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与小人
《论语》中经常出现“君子”一词。“君子”原意为有地位的人。一国之主被称为君主，一村之长被称为里君。在儒教看来，即便是没有地位，但若是“有德之人”，同样可以称为君子。
即便是在野之人，能以国家之责为己任，亦为君子。并且，《论语》中也有多处“君子”既可解释为在位者，也可以解释为有德才之人。
此前所提到的“君子不器”被当作儒教轻视技术的证据，也被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的元凶。然而反复斟酌便可作出此番理解：不为君子便可为器。其中有管理者不宜为技术者之意，然而必须开阔视野，不能仅限于某一具体领域。
不在位之人便可专攻器，这仍是对技术的轻视。“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中的“君子”无疑是指为政者。如果解释为，民间有才德之人必须自重，便讲不通。
君子的反面是“小人”。论语中便多处出现君子与小人对比的句子，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篇》）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篇》）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篇》）
这些句中所谓的“君子”应理解为有才德之人，而“小人”便是才德浅薄之人。同时也可以把“君子”理解为为政者，“小人”为被统治者。曾有一段时期，在中国，“小人”指奴隶，但在此这样解释便不甚恰当。
《论语·雍也》中有下列名句：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既有君子之儒，也有小人之儒。根据古注解释，此处的“君子”指有才德之人，这些人的儒之根本极为明确，而才德浅薄的小人之儒“则矜其名”，只是为了贪图儒的名义。
伊藤仁斋认为，君子即为政者，而小人则是指不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力的“被统治者”。仁斋讲道：
君子、小人，以其关注的（或影响的）范围区分。君子之儒以天下为己任，抱济物之志。小人之儒，则独善其身，无及物之能。
由此可知，有无影响力也是区别小人与君子的因素。换言之，便是有无志向。安井息轩（1799—1876）的观点更为明确：兼善天下为君子之儒，独善己身为小人之儒。《论语·里仁》中另一个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名句：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所“怀”之物不同。所谓“怀”是指“牵挂”、“在意”。君子所思的“刑”指敬畏国家法律政令，而小人则只牵挂眼前的小惠。
对此，古注和新注的解释相同，而日本的狄生徂徕认为此句具有因果关系。
因为君子怀德，所以小人便可有安身之所。而且，君子对国家刑法心怀敬畏之意，因此小人便可追求眼前之“惠”（宽恕、恩赦）。
按照徂徕的解释，那么君子并非都是善人。如果将君子看作是为政者，那么为政者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仁慈的为政者能够以德治主义施行政治统治，因此人们便可安居于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残暴的为政者施行的是刑罚主义政治，这样一来，被统治者（小人）们为了从法网中挣脱，便希望可以得到宽恕和恩赦。
如果按照徂徕用为政者和被统治者来区分君子和小人，那么必然会出现“恶君子”和“善小人”。
孔子在六十四岁时，流浪于陈蔡之地，为衣食而忧。弟子子路腹中饥饿，问道：
君子亦有穷乎？
关于此句有两种解释：
①有才德之人也会穷困吗？
②位居高官之人也会穷困吗？
对此孔子作出下面的回答：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意思是，君子自然会有穷困之时，然而小人在穷困时便会自暴自弃，这便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那么君子在穷困之际，应当如何？上面的句子并未给出解答。
“固”除了“固然”，也有“加固”、“恪守”之意。在此，古注新注都取了“固然”之意。
——固穷（恪守穷困）
虽然现实中用到过这个意思，但在此讲不通。陶渊明（365—427）曾用过“固穷之节”一词。《饮酒》其十六中提到：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意思为，怀“恪守穷困”之节义，经历了极度的饥饿和寒冷。此处便不能将“固”解释为“固然”。杜甫（712—770）在诗中也曾提到：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胸怀大志，便不能对“固穷”发牢骚，感到厌倦。
陶渊明和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很自然地将此运用到了诗中，诗中“固”作动词也并非异常用法。因此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君子即便是面对穷困也能泰然处之，不会自暴自弃。”
