸的模样，每天夜晚，她都要带着老生重谈的乏味烦恼，勉为其难地准备到其他人家里去赴同样的晚宴。
我走出来跟一位朋友说话，第一小段已经开始，但我已经无法进入，我在走廊里迷了路，我来到一个仅能听到含混的窃窃私语的地方，看见那里有几排扶手椅。一些几乎陷入昏睡状态的“顺民”，一些抽着大麻兴奋陶醉的人，这就是大厅一隅呈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所有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心平气和，尽管他们舒适地坐在扶手椅上，衣着打扮像是要去品尝和领略一种平静体面的社交乐趣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可他们的脸上却交替地流露出纵欲引起的憔悴和近乎好斗的活力。忧伤时而让他们的眼睛变得阴沉，他们渐渐地放纵自己去接受马上就会让他们恢复平静的宽慰许诺。然后，所有的人似乎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由于不可预知而引人入胜、同时又有着严密逻辑的推理。此时此刻，他们的嘴都在不由自主地微笑，他们的脑袋在肩膀上摇来晃去，勉强保持着优雅的行礼姿势，仿佛是在潇洒地散步，或随着小步舞曲跳舞。所有的人都神情激动，仿佛在城堡的围墙上居高临下地追随着周围正在展开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那也许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战役，一个宫廷舞会，赢得每个人的心的爱情誓言，一次葬礼和日出。一条不可思议而又牢固的纽带现在将刚才还彼此非常陌生的所有这些人联结在一起。我看见我的兄弟和S中尉在门边交换的眼神中闪耀着强烈的感同身受的光芒，这种感受犹如冬天里的一团火，将每个人凝聚在它的周围。现场的众人就好像行进中的一队士兵，在军人般的静止状态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沮丧或同样的欣喜。只有一位老先生背倚廊柱而立，仿佛一头白鹮或一个苦行僧，他似乎在沉思冥想之中品尝那些无边无际的欢悦。所有的人都显得比刚才更美了，可以说，他们脱离了特殊的情景，来到超出自身之外的遥远过去。S中尉不再平庸偏狭，某夫人不再滑稽可笑。在仔细端详他们的时候，我很少感觉到自己的个人好恶，而更多体验到吕山德59统帅和花魁普拉克佐60出现在我面前时的那种审美愉悦。
第一小段已经结束，我回到大厅，坐到我的兄弟旁边。然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归来，他以一个漫不经心、宽厚而又欣喜的微笑回答了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了用一种同样不可抗拒的力量在这些聆听音乐的人们心中激发出各种情感，音乐首先应该让他们的注意力对其余的一切感到麻木。当音乐会重新开始的时候，我本人也立即被节奏所深深吸引，不再是一个对交响乐的暗示和指令唯唯诺诺的“顺民”了。
刚才没有引起我注意的乐队在我面前起伏跌宕。乐队指挥如痴如醉，仿佛统领自己的军队打仗的将军，只不过他投入的是一场远没有空间和时间痛苦的战役。他头部的每一次甩动，他的每一次挥手都在将他心中的同样热情或同样庄严传递给所有的乐师和随着音乐展开的事件，直至我们的心灵乃至我们的举动。老实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换作另一个场合，他无法自由行使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以，他在指挥中没有丝毫的犹豫和不连贯，没有丝毫的狂热，因为他本人不受任何人指挥。然而，他的脑袋和指挥棒发出的每一个信号立即产生了不可胜数的美妙效果，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提前定义这种信号的能力，那么我们最炽烈的内心冲动就会出来恳求这样的信号。我们自身的理解能力每秒钟都在加深并且变成强有力的现实，为此我们感到既忧虑又幸福，在极度惊讶的同时得到了心想事成的满足。对我来说，在和声的峰顶浪尖追逐一股引领我们穿越暴风雨的万千喧嚣潮流让我感到呼吸急促。音乐犹如一颗暂时在我的心脏里跳动的心，随心所欲地减慢或者加快我的血液在静脉中的搏击速度——以至于有时让我体力不支，呆滞迟疑，而另一些时候却让我力量骤增，仿佛一个少年见习水手挥舞着斧头向着缆绳高处攀缘。
