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胡适的“微妙关系”

我的爸爸李鼎彝出身北京大学国文系,他在五四运动后一年考进北大,在校时间是1920年到1925年,那时胡适正在北大文学院教书,是我爸爸的老师。但我爸爸在学问上比起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来,并不出色,胡适对他并没有印象。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京,我爸爸失了业,想找胡适帮忙,可是胡适没见他,也没帮忙。

我跟胡适的关系与我爸爸完全无关。我在小学就知道胡适的大名,在初中时,从陈正澄那儿借到《胡适文选》,从此才深受他的影响。1952年10月1日,我在台中车站递了一封两千字的长信给他,那时我才十七岁。1954年,陈世熙在台大办《这一代》杂志,拉我写稿,那时我还念高二,就写了论《胡适文存》的文章。文章写好,他们顾忌,没有用,就还给了我。过了两年,陆啸钊办《大学杂志》,他不在乎,遂拉去刊登。刊登后近一年,有一天我的女朋友罗君若忽然提议,说:“何不寄给《自由中国》?他们一定登!”于是我删了一部分,她代为抄好,遂改登《自由中国》。这是我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文字。刊出的时间是1957年3月1日。此外我在《中央日报》已前后发表过一些有关胡适的文章。

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

除了那一次长谈外,我跟胡适只小谈过三次,一次在台大医院、一次在台大文学院门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写信,并无实际来往。他一共写过三封信给我,又写了一幅字,送了我照片和书,在我穷困之时送了我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蛮值钱)。

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间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播种者胡适》虽被外界视为卫护胡适的文章,其实因为直言无隐,胡适本人看了,并不开心。据杨树人回忆,已言之凿凿。再据钱思亮告诉我,胡适死后,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适读了《播种者胡适》后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适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本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三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一个人常常为知道太多、说了真话而付代价,不是吗?

在笔仗时候,国民党的刊物就首先推断,“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并说李敖是“被胡适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学宗》第三卷第二期),其实全是笑谈、全无此事。但是这种我与胡适关系不简单的传说,却没有停止,见之于文字的,以郑学稼的最为明确。

笔仗后九年(1970年1月),郑学稼印行《中共兴亡史》,在书中说:

由《播种者胡适》一文中所泄露的非一般人所知的事,如“九一八”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们赞成中国实行独裁制;胡适“退回政府送他的六万美金宣传费”(后来证明无此事),这说明胡适或胡适派,和该文作者的微妙关系;到后来证明该文在发表前,曾交胡适阅过。

事实上,我跟胡适既无“微妙关系”,我写“该文”,胡适也全不知情,什么“曾交胡适阅过”,全是造谣。至于其他的事,早在笔仗当时(1962年7月24日、26日、28日),郑学稼在香港《天文台》上发表《我控诉》,就这样说过: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裁,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家》那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走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工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日前死了,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1987年7月27日

《胡适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