因为是君子，所以不会自暴自弃。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不自暴自弃，所以称之为君子。而惊慌失措，所以为小人。根据面对事情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被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小人如果能不断提高修养，积德，也可以成为君子。儒教，正是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
在位者或以天下之责为己任之人为君子，而他者则为小人——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考虑一下：小人，即被统治者，这种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努力研究学问，得到认可后，便可成为统治者，即君子。
谁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7世纪初实行的“科举”制度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除了对发生叛乱地区表示惩罚而暂停其科举考试外，历代科举制度在受试资格上都没有任何限制。福建有从事烧畑农业的少数民族畬族，在一次采访中发现，该村中有一家门前竖着两个旗杆一样的东西，这表示该家曾出过举人。该家貌似是村长家，清朝时家族中曾出过两个举人，因此竖了两根旗杆。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也有受试资格。如果在考试中及第，那么便从小人变为君子了。
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了中华之民或诸夏之民与夷狄蛮戎的区别。文明的发达程度是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因素。治水总监督的中华之民鲧和工师共工，由于工作过失从而成为夷狄之民。如果夷狄的文明程度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那么便有可能成为诸夏。这便是以文明程度而非血统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文明史观。因此，历代史家对诸民族的身体特征都没有做过描述。
具体的经验主义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君子”也具有很大的负面消极作用——导致价值观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
科举考试中及第的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状指书卷，即考试答案。首席及第之人的答案放在最上面，因此为“状之首”。由于首席之人的答卷压在其他人的答卷之上，因此被称为“压卷”。前面讲到，当时还有在及第者身上下注的活动。
三年中方有一人可以成为状元，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中国老百姓对状元的感觉，就好比是江户时期老百姓对幕府大老的感觉。戏剧中，贫穷书生通过努力成为状元的故事情节，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原因便是，人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改变现实的理想。
科举之前，人们渴望成为“君子”。有志之人希望可以从“小人”嬗变为“君子”。儒学便是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的思想体系。它引导人们不要成为被统治的小人，而要成为统治者的君子。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儒者也作出了回答。
孔子曾感叹，他所处的时代“道不行”。他认为君子如果能够成为为政者或是为政者的候补，那么就应当努力成为改变“道不行”时代的政治家。他所期待的君子，并非置身于体制外施行改革的革命家，而是进入体制内部修正体制的改良家。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儒学便成为进入体制内部并取得官职的工具，被人利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孕育出了既非革命家又非改良家的体制派，儒教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如果孔子还活着，他一定会说：“希望看到我那个时代的儒。”