此时此刻，每时每刻将我们每个人连成一体的音乐轮番向我们倾注焦虑、豪情或恐惧，以此充实我们的身心，联结我们的心灵，驱除其余的一切。这情景就像八面来风紧贴每片船帆，推动着海面上的一叶轻舟，我怎能忘记在《C小调交响曲行板》中感受到的无数心灵，在巨大的希望吹鼓下，它们饱满紧致犹如一张风帆！正如在庆祝酒神节的时候那样，林神和酒神的女祭司只消轻摇酒神之杖，抑或将她们的嘴唇凑向串串葡萄；然而，天神的神圣狂热感染了她们，她们没有痛苦，只有比痛苦更加难熬的欢乐——就这样，这两百名乐师似乎手持小提琴，挥舞着犹如酒神之杖的长棍，将嘴唇凑向长笛，仿佛那是串串葡萄，旋律就从那里流泻而出。然而，浓浓的醉意就来自这些不可思议而又神秘莫测的传统仪式。饱受创伤的希望如今重新坠落凡尘，在深夜中沿着晦暗不明的道路迅速而又秩序井然地撤退。我莫名其妙、不问缘由地为乐队不减慢速度的告别唉声叹气，先是雄浑庄严，继而是陌生却又实在的痛苦。
这时，我听见一位贵妇就在我身边对另一个女人说：“您要糖果吗？”我感到一种充满怜悯、恶意和惊讶的痛苦，尤其是在这些雄壮的氛围之中，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崇高的精神上，居然有人感到肚子饿，闲得无聊。我只注意到当时许多在场的人对音乐带来的抚慰和感官享受或可怕的暗示无动于衷。所有的人都遭遇过这样的经历，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来到外面，勉强喘过一口气来，我们的心灵顿时豁然开朗，排除了一切妨碍我们看见真和美的障碍。棕榈树形状的云团遮盖着天空中炽热的花园，继而又像少女那样慵懒地躺卧在那里，风解开了她们的腰带，云彩就像大海在辽阔的沙滩上留下的粉红色贝壳逐渐缩小，嵌入空中，继而又像交响乐中的音调那样迅速而又协调地变换着，飘逸犹如披巾，枯萎犹如花冠，时而又像悔疚那样保持微笑，西方彩绘玻璃窗上的一团雾气顷刻间就能让它粉红色的脸蛋鼓胀得像个小天使。天空下云雾缭绕的山岗和河谷远处，一大块灰蒙蒙的薄云倦怠无力地缠绕着东方，却又激情万丈胜过一只充满爱情的眼睛。我们充盈着泪水的眼睛已经在天空中找到了如此丰富宁静的音乐激情。此时此刻，我们轻而易举就能走进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悲剧，柏拉图的一则对话，斯宾诺莎的生平，菲洛皮门61之死的境界。然而，生活立即将我们拉了回来。我们决定去仍然开放的卢浮宫；几分钟之后，S中尉又想起来他还要去做客，我的兄弟去了王家街的茶馆，他希望在那里遇到某夫人，其他人则要去背弃自己的灵魂，有些人这样做是出于自愿，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出于习惯。
夏尔丹与伦勃朗62
一个囊中羞涩、有艺术品位的年轻人坐在餐厅里，午餐刚刚结束的这段时间平庸而又悲凉，饭桌还没有完全撤掉。他的想象中充满了博物馆、教堂、大海、高山的辉煌，他带着苦恼和厌倦，怀着一种几乎恶心的感觉和一种近似忧郁的情感打量着垂落到地面、一半卷起的桌布上摆放着的最后一把餐刀，旁边是一块吃剩的带血乏味的肉排。碗橱上透入的些微阳光欢快地触摸着尚未被干渴的嘴唇触碰过的那只盛满水的玻璃杯，犹如一抹嘲讽的微笑，残酷无情地为这个不美观的景象平添了传统的世俗之气。年轻人可以看见坐在屋子最里面劳作的母亲，她带着惯常的平静安详，慢慢地绕着一绞红色的羊毛线。一只肥胖矮壮的猫栖息在她身后的衣橱上，旁边是一块留待“盛大节庆”享用的饼干，这只猫就像一个鬼怪的精灵，缺少家畜的庄严。