至于如何理解作为理想统治者的“君子”，我们应尽量利用孔子的语言来刻画君子的形象。《论语》中，虽然“君子”一词频繁出现，但却并没有形成关于君子应该如何与不应该如何的体系。
对于已经习惯了近代思维方式的我们来说，如果想要将“君子”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进行论述，那么就会将此设为一章，对君子展开彻底的论述。而《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似乎是随心所欲，不免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论语》的这种表达恰恰符合了中国的表达方式，与中国艺术也有相通之处。
正统的中国绘画，不采用阴影法和远近法。原因在于，不应固定事物的观察点。
从卷轴画和壁画来看便可一目了然。和读书一样，卷轴画要打开来看。假如画中有一个人物，那么首先出现在视线中的是画中人物的左手，而后才出现人物的正面。慢慢将画轴卷上时，最被卷起来的是画卷中人物的右边。
卷轴画是画在移动，而壁画则是观赏者在移动。两者同样都是视线不固定。
远处的风景或人物也都是慢慢过渡到近处，而不使用远近法。在画高塔时，绝不会在地上画出影子，因为一旦有了影子，视线便会被固定住。
北宋初期的画家李成（919—967）在描绘千里之外的远景时便采取了远近法，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追随者。他从建筑物的廊下眺望楼阁及远山，以此来构图，极大地偏离了中国美术的主流，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批判。他遭受非议的主要原因便是，将观赏者的视线固定在了一处。
文章刻画人物也与绘画有相似之处。假如要刻画一位大学教授，可以从站在讲台上、酒馆里、竞马场上、高尔夫场上等多个角度来观察。如果固定视线的话，写文章时便会束缚了手脚，难以全面形象地将人物刻画出来。
对于儒教理想中的“君子”，《论语》也是通过多个角度来刻画的。其方式之一，就是和“小人”进行对比。
开卷第一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继续写道：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是说，学问能够带来愉悦，对于做学问之人来说，即便别人不知道，或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也不发怒，这不正是君子所为吗？
君子不应发怒，这只是针对自己没有得到认可而言，该发怒的时候就应当发怒。
《论语·阳货》记载：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意思是：那些传播他人之恶者、身份低微而诽谤居高位之人者、有勇无礼仪者、果敢却不讲道理者，都是君子应当憎恨的对象。如果看到这样的人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就不能被称为君子。
与此相关，《论语·颜渊》中写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成”，完成之意，在此有援助完成之意。通常指成全他人的好事，不破坏别人的事，而小人却与之完全相反。“不成”不仅是不援助之意，还有故意妨害之意。
该句也对君子和小人做了对比。小人与君子正好相反，通常会妨害人实现美好的愿望，而且还会帮助坏人做坏事。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名句。所谓“举人”指起用、提拔。君子不因为别人的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别人的品德不好就否定他的话——强调了要打破固定观念。从“举人”的角度来看，此处提到的“君子”多指统治者。
该篇中以“君子”开头的句式较多。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只忧愁自己没有才能，不忧愁别人不了解自己。）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忧虑身死之后而名实不相称。）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依靠自己，小人依靠别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自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
以上各句根据具体情况，多角度地对“君子”一词作出了诠释。世上有无数情况，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通过以上描述，便可以勾勒出君子的轮廓了。《论语·阳货》记载：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是孔子所有门弟子中最勇敢的人物。孔子很喜欢他的性情，但同时也担心他会鲁莽行事。
性情直爽、充满自信的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自然希望可以得到孔子肯定的回答。
孔子深知子路的短处，便警告他，君子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惹乱子，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对于像子路这样的人，孔子便对君子如何发挥勇敢作出了解答。
由此看来，儒家的说教，至少从孔子本人的说教来看，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多处事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训诂到哲学
以上讲述了儒家从多个角度，对“君子”进行了阐述说明。下面以“仁”为例，作相同考察。《论语》中有百余处言及“仁”。
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是一个喜欢提问的门人。《论语》中“樊迟问仁”曾出现过三次。孔子对此的作答如下：
A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B 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 可谓仁矣。”（有仁德的人艰苦努力在前，获取在后，做到这些，便为仁了。）
C 子曰：“爱人。”（仁即为爱人。）
以上是孔子对同一人三次问及仁时作出的回答。对B作出的解释源于古注。新注的解释为：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古注的意思是，要想实现目标不要选择容易的方式。而新注的意思是说，要把困难放在前面，把享乐放在后面。
关于樊迟，在别处提到过“樊迟御”，据此可以推断该人为孔子的马车车夫。据说该人贪图安易，追求物质利益。《论语·雍也》中，樊迟在问仁之前，问到了“知”。孔子答曰：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此乃名句。似乎樊迟较为迷信，经常参拜鬼神。于是孔子告诫他：“对鬼神应抱敬而远之的态度，像你那样过于接近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同样是问仁，孔子对别人便作出了另外的答案。如，子张问仁
——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所谓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五种德目。
仲弓问仁
——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意思是说，出门与人会面，犹如接见贵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后半句应该不用解释了。
司马耕（牛）在《史记》中，关于言论提到
——多言之为躁。
而后，问孔子何谓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讱，谨慎之意。仁者说话不会随便。对于司马耕，此乃逆耳之言。
对孔子教团给予经济援助的富豪子贡，没有问孔子何为仁，而是询问“为仁”的途径。孔子答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想要对所居住的国家有所贡献，必须结交大夫中的贤者，与士人中的仁义之人成为朋友。）
问仁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直接问“何为仁？”也可以问“这样是不是仁吗？”门弟子原宪问道：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克（好胜），不伐（夸耀自己），不怨（怨恨），不欲（贪欲），可以称之为仁人了吧？原宪自然也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孔子答曰：
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解释：能够克制以上提到的四种不道德行为，实属不易，然而只是这样是否可以称为仁，我就不知道了。抑制有消极之意。孔子并不满足于只是不行不道德之事，而是希望有进一步提升道德的积极性。
关于仁，在孔子作出的所有回答中，以对颜渊的回答最为有名。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克制、战胜自己的私欲，复归并践行人间法则。一个人能在一天之中约束自己而按礼的要求去做，天下人就会把仁德的美名赠予他。仁是主体性道德，需要自身修炼，而不能依靠他人。）
自汉代儒教国教化以来，“儒者”们便专门致力于训诂。如前所述“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对此可以解释为：胸怀仁德，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丢弃。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便是到了夷狄之地，也不要被当地之人抛弃。当时主要是针对《论语》的成文习惯进行研究。在唐之前被称为训诂学。到宋代后，受佛教影响，儒者们已不满足于训诂研究。