年轻人掉转眼睛，他的目光落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柴架底下闪亮发光、一尘不染的银器上。整洁的房间比混乱的餐桌更让他恼火，他羡慕有品位的金融界人士，他们往来于美的物品之间，屋里的摆设，从壁炉的火钳到门上的把手，一切都是艺术品。他诅咒这丑陋的环境，羞于在这里待上一刻钟体验这种感受，岂止是羞耻，简直就是恶心，就像魔怔，他站起身来，即使无法乘坐火车去荷兰或意大利，他也要到卢浮宫用视觉去寻找委罗内塞63的宫殿、凡·戴克64的王子、克罗德·洛林65的海港，这天晚上，从这些人熟悉的日常景象中归来会让他再次感到无聊和愤怒。
假如我认识这个年轻人的话，我不仅不会阻止他去卢浮宫，而且还会陪他一起去那里；当我把他领到拉卡兹画廊和陈列十八世纪法国绘画的画廊或另一个诸如此类的法国画廊时，我会让他停留在夏尔丹66的绘画面前。这个丰满的画面在他看起来庸俗不堪，那个饶有生活情趣的画面让他觉得平淡乏味，还有被他看作毫无价值的这种伟大的写生艺术，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他眼花缭乱，此时此刻，我会对他说：您现在总该高兴了吧？您是否在那里看见一个生活优裕的布尔乔亚妇人正在向她的女儿指出她编织的毯子上出错的地方（《勤勉的母亲》），一位手拿面包的妇女（《市场归来》），一只形态生动的猫在厨房的牡蛎上行走，墙上挂着一条死鳐鱼，撤去一半的餐桌台布上摆放着一些餐刀（《水果与动物》）。还有餐桌或厨房用具，不仅有像萨克森巧克力瓷壶那样精美的瓷器（《厨房用品》），更有那些在您看来非常丑陋的东西，一只铮亮的锅盖，形状各异、质料不同的器皿（盐盅、漏勺）；让您反感的各种景象，比如摆在饭桌上的死鱼（《鳐鱼》）；让您恶心的各种景象，比如半空的玻璃器皿或盛得太满的玻璃器皿（《水果与动物》）。
如果所有这一切现在让您看起来美得赏心悦目，那是因为夏尔丹觉得这一切美得可以入画。他之所以觉得这一切可以入画，是因为这一切在他看来美得赏心悦目。他绘画里的缝衣间、办公室、厨房、碗橱给您带来的乐趣，恰恰就是他在看见碗橱、厨房、办公室、缝衣间的时候视觉给他带来的乐趣，那是顺手拈来、瞬间产生、深刻不朽的东西。这些东西彼此之间互相依存，既然他不能局限于前者，希望向自己和其他人呈现后者，那么您就无法局限于后者，而且您必然要回到前者。您已经不知不觉地从中体会到低贱的生活和静物写生的景象带来的这种乐趣，否则夏尔丹就无法用他强制性的精彩语言在您的心中唤起这种乐趣。您过分迟钝的意识无法达到他的境界。您必须等待夏尔丹把这种乐趣从您身上呼唤出来，使之上升为意识。您这才意识到这种乐趣，这是您第一次品味这种乐趣。在观赏夏尔丹的一幅画作时，也许您会对自己说：它就像厨房一样亲切、舒服、生动，当您在厨房转悠的时候，您会自言自语地说：它就像夏尔丹的一幅画那样奇特、壮观、美好。夏尔丹不仅在餐厅里，在水果与玻璃杯之间寻欢作乐（自娱自乐），而且还有非常敏锐的意识，油画的笔触和永恒的色彩宣泄出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乐趣。您也许会成为夏尔丹，当然不及他伟大，您的伟大程度取决于您爱慕他、想让自己变作他本尊的程度。然而，在您和他看来，金属和粗陶都有生命，水果也会开口讲话。
请看他向您透露的秘密吧，他从这些东西之中得到的秘密再也无法在您面前隐瞒。静物变成了有生命之物。正如生活永远有某种新的东西要向您展示，有某种幻景要闪现，有某种神秘要显露，日常生活会令您兴奋愉悦，如果您有那么几天把他的绘画当作一种教诲来聆听的话。理解他绘画中的生活会让您收获生活的美。
在（这些）房间里，您只能看见其他人的平庸和您自己的烦恼，而夏尔丹犹如照进来的一道亮光，赋予每样东西以各自的色彩，用那种对视觉来说是如此耀眼、对思想来说是如此昏暗的形式意义唤醒永恒之夜所埋藏的所有静物或活物。每个人都回归生活，再现其色彩，开始与您交谈，开始生活、继续生活，犹如从沉睡中醒来的公主。在这张餐桌67上，从一半卷起的桌布匆匆折叠的褶皱到那把搁置一边、露出全部锋刃的餐刀，一切都保留着仆佣们匆忙的印记，一切都是来客贪吃的见证。如同秋天果园般仍然丰硕却又已经凋零的高脚水果盘顶端堆砌着天使般饱满红润的蟠桃，它们像不朽者那样不可企及而且笑容可掬。一条狗伸长脑袋也够不到这些桃子，无法得到桃子更加刺激了它的欲望，尽管它的真正欲望并非如此强烈。狗只好用眼睛品尝它们，毛茸茸的滋润桃皮、桃子的香味令它惊讶。透明犹如白日、诱人犹如清泉的玻璃酒杯中还剩下几口甜酒，仿佛那是喉咙口含着的酒，旁边是一些已经几乎倒空的玻璃酒杯，仿佛焦渴的标志紧挨着解渴的标志。一只半倾斜的玻璃酒杯犹如弯曲的枯萎花冠；酒杯用自己的纺锤形杯脚、精致的杯颈、透明的杯身、高贵的喇叭状杯口表明自己的幸福姿态。一半开裂的玻璃酒杯从此不再为人们的需要服务，它从自己毫无用处的美雅中找到了一只威尼斯长颈壶的那种高贵。桌布上的牡蛎犹如珍珠母贝的杯盘那样轻盈，又像海水一般清新，犹如贪婪美食的祭坛上脆弱而又可爱的象征。
放在地上的一桶凉水被觉得它非常碍事的那只敏捷的脚挪来挪去。被人迅速藏起来的一把餐刀是欢乐匆匆易逝的标志。贪婪地挑起似乎是摆放在那里的柠檬金色圆片，成全了这快感的排场。
现在，请您挪步走进厨房，厨房的门口由大小不等的玻璃杯部落严格把守，它们是能干而又忠诚的仆佣，勤勉美丽的一族。餐桌上跃跃欲试的众多餐刀直奔主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而又毫无戒备的空闲架势。您的头顶上挂着一个庞然怪物，一条像是在大海里游弋的新鲜鳐鱼。作为大海的可怕见证，这条鱼看上去既令人眼馋，又带着风平浪静或兴风作浪的大海的那种奇异魅力，让视觉从一种对植物园的回忆穿行到餐厅特有的味道。鱼身已经剖开，您可以欣赏到它的精美庞大，沾染着红色血迹的构造的那种美，蓝色的神经，白色的鱼肉，仿佛多姿多彩的教堂殿堂。丢弃在旁边的一些死鱼扭曲成一条僵硬而又绝望的弧线，鱼腹朝下，鱼眼暴突。接着是一只猫，它为这个水栖动物增添了智商更高、更具意识的黑暗生命，发光的眼睛紧盯着鳐鱼，缓慢而仓促地在开口的牡蛎上挪动它那毛茸茸的爪子，充分暴露出它谨慎的性格、贪婪的胃口和鲁莽的举止。喜欢与其他感官并用，借助于某些色彩再现整个过去而不是将来的眼睛已经感觉到新鲜牡蛎会沾湿猫的爪子，当（这些）胡乱堆砌起来的易碎贝壳被置于猫的重压之下时，人们已经听见贝壳开裂的轻微声音以及它们跌落的巨响。
这些熟悉的面孔也像日常用品那样迷人可爱。一位母亲检查女儿编织的毛毯的景象让人赏心悦目，母亲的眼里充满了她谙熟的过去，她能掐会算，远见卓识，而女儿的眼睛则闪现着无知。手腕、手也与其他部位一样寓意深刻，在一位懂得赏识的看客面前，一只小手指就足以美观真实地出色体现人物的性格。
这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一个至少有着自己的语言和习惯的艺术家，他仅仅从自然本色中探索人物，他熟悉人物寓意形象的匀称比例。在真正的艺术家以及自然主义者看来，每种类型都值得关注，就连最小的一块肌肉也有其自身的重要性。您也许不喜欢看见不具备某种华美或精致的端庄相貌的老人，衰老的侵蚀带来铁红的锈色。请看彩色粉笔画廊里夏尔丹的七十岁自画像。巨大的夹鼻眼镜一直滑落到鼻梁底端，夹在两片簇新的玻璃圆片之间的鼻子上面是暗淡无神的眼睛，朝上翻起的衰老眼珠似乎见识过、嘲讽过和热爱过无数的物事，像是带着夸耀和温柔的语调在说：“唉，我真的已经老了！”由于岁月销蚀而变得暗淡的温情底下仍然闪烁着火花。疲乏的通红眼圈犹如使用过度的搭扣。坚硬老化的皮肤犹如一袭旧衣裳包裹着他的身体。他的皮肤就像布料，留住了玫瑰红的色调而且几乎使之愈加鲜艳，让有些部位泛现出某种金色的珠光。一只衰老的眼圈时刻令人联想到另一只衰老眼圈的色调，就像所有行将死灭的东西的那些色调，如同燃尽的木柴，腐败的落叶，陨落的太阳，磨损的衣服，渐行渐远的那些非常精致、富裕、温柔的男人。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睁开一只眼睛会牵动嘴角还有鼻子的皱纹。皮肤上最细小的皱纹、静脉最不起眼的暴突都是对性格、生活、当下的激情这三个相应的特征最忠实、最奇特的阐释。从今往后，无论是走在街道上抑或待在您的家中，我都希望您怀着恭敬之心关注这些个性十足的衰老人物，如果您懂得如何读解他们的话，您就会无穷无尽地讲述更加震撼、更加生动的事物，而且内容远远超过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手稿。