诸多佛教文献，在被严谨地系统化后，构筑起了思辨哲学的巨塔。而儒教一贯以来将继承传统作为重中之重，所以唐代在思想层面上占主流的是佛教。中唐之后，为了与佛教对抗，儒教也开始向哲学化方向发展。韩愈（768—824）提出了《原道》、《原性》、《原人》的排佛道论，并指出儒教也应当树立思想体系。韩愈的门人李翱积极地吸收了佛教哲学，在代表作《复性书》中，比其师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儒教的哲学化进程。
而儒教的体系化和哲学化到了宋代后才真正实现。始祖周敦颐（1017—1073）及其门人程氏兄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创建了儒教体系。
他们主张“理”为宇宙的本源，并将此作为最高范畴，因此人们称该体系为“理学”。“理学”之集大成者是南宋朱熹。朱熹的思想体系被称为“朱子学”，逐渐成为了儒学的主流。
或许是受佛教的影响和刺激，朱子学的说教方式充满了浓厚的道教色彩。其中提到，世界充满了气，动态之气为“阳”，静态之气为“阴”。理将气看作是异次元之物，气为形而下，理为形而上，于是发展为二元化的存在论。
人间之理为道德，自然界之理为自然法则。朱子学对这两者未加以区分。同样为理，应究其根本。
朱子学提出“格物致知”。不仅要探索内在之理，还要探索外在之理。世间万物，应穷其根本，这属于彻底的主知主义。
朱子学的另一特征——绝对重视名教。它主张秩序是永远的真理，应该抛除私欲，不允许对封建秩序进行批判，这极大地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此后，科举以朱子学为基础，学问研究统一为清一色的朱子学。
“理”之上为绝对，因此理的秩序（三纲、五伦、五常等）被称为超越批判的理论。
对于“君子”和“仁”，《论语》是较为随意地对个别、具体情况展开的论述。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其中有前后矛盾之处，因此不能成为体系基础，但同时也显示了儒学的豁达与开朗。相对于此，朱子学对儒学进行了严格的总结概括，使其系统化，同时也导致儒学被束缚住了。
朱子学具有思辨主义、主知主义、道德主义、严格主义的特征，与具有战斗性的佛教和老庄思想相比，具有护教性。
孔子教之道
虽然朱子学符合了为政者的需要，但是被接受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朱熹身为南宋官僚，难免不被卷进政治旋涡。当时南宋朝廷中，宰相赵汝愚和韩侂胄（1152—1207）分为两大派系。朱熹属赵汝愚派，他研究的学问被视为“伪学”而遭禁，其门生也遭到迫害。这就是有名的“庆元伪学之禁”。庆元为当时的年号。“伪学之禁”的解除在朱熹死后两年，是韩侂胄为赢得民心而采取的政策。朱子学逐渐被完全解禁，并传播开来。由此可见，朱子学并非一开始便是迎合为政者需要的。
朱熹对儒学作出的经典阐述，在元延祐二年（1315）被列为科举考试的指定科目。虽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时期科举制度被一度废止，在此后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到了明代，朱熹的《四书集注》也为科举所用，朱子学的官学色彩逐渐浓厚。将学问作为立身出世的道具——这是朱熹最不齿的，但很具有讽刺性的是，他的学问却为科举所用。
明代王守仁（1472—1529）提出了理即为忍耐心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号阳明，因此他的研究体系也被称为“阳明学”。朱子学为思辨式渐进思索，提高知识积累，主张“格物”，即洞悉世间万物。理学除自身外还包括外界事物。而阳明学强调“心即理”，良知存在于人的内心，应当释放出来。阳明学提倡“行知合一”，重视行动。
用佛教语言来形容，朱子学为“渐悟”式，阳明学为“顿悟”式。
阳明学与朱子学一样，都将“理”视为最高，皆为“理学”，但其实质与训诂学完全不同。朱子学在官学化后，便丧失了其精华，因此有人认为阳明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总之，作为与官学相异的阳明学，其性质是反体制的。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被作为官学，阳明学者佐藤一斋（1772—1859）曾在昌平黉讲授朱子学。熊泽蕃山、大盐中斋（1793—1837）、佐久间象山（1811—1864）、吉田松阴（1830—1859），甚至西乡隆盛（1827—1877）等具有阳明学倾向的人物，都是反体制的。其中大盐中斋甚至一度掀起叛乱。热衷于王守仁《传习录》的吉田松阴，其阳明学倾向为松下村塾的弟子所传诵，在高杉晋作（1839—1867）等人的自作诗中提到：
王学振兴圣学新，
王学即王阳明学。
然而由于日本的阳明学为非官学，没有发展为明确的学派，因此大多追随者也没有自称为阳明学徒。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儒”的流派。