在您刚才提到的肖像中，夏尔丹漫不经心的宽松内衣、头戴一顶睡帽的形象让他看上去更像一位老妇人。在夏尔丹为我们留下的另一幅彩色粉笔自画像中，这个老妇人就像一位年迈的英国游客那样滑稽可笑。从紧箍在额头上的遮光眼罩，到脖颈上缠绕的印度棉纱巾，一切都那么引人发笑，面对这个如此聪慧、如此疯狂、对嘲讽如此逆来顺受的怪老头，人们无法忍住不笑。尤其是面对一个如此艺术的艺术家。因为这身稀奇古怪、漫不经心的夜间穿着打扮，每个细节似乎都是对情趣的彰显和对正统的蔑视。这块玫瑰红的印度棉纱巾之所以如此老旧，是因为老旧的玫瑰红更加柔和。我们看着这些被玫瑰红的黄皮肤留住反光的玫瑰红和黄色纱巾结扣，从遮光眼罩的蓝色边缘分辨出老式圆框眼镜钢架的凛冽寒光，老人的骇人穿着先是引起惊讶，继而又变得温馨迷人，融汇在高雅的乐趣之中，我们从一个老布尔乔亚貌似杂乱的宽松内衣中找到了各种宝贵色彩的高贵等级以及美的法则。
仔细端详这幅彩色粉笔画中夏尔丹的形象，您就会犹豫迟疑：他脸上的不明确表情令人困惑，那既不是笑，也不是哭，更不是向您表白什么。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面对老人的一个年轻人身上，却从来不会发生在面对年轻人的一位老人身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完全理解的这种语言，它形象犹如图画，迅速直接而令人惊奇犹如答辩，我们将之称为面部表情。在这里，夏尔丹带着老人的对自己满不在乎和夸张的煞有介事神情打量着我们，让我们开心，抑或告诉我们他没有上当受骗，他健康的身体仍然敏捷壮实，他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昂：“难道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才是年轻的？”也许我们的年轻对他的衰弱是一种冒犯，也许他正在对抗一场充满激情、没有希望而且丑陋难看的挑战？我们几乎可以相信他，因为他生动的眼睛和颤抖的嘴唇带着严肃的表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却对老人的某些话语，尤其是老人的某些眼神、鼻子的某种抽搐、嘴唇的某种皱纹的含义和意图不得要领！有时我们在老人面前微笑，仿佛他们是可爱的疯老头。然而，有时我们却像害怕疯子那样害怕面前的老人。微笑在漫长的一生中无数次地泛现在老人的嘴角，愤怒或温情无数次重新点燃他们眼里的火焰或唤起他们嘹亮的嗓音，永远准备就绪的满腔热血无数次迅速地涌到他们透明的面颊上，缺乏弹性的松弛嘴巴微笑时不再张开，抑或在恢复严肃时难以闭拢。眼睛里的火焰不再燃烧，烟雾使之变得昏暗；脸颊不再红润，抑或过分红润犹如凝滞不动的紫绛色湖泊。这样的面容也不再以恰如其分的表情准确地阐释心灵的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激情，然而，在这里，如果舍弃了激情，缺乏激情的自信就会变成笑话，如果舍弃了多情的嘲讽，没有多情嘲讽的虚张声势就会变成威胁。发自我们的感情，形象而准确的语言变成了某种令人悲哀和含混不清的唠叨，这种唠叨有时在互相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两种表情之间，为我们的焦虑、我们的评论和我们的梦幻留下了意外的一席之地。
您看到了像人物那样栩栩如生的物品和水果，看到了人物的脸部，皮肤、汗毛，就好像水果的一种古怪色彩。夏尔丹走得更远，他把物品和人物集中在这些屋子里，那岂止是一件物品或一个人物，那是它们生活的地方，它们亲和或对立的法则之所在，它们的魅力飘散的幽香，它们的灵魂沉默而又冒失的知己，它们的过去的神圣殿堂。人与物长期以来简单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互相需要，品味彼此相处带来的不为人知的乐趣，这一切就是友情。骄傲的古老柴架犹如让自己的主子脸面有光的忠实仆人，在友好亲切的火光注视下温情脉脉；一成不变的扶手椅摆出庄重的迎客姿态，这些椅子要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一生，它们每天清晨都在同一时刻被人挪到窗口拍打，就像老人散步或他们的缓慢运动那样准时。
有多少特殊的友情让我们认识到，在这个表面单调的房间里，如果有阳光穿过，我们可以从我们身边经过或沉睡的气流中分辨出无数活生生的旋风！请看《勤勉的母亲》或《餐前祈祷》。一只针盒与一条老狗之间洋溢着浓浓的友情，这条狗每天都来到熟悉的老地方，像往常那样把它懒洋洋软绵绵的背脊倚靠在充填着垫料的柔软织物上。友情如此自然地朝着这架古老的纺车与这个漫不经心的妇人的两只纤细的腿脚之间蔓延，她的腿脚非常自如地操作着纺车，身体不由自主地服从于她不知不觉养成的习惯和她浑然不知的亲昵。在壁炉正面的各种颜色与针盒和羊毛线的各种颜色之间——在妇人弯曲的身体、准备餐桌和古色古香的餐巾的那双欢快的手与仍然完好无损的餐盘之间，许多年来，她仔细的双手始终在老地方感受到这些餐盘令人舒心的结实耐用——在这块餐巾与为了留下每天到访的印记而赋予餐巾以奶油或弗朗德棉织物的温馨光线之间——在光线与许多年来光线如此温柔地抚摸、沉睡，时而缓慢地散步、时而快活地不期而至的房间之间——在温暖与织物之间——在人与物之间——在过去与生活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仍然存在着友情或亲缘。
至此，我们总算是完成了初探静物不为人知的生命的旅行，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夏尔丹的引导下完成这样的旅行，正如过去维吉尔引导但丁那样。为了更加深入起见，我们现在必须把自己交给另一位大师。我们还没有跨进伦勃朗68这道门槛。夏尔丹告诉我们，一只梨与一个女人同样生动，一件庸俗的陶器与一块宝石同样美丽。画家曾经宣称，所有的东西在审视它们的思想面前，在美化它们的光线面前都具有神圣的平等。他让我们走出一种错误的理想，为的是更大限度地深入现实，从现实中寻找美，不再沦落为某种习俗或某种荒谬的趣味的懦弱俘虏，那是自由、强健、博大的美：他在向我们展开现实世界的同时将我们引向美的海洋。伦勃朗甚至超越了现实。我们知道，美并不存在于物体之中：它也许既不那么深刻，也不那么神秘。我们不会从物体本身看到任何东西，光线才是凹陷的眼眶变幻的表情，神圣的目光投射的美。比如，在《两个哲学家》中，我们看到夕阳像烤炉那样将窗户染得彤红，抑或将窗户描画成彩绘玻璃，让每天都如此简陋的屋子沉浸在教堂般雄浑绚丽的辉煌之中，我们看到地下室的神秘，对黑暗、深夜、未知、罪恶的恐怖。我们在《善良的撒马利亚人》中也同样看到，暗夜里，从两扇对应的窗户中露出的一张脸避开了仍在亮处的另一张脸的微笑，同样的一道光束将大地与天空相连，犹如一根绷紧的绳索，马背和远方丘陵中震颤着一种神秘的美，一只沿着窗户垂落的水桶在这些如此亲切、如此寻常的日用物品上映衬出白天赋予事物以美、夜晚让事物变得神秘的光线，犹如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却又无从把握的那种存在的悸动，这样的光线在抽身离开的同时改变着事物的存在，以致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光线就是事物的主宰，而事物本身似乎在这如此焦虑、如此美好的几分钟内经历了死亡的所有折磨。此时的我们都像是伦勃朗画中的哲学家。我们战战兢兢地看着墙上用火书写出来的神秘字眼。我们打量着天空，天空下面是江河，或耀眼或动荡的大海，闪烁发亮、色彩斑斓、炙热燃烧的窗户和变形的屋顶，我们到处都能辨认出天空在地面上的返照，我们永远无法懂得却又如此熟悉的这种返照就是我们曾经见识过的一切美之所在，那也是神秘和未知之所在。我们都像哲学家那样打量天空，可我们并没有像哲学家那样试着去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欢乐或焦虑及其本质或原因。毫无疑问，就连描绘这位哲学家的画家本人也没有像哲学家那样思考推理。不过，他却像哲学家那样认真地打量过天空，因为他画的就是天空……