“儒”在先史时代是以巫师、祈祷师的形式出现的。
孔子出现后，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最有实力的思想学派之一，儒教被认可时可以称之为“原始儒教”。
进入汉代，“儒”在为政者的保护下，成为国教，之后朝着“训诂儒教”的方向发展。
到了宋代，“儒”朝着系统化方向发展，朱熹为系统化的集大成者，当时为“思辨儒教”。
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未曾出现过实质性中断。无论是训诂儒学还是思辨儒学，都继承了先史时代原始儒教的祭祀制度。
对鬼神敬而远之的原始儒教时代，脱离了充满鬼神的太古世界，进入了人性世界，虽然与鬼神保持了距离，但并没有放弃对鬼神的敬仰。孔子所重视的礼乐就是为祭祀而定的制度。
训诂儒教致力于本质性地、正确地继承和传播儒学，对于祭祀自然是精心地诠释和传承。
思辨儒教提出“理”为绝对，而“理”的内容中也包含哲理。礼乐的表现形式祭祀也是备受重视。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以及孔子，皆为圣人，被视为绝对。其中周公之前的人物都处于传说时代，圣人像不清晰。如，尧与舜便极其相似。禹之后出现了世袭王朝，形象也大致相同。武王继承了文王所创下的业绩，灭殷后建立了周王朝。文王在周朝建立之前去世。武王高举文王的牌位攻陷了殷。周王朝创立后，武王之弟周公制定了文物制度。因此可以说，周王朝是由文王、武王和周公三人所创立的。
圣人中，唯有孔子既非天子，又非王朝创建者或有功之人。并且距离现在时代最近，又留有著作，因此他的形象最为清晰。朱子学标榜“回归孔子”，将儒学的中心由原来的五经改为四书，便是其回归的环节之一。
诗、书、易、春秋、礼、乐为六经，诗、书、易又称《诗经》、《书经》、《易经》。秦始皇焚书时，《乐经》亡佚，汉武帝时期曾设有五经博士。称《周礼》、《礼记》为礼，因此“六经”一词一直沿用。
《礼记》中有《大学》、《中庸》两个篇章，自六朝起，对这两个篇章单独作注，逐渐成为了单独的书名。宋代后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五经是由孔子编集而成，其内容并非孔子个人的言论。《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的主张言论。《孟子》是另一位儒学哲人的言论。与五经相比，朱熹更重视四书，这反映了对孔子及其继承者的重视。朱熹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因此朱子学又被称为“孔子教”。
孔子为圣人之一，但较之圣人系谱中周公之前的诸位圣人却大不相同。周公之前的圣人“遥不可及”，称他们为圣人，是出自孔子之口。与形象模糊的圣人群相比，孔子才是“圣人中的圣人”。在朱熹看来，孔子是绝对存在的。
儒之传入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儒教传入日本的情况。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记载，儒教经典在庆神天皇时代传入日本。《日本书纪》中提到，阿直岐是百济王派到日本国的使节，由于他熟读经典，于是被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翌年，王仁到达日本。《古事记》中称王仁为和邇吉师，他带来了十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据《日本书纪》记载，当年，即庆神天皇十六年，百济阿花王去世，有朝鲜文献旁证，该年为公元405年。
关于儒学传入，一般认为纪记的记载不可靠。日本史学家认为熊略纪之前的记载的可信度都不高。开篇为“天地玄黄……”的《千字文》为梁汉武帝命周兴嗣所编写，因此《千字文》应出现于6世纪前半期，而不可能在405年被传入日本。
另一种观点认为，《千字文》的真书是由魏朝钟繇所创，由周兴嗣临摹。之后，东汉章帝（75—88年在位）所写的部分《千字文》章节，被作为第一篇历代帝王法帖收录在《淳化阁帖》中。如同日本的伊吕波歌，将不重复的一千个字按照四言形式，编成二百五十个句子，用作启蒙教育。日本的贝原益轩也曾试着创作出了《千字类合》。庆神天皇十六年传入的《千字文》或许是周兴嗣之前的同名之作。
佛教的传入也是如此，将经典或佛像献于朝廷的时间作为传入时间，过于形式主义。
随着与朝鲜半岛的往来日渐频繁，通晓文字且熟知儒教经典的人也来到日本，他们的身份多是私人讲师。
从江田船山和稻荷山古坟出土的刀剑铭文，经考证被认为是5世纪中叶之后到6世纪之间的物品。大约在4世纪左右，外国人将文字记载的儒之思想传入了日本。这好比是日本在懂得人情世故之前，就已经接受儒教思想了。也或许在这些列岛上的原始风俗及思想中，就渗透着儒家思想。然而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不光是儒教，还有道教。4世纪，中国盛行道教。太平道在黄巾之乱中被镇压，于是改变了存在形式，潜伏起来。五斗米道被魏降伏后，受到了优待。外地人的驻扎地——朝鲜至山东半岛——是盛行道教的土地。传说欺骗秦始皇的徐福便是出身于山东的道教系人物。