我以夏尔丹为例来说明一个伟大画家的作品对于我们、对于他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根本不是对独特品质的一种炫耀，而是表现最为内在的生活及其事物中最为深刻的那种东西。作品要体现我们的生活，触及我们的生活，逐渐朝着事物倾斜，逼近事物的核心。我想要补充的是，有些画家不断地指责文人没有能力谈论绘画并且热衷于把画家本人从未有过的意图强加给画家。如果画家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合乎我的说法，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如果夏尔丹做到了我所说的一切，那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任何意图，甚至他很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意图。他赋予人们以为静止的静物以如此鲜活的生命，让人品尝闪烁着珠光的牡蛎和凉爽的海水，犹如餐巾之于餐桌，明媚的阳光之于餐巾，黑暗之于光明那样，让人产生温馨的共鸣，如果他知道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他也许会大吃一惊。正如妇科医生向一位刚刚分娩却又不明真相的妇女解释她身体里面发生的变化，向她描述她凭借神秘的力量完成的生育行为的生理过程时，这位妇女会大吃一惊那样；其实，创作的行为并非来自对创作法则的认识，而是来自一种不可思议而又神秘费解的力量，即使明白这一点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壮。一位妇女生育孩子无须懂得医学，一个男人陷入恋爱无须熟谙爱情心理学，一个男人……无须了解愤怒的构造。
钢琴家卡米耶·圣桑69
圣桑在昨天音乐学院演出的莫扎特《协奏曲》中弹奏钢琴。散场时，许多人感到失望却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失望，他们将之归结为各种原因：他弹得太快，他弹得太生硬，他选错了曲目。而真正的原因却在于：他的演奏确实很美。其实，唯有真正的美不会迎合浪漫想象的期待。其他的所有一切都符合美的理念：令人艳羡的技巧，对平庸的迁就姑息，飘飘欲仙的性感，大放异彩的戏剧夸张。然而，有史以来经由永恒的友谊与真实密切相关的美根本无法支配所有这些魅力。自从美出现在众人面前之后，又有哪些失望不是由美而引起的！一位妇女前去观赏一幅杰作时心情激动，仿佛她刚刚看完一篇连载小说，请教用纸牌算命的女人，期待她的情夫那样。然而，她却在一间不太明亮的屋子里看见一个男人坐在窗户旁边做梦。她等待了片刻，想看看是否还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东西，比如透过林荫大道的衬格纸看见的那种情景。即使虚伪会让她闭嘴，她也会在心里嘀咕：“伦勃朗的《哲学家》也不过如此？”
圣桑的表演中没有弱音演奏的乐段，听众也许难以忍受的那些持续的弱音演奏乐段被令人振奋的强音乐段恰到好处地打断，如果没有这些和弦无数次在片刻之间从上到下抓挠您的神经，您就不会感觉到任何强音乐段像冲浪那样抽打您的胳膊和大腿，钢琴家身体的这些起伏、脑袋的这些摇晃、发绺的这些颤动将音乐的纯洁与舞蹈的快感融汇一体，向女听众的想象，向她的市井好奇心，向她的感官述说，带着一种快乐的成分和一种热情的理性为她的回忆提供背景，为她的叙述提供素材。圣桑的演奏中丝毫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是一种王者的演奏。因为国王不会头戴金冠，坐在奴役抬着的轿子上前行。伟大的国王就像伟大的喜剧演员，他们通过行礼致意、微笑、伸手、请人入座、应答的仪式来显示自己的身份。而暴发户却故作高傲，江湖骗子则装腔作势。然而，国王是如此自然地高贵和优雅，他的高贵并不比橡树的那种高贵更让我们惊叹，一如他形同玫瑰枝茎的优雅。所有的夸张或庸俗，本能自发或后天学会的无礼举止以及形体动作都被完全剔除直至最简。伟大演员的表演更是让人一览无余，因此他对观众的吸引力远不及一个老练的演员。因为他的动作和声音如此完美地将所有令他困惑的精华或糟粕处理得彻底干净，仿佛那只是一泓清水，犹如一面只能让人看见远处的自然物体的玻璃门窗。圣桑的演奏所达到的就是这种清纯，这种透明。我们无法透过一块彩绘玻璃或一盏舞台脚灯去窥视莫扎特的《协奏曲》，那就好像将我们与我们的桌子或我们的朋友分开的空气，这空气是如此的纯净，以致我们根本无法注意到它的存在。
当然，他的演奏成就并不令人惊奇：他曾经谱写出自贝多芬的交响曲以来最美的交响曲和许多歌剧，对他来说，演奏莫扎特的协奏曲又算得了什么，那只是小事一桩，一种消遣而已。然而，这在我们却是一桩大事。因为在我们看来，人类的行为不像紫罗兰的花朵，一旦凋零就不再对小小的植物有任何用处，它既不会让其他盛开的花朵因此而变得更美，也不会推迟它们的凋谢。我们宁可将人类的行为比作树木增长的年轮，日益衰老的树木让未来的树枝从土壤里冒出头来，让树木长高到与它的枝条逐渐平齐，就像幼小的马匹雪白的小牙齿一颗挨着一颗地排列在它们的大嘴里，明白无误地告诉饲养员它们的年龄和它们的实力。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人类行为。正如支撑着高大栗树的最古老枝条上最娇嫩、最新鲜的那朵花，最微不足道的人类行为也会让人感觉到从前的行为，后者就像祖先和德高望重的担保人，给予这种行为以巨大的权威和有力的支持。因此，当圣桑像音乐学院的孩子们那样，坐在莫扎特的协奏曲面前，简单朴素地演奏这首协奏曲时，没有丝毫来自C大调交响曲的美好灵感，没有丝毫《亨利八世》的悲伤曲调，没有丝毫《参孙与达莉拉》的优美合唱，没有丝毫对巴赫的创造性改编，这里只有围绕着音乐家的合唱团，它就像缪斯合唱团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缪斯向她们供养的天才微笑犹如他灵魂中的圣火，向我们的灵魂播撒魅力、热情和尊敬。
巴黎形象：卡米耶·圣桑70
一个古老的传说这样说道：“那是一个精灵，一个聪明的精灵。作为音乐和歌曲的精神国王，他拥有全部的秘密，每当人们试图接近他的时候，他早就逃之夭夭，跑到最遥远的地方，永远让人无法捉摸。”当他谱写《阿斯卡尼俄斯》71时，人们在法国寻找他，可他却在卡纳利群岛。今天晚上，他将躲藏在一位可爱的已故音乐家的名字后面让这位音乐家复活，以此避开我们对他的景仰。他现在是否还要从我试图攥住他的思想中逃脱，就像一个消失不见的小淘气那样，仅仅在我的手掌中留下“一阵风”呢？
这个精灵从音乐中得到灵感，具备极为敏感的天赋——姑且撇开诗才和琴艺不论，您只消看一眼《阿斯卡尼俄斯》中的诗才，或《参孙与达莉拉》中的琴艺——正如居斯塔夫·福楼拜、阿纳托尔·法郎士那样，他喜欢将之隐藏在伟大音乐家的丰富宝藏和技巧学识底下。因为没有人能够更好地把握这个著名的观念：“风格美，由无数真实构成各种关系的风格美所蕴含的所有精神美……也许要比起话语本质所由构成的精神美更加宝贵。”
他懂得如何让一种古老的样式焕发青春，从其词源的意义上把握每一个乐句。他从贝多芬、巴赫那里借鉴他们的美雅，换句话说，在他最美的一个改编曲目中赋予巴赫本人不曾有过的美雅。
拿和弦作画，靠形象编剧，因风格名垂千古；用音阶留住无数的虚构想象和创作天赋，就像别人运用委婉曲折的旋律所做的那样，驱使音阶围绕着思想奔跑，犹如古老的常青藤让古迹免遭坍塌；以古风的名义将其高贵的文字留给现代；为了学术性、独特性、崇高性，逐渐赋予一个共同目标以别出心裁的想象和表现的价值，让古风变成一种精神特征，一种普遍观念，一种文明缩影，一种种族精华，一种从器具中喷涌而出或从天而降的天才特征；赋予一首序曲，《亨利八世》序曲72以英国风味，赋予安·博林与亨利八世的二重唱的一个场面以夫妻情调，赋予《当您唱起斯格佐那》的合唱以那不勒斯的明媚，在《阿尔及利亚组曲》的一支进行曲中嘲弄艺术，在歌剧《阿斯卡尼奥》中倾注文艺复兴时期的金碧辉煌风格；最后，为了让人们理解一种宗教，仇视一个暴君，怜惜一个女人，看见爱神，听见永恒，他借助于甚至不属于音乐的音乐语言资源，就像一个天神和魔鬼那样乐不可支地在音乐中主宰世界，在和声中主宰音乐，用管风琴的宽广音域来弥补钢琴的狭隘，这就是这个音乐人文主义者熟练灵活、令人困惑、既像魔鬼又像天神的演奏，他每时每刻都在这个似乎属于传统、模仿和知性的有限领域中闪耀着创意和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