日本固有的风俗和思想中，在开化之前就混杂了“儒”和“道”的成分。
然而，从历史记录来看，可以表明受到了儒家影响的是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日本为了实现建设律令国家的目标，开始重视儒家。
空海曾就读的京师大学堂，便是以培养律令制官僚为教育目的，儒学文献被作为了教材。
然而日本采用的形式不同于中国。例如，与唐朝学制相比，日本将《老子》从教材中排除掉了。唐朝皇室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因此道教的地位较为特殊。宫中行事也皆以道教为先，其次为佛教。而在日本，老子则被完全摒弃。
日中在儒教上的差别在此不作赘述，简单概述几点：
在中国，经常讨论“儒”是否属于宗教这一问题。至今仍是争论的热点。从重视祭祀，具有“天”、“天命”的神学概念来看，“儒”应被认为属于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儒”作为伦理道德思想，具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思考方式，因此有人认为“儒”具有非宗教性。前者称为“儒教”，后者称为“儒学”。
在日本，以汤岛圣堂为代表，虽供奉孔子，然而却并不将“儒”作为宗教来看。关于“儒”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在日本近代几乎从未被讨论过，“儒”的非宗教性不言自明。虽然也用到了“儒教”一词，但是所谓的“教”不过是等同于教育、教训的“教”。
儒教被作为学问教养传入日本，但是却未渗入到生活中。因为要渗入到生活中，必然包含宗教的因素，而儒的宗教性因素中重要的部分是对上天和祖先的祭祀。
祭祀祖先分为多个阶段。在日本，亲属类别根据法律明确规定，而在中国则是根据现实的称呼来表现，绝不允许出现混乱，因为这与祭祀有着重要的关系。
在亲属称呼上，日本简单分为“おじ”、“おば”、“いとこ”。而在中国，称父亲的哥哥为“伯父”，称父亲的弟弟为“叔父”。这关乎祭祀的顺序。称母亲的兄弟为“舅父”。在日本，舅表示丈夫或者妻子的父亲，而在中国，舅表示“岳父”或“岳丈”。称父亲的姐妹为“姑母”，母亲的姐妹为“姨母”。称父亲姐妹的丈夫为“姑父”，母亲姐妹的丈夫为“姨丈”。父亲兄弟的妻子为伯母或叔母，也称“媪”、“婶”。母亲兄弟的妻子既可以称为舅母，也可以称为“妗”。
日语中“おじ”一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伯父、叔父、姑丈、舅父、姨夫等，这些称呼必须一一分清。小时候，如果称呼错了，便会被骂为“蕃”。蕃指不知礼节的野蛮人。
日语中的“いとこ”，在中国则表示为“堂兄”、“堂弟”，女性则表示为“堂姐”、“堂妹”。这仅限于父亲兄弟的孩子。对父亲姐妹的孩子不这样称呼，对母亲一方的亲属也不这样称呼。“堂”表示家，阳系即嫡系的兄弟姐妹冠以“堂”字，此外的兄弟姐妹则称为“表”。如“表兄”、“表弟”、“表姐”、“表妹”。
我出身于亲戚众多的家族，经常会在称呼上出错，因此常常被骂作“蕃”。于是便问父亲该如何区分这些称呼时，父亲回答道：
这大概是历史上传下来的。对于“外戚”，都称以“表”。
简单说来，同姓的称为“堂”，异姓的称为“表”。
在中国也有同姓之间不婚嫁的大原则。然而法律上并未作限制，近来也有同姓之间通婚的，但在守旧的人看来，这也是“蕃”。
父亲的姐妹结婚之后，她们孩子的姓与自己的不同。因此称他们为表兄弟或表姐妹。
麻烦的是母亲姐妹的孩子。我的母亲不姓陈，姓苏。母亲没有姐妹，如果有，就要和苏姓以外的人结婚。如果与姓陈的人结婚，那么所生下的孩子也姓陈，和我的姓一样。然而也应该称他们为“表”。虽然是同姓，但也不能称“堂”。
在中国，牌位被称为“神主”。其中大多供奉的是五代之上（有的是七代之上）祖先的名字。供奉同样祖先的兄弟姐妹为“堂”，其他则为“表”。
儒教极为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因此在兄弟姐妹的称呼上十分严格。虽然父方和母方的血缘关系分量相当，但是却不允许称呼上的混淆。
儒教虽说被传入了日本，但是其中的祭祀部分却被摒弃了。汤岛圣堂及闲谷学校中虽供奉孔子，但也不过是一种礼仪。
从“おじ”、“おば”、“いとこ”上未加以区别，便可看出儒式的祭祀没有传入日本，并且在日本没有同姓不嫁娶的传统。
中国在法律上对同姓嫁娶未作出过限制。然而韩国在法律上严格限制同一籍贯同姓间的通婚。众所周知，韩国姓氏的数量有限，尤其以金、李、朴为多。金与金之间不能通婚，自然会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同为金姓的人，如果籍贯不同便可通婚。恋爱之前必须先确定对方的姓氏和籍贯。如果出现同姓同一籍贯的人相爱，该怎么办呢？现实中此类情况并不少见。这样的恋人即便结了婚，女方也不能上户口。据说在韩国像这样不能上户口的未婚母亲和单亲孩子很多。
由此可见，儒教在传入朝鲜时是完整存在的，但向日本传入时，其中的祭祀部分便被摒除了，只吸收了其中的伦理、学问和教养。因此，关于日本的儒教是否为本来的儒教这一问题便很值得讨论了。